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简析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王凤霞

摘要：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时乱时治，分分合合，各种思想观念的汇聚和碰撞，造成了魏晋“文的自觉”。因而探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典型的意义。

关键词：魏晋文学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中国文学与政治始终处于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之中，某一时期的文学必定离不开特定的政治背景。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命题，中国古代形成了三种基本关系：以“言志”说为代表的诗化关系，以“美刺”说为代表的批评关系和以“文道”论为代表的超越关系。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元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深于热情的时代。”鲁迅先生称这一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成教化，明人伦”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与“文”的自觉相对应的是“人”的自觉。虽然魏晋时期儒学仍为官方统治性学说，但其影响力已明显削弱。与儒家思想的式微相对应的是道家思想的升温和玄学的盛行，各种思想的汇聚与流行打破了汉朝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促进了魏晋时期个人的觉醒，这一切都促进了“魏晋风度”的形成。同时这一时期政治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从黄巾起义前后起，短短不足二百年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包括汉末大乱、天下三分、正始党争、晋承魏祚、三国归晋、太康之治、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晋室偏安、经略中原、南北分治、晋末大乱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疾病霍乱，导致死亡枕籍，民不聊生。政治的黑暗可见一斑。因而研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

一

汉末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社会动乱，战争惨烈，民生凋敝，官场倾轧，政治非

常黑暗。魏晋也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政治的高压造成了“魏晋名士”超绝孤傲，狂放不羁，个性张扬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因之与三代秦汉迥然不同，故而神韵独标，别具一格。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总的来说，如上文所提到的，以“文道”论为代表的文体论，开启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超越。

所谓“文道”论是指魏晋时期文人们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在探求文学的意义中使文学摆脱了政治的藩篱，文学不在依附于经学、哲学、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了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随着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社会开始普遍重视文学的价值，优秀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对文学理论的探讨接踵而至，蔚为大观，文学地位显著提高。魏文帝《典论.论文》云“盖文章者，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高到与国家大业同等的地位。陆机也从对宇宙和人生的高度探讨文学的意义，“观古今之须臾，扶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同时他还提出“诗缘情以绮靡”，“诗缘情”的观点，彻底颠覆了之前文学领域“言志”一统的局面，进一步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刘勰《文心雕龙.原逝》进一步明确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总结完善了“文道”之说。

“文道”论一改汉代的功利主义视野，从宇宙的存在和人生的意义来理解文学，认为文学的本体是“道”，文学与宇宙大道和生命意义相联系，从而使文学在存在意义上摆脱了对政治的依附，成为了超越政治现实的存在。“文道”论在理论上把文学与政治处理为超越关系，是文学在理论上摆脱了残酷的政治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魏晋文学与政治毫无关联，相反的，政治原因是这种超越形成的一个直接因素。汉末以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魏晋人表现出的是潇洒不群飘逸自得，而那个社会的真实却是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和种种阴暗，因此，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魏晋时期政权更迭，社会动荡黑暗，政治斗争残酷，大批名士惨遭杀害。儒家所崇尚的“礼义”种种理想已经土崩瓦解，名士文人对社会现实充满了恐惧与无奈。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都是对社会现实的逃避和与政治的疏离。

二

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是只呈现出一种状态，而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迁二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建安风骨“慷慨悲凉的政治参与

建安文学发轫于汉末大乱之际，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建安文人面对汉末的政治与文化浩劫，积极关注时事，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文人积极参与政治，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人生。曹操在《与杨德祖书》中慷慨陈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表达力建功立业的的或者理想。除三曹外，还有建安七子、蔡妍等为代表的诗人，这一时期的文学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积极用世、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人在继承了汉末文学生命意识和生命主题的同时，也更加关注社会人生，他们试图改变现实，建功立业，实现政治理想，这就形成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诗风。

正始之音：逃避中的思考与悲哀

曹魏王朝末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斗势的斗争异常尖锐。司马氏杀戮异己，翦除宗室屠杀倾向曹氏集团的文士，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恐怖时代，这一时期被鲁迅先生陈伟“最黑暗”的时期。许多文人士大夫都采取了避世自保的态度，政治理想的破灭使他们选择逃避政治，玄学开始盛行，穷究事理的理性精神开始流行。

正始诗人开始逃避政治现实，以哲学的眼光理性地观察现实，把现实中的个人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和历史的思考，作品词旨遥深，寄托深远，表达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人生悲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他们性情高傲，任性纵情，有意识地远离官场，远离政治，以求明哲保身。在政治高压下，正始文人唯有逃避方可求得人格独立，只有在隐晦的寄托中表达自身的理性思考与忧时忧事的悲哀。

太康诗风：依附政治的文学局限

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三国分立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社会状况也明显好转，一些文人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文学表现的范围变得狭

窄，缺少充实，激动人心的内容，作品更注重辞藻的华丽和形式技巧。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这一时期由于文人多依附于权门，这就使他们诗歌表现的范围受到极大的局限。相比正始时期，任诞之风收敛，个人意识逐渐减弱，文学创作与政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对现实的关注减少，开始注重情采词章。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等众多作家涌现出来，他们多以才华自负，试图通过诗歌辞赋来展示自己的才华，把创作的技巧放在艺术技巧、文辞藻饰上，形成了追求华丽藻饰，讲求声律对偶的繁缛诗风。

永嘉诗坛：隔阂与疏离

西晋经过太康、元康短暂的繁荣和安定后，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嘉年间，汉魏以来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纷纷自立，建立了十六国统治。晋室被迫南迁，在江南建立了偏安的政权，史称东晋。东晋偏安江南，朝中内讧不断，政局长期处于动乱之中，谈玄清议之风盛行，因此这一时期主要是“玄言诗”占据诗坛。郭璞的游仙诗，孙绰、许洵为代表的玄言诗，以及东晋后期陶渊明的田园诗，都有意识地与政治保持距离。虽然也产生了如刘琨《扶风歌》一类慷慨激昂，风格悲壮的诗歌，但没有对当时的诗坛产生太大影响。政治对文学似乎没有多大关注，文学对政治也没有多大热情，终于造成了文学与政治的隔阂。玄言诗、游仙诗的盛行和田园诗、山水诗的兴起和陶渊明为代表的一代诗风文风的流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田园诗、山水诗的流行也反映出东晋后期文学更加关注自然、关注人生、关注自我，这标志着魏晋时期文学开始更加注重文学本身，体现了文学自觉的进一步发展。

三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不同时代、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下都真实地存在，但有隐有显、紧密与疏散等多维表现样态，且任何一种概括都有其语境的具体指涉性和现实针对性。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伴随着魏晋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事实上，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都必然要受到政治的影响，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逃不出文学与政治的一般关系和普遍规律的范畴，但因为其特殊的政治形势而具有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史》

龚颖仪《诗意地栖居 : 从潘岳「闲居赋」看西晋时期人文不一现象》

李涛刘锋杰《被放大了的误读与想象——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新论》马衡《简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赵曾银董小琴《试论南朝文学与政治——教化的关系》

刘石泉《魏晋伦理的转变与魏晋文学的转型》

罗宏梅，王林《魏晋文学的特征》

宗明华《庄子与魏晋文学中的隐逸思想》

焦垣生，胡友笋《文学与政治关系言说的反思与重述》

卫绍生《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

陆贵山《文学审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