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正政治的关系

文艺与正政治的关系
文艺与正政治的关系

(普遍)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我国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许多名诗,关汉卿的《窦娥冤》,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外国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河德》,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列甫·托尔斯泰的《复活》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范例。即使象巴尔扎克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他还不是很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同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然而他的艺术成就,即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恰恰正在于现实主义艺术与反封建政治的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这正如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所说:“不管他愿意与否,也不管他同意与否,这部庞大而又奇特的作品的作者,在他不知不觉之中,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阵营

文学与政治同为公共性的社会活动,都必须借助于语言加以表达与传递,文学家与政治家拥有同样的激情来从事各种活动,这种种相似使得文学与政治并不能完全剥离开来。在谈及“政治家的文学”时,王蒙先生列举了曹操、毛泽东、秋瑾、丘吉尔、季米特洛夫等政治家、革命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并指出,宽广高远的政治抱负有助于开阔文学家的创作境界,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可以充实文学家的创作内容,使之得以摆脱纸上谈兵、无病呻吟的困境。在谈及“文学家的政治”时,王蒙先生列举了李商隐、韩愈、王安石、苏东坡、拿顶。戈迪默、海因里希。伯尔、略萨、加西亚。马尔科斯等人的政治活动。他认为,文学家具有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批判现实的姿态成为他们参与现实政治的强大推动力,但恰恰是道德理想主义使文学家与现实政治存在相对的隔膜。王蒙先生强调,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既可以相生相长、相得益

彰,同时也会互相产生负面影响,应该辨证地看待。

简析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简析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王凤霞 摘要: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时乱时治,分分合合,各种思想观念的汇聚和碰撞,造成了魏晋“文的自觉”。因而探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典型的意义。 关键词:魏晋文学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中国文学与政治始终处于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之中,某一时期的文学必定离不开特定的政治背景。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命题,中国古代形成了三种基本关系:以“言志”说为代表的诗化关系,以“美刺”说为代表的批评关系和以“文道”论为代表的超越关系。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元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深于热情的时代。”鲁迅先生称这一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成教化,明人伦”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与“文”的自觉相对应的是“人”的自觉。虽然魏晋时期儒学仍为官方统治性学说,但其影响力已明显削弱。与儒家思想的式微相对应的是道家思想的升温和玄学的盛行,各种思想的汇聚与流行打破了汉朝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促进了魏晋时期个人的觉醒,这一切都促进了“魏晋风度”的形成。同时这一时期政治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从黄巾起义前后起,短短不足二百年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包括汉末大乱、天下三分、正始党争、晋承魏祚、三国归晋、太康之治、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晋室偏安、经略中原、南北分治、晋末大乱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疾病霍乱,导致死亡枕籍,民不聊生。政治的黑暗可见一斑。因而研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 一 汉末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社会动乱,战争惨烈,民生凋敝,官场倾轧,政治非

文艺与正政治的关系

(普遍)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我国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许多名诗,关汉卿的《窦娥冤》,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外国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河德》,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列甫·托尔斯泰的《复活》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范例。即使象巴尔扎克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他还不是很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同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然而他的艺术成就,即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恰恰正在于现实主义艺术与反封建政治的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这正如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所说:“不管他愿意与否,也不管他同意与否,这部庞大而又奇特的作品的作者,在他不知不觉之中,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阵营 文学与政治同为公共性的社会活动,都必须借助于语言加以表达与传递,文学家与政治家拥有同样的激情来从事各种活动,这种种相似使得文学与政治并不能完全剥离开来。在谈及“政治家的文学”时,王蒙先生列举了曹操、毛泽东、秋瑾、丘吉尔、季米特洛夫等政治家、革命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并指出,宽广高远的政治抱负有助于开阔文学家的创作境界,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可以充实文学家的创作内容,使之得以摆脱纸上谈兵、无病呻吟的困境。在谈及“文学家的政治”时,王蒙先生列举了李商隐、韩愈、王安石、苏东坡、拿顶。戈迪默、海因里希。伯尔、略萨、加西亚。马尔科斯等人的政治活动。他认为,文学家具有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批判现实的姿态成为他们参与现实政治的强大推动力,但恰恰是道德理想主义使文学家与现实政治存在相对的隔膜。王蒙先生强调,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既可以相生相长、相得益

