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认可乔治.奥威尔以及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观点。“使政治性写作成为一门艺术”，这是奥尔尔文学观的核心观念，也是他在创作中实际追求的目标。他在《文学与政治》这本书中提出所谓的文学独立于政治，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无涉，而是在表达一种政治理想：那就是摆脱各种外来的与内在的控制与压迫，进行文学写作上的自我选择。同时他强调，“你越是不加回避地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越能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不受损害。”此外，虽然奥威尔一直在强调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和文学对社会与时代的积极介入，但他认为“信奉任何政治教条，都跟诚实的文学不相容”，明确反对作家对于政治政党不加分辨地简单依附，强调作家的自主定位、自我选择和自由诚实的写作。

帕慕克继承了奥威尔对于这一问题上的大部分观念，而他对奥威尔的超越之处在于对“文学政治性”的理解上。奥威尔认为“文学的政治性”仅限于“作家的政治动机、政治意识”层面，而帕慕克则认为：文学中的政治性，只有作家对异己之人的书写中才能表现出来，最具政治性的小说是没有明显处理地处理任何政治主题、事件、行为的小说。就像他在“诺顿讲座中所说：“小说艺术不是在作者表达政治观点的时候才具有政治性，而是我们在努力理解某个与我们在文化、阶级和性别上不同的人之时才具有政治性。”

最后我想说，纵然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不和调和的矛盾，但我们在现实中还是要不断突出它们之间的对立，因为如果我们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文学就容易沦为政治的工具，就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利用。巴尔加斯.略萨在《谎言中的真实》说：“虚构小说是对任何政权的永久腐蚀剂，文学永远是一场阴谋活动。”对于这个纯文学生存环境艰难的时代，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对立比强调它的反面更显得迫切。卡夫卡不是曾说：“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改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只想维持现状。”

简析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简析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王凤霞摘要：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时乱时治，分分合合，各种思想观念的汇聚和碰撞，造成了魏晋“文的自觉”。因而探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典型的意义。关键词：魏晋文学政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中国文学与政治始终处于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之中，某一时期的文学必定离不开特定的政治背景。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命题，中国古代形成了三种基本关系：以“言志”说为代表的诗化关系，以“美刺”说为代表的批评关系和以“文道”论为代表的超越关系。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元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深于热情的时代。”鲁迅先生称这一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成教化，明人伦”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与“文”的自觉相对应的是“人”的自觉。虽然魏晋时期儒学仍为官方统治性学说，但其影响力已明显削弱。与儒家思想的式微相对应的是道家思想的升温和玄学的盛行，各种思想的汇聚与流行打破了汉朝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促进了魏晋时期个人的觉醒，这一切都促进了“魏晋风度”的形成。同时这一时期政治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从黄巾起义前后起，短短不足二百年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包括汉末大乱、天下三分、正始党争、晋承魏祚、三国归晋、太康之治、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晋室偏安、经略中原、南北分治、晋末大乱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疾病霍乱，导致死亡枕籍，民不聊生。政治的黑暗可见一斑。因而研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一汉末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社会动乱，战争惨烈，民生凋敝，官场倾轧，政治非

政治化文学思潮

（三）政治化文学思潮——批判运动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2、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 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4、文艺界的整风反右运动二、胡风的文艺思想 1、对“五四”新文学的看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支流”。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态度一直在坚持着五四的文学传统。 2、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认为：民间文艺不可能有民主主义的观点；应该“从社会基础相类似的民族移入形式。” 3、现实主义观点——与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分歧的中心（1）现实主义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文艺上的体现，是艺术方法上的特殊形式。→此观点一方面体现了世界观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世界观指导一切。[而林默涵的观点则是主张方法论与世界观是合一的。胡风把一个作家分成感受世界和观念世界，前者是对世界的忠实，后者是世界观。（2）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一个作家主体的敏锐的感受力，燃烧的激情、深邃的思想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最早胡风指的是作家主体的“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胡风认为，作家的创作过程是作为作家的主体与客观对象“相生相克”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的自我扩张、不断的自我斗争的过程。胡风长期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坚持，最终导致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悲剧。这里面固然有文学界内部的宗派主义在作怪，但根本原因还是将文学创作变为政治工具的“敌我政治”思维的结果。 –激进文艺实验的结果——样板戏 1）“样板戏”的基本结构要素：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历史故事；二是经过改造的古老戏曲形式（京剧）、西方古典艺术（交响乐和芭蕾舞）；三是精细的艺术形式。 2）“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的特征：1、为对中心政治任务的宣传服务；2、两

