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里的中国社会和谐度

数字里的中国社会和谐度
朱庆芳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出现负增长
为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和谐度，本文选择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它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六个子系统。

资料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民政、劳动统计年鉴、有关部委提供的数据及调查资料。

1979—2003年25年间，经济社会27个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速度为
5.4％，各子系统指数变化最快的是生活质量递增
6.0％，其次是人口素质为
5.8％，经济效
益和社会结构指数递增5.4％和3.9％。

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却出现负增长。

社会秩序指数25年年均递减2.096。

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5.5件上升为2003年34.1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9.0％；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年均递减3．2％和5.2％；每10万人交通、工伤、火灾死亡人数2003年达13.6万人，每10万人死亡率从1979年4.4人增至10.6人，年均递减3.5％；
25年间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1％。

其中，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递减5.8％，实际失业率年均递减0.8％，贫富差距年均递减4.1%，城乡贫困率递增6.4％，其中城镇贫困率年均递减7.3％，城乡收入差距递减0.9％。

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意味着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上升。

25年来，此两项指数均呈现负增长，影响了综合指数的增长。

如25年经济社会27项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为5．4％，若包括社会秩序、社会稳定11个指标综合计算，年均递增只有4．2％，影响综合指数1．2个百分点，影响度为22％，其中1991—2003年13年影响度上升至31％。

这充分反映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

在GDP总量中，社会发展总支出增长速度慢、比例低
国家用于文教科卫、社会福利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统称为社会发展总支出，不包括社会和集体个人投入。

在改革开放前，社会发展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在3％—4％之间，改革开放后以“六五’’时期为最高，达5．1％，以后即降至4％左右，近几年因增加了教育投资，2003年比例提高到6.2％，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上述社会发展总支出中未包括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政补助，2003年为1262亿元，近三年约占GDP的1％左右，如包括这部分，2003年为8575亿元，占GDP的7.3％；
如再包括城乡各种社会保障基金、最低生活保障金、民政系统支出的优抚救济、各种福利院支出、民政基建等社会保障支出共为5364亿元，占GDP4.6％；加上科教文卫的支出约占CDPl0％左右，这个水平和比例还是很低的,人均不足千元，而用于经济和其他支出的高达90％左右。

我国的社会发展支出与世界各国比也是偏低的。

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三项社会发展支出合计占GDP的比例，我国2003年为7％左右，低于美、法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占27％—10％的比例。

四、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过低，教育机会不均等加剧在现代化过程中，各国都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作实现现代化、振兴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战略性产业。

据联合国统计，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130个国家，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由1980年的4.4%提高到1996年的4.8%，低收；低收人国家由3.4%提高到3.9%，高收入国家已达55%，其中美国、加拿大、丹麦、瑞典等国已高达7%-8%左右。

由于教育经费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各国教育弹性系数均在1%以上。

我国建国以来偏重物质生产投资，忽视智力投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左右。

为了与国际可比，中国用预算内教育经费也即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大致与国外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可比的。

从历年看，最低的1970年只占1.2%，最高的1985年占2.8%，以后各年均低于2.8%，1995-1997降至1.8%，2003年估计预算内教育经费为3730亿元，占GDP3.1%，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长期以来教育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按人口平均2003年为290元，仅折合3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1406多美元的2.7%。

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门曾发布了《1991-2000年十年教育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经费占GDP4%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实现，到2003年还差0.9个百分点。

《教育法》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按照预算核拨教育经费的，由同级人民政府限期核拨；情节严重的主管人员，应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而2003年有17个省市区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

教育经费分配在城乡间极不平衡，教育机会不均等，且有扩大趋势。

据2002年教育部的预算内经费统计，用于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只占30%左右，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中小学有危房4000万平方米，有贫困学生2400多万人。

农村贫困地区许多适龄儿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成为新文盲；其次，在教育结构上，对基础教育投入偏低，2003年全国15 岁以上文盲率达11%，西藏、贵州、云南、甘肃、青海西部地区高达55%-2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5.1%，西部地区只有1%-4%。

农村普九未普及，师资质量差，因此农民考上大学的比例很低。

据对清华川北大的调查，来自农村的学生仅占1/5。

城市人口中的大专和本科学历比例明显高于农村，竟分别高达55倍和280倍。

五、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加剧，各种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

城乡差距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以后逐年扩大，2004年扩大为3.21倍。

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应为6倍左右，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

据2004年劳动和民政统计年鉴中的2003年数据整理，城镇劳动者(包括私企、个体、离退休人员)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765元而农村劳动者仅为14元，城乡比例高达126:1，这是城乡差距比例最大的领域。

地区收人差距扩大。

近几年虽对开发西部加大了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如人均GDP，东西部的比例1991年为1.86倍，扩大为2003年的2.52 倍，省际间差距更大，如浙江与贵州比较，由12年前的2.7倍扩大至5.6倍。

行业收入差距扩大。

以2003年各行业的平均工资为例，最高为金融保险业达225万元，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达223万元。

如按行业细分，以证券业最高，达426万元，其次是航空运输业，达
3.34万元，而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只有6969元，最高与最低的比例为6.1倍，而1978
年为1.3倍，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人，则行业差距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