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器及其最新发现

中国青铜器及其最新发现李学勤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一个主要门类。

中国的青铜器有其自己的渊源和传统，产生早，历史长，制造精美，种类丰富，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美术价值，早为举世所公认。

早在西汉时期，已有发现与收藏古代青铜器的记载，也曾有学者对青铜器作过鉴定和研究，但这种研究还没有形成一种学问。

到了北宋时期，出现了体例相当完善的青铜器著录书籍，研究青铜器的学者更是辈出。

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一部著录——吕大临的《考古图》，自序于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①。

收藏和研究青铜器的风气，清代乾嘉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本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后，青铜器的研究逐渐成为这门学科的一大分支。

当前，海内外有很多专家学者致力於研究中国青铜器，所发表专著、论文、图录不可胜计。

对比於业已通行的“甲骨学”、“敦煌学”等名词来说，作为一种学科的“青铜器研究”（或者“青铜器学”）这一术语早就应该使用了。

今天的青铜器研究，是以历史上收藏、研究的成果为起点的，但其根本的方法和趋向则与过去不同。

以往学者研究青铜器，限於当时的条件，所据材料大多没有明确的出土记录，从而只能作分别的探讨。

现今的研究，由於田野考古工作的发达，能够以科学发掘的收获为主体，尽可能运用考古学层位学和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学术界过去研究青铜器，每每偏重于器物上的文字，即通称的金文。

这方面虽然积累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但也不免带来不少局限性。

现在的青铜器研究，则扩大到对其形制、纹饰、铭文、功能、组合、工艺等方面，作出多角度的综合研究。

其中青铜器制作工艺的考察，更引进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使青铜器研究带有跨学科的性质。

外国学者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多从美术史的角度入手。

从学科的发展来看，美术史和考古学向来是关系密切、相辅相成的。

只有按照考古学的要求，确定青铜器的文化性质，划分其时期和地区，才能将数以万计的种种器物整理出统绪；而如不经过美术史的考察，说明青铜器的创作技巧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意念，就不能充分显示诸般珍品的意义与价值。

这两者，应该说是不可偏废的。

令人欣幸的是，由于新材料的大量涌现，青铜器研究正在取得迅速进展。

不过10年以前，我为《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卷写了题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的综述，如今看来，已有许多地方须作补充修改。

必须说，这几年间的考古发现，实在是太丰富、太精彩了，对青铜器各个时期的研究，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下面便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青铜器产生、演变的基本脉络，以及由最新发现得到的认识（材料以近10年中发表者为限）。

多年研究表明，中国青铜器有其自身独立的起源，但究竟是在什么年代和什么地方开始出现，迄今仍有待探索。

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器，是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房屋基址中出土的铜片，正式报告已于1988年出版。

基址的碳14年代经校正约为公元前4700年②，但这一铜片是黄铜而非青铜。

中国目前最早的青铜器，是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类型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刀，系合范铸成，有关地层的碳14年代经校正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

同一遗址还发现有铜器残片，惜已风化③。

又据报道，1987年在西台红山文化房屋基址中发现了多块经烧烤的铸铜陶范④，这年代也是很早的，不过报告还没有发表。

上述中国青铜器出现的年代，和两河流域与埃及相差无几。

两河流域在公元前3000年后才有青铜器出现，如乌尔的刀、针、基什的铜片；埃及的青铜器，则始见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第四王朝。

这些地方的早期青铜器，和在中国一样，其发现是零星的。

埃及真正进入青铜时代，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中王国时期。

中国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碳14年代经校正在公元前1890至1670年左右，公认应属青铜时代，年代也大致相近⑤。

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不仅有小件的工具和饰物，还有了较大的礼器和兵器，都是用合范法铸造的。

这开启了中国青铜器长期普遍使用这种铸造方法的传统。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礼器，以前只有爵。

另外，非发掘品有角，不知出于何地。

近年在二里头陆续出土了鼎、斝、盉、觚，说明当时礼器已有较复杂的组合。

同时，兵器有戈、戚、箭镞，工具有刀、锛、锥、凿、铲、刻刀、鱼钩等⑥。

看其制作技术，这种文化有形制更大得多的青铜器，完全是可能的。

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工艺水准，还表现在其装饰技巧上。

这时已经有很精湛的在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的技艺。

其代表作是一种束腰的长圆形牌饰，已见有十件，其表面都满嵌绿松，构成美观的饕餮纹⑦。

特别是1987年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全体镂空，饕餮纹由400多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联缀而成⑧，技巧超绝，确实出人意料。