浅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浅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首先,我要声明,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与政治发生关系，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就更是如此.好了,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话题。综观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当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这个经历了长时间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度里，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时代被炮火所轰碎，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时，文学作为始终不屈不挠地反映社会的变化的特殊意识形态，在新社会里却被一条无形枷锁所桎梏,这就是政治。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建国之后著名作家创作普遍大面积滑坡，为什么作品中缺少了鲜活的艺术性，为什么没有再出现像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家，为什么中国作家始终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难道反映不出文学对政治的干预吗？这些年每当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揭晓，总会在中国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躁动。有种声音颇具代表性，即国内的政治环境迟滞了一个文学盛世的诞生。是不是这样呢？曾为中国作家现为法籍公民的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在他的作品中曾经有如下的感慨，似乎可以窥见谜底：“出手的文学，要三思而后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得文学的风险”“这是一个没有战场却处处是敌人，处处设法却没法防卫的时代”。这反映出中国政治对文学的伤害在作家心中的深深的烙印。那么，中国文学能否摆脱政治的束缚呢？可以说，直到今天，中

国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仍然没有停止；《蓝宇》、《天浴》等电影的被禁播，中国足球队世界杯铩羽归来却禁止媒体讨论，难道不能说明些什么吗？所以我赞同“淡泊文学”的观点，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主势力的敌人。所谓“淡泊文学”是指恢复了本性的文学，区别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的文学。“淡泊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被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自救的文学，是一种非功利的文学。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文学的本性

李先明文学与政治发表会精选版

李先明文学与政治发表会 Document serial number【KKGB-LBS98YT-BS8CB-BSUT-BST108】

“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先国 ? 开幕式 2011年10月15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主办，苏州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的“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来自日本、美国，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等研究机构与高校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王建力教授在欢迎辞中介绍，绍兴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现代的绍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今天的绍兴是一个古老与现代并存，宽度与深度并重的城市，绍兴文理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发展前景良好的充满活力的地方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学科，举办文艺理论会议可以促使该学科加快发展。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学对政治具有强烈的反作用。77岁的我国着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首先指出“文艺与政治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随后又强调文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附庸，文艺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的自由”，推动社会的发展。王元骧教授精辟的见解为整个会场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在随后的大会主题发言和小组讨论中，专家们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理论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经验”、“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政治化观照”、 “从政治角度重释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等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与探讨。

文学的政治性

论文学的政治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刘婷婷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的的指导方针。将文学与政治相结合。从而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学一直具有浓厚的政治性。本文探讨了中国文学具有政治性的原因及文学政治性的利弊，从而得出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政治性辩证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了文艺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后来将讲话整理成文，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解决了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等。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从《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毛泽东将文学与政治相结合，以文学的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观念。使文学具有浓厚的政治性。《讲话》提出的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传统的文学就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一、中国传统文学具有浓厚的政治性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和政治密不可分。先秦时期的文学有很浓的巫术色彩，是用来维护周的统治。《诗经》中的作品，最初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实行教化的工具。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成熟的《左传》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褒贬。《左传》维护周礼，维护周的统治。孔子也提出要“学以致用”，即学到的东西应该用于实际，服务于社会。两汉时期的大赋，大篇幅的文章来展示汉朝的地大物博，赞美汉朝的统治者。中国的文学之所以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笔者认为有一下几点原因： (一)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中国的上乘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大多是士大夫阶层的官僚知识分子，有些甚至就是皇帝，最高统治阶级。从夏商开始，中国文学的创作的担当者就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巫师，《礼记·表记》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了两汉时期，政府录用人才主要通过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有文采的文人得到重用，而所谓的文采就是看的谁的文章对统治者有用。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及以后的科举，都给中国的士大夫们提供了很多出仕的机会，这就使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学绝对不能从属于政治，沦为政治的工具，而必须独立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朱晓进把二十世纪称为非文学的世纪。历史的教训让我们对这一点有着异常警醒的认识，但我们也同样该承认，文学无法回避政治，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作家与利维坦》中提出的，政治侵入文学领域，是总归要发生的事。这是因为，当我们面对世界上大量的不公和苦难而产生一种内疚感和负罪感时，我们不再可能对生活持有纯审美的态度。即使有人说文学与政治无关，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因此，我觉得只有承认了以上两点，才具有阐释这个问题的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认可乔治.奥威尔以及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观点。“使政治性写作成为一门艺术”，这是奥尔尔文学观的核心观念，也是他在创作中实际追求的目标。他在《文学与政治》这本书中提出所谓的文学独立于政治，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无涉，而是在表达一种政治理想：那就是摆脱各种外来的与内在的控制与压迫，进行文学写作上的自我选择。同时他强调，“你越是不加回避地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越能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不受损害。”此外，虽然奥威尔一直在强调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和文学对社会与时代的积极介入，但他认为“信奉任何政治教条，都跟诚实的文学不相容”，明确反对作家对于政治政党不加分辨地简单依附，强调作家的自主定位、自我选择和自由诚实的写作。帕慕克继承了奥威尔对于这一问题上的大部分观念，而他对奥威尔的超越之处在于对“文学政治性”的理解上。奥威尔认为“文学的政治性”仅限于“作家的政治动机、政治意识”层面，而帕慕克则认为：文学中的政治性，只有作家对异己之人的书写中才能表现出来，最具政治性的小说是没有明显处理地处理任何政治主题、事件、行为的小说。就像他在“诺顿讲座中所说：“小说艺术不是在作者表达政治观点的时候才具有政治性，而是我们在努力理解某个与我们在文化、阶级和性别上不同的人之时才具有政治性。” 最后我想说，纵然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不和调和的矛盾，但我们在现实中还是要不断突出它们之间的对立，因为如果我们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文学就容易沦为政治的工具，就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利用。巴尔加斯.略萨在《谎言中的真实》说：“虚构小说是对任何政权的永久腐蚀剂，文学永远是一场阴谋活动。”对于这个纯文学生存环境艰难的时代，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对立比强调它的反面更显得迫切。卡夫卡不是曾说：“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改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只想维持现状。”

