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文艺与政治关系
从毛泽东诗词分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汉文0802 陈丽 20080001247
【摘要】
本文通过对毛泽东诗词文章等部分内容的分析，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
毛泽东；文艺；政治；关系
文艺与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的一对基本关系范畴。关于二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文艺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早期对文艺的见解和思想脉络，可以从他的文章著述、演说报告，特别是他的诗词创作实践的文风和艺术风格中找到线索。而完整、系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则主要地体现在下列著作之中：《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此外，还有若干通信、批示、按语和为报刊代拟的社论。上述著作中，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表述得最系统、最具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与政治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文艺服从于政治，而当时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是革命。先是抗日，接着是解放战争。毛泽东的诗歌几乎都是对当时政治的反映。
《清平乐·蒋桂战争》高度概括了当时的国内斗争形势。作者通过军阀开战与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力地生动地表现了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趋势。
作者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首词中所表达的心情是复杂的。1930年7月前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十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因此党内滋长了乐观而盲目的情绪。这首词以浪漫主义的笔触，写出了红军各路大军互相配合，讨伐敌人的浩荡声势。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全词画面雄奇，风格豪壮，生动地概括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全过程，堪称是一首壮丽的史诗。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创举，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论述长征意义时写道：“长征时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告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七律·长征》是记录长征这次伟大历史的无比壮丽的史诗。这首诗高度概括了红军长达25000里的行军，抒发了无产阶级领袖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首诗也是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最为辉煌的美学总结。
南京解放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标志着国民党以至几千年反动统治的历史彻底结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当家做主时代的到来。《七律·人民解
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是纪念南京解放，庆祝人民革命胜利的不朽丰碑，是教育人民接受历史教训的忠告，号召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号令。全诗风雷磅礴，豪气盖世，寓意深邃。这是一首永载史册的经典之作。
1950年10月所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这首词通过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愤怒地控诉了旧中国的罪恶统治，热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通过游泳中的感受和联想，抒发了诗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歌颂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首今天和明天的社会主义赞歌，是一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典范。
《七律·冬云》这首诗以比喻象征和对比的手法，描写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表现了作者要灭“虎豹”、杀“熊罴”的伟大气魄。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后中国的形势，可以说毛泽东的诗歌都在为政治服务。但他也说过文艺反过来也会给政治带来大的影响。在这里，就拿他的《新民主主义论》来举例说明吧。
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论》，首先是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主张和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阐明中国前进的方向。其次是为了回击国民党顽固派进而统一全党认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不止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理论论证，尤其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作了探讨。
可以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轫，国共合作实践的理论论证，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源头。
政治对文艺的影响是直接、深刻和巨大的：特定的政治局面会影响到文学的思想价值和审美风格，政治斗争的形势会影响到文学的方向和性质，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所制定和推行的方针政策及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也会影响到文学的繁荣或萧条。
文学对政治的影响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文学的形象的、隐喻的和象征的表现方式决定了文学是通过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社会心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来实现的。
因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
【注释及参考文献】
