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祖祠碑碣资料中蕴含的关公信仰

关帝祖祠碑碣资料中蕴含的关公信仰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常平村是关公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常平关帝祖祠现在保存有丰富的与关公信仰相关的碑碣资料。这些资料蕴含着丰富的关公文化精神，是千百年来关公故里民众崇拜关公、信仰关公的真实反映，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较高的文献价值，是对关公信仰进行文化解读的一把钥匙。

关于关公故里

关公本名关羽，是东汉末期真实的历史人物。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关羽传》说，“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这里的“河东解”就是东汉时期司隶校尉部河东郡之解县。但长期以来，关公故里的具体范围却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历史演变过程。

最初的关公故里就是现在的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常平村在东汉时的名称，根据田福生的说法，“规范的叫法推测为司隶校尉部河东郡解县常平乡下封亭宝池里五甲”。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所立《汉关大王祖宅塔记》落款称“直下封村柳园社王兴立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解州常平里重修汉义勇武安王庙记》中称为“下冯村”，并且说“距州东二十里为常平里下冯村，王故宅也”。下冯

村是与中条山脚下的上冯村相对而称，“后逢兵事，俗称‘伤兵村’。后人以为不祥，关帝庙修建后，谐音取名为常平村”。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常平村重修关王故里祠墓碑记》称“平阳府解州为礼仪事，照得本州常平村系关王故里，祠墓俱存”，这是笔者发现的较早称常平为关公故里的碑记，碑记中“常平村”即今常平关帝祖祠所在的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

之后把盐湖区的解州镇作为关公故里。如，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重修关帝庙记》称“解为帝之故里”；清道光五年（1825年）《重修关帝庙碑记》和民国七年（1918年）《创关岳庙碑记》中都把解州称之为关帝的“桑梓乡”。可见，至少在清代，关公故里的范围已经包括整个解州镇了。

现在则把整个盐湖区称为关公故里，并且有继续延伸之势。改革开放以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当地政府为了提升运城的知名度，开发运城的旅游文化资源，发展运城的社会经济，就把整个运城作为关公故里的代名词。

笔者认为，关公故里应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关公故里就是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的常平村，包括常平村东的曲村和常平村西的蚕坊村。

常平关帝祖祠的建筑规制和不断维修是民众信仰心理

的真实反映

一、常平关帝祖祠的规制

关帝祖祠位于盐湖区常平村，现存建筑多为明清遗存。笔者在田野调查时了解到，常平关帝祖祠最初是由当地民众自发修建的，俗称“家庙”，这种说法在常平关帝祖祠的碑记中就有说明，《解州常平里重修汉义勇武安王庙记》载，“知入国朝，一修于成化丙申，再修于嘉靖癸未，继修于庚寅，皆乡民私葺。官不与知焉。”

常平、蚕坊和曲村三村民众是庙宇修建的主要群体。从地理区位看，关帝祖祠所在地常平村，东为曲村，西为蚕坊村，三村毗邻，因地缘关系，为这三个村子参与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可能。

祖祠最先是民众私葺，规制上沿袭“前朝后宫”格局，坐北朝南，沿中轴线自南向北，庙前东西两侧分别为“灵钟鹾海”和“秀毓条山”木牌坊，钟、鼓楼两边对峙。两个牌坊之间有“关王故里”石牌坊，四柱三间，柱身平面八角，计三次立石。由石牌坊向北，第一个门是山门，山门东侧为八角七级塔茔，相传塔内埋葬着关公父母。塔茔东侧为于宝庙。向北依次是仪门和献殿，碑亭、厢房分建两侧。向北为崇宁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檐九脊屋顶，四周回廊，殿内关帝塑像，尽显帝王仪态，殿内另有王甫、赵累像，殿前有参天古树龙柏和虎柏。崇宁殿北是娘娘殿，内祀关夫人，关平夫妇及关兴夫妇作为陪祀，关夫人塑像尽显慈母风范，内有五世同堂桑。最北面为圣祖殿，供奉关公的始祖关龙逄，

