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传统与口述史学的发展

口述传统是口述史学的文化机制陈梦熊（西南大学文学院）邮编：400700摘要：口述传统是口述史学得以形成的文化机制，中国口述史学的早期形态是神话和史诗，二者共同构建起口述传统影响“口述史学”的早期形态。

在神话和史诗写定之后，口述传统并为退场，它的延续和保存为“口述史学”提供了成为现代学科的基础材料。

我们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讨论了“口述史学”的学科构成要件，认为口述传统是促成口述史学学科形成的文化机制。

关键词：口述传统；口述史学；口述；案头中国史学界近年来开始关注“口述史学”学科的研究，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就“口述史学”的学科定位、“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和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等相关问题发表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但学术界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部分学者认为可以从下述两个层面来界定“口述史学”：“将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史学的分支学科或综合性学科）”，又或者“将口述史学视为一种新的史学方法（论）。

”1上述界定方式立足于方法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口述史学”的形成机理。

我们认为“口述史学”的发展是与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有关，它是文字形成之前人类用以保存本民族的文化所唯一可以利用的方式（所谓“结绳记事”则是处于口述与案头之间的过渡阶段）。

本文尝试从“口述传统”的角度分析口述史学的逻辑缘起，认为口述传统是促成口述史学学科形成的内在文化机制。

一、神话与史诗——中国口述史学的早期形态口述史学的缘起可以追溯至人类社会的上古时期，而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口述传统逐渐让位于案头形式的史书撰述。

《礼记·玉藻》即有“左史记动，右史记言”之说；而《汉书·艺文志》又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其说难以确考，惟可肯定者是中国很早就设置了记录国家大事的史官，并由此形成润泽后世的“史官文化”。

今日被视为史学最早形态者不过是文字进入成熟阶段后，当时人或后世人的补录，却非历史的早期面貌。

中国上古社会最早的历史已经无法看到文字记录，仅可从神话、史诗中一窥其貌，而神话与史诗正是中国口述史学的最早形态。

中国学术界对神话、史诗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术反思。

蒋智由在1903年的《新民丛报》发文指出：“如‘盘古开辟天地，头为山岳，肉为原野，血为河流，毛发为草木，目为日月，声为雷霆，呼吸为风云’等类，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

”2所谓“简枯”是强调中国早期神话的杂乱面貌，显现不出体系性，明显与西方神话不同。

鲁迅先生也说：“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熔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第用为诗文藻饰，而于小说中常见其迹象而已。

”3他认为中国神话、史诗都保存在“小说”中，而神话、史诗正是上古历史的口述表现形式。

当时学术界纠结于中国神话为何不发达和汉民族为何为形成史诗的问题，并未关注“神话”、“史诗”的理论本体意义。

现代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已经向我们展现了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宏大面貌，不仅证明中国却有史诗的存在，也印证了口述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强大生命力。

以史诗为例，它是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的例证。

“在得到写定之前，它与书面语言1徐国利、王志龙：《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第119页.2《新民丛报谈丛》第36号，1903年。

3鲁迅著，《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并无什么关联。

神话、传说和民族历史构成了史诗的材料，而民间的传唱活动孕育了史诗，使得这些神话、传说和民族活动得以讲述，并在讲述中演化成鸿篇巨制的宏伟史诗。

……直到民间的传唱活动消歇，史诗才消亡。

”4口述传统作为一种文化机制为“神话”、“史诗”得以延续提供了保障，它不遵循书面语言的表达习惯，在写定为文本形态后就脱离了口述传统的影响。

反观现代口述史学的发展，它诞生于1948年，是“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5的历史记录。

似乎仅仅是由于录音、录像等手段的出现才孕育了口述史学，而非“口述史学”存在已久才被发现。

根据帕里和洛德创立的“帕里—洛德理论”，我们解答了“荷马问题”（Homeric problem），即神话、史诗不应被视为某一个或几个人的创造，而是口述传统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所孕育的精神成果。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神话、非汉语地区的史诗也是多人共同创作的产物，它们在记录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发展状况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先民集体智慧的光芒。

最佳的证据就是中国文学的经典《诗经》，它本是周王室采诗官“观民风”的产物，必然保留了早期社会中民众以口述方式记录的社会发展史，也为我们展现了文化演进的迹象。

类似的证据也可以在邻近国家的早期阶段找到证据，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不仅记载了日本民族的神灵谱系，也记录了日本本土文化早期阶段的形态特征。

其最早的创造者必然是民间“口述者”，也就是在“口述传统”的文化机制作用下以自觉的方式讲述本民族历史的巫者或祭司。

当《诗经》、《古事记》、《日本书记》以文字形式写定之后，“口述传统”的影响力就彻底消退了，取而代之是以文本形态存在的史学。

因此，我们认为神话和史诗（以及一部分早期传说）都是在口述传统的文化机制作用下保存人类历史的重要材料，它们被以文字形式写定之后就脱离了口述传统的影响，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史学。