https://www.360docs.net/doc/372757421.html,/news/community/shzt/mzd/thought/200312220712.h tm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陆贵山、周忠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诗词鉴赏》徐四海云南人民出版社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于光远、韩钢长江文艺出版社
《<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人民出版社
简析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简析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王凤霞 摘要：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时乱时治，分分合合，各种思想观念的汇聚和碰撞，造成了魏晋“文的自觉”。因而探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典型的意义。 关键词：魏晋文学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中国文学与政治始终处于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之中，某一时期的文学必定离不开特定的政治背景。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命题，中国古代形成了三种基本关系：以“言志”说为代表的诗化关系，以“美刺”说为代表的批评关系和以“文道”论为代表的超越关系。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元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深于热情的时代。”鲁迅先生称这一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成教化，明人伦”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与“文”的自觉相对应的是“人”的自觉。虽然魏晋时期儒学仍为官方统治性学说，但其影响力已明显削弱。与儒家思想的式微相对应的是道家思想的升温和玄学的盛行，各种思想的汇聚与流行打破了汉朝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促进了魏晋时期个人的觉醒，这一切都促进了“魏晋风度”的形成。同时这一时期政治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从黄巾起义前后起，短短不足二百年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包括汉末大乱、天下三分、正始党争、晋承魏祚、三国归晋、太康之治、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晋室偏安、经略中原、南北分治、晋末大乱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疾病霍乱，导致死亡枕籍，民不聊生。政治的黑暗可见一斑。因而研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 一 汉末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社会动乱，战争惨烈，民生凋敝，官场倾轧，政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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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与正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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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政治语言
艺术与政治语言 ［英］ 弗朗西斯?哈斯克尔 “斯默克［Smirke］来访，他谈到‘展览目录’，并赞同其中的说法，即一直以来对透纳的绘画作品存在着某种‘恶意的批评’，而此类批评应用于控诉，但不论你多么讨厌一幅画，这种批评与之全然不相称。” 各位研究19世纪艺术的学者都将熟知这段1815年由画家兼日记作者约瑟夫?法林登［Joseph Farington］所记录的谈话中更深广的含义，因为几乎所有如今享有极高声誉的画家的早期作品都曾遭遇极端的敌意，这已经在无数通俗传记中神化为传奇故事。这种情况也不完全是新出现的，忽视（而非敌意）的传统当然是历史悠久的。然而有时“恶意”真的达到了非常意想不到的程度，康斯坦布尔、透纳、德拉克罗瓦、库尔贝、马奈和印象派画家，马蒂斯，毕加索和许多其他广为人知的艺术家都曾遭遇。 这些艺术家大多也有他们忠实的拥护者，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批评的背景，就必须大大地矫正公认的观点。没有任何单一的解释，可以说明1800年到1945年之间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出现的极为不同的敌意形式。然而，我们似乎有理由表明，“应用于控诉罪恶的恶意的批评”并非完全由美学问题所激发出来，其促成因素之一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艺术变化与政治变化相联系。 艺术的品质反映一个社会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或者宗教的健康程度（然而这些价值是确定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比众所周知的皮金、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对此的大力宣传要早数个世纪。在此，我并不想讨论这个问题的价值或者它的影响力，而是关注它在一个特殊的上下文中的显露：即语言的出现，因为正是在这里其效应最有影响力也最不容易被察觉。迈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的《乔托和演说家》［Gitto and the Orators］一书研究了15世纪意大利论艺术的人文主义作家可资利用的术语，以及这些术语是如何制约他们对艺术作品做出反应的。我们都倾向于对隐喻做出反应，有时甚至违背我们的意愿，这些隐喻从任何严肃的批评角度来说都显然是误导性的。我们只需要想想曾经运用于艺术讨论中的最常用的类比就能理解——譬如将艺术类比为人类的童年期、青春期、成年期和衰老期。并且（回到我所讨论的基本主题），就个人经历而言，我听说过的第一篇艺术批评是将毕加索说成一个“布尔什维克”；而事实上，许多年以后这位艺术家才对共产党表现出一些兴趣。 虽然这两者（艺术和政治）永远不可能完全分开，但是也不消说我将要讨论应用于在我们看来是非政治性新发展上的政治性术语。因此我将不触及那些似乎参与了政治事件、被认为是革命派而受到反对或者欢迎的人，例如画家大卫，库尔贝和毕加索。即使这样我必须先列出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在1819年，吉里柯记述了一件有趣而讥讽的事，说明了理由充分的政治反应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应用于明显的艺术风格问题上。在给朋友的一封提及《梅杜萨之筏》［the Raft of the Medusa］（当然这是一幅确实承载着强烈并且是蓄意而为的政治暗示的绘画，因为这次海难事故被断言是由政府的玩忽职守造成的）受欢迎的信中，他说：“在这样一件作品中，你领会到一篇自由的文章在赞美一种真正爱国的画法，一种民族的笔触。而由极端保皇分子来评判同一件作品，它只不过是一件遍染暴乱色彩的革命之作。” 显然只有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生活全盘政治化以后，那些沿用至今的有专门意义的词，比如“先锋”、“反革命”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等才能被艺术评论家广泛运用。