革命文学运动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1

浅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以“革命文学运动”为例中文师范102 李艳艳 1001012056 内容摘要：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使文学背负上了沉重的政治理念，革命作家对时代潮流的密切关注及其敏感的社会政治危机意识，使文学的功利性要求得到充分强调，文学一度被视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与武器，革命文学运动中文学与政治的这种特殊关系，对以后的中国文学运动曾产生过很大影响。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富强民主的新社会制度过程中，文学政治具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关键词：革命文学运动文学与政治关系正文：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从某种角度看没有一件不与政治发生关系，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更是如此。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 在百年来明昧交织的社会文化景观中从未间断过。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竞相争鸣，汉韵赋，唐律诗，宋词，元散曲，明清的小说。既往的论述, 由于纠缠在复杂的人事关系、历史恩怨中, 往往多了情绪的表达, 少了深入的阐释。如何客观对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直存在且不断变化着的问题。 2011年10月15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主办，苏州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的“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讨论指出文学自经历了是否工具的论争、文学主体性的论争、文学向内转的论争与文学语言批评与文体研究的提出及实践四个阶段的发展后，1980年代的文论界形成了以审美、形式、语言、向内转、纯文学、非功利、文学自身等构成的主导话语体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再受到追捧与热议，文学去政治化成为主导话语。从１９８０年代末起到今天，随着外在文化语境的转变，文学去政治化的主导话语逐渐被文学再政治化的主导话语所取代。南通大学杨菊博士以19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革命文学家与鲁迅、茅盾等论争的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一时期文学政治化的形成及其策略。如同一对冤家恋人，文学与政治的结缘，使它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上演着一幕幕悲喜闹剧，他们相克相生，暧昧矛盾的关系更如鬼魅般纠缠不清，此中的复杂难辨与勾连排拒不禁令人嗟叹，这实在是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姻缘。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把革命与文学结婚”①。但这是一段很不平等的姻缘，潜隐在革命背后根基庞大的政治理论，时时伺机剥蚀文学的多姿形态，使其负载上沉重的政治理念，文学的独立特质逐渐耗失最终屈从于革命政治的强大话语霸权之下。一

文学与政治的互相影响

文学与政治的互相影响文学与政治这两个看似互不干扰的领域，却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互相影响着，而它们如何互相影响呢，看到各个研究文学的研究者分为几派，也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以下就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文学是作者对外物或事件的反映，是作者自己人生的经历的凝结情感的迸发，是作者自己曾经看到想到升华而来，它是来源于生活的，因此文学不能够脱离现实而存在。如今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哪一个又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现实呢？而现实又要受到政治的影响，因此，文学既无法脱离现实，自然也就摆脱不了对政治的影响。古之经典大多是因不平而鸣之作，他们不平的原因很多，而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君王忠奸不分常使得他们仕途受挫，《离骚》、《史记》、《归去来兮辞》……这些都是动荡年代的经典之作，然而，上下求索者最终选择了跳江，忍受屈辱者最终留名，归去者选择了采菊东篱……他们不是为了政治而留下千古文学齐篇，却对政治产生了影响。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文字狱就时有出现。统治者们用他们的政治权威压制文学，他们用统一的规范限定人的思维，让文人写符合他们意志的文章。在那种条件下，文学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曾有文艺理论家用“纯文学”、“非功利”、“为文学而文学”等抨击让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现象，使文学成了政治的工具而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如沈从文，这些文艺理论家们忽略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文学又怎能只顾自己存在的价值。它必须承担起唤醒民众的责任，必须让自己的文学著作

