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政的角度思考孙志刚案
浅析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浅析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一、背景案例（一）孙志刚案孙志刚，男，汉族，27岁，湖北省武汉市人，2001年在武汉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结业。
2003年2月24日受聘于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
3月17日晚10时许，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在天河区黄村大街被执行统一清查任务的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带回询问，随后被错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
18日晚，孙志刚称有病被送往广州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
20日凌晨1时13分至30分期间，孙志刚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当日上午10时20分，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孙志刚案首报于2003年4月25日的《南方都市报》，事件披露之后迅速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关注，网络上更是一片渲染大哗。
强大压力之下，5月12日散布于6个省的18名涉案者被全部抓获归案；5月20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6月5日，18名被告在广州市的三个法庭同时受审；6月9日，18名被告中一人被判死刑，一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15人的刑期加起来超过100年。
（二）案例评析法律有善恶之分。
如果公民的权利被歪曲、剥夺，合法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那么这样不公正、违反社会普遍正义的法律就是“恶法”。
孙志刚案件的发生，公民竟以生命为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
这不能不说是法治道路上的一大挫折。
因此，面对恶法，我们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法律“公器”来保护公民的权利，否则“恶法”的存在会从根本上摧毁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并最终摧毁法治的大厦。
孙志刚案件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这一胜利可以被看作是启动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先河。
二、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违宪审查制是美国对宪政理论的独特贡献。
所谓违宪审查制度是指由专门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审查并裁决一切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并对违宪行为予以制裁的制度。
孙志刚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案例：孙志刚,男,1976年生,湖北黄冈人,2001年武汉科技学院(原武汉纺织工学院)艺术系艺术设计专业毕业, 2003年春节后来到广州,案前任职于广州市达奇服装公司" 3月17日:孙志刚因无暂住证在广州街头被带至广州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20 日:孙志刚在救治站遭遇无情轮番毒打"3月20日:救治站宣布孙志刚不治死亡"4月18日:尸检结果表明, 孙志刚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后来广州市公安局 [2003]穗公刑法字4号刑事科学技术法医学鉴定书,证实被害人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背部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一、孙志刚事件的政策过程研究价值孙志刚事件具有明显的政策过程研究价值,这可以从四个方面论述:首先,它是一个政策过程研究的理想案例,原因在于;前面回放的孙志刚事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了至少几个月的时间跨度!在不同的时间内有不同的主体登场!不同的主体承担了不同的活动；其次,这一过程在结构上具有明晰性,既有开头:孙志刚之死,又有发展:社会反应,还有结局:政府变更政策；第三，孙志刚事件的性质具有比较大的开放性，这一事件的主人是一个弱势群体分子,又是一个地方事件,直接的责任人没有高官,无关国家机密,等等,这些性质保证了它的信息的扩散性；第四,这一事件具有内容的合理性,也就是上面说的政策过程关联性，由于这四个原因决定了它作为一个典型的政策过程案例的第五个特征:资料的全面性、关联性使它成为一个政策过程案例,动态性与结构性使这一案例增加了典型性,开放性使这一典型的案例能够作为资料被完整地收集，由此形成了一个包括政策问题!政策目标!政策方案!政策决策等在内的政策全过程的理想材料。
二、孙志刚事件后面的政策过程政策过程的范式是从问题开始的，问题指的是包含要求达到的状态与观察到的状态之间的矛盾，就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政策变更来看,表面上它也是从问题出发的，首先是孙志刚的非正常死亡暴露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存个从需要出发的系统过程，按照系统理论,系统的存在总是以执行一定的功能为基础的，所以这里接着考察孙志刚事件后面的政策过程的功能，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这儿讲的系统的逻辑,另一方面是因为主流的政策理论认可的政策系统的自我维持功能具有明显的保守性,成了众矢之的的东西。
案例讨论孙志刚事件.