此后风格和政治的等式非常迅速地生成了。早在1794年，当讨论哪些绘画应当在巴黎新落成的国家博物馆中向公众展出这个问题时，一份官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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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接下来的2007年将是俄罗斯的“中国年”。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与北方邻国俄罗斯正走得越来越近。 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俄罗斯占有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而且带有突出的战略色彩。这种战略协作关系对于一级世界造成的重心倾斜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对于中俄这两个同时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也具有巨大的安全和经济价值。可以预期，普京的访华将使两国在各领域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实质化方向发展，并对国际政经局势产生某种新影响。更重要的是，一个模型，困扰两国300年的边界问题彻底解决后和平相处以期共赢的模型正在完整地搭建起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政府视中国为长期友好国家，两国之间拥有大量的共同利益。他叮嘱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拉佐夫积极开展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合作，在双边关系上取得重大进展。 在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行动后，曾经私有化的俄罗斯石油资源重新掌握到了国家手中。这为俄罗斯以能源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打下了基础。出于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在对华石油供应上，俄罗斯一直没有表现出真正的积极态度。表面原因是俄罗斯的能源企业体制没有理顺，实际原因是，日本对俄罗斯石油的兴趣增加了俄罗斯的筹码。然而，日本与俄罗斯在北方四岛归属问题上的争端成了影响俄日关系的痼疾，而中国强大的购买力也足以使俄罗斯在经济发展上不须过于借重日本，这可能会最终决定中国拥有优先权。据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透露，今年俄罗斯准备通过铁路向中国供应1500万吨的原油，普京总统来华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能源发展问题达成了新的协定。俄罗斯政府已经通过原则决定铺设东西伯利亚到太平洋的原油管道，从拉佐夫的表态看，这一管道首先向中国输油的可能性很大。 在中俄关系中，经济领域的合作一直滞后于政治和军事合作，这与其他大国双边关系的发展轨迹呈反向形状。其中，能源合作进展不畅是重要原因。只有这方面加快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才能走向全面化。随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以及边界问题的解决，为双边关系的长远发展前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俄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经贸关系发展潜力巨大。双方已经商定，要努力使双边贸易额在2010年达到600亿至800亿美元。 中俄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正在呈现出制度化走向。例如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协调及广受瞩目的军事合作。在伊核及朝核问题上，中俄两国配合得非常密切。双方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都是多边会谈的积极参与者。两国的合作为把问题控制在政治、外交框架之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俄“国家年”活动项目中包括了多项军事项目。在中俄总体关系当中，军事合作并不是一个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方面。不过，两个军事大国的合作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可以增进两军的互信，另一方面，对于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因素，也是巨大的威慑。两国于 2005年8月18日至25日举行了代号为“和平使命-2005”大规模中俄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国的山东半岛及附近海域举行。中俄双方派出了陆、海、空军和空降兵、海军陆战队以及保障部队近万人参加演习。俄军动用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参加两国历史上这次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俄太平洋舰队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大型反潜舰、1艘大型登陆舰、1艘驱逐舰和海军陆战队的1个连，17架远程军用运输机和歼击机，普斯科夫第76空降兵师的1个连等部队参加了联合军演。演习取得了圆满成功。
论文：文艺与政治关系
从毛泽东诗词分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汉文0802 陈丽 20080001247 【摘要】 本文通过对毛泽东诗词文章等部分内容的分析，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 毛泽东；文艺；政治；关系 文艺与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的一对基本关系范畴。关于二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文艺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早期对文艺的见解和思想脉络，可以从他的文章著述、演说报告，特别是他的诗词创作实践的文风和艺术风格中找到线索。而完整、系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则主要地体现在下列著作之中：《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此外，还有若干通信、批示、按语和为报刊代拟的社论。上述著作中，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表述得最系统、最具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与政治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文艺服从于政治，而当时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是革命。先是抗日，接着是解放战争。毛泽东的诗歌几乎都是对当时政治的反映。 《清平乐·蒋桂战争》高度概括了当时的国内斗争形势。作者通过军阀开战与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力地生动地表现了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趋势。 