曾祖光昭王、祖父裕昌王、父成忠王以及三祖夫人。

关帝祖祠碑碣对庙宇修建缘由，无明确说法。《解州常平里重修汉义勇武安王庙记》载，“距州东二十里为常平下冯村，王故里也。父老相传，庙即王旧居，有塔屹立，袭称塔下为井，王初避难出亡时，其父母沉藏于内，后人因为起塔以表之”。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重修常平村关王庙记》载，“王在汉末以赤忠扶弱立，捐躯成仁，於王父母争光显矣！后世崇王因追崇王父母，建祠丰享”。这都说明，塔茔是常平祖祠的雏形，现存的祖祠建筑是后人在塔茔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从碑碣来看，常平关帝祖祠最初是关公出走，当地民众为祭奠关老爷的父母修建而成的。

在碑碣资料中，金大定十七年《汉关大王祖宅塔记》，只提及塔茔，未涉及庙宇。魏养蒙的《重修常平村关王庙记》载，“金大定十七年里人王兴者，创建正殿三间，转互环廊四十间，寝殿三间，仪门三间南向，大门三间北向”，可知当时已有寝殿、仪门和大门。明洪武元年（1368年）恢复“前将军寿亭侯”的称谓，其祭祀仪式的等级有所降低。明成化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推崇，民间的关公信仰逐渐兴盛。此后，常平关帝祖祠的维修重新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明嘉靖四十四年修正殿、寝殿等，明万历二十一年移山门，并对碑亭和献殿等进行维修。清代也对常平关帝祖祠进行过几次大修，如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常平里创建关圣祖庙记》载，

“在旧址的基础上对圣祖殿续修。”民国时期，常平祖祠一度失去庙产。新中国成立后，关帝祖祠由常平乡人民政府管理（2000年撤常平乡并入解州镇）。“文革”期间，部分碑碣、塑像、建筑、古树遭到破坏。1986年8月18日，该庙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3月被运城地区文物管理部门收回，由解州关帝庙文物保管所统一管理。1998年10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至今。可以看到，千百年来，关公故里的民众是自愿出资出力维修关帝祖祠。他们信仰关公、祭拜关公、寻求关公护佑的心理，从未发生过改变。

二、碑碣中关帝祖祠的维修所反映的关公信仰内容

第一，对关公文化精神的记述。关公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忠勇诚信，关公“忠、义、仁、勇、礼、智、信”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为历代统治者所褒扬。这在常平关公祖祠的碑碣资料中有集中的记述。《重修解州常平义勇武安王庙记》载，“观其结盟桃园，则大义决；侍立终日，则大分昭；秉烛长夜，则大节著；报曹归刘，则大义伸”。隆庆二年（1568年）《重修常平武安王庙记》载，“汉义勇武安王关公，奋迹条岗，凝精鹾海，忠义天植，智勇绝伦，伟然晋产之杰也”。关公少小离家，为蜀汉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却战死沙场，正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对于关公的忠孝情结，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汉前将军关侯祖墓碑记》有着全新的解读：“从来论忠孝者必曰：尽忠不能尽孝，似忠孝之道不能两全

也。余窃以为不然。何则？孝以承先之志为大，凡人□□□考?I其祖与父必勉之曰：尔他日得志，?瘴?忠臣，勿为佞臣。及委贽为臣之日，能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祖与父未有不色喜者，喜其能成吾志也！然古今来，尽忠与孝者，孰有如关公也哉！”关公对国的忠，也是对家的孝，这种为国家的大义而死才是人间的至孝。

第二，对“梦示”与民众信仰关公原因的记述。常平关帝祖祠曾经多次维修，自然的侵蚀和破坏是庙宇维修的重要因素。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重修常平关帝庙记》载，“仰视前后殿庑，规模宏敞，足以妥神灵而陈祀事，然地近条山，风雨剥噬为易，岁月浸久未经缮葺，颓塌摧残十几四五”。地震造成的毁坏最为严重，清嘉庆庚辰年（1820年）《重修常平庙记》载，“常平庙於甲戌春，前河东观察陈中孚曾倡僚属捐廉兴修，甫竣工，次秋地震，损坏尤多”。据《运城市志》记载，大震的次数达十几次之多，如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九月二十一日子时，河东地震6.75级，烈度9度。解州尤甚，民房城垣、祠庙倾倒无数。

