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一)

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一)现在，许多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都承认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在这个大前提得到肯定之后，我们就应该进一步研究，它们有哪些“互补点”，也就是说，它们有哪些优长值得相互学习与借鉴；在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中可以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建立必将对今后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各自独特的艺术规律看互补的可能性新文学作家在写小说时，以塑造典型为他们追求的目标。

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典型，所以鲁迅的小说是伟大的。

现代通俗小说中也有成功的典型人物，可是通俗作家并不以塑造成功的典型为其追求目标。

他们追求的是作品的“趣味性”，对读者能产生强大的磁场，要吸引读者达到痴迷的程度。

读者中产生了“《啼笑因缘》迷”、“《金粉世家》迷”、“《霍桑探案》迷”，是他们的莫大的荣耀。

他们在故事性上下工夫，他们在生动的新鲜事物与令人拍案叫绝的细节上下工夫，无论如何要使读者“手不释卷”、“欲罢不能”。

他们的作品除了故事性之外，也往往会渗出浓郁的文化味汁。

总之，新文学崇尚“塑人”，塑造在文学史画廊中永不磨灭的典型；而通俗文学则偏爱“叙事”，叙能传之后代的奇事，这“奇”又往往与当年的“新”挂起钩来，而这种“新奇”之事，让后代可以从中看到文化的流变创新与民俗的渐进更迭。

但是他们的这种努力与成就，在过去往往被新文学作家当做批判的对象。

例如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就说：总而言之，他们做一篇小说，在思想方面惟求博人无意识的一笑，在艺术方面，惟求记账似的报得很清楚。

这种东西，根本上不成其为小说，何论价值?但是他们现在尚为群众的读物，尚被群众认为小说，所以我也姑且把他们放在“现代小说”题目之下……(注：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原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所谓“无意识的一笑”，大概是针对追求“趣味性”而言的。

而“惟求报账似的报得很清楚”却正是通俗小说异于新文学的特点之一。

它们的“精细的记述”正是文化味汁浓郁的泉源。

而茅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群众的读物”，也被群众首肯为“小说”，也就是说这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小说。

下面我想举实例来比较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特色。

为了说明问题，对比二者在同一题材中的视角不同与写法各异，是不失为能切实剖析其肌理的一种方法。

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与包天笑的《甲子絮谭》(注：收入范伯群编的《包天笑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同是反战题材，而且都是反映1924年江浙齐卢大战的小说。

当年反映这场战争中苏州一带的居民为避战祸而躲进上海租界的小说特别多。

叶圣陶着眼点是要塑造小学教员潘先生这一“灰色小人物”典型形象。

可是包天笑的《甲子絮谭》根本不重在塑造典型，但文化味汁特别浓厚。

小说开端就写一位洞冥子对缥渺生的一席“泄漏天机”式的谈话，叙述一个三元甲子“转关”的神秘兮兮的话题，而且这“转关”正逢一个“劫数”。

每逢甲年，中国多少总会闹些乱子出来。

这1924年(甲子年)看样子也逃不过“劫数”了。

那是一种古老的星相占卜术派生出来的预言文化。

一席预言之后，作者才写江、浙、沪三地战事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

所谓“絮谭”就是作者与读者轻声细语而又滔滔不绝地“神聊”。

因此，镜头不一定对准这场战争，即便是写战争与声讨军阀罪行，也决不放弃这场战事中的一些奇闻与逸事。

包天笑将镜头转到黄渡乡下红桥镇一家殷实富户周云泉家中，周家怕战事一旦降临，他儿子原先已经预订好的婚事将可能拖得遥遥无期，他决心要赶在战前办好这件家庭大事，即使是草草成亲，也在所不惜。

乾坤双方都同意将吉期定在甲子八月初二，吉时是在夜半子时，结婚第二天便准备逃到上海租界这只“保险箱”中去避难。

新娘子轿子进门，照理是要放三个炮。

这炮手，红桥镇还没有，却是从青浦带来的。

他的火药格外的填得结实。

加着秋高气爽，而且在夜深人静之中。

那炮声分外的响亮。

谁知这三声炮，却轰破了江浙和平空气，蔓延到了全国，影响了全世界。

《甲子絮谭》第一章，就津津乐道、绘声绘色地写这三声炮响。

这场必然要发生的战争，却由这根毫无关联的“导火线”引爆的，读来也实在令人感到偶然，也觉得饶有兴趣。

包天笑的这部长篇中，总是喜欢写此类“大背景”下的“小插曲”。

至于“三元甲子”一说，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神乎其神”，我记得在张春帆的《政海》中，江对山曾问及陈铁舫对今后时局的看法，陈铁舫也是从“三元甲子”说起的。

可见这是当时民间盛传的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推背图”式的预言。

例如军阀战争中的“拉夫”，是这两个作品共同描述的对象之一。

叶圣陶是这样写的：这就来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逃脱，便用长绳一个联一个的缚着臂膀，几个兄弟在前，几个兄弟在后，一串一串牵着走。

因此，大家对于出门这事都觉得危惧，万不得已时，也只从小巷僻路走，甚至佩有红十字徽章的如潘先生之辈，也不免怀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样地踱来踱去。

这当然也是为塑造潘先生这个人物服务的。

可是在《甲子絮谭》中，包天笑还是通过周小泉的眼睛将拉夫的场面，整整写了一章。

这并不为塑造周小泉服务(最多写了周小泉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可是却看到当时的拉夫使许多家庭妻离子散的惨相。