作者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首词中所表达的心情是复杂的。1930年7月前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十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因此党内滋长了乐观而盲目的情绪。这首词以浪漫主义的笔触，写出了红军各路大军互相配合，讨伐敌人的浩荡声势。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全词画面雄奇，风格豪壮，生动地概括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全过程，堪称是一首壮丽的史诗。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创举，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论述长征意义时写道：“长征时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告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七律·长征》是记录长征这次伟大历史的无比壮丽的史诗。这首诗高度概括了红军长达25000里的行军，抒发了无产阶级领袖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首诗也是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最为辉煌的美学总结。 南京解放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标志着国民党以至几千年反动统治的历史彻底结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当家做主时代的到来。《七律·人民解
艺术与政治
艺术与政治 不可否认，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政治了，我们身边的每件事都会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不懂得中国的政治，你会觉得周围很多事情都不可思议，或者说你很难适应这样的生存环境，你会很难融入这个社会。乔治·奥威尔曾极端地讲：“所有的事务都是政治事务”所以中国当代艺术的工作恰恰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当代社会的结构是政治至上，政治决定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事情。作为当代艺术，不可能对政治视而不见。严格地讲，当代艺术并不因为取材政治而自动获得强度和政治性，而是因为当代艺术与当今政治的格格不入才让当代艺术获得强度和政治性。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艺术与政治的格格不入，也许比政界内部人士的歧见更为深刻。 在中国历史上，艺术实际干预政治，总会遭到政治的强势镇压，艺术从未退却，屡败屡战，明代学者吕坤说：“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吕坤所言，属于文人的自我安慰，学术、道理在世俗的政治权势面前从来都是不堪一击。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干预政治无异于螳臂当车，《庄子·人间世》言：“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艺术难以胜任对政治的干预，政治权势能够轻易地将艺术碾得粉碎。可螳臂当车虽然悲壮，价值却无限高。 对古人来说，政治的镇压越残酷，艺术的声望越高。中国当代艺术因为对政治的干预，也遭遇政治的惩罚。艺术家在受到惩罚的时候，可以选择从容赴难，也可以选择委曲求全。我们不能强求艺术家都选择从容赴难，不能强求艺术家都成为义士，但站在同情艺术家处境的立场，姑息艺术家委曲求全，也会陷入反动的思维。齐泽克曾举例说，纳粹分子曾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如果你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名德国人，将意味着什么?艺术对政治的干预需要国家提供生存的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文人的风骨尤盛：“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应归功于宋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基本国策。南宋以后，政治生态恶化，文人风骨从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耶稣的信条值得聆听：“恺撒的事归之恺撒，上帝的事归之上帝”，“我的王国不在世间”。我倾向于主张把中国当代艺术的政治关怀限制在理论层面，而不是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但对理论工作者来说，理论层面的政治思考已经具有政治实践的意味。我对实际的政治虽然不感兴趣，但我关心艺术家为了政治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当前的政治已经沦为低级的龙争虎斗，不再是高级的治国之术，不再是智慧的价值商讨，很难吸引理论工作者从事真正的政治学研究，政治的堕落也导致公民的参政意愿低迷。梁启超曾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中国当代艺术可进行塑造新民的工作，塑造新民属于日常政治，即哈维尔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不为追求世俗权力，而是注重潜移默化，虽然日常政治活动并不必然导致宏观政治的结构调整。 政治始终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对政治的干预是过分的、危险的，实际上干预政治并不能偏狭地被理解为反统治，或者是反对所有的政治事务。中国当代艺术对政治的干预只是对社会不合理性的校正，是对整体性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建制的怀疑，她要衡量世俗政治与理想政治的距离，要求将政治事务在公共领域摊开讲明，要求看到管理层是怎样执行政治的。因为统治者总是告诫我们：完全透明的、没有敌意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当代艺术恰恰是对可能性的探索，她对不可能性没有兴趣，或者说，中国当代艺术探索的是怎样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透明社会的不可能，并寻求把不可能转变成可能。 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总有艺术掮客觉得自己在政界行动较多，所以只有自己懂政治，别人因为未参与统治者的事务而不懂政治。没有人想为自己政治经验的欠缺而辩护，但总觉得只有自己懂政治肯定会导致对政治的偏狭认识，或者说自己会被自身的限制所限制。其实我们都身处其中，即便与政治打交道再多，也只不过是比他人的视界更宽，从本质上没有改变，