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和教化民众，积极的倡导和支持，是庙宇得以维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关公在明朝被敕封达5次之多，在清朝，对关公的封谥更是达到顶峰。关帝祖祠的维修与国家的政策调整密切相关。民众造神心理的形成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由民间信仰到官方

参与再到各个阶层的介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政府官员利用地方资源与国家资源以确立关公的正统地位，从而使庙宇的维修成为可能。

庙宇维修是地方官员彰显关公精神、提升关公故里优势的一种满足。而“梦示”则说明维修庙宇是神灵的旨意。“所谓托梦、梦枕、灵梦等所有做梦这种生理现象都反映了神的意志”，官员往往通过神示，为政府维修庙宇找到合理的解释。笔者在常平关帝祖祠搜集到6通关于关公“梦示”来修建庙宇的碑记，如明嘉靖四十四年《重修解州常平义勇武安王庙记》载，“偶夜梦对立王前，神采凛凛，若有生气。顷之，巡视禁堵，过王里，谒王庙，宛如梦中所见。愀然叹曰：‘惟王忠义正直，天下仰其威灵，祠祀且焕然?蹋ㄍā氨椤保╁居钜印Ｗ任┥?长之地，顾颓敝如此耶？’”通过梦示来维修庙宇，说明神灵的旨意不能违背。

官员也把维修关帝庙看作是自己的政绩，如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重修常平关夫子庙引》载，“先生与余产同、官同，所任之地又同，然则继起而新斯庙，安知神之非余是待乎？乃首先捐俸，募诸同志，人多踊跃乐助之，而守兹土，董厥成者，则解州知州万象也”。

第三，庙产的经营管理是信众的自觉行为。庙宇维修的资金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官员、商人、信众的布施；另一个来源就是庙产。明隆庆三年（1569年）《买地碑记》载，

“司庙者无恒产，因无恒心，未免流离……于是慨然许买地以裕其后，既过四月八日，王行祠之会且毕，而香税之获，会计当已于斯之时遂给银拾两有奇，买地贰拾余亩，贻司庙者长久之计。”而庙宇因为庙产，“而今而后，万年此田土，则万年此惠泽；人因地利而可久，庙得人守而常新”。明崇

祯二年（1629年）《□□□□祀田碑记》载，“常平实为发祥胜地。庙貌峨然，扣之瞻田杳无半亩，诚为缺典。为此，仰州即将本道发去银伍拾两，置买官田壹分，为恪供圣庙香火之资”，庙产共计二十八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压力，为庙宇的维修和仪式展演赢得了条件。同时还将庙产进行“作本出放”，以增加利息，如清康熙二十八年《新立清明

节会捐输银记》载，“出放本仍不动，利银支销……若有节

省之余，亦作本出放，月积年累，自有其丰，此典一举，千亿年无替。”

庙产的经营管理者主要是地方精英，他们或德高望重，或子承父业。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关公的虔诚信众。清康熙二十八年《新立清明节会捐输银记》载，“传同常平村乡

耆王鸣凤、王国禹、??发科等，而鸣凤已故，伊子王扬名经营；曲村靳毓琦、耿明等，而毓琦已故，伊子靳清经管；……恐年久中有经管之人老迈力不能者，或子弟忠诚可管者接管，如子弟不能，公同村中之人择忠厚年高者接管。”