商代前期，即考古学上所说商文化二里岗期的青铜器，上承二里头文化而有明显的发展。

二里头文化器物的一些特点，这时仍然存在，如容器胎壁很薄，鼎为锥足，爵、斝等为平底，可是器种大为增多了。

礼器的鼎、鬲、甗、簋、爵、斝、角、觚、尊、卣、壶、罍，以及盘、盉，兵器的戈、矛、钺、刀、箭镞，工具的斧、锛等等，均已齐备。

纹饰多作带状，没有作为图案衬底的地纹。

直到其最晚阶段，才出现通体满花的装饰。

在少数器物上，开始有了字数很少的铭文。

商代前期青铜器出土地点分布范围，已经相当广泛。

其中心在河南中北部，北起辽宁，南至湖北、安徽，都有发现。

1980年和1981年，陕西城固龙头镇两次发现这一时期的礼器和兵器，共计75件之多⑨，形制、纹饰的特点同于河南等地所出，表明当时中原文化已传播到汉中一带。

这项发现，1988年始得发表。

1986年，在辽宁锦州水手营子出土一件连柄铜戈⑩，看其花纹，也应属于商代前期。

1985年、1989年，河南郑州小双桥出土青铜建筑饰件各1件，上饰饕餮纹和龙、蛇、虎等花纹，系典型的商代前期风格(11)。

由此可见青铜工艺已很发达，竟能施于建筑，我们对其水平当刮目相看。

商代后期，即商文化殷墟期的青铜器，较之前期有根本性的改变。

这个时期，器物的胎壁转为厚重，各器种的形制都出现了复杂的变化。

纹饰流行通体满花，形成了富丽繁缛的所谓“三层花”，不仅具有地纹，而且在图案上还重叠有纹饰。

铭文也逐渐加多，最长的接近于50字，有比较重要的记事内容。

这样，便出现了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

河南安阳殷墟，为商代后期王都，所出青铜器多属于王室贵族，因而特别精美。

其间许多杰作，久已闻名于世。

随着殷墟发掘的继续，青铜器的新发现层出不穷。

一个最近的例子，是1990年发掘的郭家庄160号墓，共出青铜礼器40件，包括圆鼎、方鼎、提梁鼎、甗、簋、角、斝、方斝、方觚、斛、圆尊、方尊、卣、罍、盘、盂等种，有些器形前所未见。

其中方形器几乎占了一半，更较特殊。

此外乐器、兵器、工具等也很不少(12)。

商代后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分布更为辽阔，北至内蒙，南至广西，东到沿海，西到甘肃东部。

这些年几项重大的考古发现，使人们对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广泛性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发现之一是1986年陕西西安老牛坡的发掘(13)。

这处遗址的墓葬及车马坑内，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大部份形制、纹饰均与中原所出类似。

同时也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如有3个人面纹的圆刃钺，各种动物形铜饰。

其间人面形饰与牛首形饰，和陕西城固、洋县一带发现的相同。

距老牛坡不远的长安大原村，1965年曾出土1件尊，于1986年发表(14)。

尊有铭文8行近40字，在商代后期金文中是较长的。

这些地点可能与文献所记的崇国有关。

同样是在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了两座长方形的器物坑，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十分珍异(15)。

礼器如尊、罍、瓿等，有明显的商文化色彩，特别与湖南、湖北以及陕西城固的同时期器物相像。

另外，还有许多极富地方特点的青铜器，如不少件青铜人面、人首，大小不一，装饰也各异。

最大的人面，宽138厘米，高65厘米，耳翼伸长，目睛突出，以表示有聪明的神力。

另外人面，又有在鼻上设云气形，表示嗅觉神力的。

表现人体全形的，有高达260厘米的铜人，高冠长衣，上饰龙纹，赤足立于有扁足的双层台座上。

其两手作持物状，实际是一件大型的器座。

器物坑内又出有青铜神树，估计至少有两株(16)。

最高的一株，经复原现高384厘米，一侧有首朝下的巨龙，另侧设枝杈花果，立有禽鸟，造型奇特而生动。

这株神树，乃是迄今所见最高大的青铜器。

1989年，在江西新干（旧作新淦）大洋洲发掘出一座商代大墓，随葬品中青铜器有480多件(17)。

墓的时代，相当于殷虚早期。

这一时代的特点在青铜器上有鲜明表现，例如高99厘米的大方鼎，类似中原二里岗期上层的器物；腹部有通连管道的细颈方卣等，形制和纹饰则显属殷墟期。

方卣及双层底的方鼎等，反映出高度工艺水平。

大洋洲的青铜器，既受有强烈的中原文化影响，又表现出明确的本地特色。

即使是在形制接近中原的器物上，也每有不同的文化因素，如多加虎、鹿等兽形装饰等等。

这种地方因素，在兵器、用器上面表现尤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成组成套的青铜工具和农具。

工具除常见的木工工具外，有的可能是皮工等方面的工具。

农具包括：铲、耒、耜、犁、镰等，从启土到收获，都很具备，堪称重大发现。

以上几项发现告诉我们，在商代后期，中原以外也存在相当发达的青铜工艺，其发展轨迹值得专门探求。

新发现的这一时期青铜器，有的铭文有助于解开甲骨文、金文研究中的疑难。

例如1991年，河北定州北庄子出土器物，多有“”字（疑即《说文》的“”）铭文(18)，使我们知道了该重要族氏的所在。

1973年，山东兖州李宫村出土器物，于1990年发表(19)，铭文有族氏“索”，写法同于甲骨文，把争议不休的征人方路线方向确定了。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主要是商末传统的延续，特别是周初的器物，直接继承了商代繁荣华丽的风格。

商、周青铜器之间的差异，每每是在细微的方面。

唯一显然不同的是，周人的铭文多而加长，内容也更为重要。

到了西周中期，青铜器的种类有较大变化，一些酒器如爵、角、斝、觚、尊、卣、方彝等，逐渐减少甚或消失，钟则在此时出现。

纹饰趋于简朴，重新流行带状花纹。

西周早期自商代沿袭而来的以神话动物为主的各种花纹，至此渐被分解而图案化。

铭文字体也由雄浑遒劲，转为整齐规饰。

这样的趋势，在西周晚期仍然继续，同时工艺水准走向退化。

西周晚期盛行的新器种，有簠、盨、匜等。

关于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新材料，首先应提到1981年发掘的陕西宝鸡纸坊头1号墓，可看1988年出版的《宝鸡国墓地》报告(20)。

墓中器物瑰丽雄奇，是周初青铜美术的珍品。

如饕餮纹圆鼎上有平盖，盖上有夔形扁钮，却置成足，极为罕见；伯簋双耳及方座四隅均饰牛首，有伸出的角，耳的牛首上又有伏虎，也很奇特。

这些器物，都能与以往宝鸡斗鸡台、戴家湾的出土品相媲美。

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1193号墓出土的克罍、克盉(21)，则以铭文的历史意义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