为那个时代的发展服务。然而文学纯粹成为了政治的工具，让文学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个性特征。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把“文艺就是为政治服务，尤其是为工农兵服务”提到了相当高的高度，造成了文学艺术的模型化公式化，使得文学完全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地位，成为了政治的附庸。这一时期，政治对文化的专断与独裁的严重后果就是导致了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这给中国文化带的灾难是无法计算的。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越是专制的时代，文学和政治的对立就越强，文学和政治就越不相容。在中国尤其明显，以至于政治和文学走向了反发展的程度：几乎文学的繁荣总是在国家动荡的时代，而且必然是百年以上的大动荡才能出现超重量级的文学家。在国家治平的时期，文学繁荣的机会倒非常少，即使有一些有成就的文学家也总是生活在迫害中。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最动荡也是动荡时间最长的时代，却出现了中国文学最繁荣的景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秦统一天下后，文学就在“焚书坑儒”的烈火中灰飞烟灭；但是，文学要更好地发展，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需要真正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一个文学与政治和谐发展的氛围，它不应该是消遣的东西，也不应该成为商品经济人们追逐利益的牺牲品，它应该发挥其审美价值，起到相应的社会效应，从而树立起人们精神的支柱，成为民族精神的向导。

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之浅见

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之浅见导读：简单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内里关系，即“文史不分家”的道理。摘要：纵观古代中国，文人政治无疑是社会最主流的政治模式。纵有武强文弱之时，也只是乱世的权宜之策，重文轻武依旧是大多数时候的情况。本文从文学与政治两方面出发，着眼于探讨文学与政治对彼此的影响，以及这种现象的源头、原因、发展，最后它为中国文化带来了什么影响和变化。一、文人政治的起源 1、孔子古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社会”，常言道“士农工商”，士子作为社会最上层的人物，几乎是主宰着整个国家政治的去向。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正式被确立为国之根本后，更出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所谓文人骚客，从来都是政治的主力军，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注定了在古中国，文学与政治是绝对分不开的。这种现象的起源非常早，最典型的是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里的“优”并不是“优秀”的意思，而是“富余”，也就是“学习有多余的精力则可以管理国事，管理国事有多余的精力就可以学习”。可以说，孔子是第一个将学习与做官结合到一起的人。他本人的文学成就不必多言，而他也确实是个“官迷”。《论语》中曾记载一则故事：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以美玉比喻孔子，问这块玉（您这样的人才）是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找个能赏识人才的君主效力呢）？孔子会意，答得飞快，还重复了两次，“卖了吧！卖了吧！我正在等待这样识货的商人呢！” 2、屈原至圣如果是这样的观点的话，那么在后世，文学与政治绑定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追溯时代的长河，从春秋往后看，下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无疑是屈原。屈原的《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巨作，地位可与现实主义巨作《诗经》并肩，后人评曰“楚辞者，楚人之辞也。虽‘凤