政治化文学思潮

(三)政治化文学思潮——批判运动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2、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 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4、文艺界的整风反右运动 二、胡风的文艺思想 1、对“五四”新文学的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支流”。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态度一直在坚持着五四的文学传统。 2、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认为:民间文艺不可能有民主主义的观点;应该“从社会基础相类似的民族移入形式。” 3、现实主义观点——与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分歧的中心 (1)现实主义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文艺上的体现,是艺术方法上的特殊形式。→此观点一方面体现了世界观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世界观指导一切。[而林默涵的观点则是主张方法论与世界观是合一的。胡风把一个作家分成感受世界和观念世界,前者是对世界的忠实,后者是世界观。 (2)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一个作家主体的敏锐的感受力,燃烧的激情、深邃的思想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最早胡风指的是作家主体的“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胡风认为,作家的创作过程是作为作家的主体与客观对象“相生相克”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的自我扩张、不断的自我斗争的过程。胡风长期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坚持,最终导致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悲剧。这里面固然有文学界内部的宗派主义在作怪,但根本原因还是将文学创作变为政治工具的“敌我政治”思维的结果。 –激进文艺实验的结果——样板戏 1)“样板戏”的基本结构要素: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历史故事;二是经过改造的古老戏曲形式(京剧)、西方古典艺术(交响乐和芭蕾舞);三是精细的艺术形式。 2)“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的特征:1、为对中心政治任务的宣传服务;2、两

论文:文艺与政治关系

从毛泽东诗词分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汉文0802 陈丽 20080001247 【摘要】 本文通过对毛泽东诗词文章等部分内容的分析,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 毛泽东;文艺;政治;关系 文艺与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的一对基本关系范畴。关于二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文艺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早期对文艺的见解和思想脉络,可以从他的文章著述、演说报告,特别是他的诗词创作实践的文风和艺术风格中找到线索。而完整、系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则主要地体现在下列著作之中:《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此外,还有若干通信、批示、按语和为报刊代拟的社论。上述著作中,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表述得最系统、最具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与政治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文艺服从于政治,而当时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是革命。先是抗日,接着是解放战争。毛泽东的诗歌几乎都是对当时政治的反映。 《清平乐·蒋桂战争》高度概括了当时的国内斗争形势。作者通过军阀开战与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力地生动地表现了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趋势。 作者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首词中所表达的心情是复杂的。1930年7月前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十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因此党内滋长了乐观而盲目的情绪。这首词以浪漫主义的笔触,写出了红军各路大军互相配合,讨伐敌人的浩荡声势。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全词画面雄奇,风格豪壮,生动地概括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全过程,堪称是一首壮丽的史诗。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创举,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论述长征意义时写道:“长征时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告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七律·长征》是记录长征这次伟大历史的无比壮丽的史诗。这首诗高度概括了红军长达25000里的行军,抒发了无产阶级领袖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首诗也是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最为辉煌的美学总结。 南京解放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标志着国民党以至几千年反动统治的历史彻底结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当家做主时代的到来。《七律·人民解

浅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浅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首先,我要声明,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与政治发生关系,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就更是如此.好了,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话题。 综观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当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这个经历了长时间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度里,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时代被炮火所轰碎,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时,文学作为始终不屈不挠地反映社会的变化的特殊意识形态,在新社会里却被一条无形枷锁所桎梏,这就是政治。 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建国之后著名作家创作普遍大面积滑坡,为什么作品中缺少了鲜活的艺术性,为什么没有再出现像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家,为什么中国作家始终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难道反映不出文学对政治的干预吗? 这些年每当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揭晓,总会在中国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躁动。有种声音颇具代表性,即国内的政治环境迟滞了一个文学盛世的诞生。是不是这样呢?曾为中国作家现为法籍公民的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在他的作品中曾经有如下的感慨,似乎可以窥见谜底:“出手的文学,要三思而后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得文学的风险”“这是一个没有战场却处处是敌人,处处设法却没法防卫的时代”。这反映出中国政治对文学的伤害在作家心中的深深的烙印。 那么,中国文学能否摆脱政治的束缚呢?可以说,直到今天,中

