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讲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

第二十四讲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民族凝聚功能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全面了解这些功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促进今天的新文化建设。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民族凝聚的功能。

文化基本精神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它可以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代的界限，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哺育每一个中华儿女，使其凝为一体，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懈地奋斗。

正因为如此，每当历史上出现外敌入侵之时，中华民族都能够万众一心地抵御外侮；而每当内乱出现之时，人们往往又可以在“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基础上，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变分为合，化乱为治，这些，都是与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的民族文化精神对人们的滋养分不开的。

我们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还滋养出了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

坚持和而不同的矛盾统一观，反对片面求同或乱斗一气；坚持统一，反对分裂。

把家庭邻里的和谐、国家的统一看做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文化传统，对于中华一体、国家一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对于我们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聚合作用。

自西周以来，作为一种理性自觉，大一统观念便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春秋》大一统”是人人皆知的名言。

作为中国传统精英文化主流的诸子百家学说，尽管各是其说，有的甚至形同水火，但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使天下“定于一”的思想方向上，却有共识，可谓相反相成。

这种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实际上是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民族文化精神熏陶的结果，是它的折射。

不仅如此，“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还成为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

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江山分裂为忧，是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价值取向。

这种大一统观念，经过儒法两家从不同思维路向的论证，特别是经过秦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而带来的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实践，逐渐转化为民族文化深层社会心理的结构，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思维定势，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进步。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民族凝聚力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硪，也是它的思想核心。

民族凝聚力作为一种思想整合力量，作为民族文化对其全体成员的吸引力，作为统摄人心、团结族类的精神纽带，它逻辑地要以文化基本精神为思想依托。

没有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存在，没有它的感召力量，就没有真正的民族凝聚力。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还是增强并推动民族凝聚力更新的精神力量：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民族凝聚力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则是历史地发展着的。

因此，不同时代民族凝聚力的内容会有所变化，或增强，或减弱，或者更新自己的形态。

因此，人们就必须用不断更新、不断充实的文化基本精神去充实、改铸民族凝聚力，丰富它的内涵，增强它的力量，推动它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形态，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精神激励功能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还有着强烈而积极的精神激励功能。

如前所述，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必须具有影响广泛、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特点。

文化基本精神代表着民族精神，是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体现。

因此，它应该而且必然反映着中国文化的健康的发展方向，能够鼓舞人民前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都具有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伟大作用。

它理所当然地要成为维系全民族共同心理、共同价值追求的思想纽带，成为焕发人们为民族统一、社会进步而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源泉。

中国文化中刚健自强的精神，在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坚持与内部的恶劣势力和外来的侵略压迫者做不屈不挠的斗争。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和民族自强而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提出了“若要雪耻，莫如自强”的口号。

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正是打着“自然新政”的旗号出台的。

严复强调，中国要自强，必须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自强之本”上下功夫。

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也以《易传》的刚健、有为、尚动、通变原则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邹容写的《革命军》，更是把“革命”看成“世界之公理”、“天演之公例”。

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刚健自强思想的深刻影响，把它作为精神动力，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国后，又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都是对中国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自觉继承和发扬光大。

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仍然是中国近现代优秀文化中的活的灵魄。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精神，激励人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人，实现人的价值。

这种价值，首先是道德价值。

儒家认为，人的本性中先天地具有仁、义、礼、智等美好的道德品质，但要把它实现出来，并且加以充实和发展，还必须经过自觉的道德修养和意志锻炼。

儒家学说特别强调主体自我修养和道德实践的重要意义，鼓励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来培养高尚的情操，成就完美的人格。

儒家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固然有忽视物质利益和现实功利的弊端，但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把人培养成为有道德的人、有精神追求的人方面，却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各家各派，虽然价值观不同，但都重视道德修养，以人为本，对于培育和发展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历代都出现了许多重修养、重气节、重独立人格的志士仁人，与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培育和激励是分不开的。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精神，还激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把天地人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并努力创造三者之间的和谐，以维护这个整体的和谐为己任，并把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利益看做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样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态势，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维旨趣，墨家的天下尚同的政治理想等，都是以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

这种价值取向，把全局的利益看得高于局部的利益，把整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体的利益。

它凸显了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以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去维护整体和全局利益的优秀品格，造就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的思想风貌。

文化精神的价值导向功能，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

整合创新功能整合不同的价值，使其在中华一体的文化格局中熔铸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从而有所开拓创新，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又一功能。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整个中华版图意义上的民族精神。

而中华民族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同样，全面意义上的中国（不是“中原之国”）文化的成熟、定型，也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其间，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诸多主体内容，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起着不同的作用，对原有的诸多地域文化和不同阶层的文化，起着重要的整合创新功能。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发展起来的。

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秦陇文化、岭南文化等等，都是古代中国人在艰苦的实践中，在特定的地域里，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创造出来的反映该地域人民文明发展程度的文化。

这些地域文化，各有其自然环境特色和社会人文特色，反映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彼此间不能等同、替代。

但是，这些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几乎都蕴涵着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都有中华一体的文化认同意识。

正是在这种共同精神的烛照下，多元发展的地域文化，逐渐走向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统一，都伴随着文化和思想观念上的整合创新。

秦朝的统一，使秦与山东六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中国有了统一的文字，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开拓和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尔后隋唐、明清文化中表现出的盛大恢宏气象，无一不蕴涵着深刻的整合创新精神。

不同地域的文化被纳人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架构之后，原本分别存在于不同地域文化之中的各种文化“基因”（价值要素）。

仍继续存在，有的还被大力发掘，着意提升，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中的整合创新功能，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思维之中，前文中提到的“贵和”的思想，便是突出一例。

“和实主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在中国古代的哲人看来，“和”便是创新的源泉，万物的生生日新，是统一体中“不同”、对立的方面整合的结果，这也就是《易传》中所说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系辞》）。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为全民族的共同精神成果，在其演进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文化的大传统。

天人合一、人本思想、贵和尚中、刚健有为成为全社会广泛认同的文化观念，它超越了地域和阶层，成为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代代传承，不为外来的力量所打破、所改变。

在文化大传统的熏陶下，原有的地域文化所蕴涵的文化小传统，既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共性，又保留了自己的特殊性，即个性，内容更加丰满，有的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新的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往往交相渗透，彼此兼容，很难简单地截然分开。

比如，上述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诸方面，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存在和表现；就阶层而言，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中也基本上都可以被接受。

这是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雅俗共赏、上下乐道、朝野认同的特质分不开的。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有着强烈的趋善求治的价值要求。

无论在理论层面或行为方式层面，还是在社会心理和潜意识的层面，都对全民族的价值取向起着任何别的因素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贵和尚中的精神，培育了中国人民追求和谐、反对分裂的整体观念，滋养了崇尚中道、不走极端的平和心境；天人合一的精神，激发出“究天人之际”的治学传统和思想传统，并成为不同时期、不同思想流派共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

这些，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步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深厚的民族共同心理，以至成为集体的“文化无意识”。

这些思想观念的相互整合，塑造了中国文化博大、精进、宽厚、务实的精神风貌。

参考文献：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思考题：1．什么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它有哪些主要内容？2．试比较中西文化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异同，二者对现代文化有何意义？3．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的关系如何？怎样对其进行现代评价？4．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如何？怎样构建中国当代文化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