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的四气五味引药归经精华

中药四气五味引药归经精华中医学的药物“归经”，是历代医家长期用药实践的经验总结。

按学科类别，是中药学的一部分。

但是，药物“归经”涉及“经”和脏腑，可以体现“经”和脏腑组织器官的关系，也可以体现经络学说的作用。

通过药物“归经”的具体方法和具体内容，可以充分说明，药物“归经”和脏腑组织器官“归经”都是以“经”为论理工具，经络学说不仅是对人体生理和病理进行研究的具体科学方法论，也可用于药物学研究。

在药物学的研究领域，把药物“归经”，完全是根据药物对脏腑组织器官的治疗作用，而不是药物对“经”本身有治疗作用，经络学说纯粹是为药物学研究提供论理工具和方法论。

在经络学说指导下，中医学把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都归了“经”，每一“经”都有所属的脏腑或组织器官，所以，根据药物对脏腑组织器官的治疗作用，可以确定药物的“归经”。

其具体方法，是把临床常用药物对脏腑组织器官的治疗作用进行总结和归纳，然后，按脏腑组织器官的归“经”确定药物的归“经”，从而更加明确药物作用的定位和趋向，突出药物治疗作用的针对性和选择性，便于临床应用。

若某种药物对某脏腑组织器官的病症具有针对性或选择性，疗效显著，便可依照脏腑组织器官的归“经”确定药物的归“经”。

比如，麻黄、杏仁、桔梗善治肺病，都归肺经；苍术、厚朴、砂仁善调脾胃，既归脾经又归胃经。

再如，复盆子能治遗尿，病在膀胱，属肾失气化，故归肾经。

每一种药物的“归经”，都是根据药物对脏腑或组织器官的治疗作用总结出来的。

这说明，必须先把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归“经”，然后，才能根据药物对脏腑组织器官的治疗作用确定药物的归经。

并且，脏腑组织器官的“归经”和药物的“归经”，都是以“经”为论理工具。

把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归经”，主要是为了阐释生理和病理，指导诊断和治疗。

把临床常用的药物“归经”，是为了更加明确药物作用的定位和趋向，突出药物作用的针对性和选择性，便于临床应用。

所以，经络学说对中医学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和中药学都有指导作用。

一、药物归经的历史概况中药的发现与应用以及中药学的发展，如同中医学的发展一样，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的实践过程。

药物归经的理论，是《内经》以后逐渐形成的，但在《内经》已有萌芽。

如《素问·宣明五气篇》已有“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的记载。

《灵枢·九针论》也有“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血、咸走骨、甘走肉，是谓五走”的记载。

这些记载表明，《内经》虽没明确提出药物归经，但已根据药物的性味总结用药规律，为后世形成药物归经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FFrE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用“六经”概括外感伤寒病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归纳为“六经证”，对每一“经”的证候，都有治疗原则和方药，已经有了药物归经的刍形，为药物归经的形成以及在临床实践的应用，提供了方法和经验。

早期的本草著作，如《神农本草经》，论述药物的性能和治疗作用，大多以主治病症为主，如，常山抗疟、黄连治痢、苦楝子驱虫、麻黄定喘、当归调经、阿胶止血、乌头止痛等，把药物作用与脏腑结合起来的论述还很少，如“五石脂各随五色补五脏”。