国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仍然没有停止;《蓝宇》、《天浴》等电影的被禁播,中国足球队世界杯铩羽归来却禁止媒体讨论,难道不能说明些什么吗? 所以我赞同“淡泊文学”的观点,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主势力的敌人。所谓“淡泊文学”是指恢复了本性的文学,区别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的文学。“淡泊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被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自救的文学,是一种非功利的文学。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文学的本性

艺术与经济的关系

艺术与经济的关系 【摘要】经济影响艺术,这是不辩的事实。经济的迅猛变革推动了艺术的快速发展,经济对艺术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强化,艺术与经济的交融渗透进一步深入,艺术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有力地促进了国家文化教育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正确把握艺术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对于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艺术与经济文学艺术文学艺术的演进 照以往惯用的理论和习惯的看法,最易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艺术活动截然分离。因为艺术活动是以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为目的的;而经济活动则将满足人类的实用需要为出发点。就是说,艺术所从事的是满足于人类精神需要的“精神生产”;而经济活动则是为满足于人类物质需要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不少现行的教科书就是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实践”理论做出了看似明了的上述划分。 的确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都十分鲜明地指出;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人类诸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尽管我们也知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但何者为第一性、占主导地位仍勿庸置疑。也因此,艺术,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虽有其显著的特殊性,却归根结底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 以下我们将对艺术与经济的关系运用思维的方式进行试解。 艺术是属于上层建筑,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是指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则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即思想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以及与这些观点相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即政治上层建筑。毫无疑问,艺术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因此,社会精神现象好政治现象及其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言而喻,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它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经济基础对文学艺术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着文学艺术的内容。文学艺术作品所揭示的各种社会关系,表达的各种观点、倾向、思想情感、审美趣味,再现的社会生活的

李先明文学与政治发表会精选版

李先明文学与政治发表 会 Document serial number【KKGB-LBS98YT-BS8CB-BSUT-BST108】

“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 研讨会综述 李先国 ? 开幕式 2011年10月15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主办, 苏州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的“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来自日本、美国,以及 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等研究机构与高校的60多位专家学者 参与了会议。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王建力 教授在欢迎辞中介绍,绍兴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现代的绍兴是中国快速发展 的一个缩影。因此,今天的绍兴是一个古老与现代并存,宽度与深度并重的城 市,绍兴文理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发展前景良好的充满活力的地方高 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学科,举办文艺理论会议可以 促使该学科加快发展。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在 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学对 政治具有强烈的反作用。77岁的我国着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首 先指出“文艺与政治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随后又强调文艺不应该为政治服 务、成为政治的附庸,文艺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的自由”,推动社会的发 展。王元骧教授精辟的见解为整个会场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在随后的大会 主题发言和小组讨论中,专家们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理论关系”、“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经验”、“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政治化观照”、 “从政治角度重释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等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与探讨。