为什么提出文学政治学

为什么提出?文学想象政治?？ ——近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的进展与反思《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总第230期) 作者：刘锋杰摘要：近年来文论界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联结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从人性说、伦理说、美学说三个角度揭示了两者的关联性。不过，这是一种着眼于内容的、没有充分关涉文学审美特性的视角，仍然有可能忽略文学的自身属性。我们主张从想象的角度建立两者的关联，这既能满足文学的审美要求，也能使文学独立自主地作用于政治，从而促进文学与政治的良性发展。关键词：文学；政治；?文学想象政治?；文学与政治关系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13BZW002）作者简介：刘锋杰（195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学基本理论与中国现代文论史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受两种文论思想的影响，人们再提文学的政治化。一种是坚持文学政治化的，这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为文艺正名?的浪潮中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加入文学再政治化之中，可谓理所当然；一种是受西方文化理论影响的，这批学者较为年轻，反对文学审美论，转而主张文学政治化。因此，90年代以来的近20年间，文学与政治关系重新成为文论热点。不过，客观地说，此次的文学再政治化，当然比过去的文学政治化要高明得多、深刻得多，在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时，一些学者在?反本质主义?的总体思路之下形成了语境论，从语境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因为已经有所论述，此文不再涉及［1］［2］。另外，还形成了人性说、伦理说与审美说，较为深入、多方面地研究了文学是如何关联政治的，从而保证了文学再政治化话语的合理性与可信性。但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也因没有找到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本体性关联，还是忽略了文学审美特性在关联中的支配性。鉴于此，笔者提出?文学想象政治?的命题，试图用想象的本体性来联结文学与政治，建立两者间彻底的、具有完整文学属性的关系，有效阐释已有文学史，推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一曾永成是新时期以来率先建构文学政治学的重要学者，他从文学与政治都关涉人性这个角度来讨论两者的关系。曾永成说：?文艺与政治的系统性交织和渗透的更深刻的表现，还在于它们在人性和历史大系统中共在共存，因此必然要以人性和历史为根本中介而相互影响?［3］7。曾永成根据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人性的生成是个?历史之谜?论证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其中涉及两种矛盾和四种抗争：两种矛盾是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四种抗争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人类的抗争。他认为?无论政治还是艺术，都面对着上述‘历史之谜’，并力求解答它；政治追求的是现实的解答，文艺则用想象去解答并力求给现实的解答以助力。?［3］8在一些具体的关联论述上，曾永成既强调了政治解答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文艺?对政治是一种终极性的校正和调节?［3］9。曾永成所做的工作其实分两步，第一步为政治正名，将政治视为解答?人性之谜?的行为，恢复政治的名誉，反对将政治污名化；第二步，将文学也视为解答?人性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不同时期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反思摘要：文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在历史上出现过“从属论”“平行论”“想象论”等观点说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早已相互渗透在一起，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在不同的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也并不相同。在文学与政治的地位相对平等的情况下，文学与政治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但若政治性过强，就会影响甚至禁锢文学的发展。关键词：文学、政治、十七年文学、文革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现世的人，或多或少与社会、政治有些联系，正如鲁迅当年批评“超时代”文学家的那句话，“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政治早已与渗入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人类的整个生活，无论是哪个朝代，即使是在钟南山上修行的道士，都会受到整治的影响，因而那种完全与世隔绝，桃花源般的生活是不存在的，因此，作为一个社会人，其文学创作必然脱离不了社会，文学与政治之间也就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又如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要素构成，而政治活动有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源泉——社会生活。文学与政治之间一直都存在着激烈的论争，有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文学的从属论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达到了高峰。《讲话》中提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①虽然毛泽东也强调了文学的重要性，但一旦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而把文学依于政治之上，久而久之，文学作品将逐渐走向僵化、模式化。有主张文学与政治并行不悖的“平行论”，两条平行线之间是永远没有交集的，但文学与政治之间显然是有交集的，把文学独立的看待并不是孤立的对待，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因素并不是刻意而为之的，而是渗透于生活之中。最近又有学人指出：“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或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的关系。”②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从广义的角度来阐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把文学作品放于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创作与解读。胡适也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写道：“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③就像“红色经典”小说一样，在17年时是风靡一时的，但那也正好呼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满足了群众精神上的需求，但它的这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关系之我见文学一直情愿或不情愿的扮演者一个悲情者的角色，一直，主动或被动的处在悲剧的中心位置。在中国，政治与文学的联系之密切，可是世间罕见，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氛围中，政治悲剧使文学无从逃避，只能选择近于宿命的悲剧命运。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文学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主要是史书著作，到后期有词，诗，曲等出现，但很难形成一中文学。古代主要是武力征服，男子很多被征去当兵，女子在古代更是没有文化没有地位很多时候只是被作为生产工具。而君王也只关注于政治谋略，选拔制度在古代更是禁桍了人的思想，导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文学著作。不过在国外其他国家也是差不多的，毕竟文学的出现也是在近代才提出的，但也说明了，政治不发达的时候，文学也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所以要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是要从近代说起。中国从明清时期，从文学的发展开始，文学就与政治紧密相关。中国四大名著，要知在写完后是被视为禁书的，可见政府对文学的干预之深。政治干预文学的极致要算中国建立之初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哀在于，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个文学家，在那个时代，个人改变历史的社会现象成了可能。为了巩固政权的稳定，他不能不用政治的思维来思考文学发展方向，无视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以政治的运行规则发展，造成中国文学的一大悲剧。中国文学发展怪圈，作为文学的主要创作者的种种特性也难逃其咎。传统的中国分子属士大夫阶层，他们被政治所逼，肩挑经世济困的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了特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致使传世佳作的题材都是具有国家意识，忧患意识类型。当国家安稳社会太平时，