唐、宋时诸家本草，把药物性能和治疗作用与脏腑相结合的论述日益增多，如某药“补肺”、某药“益脾”、某药“安心”等。

北宋的寇宗爽，在论述泽泻的功效时，已有“引药归就肾经”的说法。

这说明，北宋时，明确提出了“归经”的概念。

金元时代，随着医学的发展，推动了药物学的研究。

著名医家张元素对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和补泻等方面，作了全面的阐说。

金太宗时(相当于南宋宣和5年--端平3年)撰成《珍珠囊》一书，书中最早创立药物归经学说。

该书对每味药几乎都有“归经”和“引经”的记载。

并且认为，根据药物的性能和治疗作用而各归其经，则疗效更显著。

若归经不明，无的放矢，则难以获得确效。

张元素所创的药物归经，还有引经、使药等说法，进一步丰富了药物归经的理论，对处方用药确有很大帮助。

李时珍曾对他高度评价，认为他“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

”并且，对张氏的归经理论，李东垣和王好古都特别推崇。

如王好古著《汤液本草》，论述归经的药物已达81种。

历史表明，金元时代，盛行药物归经之说。

到明代，药物归经已成为本草书籍的专设条目，如刘文泰编著《本草品汇精要》，论述每一种药物都设24个条目，其中，专设了“走何经”一项，明确指出了药物的归经。

《本草纲目》不仅全部继承了以前的归经内容，而且对药物的“入气分”、“入血分”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进一步体现了药物作用的针对性和选择性。

比如，同归某一经的药物，再区分“入气分”或“入血分”，更能体现药物作用的针对性和选择性。

清代中期，沈金鳌对药物归经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把历代本草书中论述归经的名称，如“引经”、“响导”、“行经”、“入”、“走”、“归”等名词，统称为“归经”。

在他编著的《要药分剂》书中，每一种药都列出了“归经”。

因此，后世学者大多采用了他的这一提法。

至此，药物归经的理论，基本上趋于完备了。

二、药物归经的具体方法药物归经是历代医家长期用药实践的经验总结，在药物归经逐渐形成理论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1、按五行的理论归"许多药物的归经是根据药物本身的色、味、性能，按五行属性确定的。

《灵枢·九针篇》说：“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

”按五行属性确定药物的归经，主要依据这种理论。

例如，青皮色青、酸枣仁酸，五行皆属木，故归肝、胆二经。

赤小豆色红、苦参味苦，五行皆属火，故归心、小肠二经。

生姜色黄、甘草味甜，五行皆属土，故归脾、胃二经。

杏仁色白，木香味辛，五行皆属金，故归肺、大肠二经。

羌活色黑，盐炒知母味咸，五行皆属水，故归肾、膀胱二经。

当然，按五行理论归经并不是绝对的，仍需根据药物的性能和对脏腑组织器官的治疗作用。

例如，麻黄色黄，但不归脾经，而是取其味辛善治肺部病变而归肺经。

白术色白，但不入肺经，而是取其味甘善治脾部病变而归脾经。

总之，五行的理论不是药物归经的主要依据，必须根据药物的性能和治疗作用。

2、按药物的特点归经有的药物归经是结合药物本身的特点确定的。

例如，结合药物的形状，莲翘外形颇似心脏，故归心经。

再如，结合药物的质地，灯草轻浮，故归心、肺二经。

磁石沉重，故归肝、肾二经。

但是，这种方法也不是绝对的，只适用于一小部分药物。

3根据临床实践经验归经根据临床实践确定药物的归经，是最常用的归经方法。

它克服了按五行理论和药物特点归经方法的不足，完全建立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所以是最主要的归经方法。