文学的政治性

论文学的政治性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刘婷婷 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的的指导方针。将文学与政治相结合。从而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学一直具有浓厚的政治性。本文探讨了中国文学具有政治性的原因及文学政治性的利弊,从而得出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政治性辩证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了文艺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后来将讲话整理成文,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解决了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等。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从《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毛泽东将文学与政治相结合,以文学的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观念。使文学具有浓厚的政治性。 《讲话》提出的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传统的文学就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 一、中国传统文学具有浓厚的政治性 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和政治密不可分。先秦时期的文学有很浓的巫术色彩,是用来维护周的统治。《诗经》中的作品,最初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实行教化的工具。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成熟的《左传》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褒贬。《左传》维护周礼,维护周的统治。孔子也提出要“学以致用”,即学到的东西应该用于实际,服务于社会。两汉时期的大赋,大篇幅的文章来展示汉朝的地大物博,赞美汉朝的统治者。 中国的文学之所以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笔者认为有一下几点原因: (一)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中国的上乘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大多是士大夫阶层的官僚知识分子,有些甚至就是皇帝,最高统治阶级。从夏商开始,中国文学的创作的担当者就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巫师,《礼记·表记》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了两汉时期,政府录用人才主要通过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有文采的文人得到重用,而所谓的文采就是看的谁的文章对统治者有用。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及以后的科举,都给中国的士大夫们提供了很多出仕的机会,这就使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学绝对不能从属于政治,沦为政治的工具,而必须独立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朱晓进把二十世纪称为非文学的世纪。历史的教训让我们对这一点有着异常警醒的认识,但我们也同样该承认,文学无法回避政治,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作家与利维坦》中提出的,政治侵入文学领域,是总归要发生的事。这是因为,当我们面对世界上大量的不公和苦难而产生一种内疚感和负罪感时,我们不再可能对生活持有纯审美的态度。即使有人说文学与政治无关,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因此,我觉得只有承认了以上两点,才具有阐释这个问题的条件。 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认可乔治.奥威尔以及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观点。“使政治性写作成为一门艺术”,这是奥尔尔文学观的核心观念,也是他在创作中实际追求的目标。他在《文学与政治》这本书中提出所谓的文学独立于政治,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无涉,而是在表达一种政治理想:那就是摆脱各种外来的与内在的控制与压迫,进行文学写作上的自我选择。同时他强调,“你越是不加回避地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越能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不受损害。”此外,虽然奥威尔一直在强调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和文学对社会与时代的积极介入,但他认为“信奉任何政治教条,都跟诚实的文学不相容”,明确反对作家对于政治政党不加分辨地简单依附,强调作家的自主定位、自我选择和自由诚实的写作。 帕慕克继承了奥威尔对于这一问题上的大部分观念,而他对奥威尔的超越之处在于对“文学政治性”的理解上。奥威尔认为“文学的政治性”仅限于“作家的政治动机、政治意识”层面,而帕慕克则认为:文学中的政治性,只有作家对异己之人的书写中才能表现出来,最具政治性的小说是没有明显处理地处理任何政治主题、事件、行为的小说。就像他在“诺顿讲座中所说:“小说艺术不是在作者表达政治观点的时候才具有政治性,而是我们在努力理解某个与我们在文化、阶级和性别上不同的人之时才具有政治性。” 最后我想说,纵然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不和调和的矛盾,但我们在现实中还是要不断突出它们之间的对立,因为如果我们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文学就容易沦为政治的工具,就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利用。巴尔加斯.略萨在《谎言中的真实》说:“虚构小说是对任何政权的永久腐蚀剂,文学永远是一场阴谋活动。”对于这个纯文学生存环境艰难的时代,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对立比强调它的反面更显得迫切。卡夫卡不是曾说:“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改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只想维持现状。”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不同时期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反思 摘要:文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在历史上出现过“从属论”“平行论”“想象论”等观点说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早已相互渗透在一起,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在不同的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也并不相同。在文学与政治的地位相对平等的情况下,文学与政治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但若政治性过强,就会影响甚至禁锢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文学、政治、十七年文学、文革 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作为一个现世的人,或多或少与社会、政治有些联系,正如鲁迅当年批评“超时代”文学家的那句话,“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政治早已与渗入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人类的整个生活,无论是哪个朝代,即使是在钟南山上修行的道士,都会受到整治的影响,因而那种完全与世隔绝,桃花源般的生活是不存在的,因此,作为一个社会人,其文学创作必然脱离不了社会,文学与政治之间也就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又如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要素构成,而政治活动有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源泉——社会生活。 文学与政治之间一直都存在着激烈的论争,有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文学的从属论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达到了高峰。《讲话》中提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①虽然毛泽东也强调了文学的重要性,但一旦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而把文学依于政治之上,久而久之,文学作品将逐渐走向僵化、模式化。有主张文学与政治并行不悖的“平行论”,两条平行线之间是永远没有交集的,但文学与政治之间显然是有交集的,把文学独立的看待并不是孤立的对待,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因素并不是刻意而为之的,而是渗透于生活之中。最近又有学人指出:“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或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的关系。”②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从广义的角度来阐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把文学作品放于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创作与解读。胡适也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写道:“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③就像“红色经典”小说一样,在17年时是风靡一时的,但那也正好呼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满足了群众精神上的需求,但它的这