（四）政策终结阶段
1.政策终结的特征 ●强制性 ●更替性 ●灵活性 2．政策终结的类型 ●功能的终结 ●机构的终结 ●政策本身的终结 ●项目的终结
3．公共政策终结的方式 ●政策废止 ●政策替代 ●政策合并 ●政策分解 ●政策缩减 ●政策的法律化
l 思想诱导手段
3.公共政策执行的模式——互动理论模式
（三）政策评估与监控阶段 1、公共政策评估的效果： l 直接效果 l 附带效果 l 意外效果 l 潜在效果 l 象征性效果
2、公共政策评估的过程与步骤 ●.准备阶段 a 确定评估对象 b 制定评估方案 c 挑选和培训人员 ●实施阶段 ●.结束阶段 结束阶段是处理评估结果、撰写评估报告 的阶段。
6月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 穗中法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就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一审判决： 主犯乔燕琴被判处死刑；第二主犯李海婴 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十名罪 犯胡金艳、乔志军、李文星、何家红、韦 延良、李龙生、吕二朋、张明君、周利伟、 钟辽国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无期徒 刑。
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 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该办法自 2003年8月1日起施行。 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 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6月 22日：新华社受权播发《城市生活无着的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全文。
6月9日：孙志刚案涉及的原广州市公 安局天河区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 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 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 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6 人，以玩忽职守罪，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 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 年至3年。
政策议程案例
政策议程案例
下面为你提供一个政策议程案例：孙志刚事件。
孙志刚，湖北人，2003年3月17日晚，在其去网吧的路上偶遇民警，因为没有暂住证，被警察送到广州市收容所。
当晚，孙志刚死亡，后经法医鉴定，其死因是钝器击打背部，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挫伤导致休克。
孙志刚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被人发帖到西祠胡同中，后被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陈峰发现。
记者私下联系其家人，对事件的起因经过进行了全盘了解，之后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此时，孙志刚事件已经从一个普通地方案件升级为一个全国性关注的社会典型案例，其中涉及社会法制条款中关于收容方面的漏洞、警务人员的暴力执法问题，甚至还反映出当今社会的官民矛盾等一系列问题，触发了舆论机制，也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
相关部门派遣指导工作组来督察此案。
同时，要求纪检、监督公安、民政、卫生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加快案件调查进程。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媒体的议程设置在促进公共政策的最终结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南方都市报记者通过网络了解到这一消息，
并通过媒体形成了媒体议程，并得到其他媒体的呼应。
在此之后，媒体议程被推到公众面前，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形成了舆论。
当公共议程和媒体议程联合起来向国家政治部门施加压力以最终推进政策议程时，这种舆论代表了公共议程。
最终，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部门出台了公共政策，制定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从宪政的角度思考孙志刚案
从宪政的角度思考孙志刚案众所周知,孙志刚案发生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讨论,多名学者也曾上书人大常委会,但是人大常委会并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违宪审查或者调查程序甚至回应,而是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也废止了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从孙志刚案件折射出来的宪法学视角,映射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助,在法律实践中的苍白;尽管我国的宪法和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由此可见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是“真正”的享有违宪审查权的机构,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我国是真正享有宪法解释权的主体;但是在法律生活实践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如立法权的多层次性导致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在实践中的缺失;我们再看多名学者的上书,学者用自己的行动阐述了两个目标:一是要求重新审议并及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二是建立起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的违宪审查机制;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虽然规定了公民的建议权,但是,哪个部门来接受公民的建议哪个部门做具体的答复在什么期限内答复如何保证裁定的公开进行这些具体问题缺乏具体操做步骤,导致实际上流于形式;虽然国务院已废止了遣送办法,但这种以行政的名义限制人身自由的法规仍然存在,如果不是媒体的介入和中央高层的批示,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孙志刚悲剧发生,可能会有更多的以行政管理为合法外衣而实质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事件发生,因此,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机关有必要在立法法颁布生效后,对原来的行政法规及规章等进行梳理和改造,以防止其与宪法的基本精神相冲突;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已是迫在眉睫;虽然我国要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但是在21世纪的所谓法制的社会里,以“公共利益”、“大局”“行政规章”等名义侵犯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民主权利,个人财产的现象大有存在;中国这种多层次的立法体系,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必然会导致我国法律的冲突,从而给我国的司法活动带来困难,也不利于保护我国的公民的个人利益;只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才能更好的体现我国宪法的精神,更好的规范我国的立法活动,更好的保障公民的个人利益,推进我国法制的建设和发展;。
从宪政的角度思考孙志刚案
从宪政的角度思考孙志刚案孙志刚案是中国最高法院近年来审理的一起有着重大意义的宪法相关案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
从宪政的角度来思考这一案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宪政原则是维护公民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基础。
在孙志刚案中，孙志刚因为涉嫌非法集资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但他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被迫背负犯罪责任，对其自由和人格权利的侵害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宪政原则强调的是法治的平等原则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在孙志刚案中，一些法律程序并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违背了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因此，这一案件引发了对宪法解释和司法独立的讨论，呼吁进一步完善司法制度，确保宪政原则在诉讼过程中的适用。
其次，宪政要求政府行使权力时要遵循法治原则。
在孙志刚案中，涉及的非法集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牵涉到多个层面的责任。
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应当依法行政，保护合法权益，同时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执法。
然而，这一案件暴露了监管不力、执法不公等问题。
从宪政的角度来看，政府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能力和执法公正，遵循宪法的要求，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再次，宪政原则要求司法独立和法治的适用。
在孙志刚案中，一些人认为审判过程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审讯过程中对孙志刚的强迫、威胁和排挤等行为，这一案件的处理引发了人们对司法独立的关注。