那些曾经的大作家，就没有什么著作了。一旦安稳，似乎作家就失去了创作的灵感，很难写出名著。钱学森之问，更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担忧。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千丝万缕。上文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其中更有数不清的间接联系。这就要说到政治的开明，民主与政治的闭塞，专制对文学的最底层最深入最危险的毒害。国外西方国家的政治是民主的，国民拥有言论的自由，这种自由虽然也是相对的但比中国就自由很多很多倍了。外国自由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这里不多说，下面要说的是言论自由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各大网站上关于政治的负面言论总是被禁止的，政府以网络文明为由干涉网络上的言论，从而控制人们的思想。这从侧面就反映，中国的文学要是与政治牵扯到关系，那么要么是被禁，要么必有宣扬现任政府多么伟大的言论。这就是文学的禁区。作家，无非是一个人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或政治势力的敌人。民众有自己的判断，如果一个国家会被文学击败，那也是这个国家的趋势，为什么政治要干预文学以维护其统治，这是统治者心虚。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去改变以使更多的人生活安稳，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只是去用文学控制人们的思想，去压抑人民，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是不完善的，是不稳定的，文学的繁盛也反映了政治的昌盛。如果一个国家，只吹嘘自己政治的强大，经济的繁盛，但文学确没有什么作为，那么这必然是一种病态的吹嘘，一种没有底气的吼叫。所以作为结束语，我想说，文学与政治互相映衬，相辅相成。文学昌，政治则强！

政治小说

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 ■耿传明 -------------------------------------------------------------------------------- 《江汉论坛》2007年第1期本文共分5页:[1] [2] [3] [4] [5] 摘要：晚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新小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标志，文学担负起了一个时代先行者的角色。政治小说是这个时期人们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载体，它与时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时代政治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化成为中国文学由传统步入现代的一个突出表征，浪漫主义政治和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一种同源关系。关键词：晚清新小说；文学政治；社会心态变异；理性主义的激情化中图分类号：Ｉ206．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1－0114－06 一 1900年的“庚子之变”是晚清社会变迁的分水岭，慈禧太后在守旧派彻底失败之后，也不得不倡言改革了，由此开启了历史上所谓的晚清新政时期。由清廷启动的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酿成了一种朝野上下“咸与维新”的时代风气，由此维新、变革、改造社会等等成为时代的主导话题，求新、求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由此，引发了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首当其冲的是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由于清廷开始倡导西学，而受到冷落，更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而遭受沉重打击。庚子之前讲西学的人除了为数不多的“康党”之外，并不多见，而庚子之后则风气大变，士人阶层几乎全都卷入到如火如荼的兴西学热潮中，连旧学大家如桐城派古文学家吴汝纶也作出这种预言：“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 ①朴学大师孙诒让也对自己所治的旧学作出这样的反省：“救焚拯溺，贵于开悟国民，讲习科学。不佞曩昔所业，固愧刍狗已陈，屠龙勿用。”②由此，自命代表“西政之本源”的政治法律书籍成为时代的畅销书，如此相应的是“法政学堂”等新学堂遍地开花，成为新的“官员养成所”。但这些并没能缓解失去了传统“晋身之阶”的士人心中的焦虑和惶恐。诚如时人所言：“庚子重创而后，上下震动。于是朝廷下维新之诏以图自强。士大夫惶恐奔走，欲副朝廷需才孔亟之意，莫不问新学。虽然，甲以问诸乙，乙以问诸丙，丙还问诸甲，相顾错愕，皆不知新学之意何云。于时联袂城市，徜徉以求苟合，见夫大书特书曰‘时务新书’者，即麋集蚁聚，争购尤恐不及。而多财善贾之流，翻刻旧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学人昧然得鱼目以为骊珠也。朝披夕吟，手指口述，喜相告语，新学在是矣，新学在是矣！” ③在这种急功近利心态下所接受的新学，显然会大失其原味。与此相应的是对西学的推崇引发的对新的政治趋向的追求，仿行西方，进行立宪，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要求。《东方杂志》这样报道：“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合异口同声。”④在这种趋势之下，守旧派已成为为大众所不喜的人物，许珏因为上书反对立宪，招致的反应是：“朝野哗然，以为阻挠立宪，非愚则狂。”⑤ 西学的兴盛培养起新一代读书人对“理性”的崇拜，即相信只有“公理”才具有判断一