地方精英制定的庙产规约，对信众具有极强的约束性，

“恐日久弊生，中有染指侵渔废弛其事，仍令三村（常平、曲村、蚕坊）之民，互相稽查，一村有侵，两村举报；两村有侵，一村举报，鸣官不利追还，仍治侵克之罪。请文立石，以垂永久。又坟成之年，卑职等募化柏柳椿槐共五百一十一株……三村居民不得为无碍之物砍伐，裔人不得借祖茔之名而擅取，主持不得假焚修而窃用，或有老枯者，通知公伐，贮庙以备修理之用。为此，今将前由理合申请伏乞堂台电阅。做发碑文，批示遵行。”村民之间互相监督，并录于碑文，以警示后人。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对于祀田的管理规约，明崇祯二年《□□□□祀田碑记》载，“照乡例，与常平附近人户两平易买前银，共买若干亩，每亩若干价，书券书粮，明载四至，钤以州印，其置买过地亩、银数，备造青册，报导查考存案，仍将本道发银置买缘由、地亩四至，竖载石碑，以志永久”等。而管理庙产是一项神圣的使命，须制订乡规民约进行声明，其中碑记中“其地亩四至、价值、租数、祭品各物，一一厘正。每岁置印信簿二扇，内载实在地亩若干，每年收麦谷若干，封银若干，贰祭之用若干，余存赏道童若干。一扇给道童收租，一扇存本州岛查考……本道据详瞿然曰：法因人立，礼以义起，惟兹关圣祀田、祀牲、祀期一一综理周详，自此肇与莫愆，亦可绵如在微惋矣”。管理条约的制定，使各村相互监督，更大程度上维护了公共权益，这是对信仰空间的一种守卫。

当然，关帝庙宇的维修也给当地民众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常平村偏苦免纳柴薪碑记》称，常平村一带物产匮乏，维修庙宇成为当地民众的经济负担。而庙宇维修的时间跨度之久也在碑记中有所显现。如明嘉靖四十四年《重修解州常平义勇武安王庙记》载，“工始于是年夏，落成于冬”，经数月维修，对周边村子显然造成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负担。明隆庆二年《重修常平武安王庙记》载，“工始于丁卯之秋，竣于戊辰之春”，清康熙二十八年《重修常平关夫子庙记》载，“经始于是年夏五朔七日，落成於孟冬望前二日”。虽然庙宇的维修耗费时日，费钱费物，但老百姓心中真信关公，至有破家修庙者。

碑碣资料中的仪式展演

仪式展演作为信仰的显性表达，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一种人神互动。在常平关帝祖祠现存碑碣中，记载了大量的仪式展演活动。明嘉靖四十四年《常平村重修关王故里祠墓碑记》载，“遇每岁清明节，先期□动库贮香钱银拾两，领于本村乡老，备猪二口，羊二腔，油果陆桌、时果捌盘、馒头贰桌，香才灯烛俱全，分为二祭。至期州官亲诣行礼，一祀于武安王神位前，一祀于先人墓冢，如民间祭扫之仪，于礼似为得宜。令道官率领阖宫道士俱诣本庙，建设清醮三日，庶见崇报之意”。

关帝祖祠八月十五庙会的缘由，清康熙二十八年《新立

清明节会捐输银记》说的是“八月十五日，帝驾回庙”。清

庚寅年仲秋所立的《常平关帝庙进烛碑记》载，“有庙于此，先时在城四关，每遇中秋，迎驾谒神，似近于戏。惟南关一会人等进烛，聊表虔心，乃续达旦直节之微意也”，可见八

月十五的庙会已成为人神共娱的狂欢节日。

诚然，自然界农作物的生长、收获的规律是民间信仰和仪式的时空基础，信仰和仪式便成为农耕生活季节性庆典的衍生物。历史上常平关帝祖祠的庙会以清明和中秋最为隆重，这与当地的农耕生活有关。所谓“春祁秋报”，清明为耕种

时节，最初为祭祀土地，以祈求风调雨顺；秋季为万物收获的季节，通过祭祀以回馈神灵的护佑。清明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同时又作为特定的节日，踏青祭祖，表达对祖先的思念之情。从碑碣中可以看出，常平关帝祖祠清明祭祀，分为庙祭和墓祭，初为民祀，官祀是在民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祭品来看，除了猪羊，还有水果点心之类，另有道士清醮，可见当时的祭祀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农历八月为收获的季节，八月十五的庙会，便成为祭祀关帝的特定日期，碑记中此日“帝驾回庙”，通过祭祀，迎接关帝圣驾，寻求精神

慰藉。

明崇祯二年《□□□□祀田碑记》中也对农历五月十三和六月二十四关帝诞辰进行了相关的记载。

在新的历史时期，当地农耕社会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清明和中秋的庙会也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在关公诞辰这一天展演的庙会仪式。所以，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便成为常平关帝祖祠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祭祀关公的重要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