革命文学运动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1

浅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以“革命文学运动”为例 中文师范102 李艳艳 1001012056 内容摘要: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使文学背负上了沉重的政治理念,革命作家对时代潮流的密切关注及其敏感的社会政治危机意识,使文学的功利性要求得到充分强调,文学一度被视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与武器,革命文学运动中文学与政治的这种特殊关系,对以后的中国文学运动曾产生过很大影响。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富强民主的新社会制度过程中,文学政治具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革命文学运动文学与政治关系 正文: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从某种角度看没有一件不与政治发生关系,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更是如此。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 在百年来明昧交织的社会文化景观中从未间断过。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竞相争鸣,汉韵赋,唐律诗,宋词,元散曲,明清的小说。既往的论述, 由于纠缠在复杂的人事关系、历史恩怨中, 往往多了情绪的表达, 少了深入的阐释。如何客观对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直存在且不断变化着的问题。 2011年10月15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主办,苏州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的“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讨论指出文学自经历了是否工具的论争、文学主体性的论争、文学向内转的论争与文学语言批评与文体研究的提出及实践四个阶段的发展后,1980年代的文论界形成了以审美、形式、语言、向内转、纯文学、非功利、文学自身等构成的主导话语体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再受到追捧与热议,文学去政治化成为主导话语。从1980年代末起到今天,随着外在文化语境的转变,文学去政治化的主导话语逐渐被文学再政治化的主导话语所取代。南通大学杨菊博士以19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革命文学家与鲁迅、茅盾等论争的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一时期文学政治化的形成及其策略。 如同一对冤家恋人,文学与政治的结缘,使它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上演着一幕幕悲喜闹剧,他们相克相生,暧昧矛盾的关系更如鬼魅般纠缠不清,此中的复杂难辨与勾连排拒不禁令人嗟叹,这实在是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姻缘。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把革命与文学结婚”①。但这是一段很不平等的姻缘,潜隐在革命背后根基庞大的政治理论,时时伺机剥蚀文学的多姿形态,使其负载上沉重的政治理念,文学的独立特质逐渐耗失最终屈从于革命政治的强大话语霸权之下。 一

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解

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解 通过对十七年文学现象的深入了解与学习,我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新的、更加深入的了解。我认为:政治影响艺术,艺术反映政治。两者对立又统一,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 十七年文学中,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明显表露出在题材上的政治化特征,在题旨上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文学的生产流通也时时隐含着一种政治权力运作的机制。因为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国人整体意识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了各种艺术创作中。例如作品《红岩》就时时刻刻地灌输给读者的“党”与“光明”的必然联系;以及其它的一些红色经典,如《红日》《创业史》等,都能体现出政治对文学艺术的领导与影响。 电影《武训传》本是一部极富教育意义的电影”,武训也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但仅因为毛泽东认为电影《武训传》宣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思想,就掀起了全国对电影《武训传》的极力反对与批判。可见政治对艺术发展的限制与约束。而历史剧《海瑞罢官》由起初毛泽东的大力赞扬到最后江青等人联手策划的批判,这种“由好到坏”的巨变,更是淋漓尽致的体现了政治对艺术控制的主动地位的绝对性。 然而反过来看这些十七年文学现象中政治对艺术的影响,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这同样是艺术对政治的一种反映。如上文提到的那些红色经典,其实都反映了全民相信共产党的那样一种政治气候;而无论是对电影《武训传》或者《海瑞罢官》的批判或者赞扬,都反映出了当时政治领导人物的某种政治主张。包括十七年间中国戏剧对外推广之深远,对世界戏剧的影响之广泛,也都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政治的相对稳定,尤其是艺术的对外交流方面。所以说艺术同样也是反映政治的。 由此看来,艺术与政治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但它们的关系并非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政治对于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艺术对政治有着绝对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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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视角观照下的20世纪文学史 评 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王 力 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不断地被 重 写 ,在于它涵纳了中国文学各种 现代性 因 子的发生和发展。 人在历史中 的确定性, 使得这个世纪的情感表达与接受无法摆脱 政治 的影响,这是研究20世纪文学史常感 复杂的根由,也是展开研究首先要思考、解决 的难点和重点课题。朱晓进教授等著的 非 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 系史论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出版,以下简称 非文学 ),就是一部以解决 学术难点问题、澄清20世纪文学史本质为目 标的力作。这部著作的独特价值,体现于 政 治文化 视角对单纯以文学比附政治的超越, 清晰地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 与政治文化复杂纠结的互动关系;体现了对 文学现象背后深刻的作家政治心理、社会审 美风尚、主流话语规范等因素的深入探究,显 示了在原始资料中找原因、以典型现象总结 规律、借独特视角直面历史真实的学术追求。 这, 也许就是为文学史的研究找到了创新和 突破的真正机遇 。 一 非文学 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 化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该著之能够发现 许多新问题、合理解释许多老问题,首先得益 于政治文化视角的运用。这一视角使得研究 者依据自己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 独到理解,确定了与以往文学史著作不同的 研究重心。 这一重心清楚地体现于各章节的设计 中,并且通过对不同时代文学的内在延承关 系的勾连显示出文学史叙事的整体性和多层 次性。如: 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与 革命 话 语 、 30年代文学论争的政治文化色彩 、 政治规范与制约下的40年代文学论争 、 新时期文学论争与政治文化 等章节,紧扣 创作主体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与不同时 代政治文化氛围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但梳理 出文学论争在不同时代的主要话题的历史延 续性,而且着重探讨了文学论争 政治文 化诉求 审美追求这种多体复合的历史关 系,这种关系的中心就是政治文化对人的影 响和人对政治文化氛围的呼应。 关系 是互动的,也在不断发展。不仅 文学论争,每一题材的创作都有一个孕育、发 展和转化的过程,对其发生期的各种重要特 征、转化期的各种内在因素与外在条件的考 察,最终决定了认识程度的深浅和结论的确 当与否。 非文学 在这一点上给予了特别的 重视。不同的作者虽然划分时段分别著述, 却都能够打破时段分割的限制,都表现出 全 史在胸 的气度,这一点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对 农村题材创作历史演变的把握上。农村题材 创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型现象,非常深 刻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兴替,富有文学 史 原型 意义。农村问题并非30年代的中 国所独有,而农村题材的创作却要到30年代