比如，杏仁、桔梗能平喘止咳，故归肺经。

柴胡、青皮能疏肝理气，故归肝经。

生姜、半夏能降逆止呕，故归胃经。

朱砂、枣仁能安神定志，故归心经。

麻黄、桂枝善解太阳之表，故归太阳经。

石膏、知母善清阳明之热，故归阳明经。

总之，这种方法适用范围最广，凡临床常用的药物，都适用这种归经方法。

84、病因归经法所谓“病因归经法”，是以药物所治病证的病因为药物归经的依据。

如驱虫药，具有驱虫或杀虫的功效，但中医认为“虫因湿生”，“脾主湿”，故将驱虫药大多归入脾经。

再如，暑邪伤人，直犯阳明气分，所以，善祛暑邪的药物，一般归胃经。

5、定向归经法所谓“定向归法”，是以某些药物的特异功效为药物归经的依据。

此类药物对某一“经”所属的脏腑组织器官具有特殊的选择性，并且，还有特异功效，可以引诸药直达病所。

例如“十二经泻火药”，它是针对十二经所属系统的热证而使用的药物。

i6、相关归经法某些药物治疗的病症，与某脏或某腑相关，则按相关的脏腑归经。

如续断，有续筋接骨之功，因“肾主骨”，“肝主筋”，所以，归肝、肾二经；白芷主散阳明经风湿之邪，因阳明经隶属于胃，故归胃经。

三、药物归经的实用价值药物归经理论以五行学说和经络学说为方法论，把临床常用的药物都归属各“经”，既发展了药物学的基础理论，又扩大了经络学说和药物的临床应用。

通过药物归经，系统归纳药物的性能和治疗作用，进一步明确了药物作用对脏腑组织器官的针对性和选择性，为临床辨证论治，选择用药，合理组方，提高疗效，提供了更丰富的药学理论和实践经验。

正如《医学源流论》所说：“治病者，必先分经络、脏腑之所在……然后择何经、何脏对病之药而治之……自然见效矣……不知经络而用药，必无捷效。

”在药物归经形成理论以前，药物只有“四气五味”之分。

“四气”主要反映药物的阴阳属性，“五味”主要反映药物的味别和功效。

其治疗作用，一般都是某药治某症。

如某药治痢、某药治疟、某药治泄、某药止呕吐、某药止头痛、某药止血等，但没体现药物对某一脏或某一腑以及某种组织或某一器官的针对性和选择性。

比如，黄芩、黄连、知母、木通均属苦寒药物，皆可清热泻火。

根据药物归的理论，才能更明确：黄芩归肺和大肠经，清肺与大肠之火；黄连归心和胃经，清心、胃之火；知母归肺和肾经，泻肺、肾之火；木通归心和小肠经，泻心、小肠之火。

因此，通过药物归经，更加明确药物治疗作用对脏腑组织器官的针对性和选择性。

过药物归经，可以指导药物的加工炮制。

药物炮制，是药物学的重要内容。

加工炮制方法得当，对引药入经，提高疗效，都有很大裨益。

比如，香附归肝经，为增加其疏肝理气的功效，常常用醋炒。

再如，黄芪、甘草都是健脾良经，归脾经，为加强健脾益气之功效，常以蜜炙，称炙黄芪或炙甘草。

总之，根据药物的归经，经过加工炮制，既能提高功效，又可直达病所，有利于提高药物的治疗作用。

通过药物归经，便于临证选择用药。

由于药物归经进一步明确了药物的针对性和选择性，所以，便于临证选择用药。

比如，白芷、羌活、柴胡、吴茱萸皆治头痛，但白芷入阳明经，故阳明头痛选白芷；羌活入太阳经，故太阳头痛选羌活；柴胡入少阳经，故少阳头痛选柴胡；吴茱萸入厥阴经，故厥阴头痛选吴茱萸。

中医临证，有同病异治或病同治，实施这些治则，都离不开选择不同归经的药物，如能在辨证的基础上加用归经或引经的药物，可以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通过药物归经，进一步完善了“辨证论治”的诊疗体系。

经络学说形成以后，在“六经辨证”的基础上，中医学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

辨证和论治，是中医理、法、方、药在临床上具体运用时的两个重要环节。

其中，论治的精髓是治“证”，而不单是对“症”治疗。

“证”即证候。

证候不同于症状，而是综合分析了各种症状、体征，并对疾病处于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变性质以及邪正双方力量对比等各方面性况的病理概括。

因此，对“证”的治疗，比对“症”的治疗更进一步，必须根据药物作用的针对性和选择性。

药物归经，就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总结和归纳药物作用对脏腑组织器官的针对性和选择性，然后，根据脏腑组织器官的“归经”确定药物的“归经”。

所以，通过药物“归经”，可以进一步完善“辨证论治”的诊疗体系。

比如，治疗伤寒太阳病的麻黄汤和桂枝汤、治疗太阴病的理中汤、和解少阳的小柴胡汤、疏肝理气的四逆散、滋补肾阴的六味地黄丸等，都是对“证”治疗的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