叶挺将军牺牲后的一些事

叶挺将军牺牲后的一些事叶挺将军牺牲后的一些事一、叶挺空难事件真相。

1946年4月8日，出席重庆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等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同机的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和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子阿九、其女扬眉以及4名美军驾驶人员。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进行的和平谈判后，与叶挺、邓发一起乘飞机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中，因气候恶劣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4月19日延安3万多群众在延安机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

毛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和《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词。

这是为“四八”烈士送葬行列。

1998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作者是顾逸之。

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工作，1946年“四八”空难期间，他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

“四八空难”发生后，他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

他给中央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

第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

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当时在飞机残骸中还发现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不可能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

各方表明，必定是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

但是当时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党中央为促成国共合作，表现了极大的真诚以争取和平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不留给国民党留下借口，在新华社当时发布的消息中说“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

而“四八”空难的真相也就长期的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谜。

“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道明了真相，让此事大白于天下。

在1945年国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我党开展工作。

1946年4月，我党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

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飞机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

国民党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我党重要的领导人物，为了破坏我党的工作，打破国共两党谈判的和谐氛围，制造事端以麻痹我党的谈判，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行动。

军统的头目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

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

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

于是这帮罪恶的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

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

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务懂得机修业务的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飞机上午准时飞离了重庆，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

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尽管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但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有偏低的。

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

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的影响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地作用了。

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飞机就偏离了航向，可见特务的磁铁发生了作用了。

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为一个资深的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在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

就这样，搭载我党我军众多高级领导的C-47在一个特意的阴谋安排下发生了事故，多年来其真相鲜为人知。

二、叶挺下属军官的最后结局。

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在肇庆独立成立了一支虽然在建制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却完全由中共独立领导的军队。

它就是由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2000余人的第四军独立团。

1926年5月，它从肇庆出发，经过广州，开始了前期的北伐作战。

从那时起，在一年的时间内，以2000余将士的血肉之躯，开创了自己的辉煌业绩。

出韶关，首战汝城，攻克平江，拔除北伐大军北进咽喉门户的守敌据点，让天险，高山大江萦绕的汀泗桥，贺胜桥成为吴佩孚北洋大军的坟墓，敞开了通向武汉三镇的大门。

并在会同友军二次攻打武昌的战役中率先突破敌军重兵防守的武昌通湘门，让北洋名将刘玉春魂飞天外，闻风丧胆。

独立团也由是成就了自己在北伐中铁军的不朽声名。

武昌战后，武汉各界民众收敛了铁军阵亡将士的遗骸，把他们葬之于青山之下，并立碑曰：“无产阶级的牺牲者，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

”这一高度概括，不但写就了铁军将士为了理想，民主和自由解放，祖国统一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也从另一个角度概括了“一将成名万骨枯”的真理。

铁军从这时起，走上了辉煌的顶点，但也如那清秋的午后艳阳，在灿烂之后，逐渐黯淡了光辉，成为历史永远的过去……1926年9月5日，武昌城下，黄埔一期生铁军第一营营长曹渊率领敢死队向城头发起了攻击。

一代战将在枪林弹雨中，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终于和他的战友们倒在了武昌城下，近一营人的敢死队，仅以八人生还。

周子昆为连长的骨干连队原来编制九十八人，攻破武昌也只剩下了三十二名。

整个武昌一役，铁军阵亡将士几近两千。

但这只是铁军在走向辉煌时的必要牺牲。

从那以后，大革命失败，活着的铁军将士背负着时代的使命，在铁血铸成的崎岖坎坷道路上继续着艰难跋涉的历程。

但历史却很吝啬地不曾续写他们的辉煌，留下的只是尸骨，鲜血，死不瞑目的遗憾和惆怅。

除了上将周士第外，曾经写出辉煌战史的那位一代战将，最后也以出逃摔死，结束了这段悲壮、惨烈、沉重、终趋暗淡的历史。

武昌一役后，铁军升格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参加了南昌起义，一部在南下潮汕时战死，或散逸各地成为工农武装斗争的骨干；一部随朱德参加湘南起义，失败后上了井冈山。

除了个别人，大多开始了他们作为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历程。

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不堪屈辱罪责，出走欧洲。

抗战时回国，以民主人士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名义上的新四军军长，被借用了战将威名却没有实际的统兵之权，在困境中纵使三头六臂，即无力自救，也无力救人，只能作为政治和权术的殉葬品，“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

代团长，参谋长周士第，海南琼海人，黄埔一期，1924年入党。

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长。

南昌起义时任二十五师师长。

后转战各地从事革命，策动福建事变。

以军委干部团上干队队长职随军长征，任十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

八路军一二零师参谋长。

解放军十八兵团司令兼政委。

一营长、团参谋长卢德铭，四川宜宾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后任职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率全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

任职起义部队总指挥，文家市会师后，支持毛泽东进军井冈山。

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

1927年9月23日，在江西萍乡芦溪作战中牺牲。

二营长，团参谋长许继慎，安徽学生总会常务委员兼联络部长，1924年春入黄埔第一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在讨伐湖北叛军夏斗寅部时负伤，伤愈到上海参加中央军委的工作。

1930年到鄂豫皖，担任红军第一军军长。

1931年4月，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主政鄂豫皖后，任职红四军十一师师长。

稍后，任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红四军（一军改编）十二师师长。

在张氏提出“反右倾斗争，改造党的各级领导”的口号，排斥异己，排斥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斗争中，被假以‘反革命’罪名，于同年十月被处死于河南光山白雀园。

三营长毕世悌，朝鲜人，原名金勋，1919年来华。

1921年入云南讲武堂第十六期炮兵科，毕业后任职黄埔军校区队长。

1925年入党，参加北伐。

大革命后，相继参加南昌和广州起义。

“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1932年到中央根据地，参加长征，任以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的军委干部团参谋长。

1936年，以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职东渡黄河作战，于是役牺牲。

营长严子汉，湖北钟祥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考入黄埔军校。

1926年参加北伐。

1927秋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任中共荆钟特区书记。

1928年6月被捕，9月在钟祥西关就义。

排、连、营长周子昆，广西桂林人，1924年参加周士第任队长的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1925年入党，参加北伐。

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营长。

直至福建军区司令员，三十四师师长。

随中央红军长征，任五军团参谋长。

组建新四军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教导总队队长。

皖南事变时，在溃散隐蔽时，与项英一块，夜间，于岩洞中被军部副官，叛徒刘厚总杀害。

排、连、营长吴光浩，湖北黄陂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

1926年入党，参加北伐。

大革命后，参与领导鄂南和黄麻起义，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副总指挥兼二路军司令。

1928年4月返回黄麻地区，开辟鄂豫边根据地，任红军十一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

1929年5月在罗田滕家堡战斗中牺牲。

孙德清，副营长，安徽寿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

两次东征，并北伐。

南昌起义后，任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团长。

1928年回安徽从事兵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