浅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浅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首先,我要声明,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与政治发生关系，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就更是如此.好了,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话题。 综观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当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这个经历了长时间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度里，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时代被炮火所轰碎，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时，文学作为始终不屈不挠地反映社会的变化的特殊意识形态，在新社会里却被一条无形枷锁所桎梏,这就是政治。 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建国之后著名作家创作普遍大面积滑坡，为什么作品中缺少了鲜活的艺术性，为什么没有再出现像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家，为什么中国作家始终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难道反映不出文学对政治的干预吗？ 这些年每当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揭晓，总会在中国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躁动。有种声音颇具代表性，即国内的政治环境迟滞了一个文学盛世的诞生。是不是这样呢？曾为中国作家现为法籍公民的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在他的作品中曾经有如下的感慨，似乎可以窥见谜底：“出手的文学，要三思而后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得文学的风险”“这是一个没有战场却处处是敌人，处处设法却没法防卫的时代”。这反映出中国政治对文学的伤害在作家心中的深深的烙印。 那么，中国文学能否摆脱政治的束缚呢？可以说，直到今天，中
国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仍然没有停止；《蓝宇》、《天浴》等电影的被禁播，中国足球队世界杯铩羽归来却禁止媒体讨论，难道不能说明些什么吗？ 所以我赞同“淡泊文学”的观点，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主势力的敌人。所谓“淡泊文学”是指恢复了本性的文学，区别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的文学。“淡泊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被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自救的文学，是一种非功利的文学。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文学的本性
经济政治论文1500字
经济政治论文1500字 欧洲纯粹经济损失比较分析 1.德国 在德国，原告将无法因此获得赔偿。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原告的绝对权并没有受到侵害，没有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基础。二是原告 也不能通过主张自由受到限制而要求赔偿。主流观点认为《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说的自由仅仅包括人身自由的能力，比如离开某 个地方的可能性。在类似的案件中受害者仍然可以离开现场，狭义 上仍然具有这里说的自由,因此自由权并没有受到侵犯。在类似的案 件中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是基于担心责任过度扩大，而且会导致 诉讼的泛滥。因此联邦法院指出:失去对高速公路的使用或者交通堵塞，属于自己承担风险的范围。 2.法国 法国普遍认为《民法典》的一般侵权条款不适用由于汽车事故引起的大规模诉讼。1985年，法国第85-677号法律确立了汽车事故 的成文法责任制度，被迫堵车的人不能从行为人处就其纯粹经济损 失获得赔偿。该法确定了四个赔偿要件，为机动车辆、在道路上发 生事故、该车辆牵连着受害人遭受的损失和损害。对于损害，该法 解释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因此，时间价值损失案件中，损失的 要件并不具备。第三个要件要求，原告的主张的损失必须与行为人 所致的事故相牵连，那么损失时间价值的情形，原告并不能就其损 失向被告求偿。因为案件中并没有人身或财产损害出现或是原告的 损失与案件中的人身或财产损害无关。 3.英国 在英格兰，上诉法院在SpartanSteelv.Martin采用了过错经济 损害方法，明确行为人对于其他道路使用者不存在过错法上的注意 义务——避免阻碍高速公路以防止对其造成纯粹经济损失。这类案
件很好地解释了英格兰最大限度反对经济损失的原因，即赔偿范围可能非常广泛，不应当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 在苏格兰，即使根据苏格兰确立的公平、公正和合理原则，也难以在类似案件中要求行为人对其他公众尽注意义务，这点也英格兰的态度是一致的。苏格兰法院的政策是，不使有过错的当事人面临范围宽广的诉讼。正如丹宁勋爵在SCM(UK)Ltd中所评论的，“这种风险应当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而不是由某一方来承担。” 三、限制规则及处理技术 (一)诉讼闸门理论 由于纯粹经济损失是不与的人身或财产损失相联系的损失，因此受害人的数量、损失的范围都可能极为广泛。由此可能引发的疑虑是限制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范围的主要依据。 限制纯粹经济损失有一诉讼闸门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有三个理由： 一是认为法院资源有限，若是在某些案件中允许纯粹经济损失获赔，就会引发无数诉讼以致法院不堪重负。 二是被告不应该因为其过错的行为而承担无限制的责任。若是被告侵害了原始受害人的财产，他不可能事先预见到自己将有可能面临的关联经济损失请求权。次级受害人的多少往往取决于一个或多个偶然的因素，这样的因素具有强大的不确定性应当加以限制。 三是纯粹经济损失只是朝着扩展侵权责任方向的现代大趋势的一个部分，这一趋势应该得到控制。 诉讼闸门理论非是一个科学的主张。群体性侵权事件中，受害人在数量上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其所遭受的损失可能非常巨大，因此会对加害人提起数额巨大的诉讼。以控制诉讼的数量和减轻法院的 负担作为限制纯粹经济损失的理由产不足以让人信服。诉讼的目的是为保护权利和利益，而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艺术与经济的关系
艺术与经济的关系 【摘要】经济影响艺术，这是不辩的事实。经济的迅猛变革推动了艺术的快速发展，经济对艺术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强化，艺术与经济的交融渗透进一步深入，艺术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有力地促进了国家文化教育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正确把握艺术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对于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艺术与经济文学艺术文学艺术的演进 照以往惯用的理论和习惯的看法，最易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艺术活动截然分离。因为艺术活动是以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为目的的；而经济活动则将满足人类的实用需要为出发点。就是说，艺术所从事的是满足于人类精神需要的“精神生产”；而经济活动则是为满足于人类物质需要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不少现行的教科书就是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实践”理论做出了看似明了的上述划分。 