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之浅见

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之浅见 导读:简单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内里关系,即“文史不分家”的道理。 摘要:纵观古代中国,文人政治无疑是社会最主流的政治模式。纵有武强文弱之时,也只是乱世的权宜之策,重文轻武依旧是大多数时候的情况。本文从文学与政治两方面出发,着眼于探讨文学与政治对彼此的影响,以及这种现象的源头、原因、发展,最后它为中国文化带来了什么影响和变化。 一、文人政治的起源 1、孔子 古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社会”,常言道“士农工商”,士子作为社会最上层的人物,几乎是主宰着整个国家政治的去向。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正式被确立为国之根本后,更出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所谓文人骚客,从来都是政治的主力军,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注定了在古中国,文学与政治是绝对分不开的。 这种现象的起源非常早,最典型的是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里的“优”并不是“优秀”的意思,而是“富余”,也就是“学习有多余的精力则可以管理国事,管理国事有多余的精力就可以学习”。 可以说,孔子是第一个将学习与做官结合到一起的人。他本人的文学成就不必多言,而他也确实是个“官迷”。《论语》中曾记载一则故事: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以美玉比喻孔子,问这块玉(您这样的人才)是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找个能赏识人才的君主效力呢)?孔子会意,答得飞快,还重复了两次,“卖了吧!卖了吧!我正在等待这样识货的商人呢!” 2、屈原 至圣如果是这样的观点的话,那么在后世,文学与政治绑定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追溯时代的长河,从春秋往后看,下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无疑是屈原。屈原的《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巨作,地位可与现实主义巨作《诗经》并肩,后人评曰“楚辞者,楚人之辞也。虽‘凤

文学与政治的互相影响

文学与政治的互相影响 文学与政治这两个看似互不干扰的领域,却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互相影响着,而它们如何互相影响呢,看到各个研究文学的研究者分为几派,也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以下就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文学是作者对外物或事件的反映,是作者自己人生的经历的凝结情感的迸发,是作者自己曾经看到想到升华而来,它是来源于生活的,因此文学不能够脱离现实而存在。如今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哪一个又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现实呢?而现实又要受到政治的影响,因此,文学既无法脱离现实,自然也就摆脱不了对政治的影响。古之经典大多是因不平而鸣之作,他们不平的原因很多,而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君王忠奸不分常使得他们仕途受挫,《离骚》、《史记》、《归去来兮辞》……这些都是动荡年代的经典之作,然而,上下求索者最终选择了跳江,忍受屈辱者最终留名,归去者选择了采菊东篱……他们不是为了政治而留下千古文学齐篇,却对政治产生了影响。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文字狱就时有出现。统治者们用他们的政治权威压制文学,他们用统一的规范限定人的思维,让文人写符合他们意志的文章。在那种条件下,文学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曾有文艺理论家用“纯文学”、“非功利”、“为文学而文学”等抨击让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现象,使文学成了政治的工具而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如沈从文,这些文艺理论家们忽略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文学又怎能只顾自己存在的价值。它必须承担起唤醒民众的责任,必须让自己的文学著作