宪政原则要求司法机构在审判过程中独立、公正地行使权力，而在这一案件中，一些负责审理的司法人员可能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干扰，使得案件的处理令人不满。
因此，从宪政的角度来看，需要更加重视司法独立，进一步增强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确保法治的适用。
最后，宪政原则要求政府响应和回应公民的诉求。
在孙志刚案中，孙志刚的亲友通过一系列的上访和舆论压力，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表明，公民对于政府的监管和执法工作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并希望得到公正的处理和回应。
宪政要求政府对于公民的诉求进行积极回应，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因此，这一案件也提醒政府要倾听和回应公民的诉求，加强与公民的对话和沟通，保持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政治学案例分析
《政治学原理》案例分析一、从孙志刚案看政治参与的功能２７岁大学生毕业生孙志刚，2003年受聘到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工作。
３月１８日，孙因未带身份证外出，被广州警方作为“三无人员”送往收容遣送站，其后在站内遭毒打致死。
４月２５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
次日，全国各大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网络上更是掀起一股追究案件根源的热潮，在网民的强烈议论和关注下，此案引起全国民众的极大关切，并得到了中央和相关政府机构的高度重视，案件得以迅速侦破，相关罪责人员都受到相应惩处。
不仅如此，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又顺应民意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并颁布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待城市外来人员的不公正政策。
请运用政治参与功能的相关理论对此事件发表评论。
（不少于３００字。
共１０分）二、从“阿拉伯之春”看政治参与的方式与功能“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这些运动多采取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连的方式，冲突最激烈的利比亚和叙利亚则爆发了全面内战。
这场运动从突尼斯开始，浪潮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部分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截至2012年12月，阿拉伯革命已经推翻了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4个国家的政权，这些国家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和独裁者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
其他大部分国家只发生了抗议示威活动，且大都因政府的让步或示威规模不大而逐渐平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运动中，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请分析：1、“阿拉伯之春”中，民众采用了什么类型的利益表达方式？2、“阿拉伯之春”体现了政治参与的哪些功能？请运用政治参与的相关理论对此事件发表评论。
孙志刚案例分析
孙志刚案例分析GE GROUP system office room 【GEIHUA16H-GEIHUA GEIHUA8Q8-孙志刚案件实质反映了国家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滥用，对公民个人迁徙流动权利的一种侵害，以及行政法规违反宪法。
该案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较强的现实意义，揭示了当前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冲突。
1《收容遣送办法》违反了《立法法》的有关规定。
《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是制定的法律。
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而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授权国务院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收容遣送办法》作为1982年制订的行政法规，其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立法法》相抵触。
《立法法》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自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收容遣送办法》到2003年废除，该办法已经存在了二十一年。
实行收容遣送制度基于中国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在当时具有社会福利和综合治理的性质，是“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
当时的收容遣送对象限于：“（一）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三）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
”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展开，迁徙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户籍制度逐渐松动，收容遣送制度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在实行过程中，部分收容所员工不但不是救助弱者，反而对被收容者进行敲诈勒索甚至辱骂殴打的违法行为。
发展为一定意义上强制人身，侵害公民权利甚至某些利益集团生财的手段，在实际执行中又扩展到城市里的民工和流浪人员，一些地方甚至将收容遣送制度作为加强城市刚性管理，驱赶外来民工的工具。
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人身自由极易受到侵犯，有违法治正义价值，与我国宪法“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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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政的角度思考孙志刚案众所周知，孙志刚案发生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讨论，多名学者也曾上书人大常委会，但是人大常委会并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违宪审查或者调查程序甚至回应，而是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也废止了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从孙志刚案件折射出来的宪法学视角,映射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助,在法律实践中的苍白。
尽管我国的宪法和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由此可见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是“真正”的享有违宪审查权的机构,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我国是真正享有宪法解释权的主体。
但是在法律生活实践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如立法权的多层次性）导致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在实践中的缺失。
我们再看多名学者的上书，学者用自己的行动阐述了两个目标:一是要求重新审议并及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二是建立起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的违宪审查机制。
《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虽然规定了公民的建议权, 但是,哪个部门来接受公民的建议? 哪个部门做具体的答复? 在什么期限内答复? 如何保证裁定的公开进行? 这些具体问题缺乏具体操做步骤,导致实际上流于形式。
虽然国务院已废止了《遣送办法》,但这种以行政的名义限制人身自由的法规仍然存在,如果不是媒体的介入和中央高层的批示,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孙志刚悲剧发生,可能会有更多的以行政管理为合法外衣而实质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事件发生,因此,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机关有必要在《立法法》颁布生效后,对原来的行政法规及规章等进行梳理和改造,以防止其与宪法的基本精神相冲突。
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已是迫在眉睫。
虽然我国要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但是在21世纪的所谓法制的社会里，以“公共利益”、“大局”“行政规章”等名义侵犯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民主权利，个人财产的现象大有存在。
中国这种多层次的立法体系，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必然会导致我国法律的冲突，从而给我国的司法活动带来困难，也不利于保护我国的公民的个人利益。
只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才能更好的体现我国宪法的精神，更好的规范我国的立法活动，更好的保障公民的个人利益，推进我国法制的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