二、口述传统的延续与“口述史学”学科的发展当受“口述传统”影响的神话、史诗在现代学科研究分野的视野下分别划归不同的研究领域后，学者似乎淡忘了口述传统的存在并未随着社会发展而中断。

在现代社会中，口述传统依旧发挥着影响力，并成为推动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学者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获取第一手的口述证据，然后再经过筛选与比照，进行历史研究。

”6这种观点看到了研究者参与历史整理、走进历史时空的特殊价值，但是表现出过分重视技术手段的弊病。

似乎是“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才能被认定是口述史学的研究方式，忽视了口述传统的存在并不曾应技术手段的缺失而空缺，自有其悠久的学科历史。

“口述传统”分别对应了构建“口述史学”的两个关键要素——口述史学的记述方式和口述史学的传承手段。

“‘口头的’意味着它是非文字、非书面的那一大类文学7活动，而‘传统’则意味着人类是的这一大类文学活动已经构成为一种文字之外、典籍之外的文化，另外口头文学只能在不间断的时间流离里依赖口耳传承，它是一种特别依赖现场感的文学活动，冠以‘传统’一词即有突出它口头传承的特征。

”8就前者而言，“口述”成为历史记录的载体。

但“口述”并不意味着毫无根据的表达，却也无法规避部分脱离史实的“演绎”。

正如洛德强调的“‘口头的’并不仅仅意味着口头表述，口头史诗是口头表演的，的确是这样，可是任何别的诗也可以口头表演。

重要的不是口头表演，而是口头表演中的创作。

”9所谓“创作”是从人类学田野考察的角度去认识史诗的“口头传承”，试若我们将“口述史学”4林岗著，《口述与案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5杨雁斌，《百年透视》，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78页.6张广智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1页.7此处的“文学”并非现代学科意义的纯文学（Literature）正如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所说：“衡量什么是文学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刑天：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种种价值和‘趣味’的作品具有文学资格”。

8林岗著，《口述与案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9[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页.单纯视为史学研究的某种方法，则会彻底忽略掉“口头传承”的内涵。

“书面诗人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速去悠闲地区写作。

而口头诗人需要一直不停地唱下去，他的创作就本质来说必须是很快的，具体到每一个创作这的创作速度可以有些诧异，但这是有限定，因为观众等着要听故事。

”10当史学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口头诗人”，他们也就成为“听故事的人”。

不同与一般的听众，史学研究者关注的并非是故事内部的情感，而是故事中渗透的历史痕迹。

这些零星的、碎片的、不成系统的知识最终成为构建口述史学学科的的材料。

从口述史学学科的形成机制来看，知识系统的形成建立在“现象”基础上，它是人类透过现象认识事物本质并在头脑中抽象化、概念化的产物。

在这一过程中，零星的、碎片的、非体系化的现象以“科学”的方式被我们的思维加以整理，最终成为体系化、制度化、独立化的“学科”。

“不论哪种学问，都是先有术后有学，先有零星片段的学理，后有条理整齐的科学。

”11我们应该认识从“现象”到“知识”、再从“知识”到“科学”，最后升级为“学科”。

口述史学的发展也必然要经历漫长的酝酿期。

事实上，口述历史是人类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最为常见的知识传承手段，它以民间故事、口头传说的方式传递着人类的生存智慧。

进入到现代社会后，科学化的思维方式和历史研究理论的成熟曾让我们忽视了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而录音技术和录像手段的出现，促使研究者将目光投向口述历史，进而促成了口述史学观念的形成。

学术界的基本观点是，口述史学作为相对规范的学科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否应将其上升为一门学科尚待时间的检验。

很多学者认为，我们讨论口述历史的发展不能忽视先民为记录本部落或氏族的早期发展所做的口述记录。

张广智教授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工作，他认为“口述史现象”的存在意味着历史研究者很早就以这种方式去搜集史料。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讨论口述史学的合法性不应局限于狭窄的史学研究领域，而是要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努力将邻近学科的纳入进来。

同时，我们也不能弱化口述史学的学科定位，它首先应被视为历史学科的的研究范式，而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

三、口述史学学科的成立我国部分学者曾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

”[12]p119它强调了口述史学的操作方式，也突出了口述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重视文献的研究方法，但这并不能否认口述史学成长为一门学科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现象”——“经验”——“知识”——“科学”——“学科”的过程是我们检验某种形式的“科学”能够成为“学科”的唯一标准。

只有符合上述条件，才有可能成长为学科，或者说具备了成为学科的可能性。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所掌握知识的累积方式将直接决定相关的“科学”是否能够成为“学科”。

根据知识的内容，我们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专属某人或莫一阶层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