为那个时代的发展服务。然而文学纯粹成为了政治的工具,让文学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个性特征。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把“文艺就是为政治服务,尤其是为工农兵服务”提到了相当高的高度,造成了文学艺术的模型化公式化,使得文学完全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地位,成为了政治的附庸。这一时期,政治对文化的专断与独裁的严重后果就是导致了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这给中国文化带的灾难是无法计算的。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越是专制的时代,文学和政治的对立就越强,文学和政治就越不相容。在中国尤其明显,以至于政治和文学走向了反发展的程度:几乎文学的繁荣总是在国家动荡的时代,而且必然是百年以上的大动荡才能出现超重量级的文学家。在国家治平的时期,文学繁荣的机会倒非常少,即使有一些有成就的文学家也总是生活在迫害中。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最动荡也是动荡时间最长的时代,却出现了中国文学最繁荣的景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秦统一天下后,文学就在“焚书坑儒”的烈火中灰飞烟灭; 但是,文学要更好地发展,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需要真正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一个文学与政治和谐发展的氛围,它不应该是消遣的东西,也不应该成为商品经济人们追逐利益的牺牲品,它应该发挥其审美价值,起到相应的社会效应,从而树立起人们精神的支柱,成为民族精神的向导。

应当重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编者按为纪念本刊创刊20周年,推动我国文艺理论研究事业的发展,/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理论研讨会0于1999年5月28日至30日在京隆重召开。来自全国文艺理论界与高校的专家学者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围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探寻学术资源与经验的中心议题,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老中青学者济济一堂,显示出会议的勃勃生机。下面我们将部分学者的发言整理为一组笔谈发表,相信广大的读者能有所得。 曾经发生的政治动荡和政治专制所带来的沉重的创伤像梦幻一样地缠绕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可怕的政治运动和政治风暴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政治恶果,很大程度上引发和酿成了作家和群众的政治神经的脆弱和麻痹,政治意识的模糊和退化,政治良知和政治责任的消解和隐匿。一种厌恶和漠视政治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的心态不可遏制地弥漫开来。 不管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都应当既反对文艺即政治的观点,也反对文艺非政治的观点。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文艺总是存在着与政治相联系的一面。这种看法是以坚实的学理为依据的。从性质上说,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政治。专制的非人的政治是不好的,而那种人民的、民主的、清朗的、廉正的、开明的政治正是人民和社会所需要的;从位置上说,关键在于把政治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文艺首先应当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服务,同时为能充分体现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服务。一方面要看到政治对经济的从属性和依赖性;另方面也要看到一定条件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换言之,政治是以集中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消解、躲避和排拒政治是不利于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腾飞的,从逻辑上说,政治是社会、历史和人生乃至审美的思想内涵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文艺不能脱离政治0,因为文艺有三种形态:即存在形态、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这三种形态,都是无法超越和躲避政治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0包括文艺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如果文艺不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不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也谈不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0。从传统来说,重视和弘扬社会的政治教化、政治伦理和政治理性是中国重要的优良的人伦传统和人文传 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理论研讨会 应当重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 )20)