包天笑笔下的有些描写与叶圣陶作品中的情节完全相同，可见这是当时的实况：这两天华界里凡是穿短衣服的，走路都有些危险。

却看见有一起拉夫走过，都是用草绳扎了手臂，似乡下人送胡羊到宰牲场去一般，是一串一串的……果然见有三四十人一大串，手臂上都用草绳扎住，两个人一排，甲的左手和乙的右手一同扎住了。

在马路上鱼贯而行。

前面两个兵士荷枪而行。

中间的两旁，还有兵士夹护。

恐防他们逃出来。

后面又有两个兵士押队。

好像是押解什么俘虏一般。

一路行来，直送火车站那个货栈铁房子里去了。

昨天为了拉夫，已经有人写信到他们的什么司令部里去。

司令部里说，我们并不要拉夫。

我们因为缺乏夫役，叫当地招募四五百人，优给薪工，他们愿意的就去，不愿意的就不去。

周小泉道：“这个法子就对啦，不是要他们自己愿意的吗?”那个人道：“可是说虽如此说，他们拉却尽管拉。

”那老婆子忽然哭喊道：“我的儿子何尝情愿呢。

可怜我只有一个儿子了。

我的媳妇还有七个月身孕。

倘若被他们拉去，战死在战场上，我的老命一条是不要的了。

我的媳妇也要急死苦死了。

她腹中的小孩子也不能生出来了。

我的一家都完了。

天杀的啊!你们要打仗，关我们什么事啊?你们自己要死就死便了。

为什么要拉我的儿子去啊?”……这时一个警察站在马路中心。

老婆子旁边的人便低声道：“你别骂罢，不要又吃了亏。

”老婆子道：“不怕，不怕。

我宁可他们枪毙了我，我也不要活了!”……周小泉是跟着他们来的，看得出神了。

心想：“这就叫做拉夫。

生生的把人家夫妇母子拆开，惨酷极了。

这都是那班军阀家的罪恶啊!”读了包天笑的这些记述，我总存一份感激之心。

《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的形象固然使我极为赞赏，可是我也从通俗文学中得到有益的认知。

通俗作家的职能是传奇，海阔天空地记叙古今奇闻逸事，使“看官”们从中得到一种享受，写得好就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这是通俗文学不同于新文学的一种艺术规律；而且写得好也会出现典型人物，但它的最高境界应是令人目不暇接的传奇性，包天笑的《甲子絮谭》就使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20年代齐卢大战时期的上海社会的许多畸形面。

通俗小说的“奇”中也会包括许多新鲜的事物，因此在当时它有一定的新闻性；在这“奇”，有时也对古代奇闻逸事进行钩沉，那是它的旧闻性，不管是新闻性与旧闻性，只要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就有它的艺术味汁，也有它的浓郁的文化品位。

因此，通俗小说的丰富性、存真性，乃至艺术性是绝不可低估的。

就存真性而言，通俗小说对这一次齐卢大战的内因也是“一语中的”。

包天笑借人物之口说：“上海地方，就是那不正当的营业容易发财……现在上海最时髦的就是贩土，其次就是办发财票，再次就是开赌，再其次便是卖假票欺骗人家，开游戏场引诱良家。

你想这一次打仗，却是为什么打的?谁还不知道为了鸦片烟土的事，大家要争一个鸦片地盘呢!”在其他的通俗小说中也是这个结论。

如《江左十年目睹记》(注：姚ｙｕāｎ@①雏的长篇《江左十年目睹记》原名《龙套人语》，笔名龙公。

1984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用《江左十年目睹记》的书名重印。

)中就说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为争“十一太保”的利益。

“十一太保”就是一个“土”字。

鸦片俗称“土”。

这个结论与《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讲这一次战争的起因是一致的(注：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第322～324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

)。

我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的151页，还引了当时的军阀部队的士兵在战场上吸毒的奇闻，这一大段引文，简直令人大开眼界，你读到那里时，觉得读这部小说是“不虚此看”的。

烟土的“群众性”在当时实在大得惊人呢!以上是从两部同一题材的小说对照其视角的不同与写法的各异，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从中看到两者之间互补的可能性。

特有的叙事传奇功能为新文学提供背景式的参照通俗文学的详细的叙事特色，往往可以给我们许多感性知识，当我们去读新文学作品时，通俗小说常常发挥一种背景式的参照作用。

我举一个通俗小说对鲁迅的杂文做了补充的事例。

鲁迅在临终前，接连写了两篇有关章太炎先生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是他逝世前两日搁笔的未完稿。

读后觉得鲁迅对章先生有一种“尊敬的贬意”。

也许是鲁迅在当时太崇尚革命，而将学术放在其次的地位上。

当我看到鲁迅对章太炎的“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的评语时，觉得鲁迅还是笔下留情的。

但我也想，这个章太炎也太离奇了，你去参加军阀孙传芳的那一套玩意儿干什么呢?关于这一公案，在《鲁迅全集》有两个注释。

一是讲孙传芳“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1926年8月6日在南京举行投壶古礼”。

对投壶的注释是“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

又有一注说：“1926年8月间，章太炎在南京任孙传芳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孙传芳曾邀他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

”1926年我还没有出生，我也没有去查过1926年有关这方面报道的报刊。

只是在想象中觉得这是怪事一桩，或者说是一幕滑稽剧而已。

而章太炎怎么会与孙传芳搞在一起的呢?鲁迅的文章中说：“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注：以上鲁迅的杂文及其注释见《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大概也不失为是一种解释。

可是我读了姚ｙｕāｎ@①雏的小说《龙套人语》(即《江左十年目睹记》)，我觉得大受裨益。

小说用了一章多的篇幅为我们详写了这幕复古活剧。

那就是第18章的《乡饮投壶先兵后礼大庠入彀偃武修文》。

这样的生动详尽的描写，大概也无出其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