的确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都十分鲜明地指出；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人类诸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尽管我们也知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但何者为第一性、占主导地位仍勿庸置疑。也因此，艺术，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虽有其显著的特殊性，却归根结底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 以下我们将对艺术与经济的关系运用思维的方式进行试解。 艺术是属于上层建筑，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是指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则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即思想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以及与这些观点相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即政治上层建筑。毫无疑问，艺术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因此，社会精神现象好政治现象及其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言而喻，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它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经济基础对文学艺术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着文学艺术的内容。文学艺术作品所揭示的各种社会关系，表达的各种观点、倾向、思想情感、审美趣味，再现的社会生活的
李先明文学与政治发表会精选版
李先明文学与政治发表 会 Document serial number【KKGB-LBS98YT-BS8CB-BSUT-BST108】
“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 研讨会综述 李先国 ? 开幕式 2011年10月15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主办， 苏州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的“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来自日本、美国，以及 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等研究机构与高校的60多位专家学者 参与了会议。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王建力 教授在欢迎辞中介绍，绍兴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现代的绍兴是中国快速发展 的一个缩影。因此，今天的绍兴是一个古老与现代并存，宽度与深度并重的城 市，绍兴文理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发展前景良好的充满活力的地方高 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学科，举办文艺理论会议可以 促使该学科加快发展。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在 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学对 政治具有强烈的反作用。77岁的我国着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首 先指出“文艺与政治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随后又强调文艺不应该为政治服 务、成为政治的附庸，文艺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的自由”，推动社会的发 展。王元骧教授精辟的见解为整个会场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在随后的大会 主题发言和小组讨论中，专家们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理论关系”、“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经验”、“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政治化观照”、 “从政治角度重释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等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与探讨。
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2015 学年第二学期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 题目日本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学生姓名陈超阳 学号8 班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学生所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任课教师林媛 教师所属学院 成绩
目录 摘要： (3) 关键词： (3) 正文： (3) 一、建交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变化 (3) 二、现今日本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3) 三、日本文化导致中日关系变化 (3) 四、日本文化导致中日关系的困局 (3) 总结: (3) 参考文献： (3)
日本文化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摘要：世界上恐怕再也难以找到像中国与日本这样微妙的双边关系了。从历史角度上讲,两国间有二千年的交往史,从官方到民间都有大量的人员相互交往,相互学习,有着惊人相似的文字。然而从甲午战争,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都建立在“软弱和分裂的中国”思维之上。中日关系自1972年复交以来,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近年来,中日关系由“政冷经热”逐渐转向“政冷经凉”,引起政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本文从日本民族文化的角度，先对建交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大致的阐述，再者着重研究当今中日关系，最后分析日本文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文化中日关系对华政策 正文： 一、建交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变化 在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上，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周边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与调整，日本人的眼中的中日关系有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受国际环境、中日各自国内状况及两国关系等诸因素的影响，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大体以冷战结构崩溃为一大转折点，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而这两个时期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20