为什么提出文学政治学

为什么提出?文学想象政治?? ——近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的进展与反思 《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总第230期) 作者:刘锋杰 摘要:近年来文论界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联结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从人性说、伦理说、美学说三个角度揭示了两者的关联性。不过,这是一种着眼于内容的、没有充分关涉文学审美特性的视角,仍然有可能忽略文学的自身属性。我们主张从想象的角度建立两者的关联,这既能满足文学的审美要求,也能使文学独立自主地作用于政治,从而促进文学与政治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文学;政治;?文学想象政治?;文学与政治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13BZW002) 作者简介:刘锋杰(195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学基本理论与中国现代文论史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受两种文论思想的影响,人们再提文学的政治化。一种是坚持文学政治化的,这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为文艺正名?的浪潮中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加入文学再政治化之中,可谓理所当然;一种是受西方文化理论影响的,这批学者较为年轻,反对文学审美论,转而主张文学政治化。因此,90年代以来的近20年间,文学与政治关系重新成为文论热点。不过,客观地说,此次的文学再政治化,当然比过去的文学政治化要高明得多、深刻得多,在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时,一些学者在?反本质主义?的总体思路之下形成了语境论,从语境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因为已经有所论述,此文不再涉及[1][2]。另外,还形成了人性说、伦理说与审美说,较为深入、多方面地研究了文学是如何关联政治的,从而保证了文学再政治化话语的合理性与可信性。但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也因没有找到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本体性关联,还是忽略了文学审美特性在关联中的支配性。鉴于此,笔者提出?文学想象政治?的命题,试图用想象的本体性来联结文学与政治,建立两者间彻底的、具有完整文学属性的关系,有效阐释已有文学史,推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 一 曾永成是新时期以来率先建构文学政治学的重要学者,他从文学与政治都关涉人性这个角度来讨论两者的关系。曾永成说:?文艺与政治的系统性交织和渗透的更深刻的表现,还在于它们在人性和历史大系统中共在共存,因此必然要以人性和历史为根本中介而相互影响?[3]7。曾永成根据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人性的生成是个?历史之谜?论证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其中涉及两种矛盾和四种抗争:两种矛盾是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四种抗争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人类的抗争。他认为?无论政治还是艺术,都面对着上述‘历史之谜’,并力求解答它;政治追求的是现实的解答,文艺则用想象去解答并力求给现实的解答以助力。?[3]8在一些具体的关联论述上,曾永成既强调了政治解答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文艺?对政治是一种终极性的校正和调节?[3]9。曾永成所做的工作其实分两步,第一步为政治正名,将政治视为解答?人性之谜?的行为,恢复政治的名誉,反对将政治污名化;第二步,将文学也视为解答?人性

试论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试论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所谓“艺术的本质”,就是指艺术这种事物的根本性质,以及艺术这一事物同其他的事物的内部联系。换句话说,所谓“艺术的本质”,就是艺术这种事情内部的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规定着艺术之所以是艺术,而不是什么其他的事物。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之一,那么,它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个门类,它与其他的上层建筑,如政治之间有何关系呢?它们互相之间又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影响、作用、渗透呢?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艺术是属于政治的,是政治的附庸品;二是认为艺术是完全独立的,不受政治影响与控制。这两种观点在不同的政治条件和历史背景下都有所表现。这两种表现都没有找到艺术与政治的正确关系,我们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运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科学理论才能正确理解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从中外的社会发展史来看,政治对于美术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相互影响,而不是一种谁决定谁,谁控制谁的影响。在上层建筑领域里,作为“中间环节”的政治对于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最终决定艺术兴旺发达的显然是经济而不是政治。因为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承认政治对艺术的影响力,同时又能区分艺术

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只看到政治对艺术的影响,而看不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中国古代的儒学家说的,大部分都是在强调政治对艺术的影响作用,“成教化,助人论”,“明劝戒,著升沉”,“文以载道”等观点与学说无一不是讲政治对艺术的影响的。 政治与艺术虽然在上层建筑领域属独立的两种意识形态,但它们的关系又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它们在上层建筑中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政治在上层建筑中处于一种住的地位,它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不可分割。“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艺术这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中则是处于一种与政治相反的,远离经济基础的地位,它并不能直接反映经济基础,只是通过政治作为中介才能联系经济基础,因此,艺术注定要是受到政治的强烈影响,它绝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任何艺术家或艺术品,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现地表现出的一定的政治观点或政治倾向,例如古希腊古典时期的雕塑、神庙建筑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掷饼者》希腊化时期的《米洛的维纳斯》、《拉奥空》等雕塑对人体表现的崇高、细腻、和谐、完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和同一时期的古埃及刻板平直的法老雕塑相比,古希腊的人体雕塑更带有人性化,这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雕塑作品显然与当时它们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有重大的关系。古希腊在公元前7~6世纪时就进入了奴隶军事民主制度阶段,而古埃及则是专制的奴隶制度 中国元代四大家中的吴镇、倪瓒与清初四僧中的石涛、八大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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