从“想象”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从“想象”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无论是从中国文学发展历程还是从当前的文学创作现状来看，没有人能够否定文学创作与政治的联系。当今的三农问题、打工文学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起，都说明了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面对现实问题而研究它们，在《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的作者刘锋杰等人看来，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当代的文化与文学问题。他们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因为那样做，不利于分析与揭示文学的性质，不利于推动文学理论的发展，也不利于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回顾百年来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历史，纷纭复杂，资料也如汗牛充栋。但《文学政治学的创构》，通过梳理，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可能在“从属论”的主张中获得彻底解决。“从属论”强调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属论”萌芽于20世纪初期，30年代左翼文学为之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准备，40年代完成了其理论构建，使得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得以形成。其后通过广泛的宣传与实践，从而使其获得了认同、理解、支持，转变成为巨大的文学生产力。“从属论”产生了一系列的相

关命题，如政治标准第一与艺术标准第二、普及与提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它在革命战争年代起到了推动革命的历史作用，但其显然忽略了文学基本问题的复杂性：其一，即使这一理论用于战争年代，也不能完全概括战争年代的文学，战争期间的文学并不是都为政治服务的，那些不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也是文学，不承认它们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是脱离实际的。其二，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生活重回常态，还可以继续要求文学为新的政治服务，但显然不写政治的文学作品会多起来，如何解释这样的文学现象，仅用“从属论”显然不适合了。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否定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代之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从而解放了文学生产力，这才迎来了8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的影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却未能提出更为新颖的观点，以便从审美的立场出发来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钱中文、童庆炳先生等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思考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审美如何与意识形态关联，却未能成为思考的重点。曾永成先生通过文学与政治都关涉人学这个共同点来建立二者的关系，有其合理性，但人学的问题还不是审美解决的问题。王元骧先生将政治伦理化，强调人与文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仍然是一种非审美的致思方式。总的来说，这些观点确立了文学与政治的平等关系，但都没有

文学与政治

文学与政治什么是文学？从狭义用审美含义角度看，是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行为及其作品，是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什么是政治？是统治国家一切行为的总称，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利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使用，它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我认为，文学与政治都属于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而文学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一般要通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中介”因素间接地对经济基础起作用，尤其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往往至关重要。这就决定了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间的相互影响客观存在。事实上，无论在哪个阶段，文学与政治都息息相关，完全脱离政治而“自力更生”的文学是不存在的; 同样，完全离开文学反映的政治也是不存在的。在实践中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不容忽视的。它们的这种关系体现在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影响上。(一) 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政治影响了文学的创作过程。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观点, 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构成。政治活动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源泉———社会生活, 作者和读者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就作者而言他的作品要反映生活必然沾染当时的政治气息; 对读者而言一方面他接受了作品, 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 读者对政治内容的需求也激发了作者去创作与政治生活氛围一致的作品, 从而迎合读者的需求。( 二) 文学对政治的影响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文学的精神陶冶作用感化了人们的心灵, 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接受作品中所蕴涵的政治思想, 这是一个复杂的接受过程, 况且有些作品中的某些政治思想有时并非作家有意要表现的, 对读者和评论者而言更需要深入挖掘, 所以文学对政治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 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享有自己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准则。它始终是以审美的维度来凸现现实，并以作家丰富多彩的主观想象力去形象地展示某种带有绝对个性化的人生理想。文学的主观性、审美性以及娱乐性特征使它根本不具备直接参与改造社会生活的实用功能。那么文学到底应该怎样书写政治呢？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在帝国主义入侵，国不像过家不像家的时代里，有志之士拿笔当枪战斗，使文学成为唤起国民进行反抗斗争的武器，这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性，谁也无法否定的。曾有文艺理论家用“纯文学”、“非功利”、“为文学而文学”等抨击其让文学为政治服务，使文学成了政治的工具而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价值。这些文艺理论家们忽略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在那样一个面临亡国灭种的时代里，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文学又怎能只顾自己存在的价值。它必须承担起唤醒民众的责任，必须让自己的文学著作为那个时代的发展服务。在和平年代，作为一种文化样式，文学必须承载一个民族的精神，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写作者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批判地接受前人的观点，让曾经的经典得以继承，又使得当今的文学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讲稿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家好，今天我要说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的关键词是年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之前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看到了很多有关的文章和论文。也有的人建议我，你随便下载一个论文照读不就交差了。我说：我做不到。不是因为我多么高尚，而仅仅是因为，不是我自己写的东西我真的做不到把它拿到大家面前去谈论，所以，我只能是自己写，这样比较顺心顺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呢，说起来真的是千丝万缕，说不尽道不完。这个题目也相当的大。我就谈一谈我自己所理解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各朝各代文学的发展都是一不一样的形式不一样的内容展现着不一样的风采，然而文学始终没能摆脱政治的干扰。当然，文学和政治的结合也可说是浩浩荡荡，荣辱与共。无论是国破家亡，还是繁荣盛世，政治始终主宰着文学的走向。文学，它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个部分，俾人由于才疏学浅，就讲一讲现当代文学这一部分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现当代文学中有这么几个年份：1840年、1915年、1919年、1927年、1937年、1942年、1949年、1966年、1976年。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我国国门被迫打开，这无疑在政治和文学，大而至于各个方面都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其实，是有很多同胞被鸦片战争所残害。但是，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的到来，也许中国要比现在还要落后一百年。 1915年，5月9日，在政治上，袁世凯屈服日本，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同日各城市纷纷集会，拒不承认“二十一条”，誓雪国耻。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在文学上，在国耻难