浅谈中国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论艺术可否脱离政治 【内容摘要】 在当前社会中，很多的人都会认为中国的艺术和政治是脱离不了关系的，中国当代社会的结构是政治至上，政治决定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事情。作为当代艺术，不可能对政治视而不见。乔治·奥威尔曾极端地讲：“所有的事务都是政治事务”所以中国当代艺术的工作恰恰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个人认为，虽说在当代社会里，政治一直都在影响着艺术的发展，可是在我看来，艺术要脱离政治也不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艺术政治意识形态雕塑脱离 【正文】 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在当今很多人看来，觉得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艺术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为，艺术与政治都是经济的反映，它们之间是同根相连的，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处于同等的地位，承受相同的作用，发生相同的反作用；但艺术与政治相比，从与经济的距离来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最近的，在全部上层建筑中处于主导的地位；而艺术与经济的关系却不是直接的，
它必须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才能达到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正是从这一点上说，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艺术与经济关系的体现。还有，艺术归根结底是要表现人的，而政治生活渗透到了人的各个生活领域，给人以重大的影响，并突出强烈地显示出人的本质和特征，这也就使艺术与政治发生了阻隔不断的联系。一般说来，一定的经济，通过政治，决定着艺术的性质和发展；一定的艺术，又反过来通过政治，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艺术与政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大方向是相同的，如资本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艺术，社会主义政治与社会主义艺术，都是朝着同一个经济基础的目标发生作用的，故它们之间也是相互保护的。而产生于不同经济基础之上的艺术与政治，如社会主义艺术对资本主义政治，则会互相排斥甚至互相打击，反之亦然。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同一阶级内部发生矛盾冲突，这种激烈的矛盾斗争反映到艺术上，就会出现同一阶级内部艺术与政治的矛盾。过去，我们曾提出过“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曾被夸大并且将它绝对化，将“艺术”与“政治”等同起来，将艺术的其他社会功能忽略甚至取消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表现。根据形势的新发展，现在不再提这个口号，但艺术必须沿着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发展，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政治大方向是不能偏离的。 在我看来，政治是在统治中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百姓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提高，是一种强迫性行为。而艺术则是以自身的蓄意美，来影响百姓，向人们传递一种文化、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渐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学绝对不能从属于政治，沦为政治的工具，而必须独立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朱晓进把二十世纪称为非文学的世纪。历史的教训让我们对这一点有着异常警醒的认识，但我们也同样该承认，文学无法回避政治，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作家与利维坦》中提出的，政治侵入文学领域，是总归要发生的事。这是因为，当我们面对世界上大量的不公和苦难而产生一种内疚感和负罪感时，我们不再可能对生活持有纯审美的态度。即使有人说文学与政治无关，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因此，我觉得只有承认了以上两点，才具有阐释这个问题的条件。 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认可乔治.奥威尔以及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观点。“使政治性写作成为一门艺术”，这是奥尔尔文学观的核心观念，也是他在创作中实际追求的目标。他在《文学与政治》这本书中提出所谓的文学独立于政治，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无涉，而是在表达一种政治理想：那就是摆脱各种外来的与内在的控制与压迫，进行文学写作上的自我选择。同时他强调，“你越是不加回避地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越能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不受损害。”此外，虽然奥威尔一直在强调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和文学对社会与时代的积极介入，但他认为“信奉任何政治教条，都跟诚实的文学不相容”，明确反对作家对于政治政党不加分辨地简单依附，强调作家的自主定位、自我选择和自由诚实的写作。 帕慕克继承了奥威尔对于这一问题上的大部分观念，而他对奥威尔的超越之处在于对“文学政治性”的理解上。奥威尔认为“文学的政治性”仅限于“作家的政治动机、政治意识”层面，而帕慕克则认为：文学中的政治性，只有作家对异己之人的书写中才能表现出来，最具政治性的小说是没有明显处理地处理任何政治主题、事件、行为的小说。就像他在“诺顿讲座中所说：“小说艺术不是在作者表达政治观点的时候才具有政治性，而是我们在努力理解某个与我们在文化、阶级和性别上不同的人之时才具有政治性。” 最后我想说，纵然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不和调和的矛盾，但我们在现实中还是要不断突出它们之间的对立，因为如果我们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文学就容易沦为政治的工具，就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利用。巴尔加斯.略萨在《谎言中的真实》说：“虚构小说是对任何政权的永久腐蚀剂，文学永远是一场阴谋活动。”对于这个纯文学生存环境艰难的时代，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对立比强调它的反面更显得迫切。卡夫卡不是曾说：“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改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只想维持现状。”