言的情况下，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名《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1917年，政治上，在3月14日北京政府宣告：对德断绝外交关系，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停付赔款与欠款。政治上非常动荡，而在文学上，1月4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人无论是对中国的政治还是文学，还是教育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功勋。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挥起文学革命大旗。也是从 1917年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了。 1919年，在政治上，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商界大力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展开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文学上，五四文学革命,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次及其伟大的变革：“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先生写的《狂人日记》问世。对于鲁迅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如果说政治上最伟大的人物是毛泽东的话，那中国现当代文学上最伟大的人就是鲁迅先生了。 1927年，在政治上，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文学上，从1917年——1927年称之为第一个十年。结束第一个十年，筹备着革命文学的爆发。 1937年，在政治上，7月7日夜，日军向卢沟桥一带中国军队开火，中国守军第29军予以还击。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史称“七七事变”。7月29日，北平、天津沦陷。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日军攻入南京城，开始了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和谐发展，才是正道 —浅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遍观历史，掩卷沉思，不难发现，政治和文学似乎处在一个紧张对立的局面，在政治的强力面前文学总是偏于一隅，阻碍了文学对于美的最高追求。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文学艺术的发展。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总是怒目圆睁，盯着文学者的一举一动，稍有异动，就坚决镇压。文学家相应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在他们的言语中，政权就是黑暗，政治家是恶棍，不这样看的文学家似乎就是文学家中的败类，就是墙头草，就是见风使舵，就是明哲保身。我的观点是，文学和政治和谐发展，才能创造文学和政治的最大价值，才能互利共赢。上帝把文学和政治作为社会前进的手段交给人们决不是让人们利用它们来互相诋毁和杀戮的，而是让它们像鸟的双翼一样合作来支撑人类的飞翔的，这个社会离不开文学，也离不开政治。越是专制的时代，文学和政治的对立就越激烈，就越是水火不容。文学的繁荣似乎总是在国家动荡的时代，在国家致太平的时期，文学繁荣的机会反倒很渺茫，即使有一些有成就的文学家也总是生活在颠沛流离和饥寒交迫中。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却出现了中国文学最繁荣的景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秦统一天下后，文学就在“焚书坑儒”的烈火中灰飞烟灭；秦汉间的动荡时间较短，两汉的经济政治军事都很发达，但是文学上只说“汉赋”，“汉赋”是什么东西呢？“汉赋”其实只是“拍马屁的文字”只是歌功颂德，吹嘘繁盛的文学，一味追求辞藻华美。三国魏晋时期动荡黑暗，文学上却出现了“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元、明、清的政府对文学都是严格控制，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的“文字狱”，文学萎靡不振，处于万马齐喑的局面。虽然出现了四大小说，但是这些小说无一不是在民间悄悄流传，而且作者大多隐姓埋名，都不敢轻易抛头露面，敢写不敢说，敢怒不敢言。近代百年动乱，文学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场面，甚至在后期还出现了鲁迅这样的大家，还催生了一大批像老舍、巴金、曹禺、张爱玲等有重量的作家。令人大为不解的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很快成为过眼烟云。甚至原来的大作家也不会写了，大家都缄口不言；许多文艺学家受到严重的身心迫害，境况十分悲惨，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场浩劫。政治是上层建筑，它很自然地要影响到文学。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有两派，毛爷爷就教导我们说：文学为政治服务。我更赞成周作人等提倡为文学而文学的观点。动荡的时代，专制的政治人物要么是无力顾及文学，要么就是为笼络人心而有限度地利用文学。而动乱一旦结束，无所顾忌的政治家也就举起刀枪杀向了文学，把文学变为统治的工具。但是，就中国历史而言，也有例外，那就是唐宋时代，后代的文人在说到唐、宋时会觉出一种温暖和向往。这种温暖和向往就来源于政治和文学的共存共荣，同步发展。走向同步的原因我认为最关键的出现了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所体现的是政治向文学的让步、文学对政治的依存。在这里，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论起了一个关键作用。因为文学的生命力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