国际政治与经济论文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逐渐融合。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同时又给发展国家带来了挑战。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的脚步已势不可挡，发展中国家应及时调整政策，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中去。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双刃剑；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前提是开放的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性基础条件，降低了信息交流的成本，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生产、投资等经济因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能力的日益增强，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发展载体，在全球范围内对全球的资源、劳动力进行配置，在全球市场组织生产和销售，
这种跨越时空的国际分工模式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全球经济运行中，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制定的经济规则为全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它们使世界各国能在全球统一的市场内自由、公平地竞争，极大地促进和保障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深入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体制基础，使各国的经济日益以市场为纽带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已势不可挡，关于经济全球化是利是弊的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少数发达国家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利弊具有不确定性；关键取决于原有基础和现行对策。所以，发展中国家则要趋利避害，抓住机遇，促进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回避经济全球化只能带来更大程度上的落后。面对经济全球化，既要很好地把握它带来的机遇，又要趋利避害，规避它带来的风险。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以贸易自由化为先导，进而促使金融全球化和投资的自由化，并最终导致生产的全球化。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基础、运行机制到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都将带来重大影响。以国际分工为客观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使商品和劳务的国际流通高度自由化，使生产要素的国际配置更加合理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不同时期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反思 摘要：文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在历史上出现过“从属论”“平行论”“想象论”等观点说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早已相互渗透在一起，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在不同的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也并不相同。在文学与政治的地位相对平等的情况下，文学与政治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但若政治性过强，就会影响甚至禁锢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文学、政治、十七年文学、文革 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作为一个现世的人，或多或少与社会、政治有些联系，正如鲁迅当年批评“超时代”文学家的那句话，“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政治早已与渗入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人类的整个生活，无论是哪个朝代，即使是在钟南山上修行的道士，都会受到整治的影响，因而那种完全与世隔绝，桃花源般的生活是不存在的，因此，作为一个社会人，其文学创作必然脱离不了社会，文学与政治之间也就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又如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要素构成，而政治活动有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源泉——社会生活。 文学与政治之间一直都存在着激烈的论争，有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文学的从属论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达到了高峰。《讲话》中提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①虽然毛泽东也强调了文学的重要性，但一旦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而把文学依于政治之上，久而久之，文学作品将逐渐走向僵化、模式化。有主张文学与政治并行不悖的“平行论”，两条平行线之间是永远没有交集的，但文学与政治之间显然是有交集的，把文学独立的看待并不是孤立的对待，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因素并不是刻意而为之的，而是渗透于生活之中。最近又有学人指出：“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或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的关系。”②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从广义的角度来阐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把文学作品放于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创作与解读。胡适也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写道：“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③就像“红色经典”小说一样，在17年时是风靡一时的，但那也正好呼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满足了群众精神上的需求，但它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