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 ——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中国文学网

比较——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中国文学网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三个女性形象，她们的叛逆爱情，宛如三颗璀璨的明星，划出了妇女运动的爱情轨迹。

今天，我们进一步比较分析她们叛逆爱情的异同、发展和传递关系，也许对我们认识古代女性追求爱情的坎坷历程有所助益。

一、急剧变化的时代从爱情萌生的时代看，崔莺莺所处的元代，一方面民族压迫政策在客观上强化了“门第观念”，使魏晋以来的封建等级婚姻制进一步畸形发展。

在《西厢记》中，老夫人极力维护“相国家谱”的清白，“三辈子不招白衣女婿”，就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蒙古统治阶级对汉民族文化比较隔膜，统治阶级崇信佛道，更有甚于儒教。

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比较历代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了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这些都有助于崔莺莺叛逆思想的萌生。

另外，元初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废除了科举，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文人的社会地位降至最底层，他们不得不混迹于教坊勾栏，嘲风弄月，创作了大量有关爱情、婚姻的杂剧，使俗文学登上了大雅之堂，社会风习为之一变。

这种时代因素，势必会给当时门第已明显败落的崔莺莺提供“非礼”的契机，启发了她的叛逆爱情思想。

在《西厢记》中，崔莺莺、张君瑞一见钟情的地点就在普救寺，爱情酬答的情诗，也都受到当时社会风习的影响。

杜丽娘和崔莺莺都是贵族千金，教养和经历颇为相似，但杜丽娘所处的环境更为令人窒息：明代的统治者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后妃亲自编写提倡贞操节烈的妇女道德教科书，大肆旌表所谓的贞妇烈女，以束缚和愚弄广大妇女。

由此可见，明代的妇女在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压迫和摧残更为严重。

这种理学统治的强化，使杜丽娘根本不能像崔莺莺那样邂逅青年男子。

因此，杜丽娘的爱情只能靠自己的本能觉醒，靠自己灵与肉的不懈追求，因而，她的反抗比崔莺莺更加主动、坚决、彻底，性格也更为坚强。

晚杜丽娘一百多年的林黛玉，正处于封建社会发展到烂熟的时期。

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到了运终数尽、无可挽回的地步；另一方面，为了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他们更加穷凶极恶。

贵族、大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垄断商业和手工业，进行高利贷剥削，农村失去土地的人口游离出来，社会阶级分化更加加剧，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大大活跃，农产商品化的过程不断加快，城市工商业进一步发展起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封建经济内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萌芽，新兴的市民力量有了发展，市民思想明显抬头了。

林黛玉的思想就有这种市民思想的因子。

但这种与封建思想相对立的市民思想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封建经济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不能脱离封建经济的母体而独立存在。

因此，林黛玉的这种思想只能是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表现在林黛玉的性格中，就有了多愁伤感的一面。

从她们的家庭因素来看，崔莺莺、杜丽娘的父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她们的爱情，但可以说，他们的主观动机并不坏，只是以传统礼教来尽上辈的职责，没有理解女儿的苦心罢了。

天伦之乐，母女情长还是有的。

另外，崔莺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离不开红娘的穿针引线、热情鼓励，否则别说是结成夫妻，连互通情愫也不可能；《牡丹亭》中，天真的春香虽不如红娘，但对杜丽娘的青春觉醒也有所启发，而林黛玉却双亲俱亡，寄人篱下，贾府正如探春所言：“一个个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难怪林黛玉发出了“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沉痛控诉。

林黛玉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培植了自己爱情的幼苗。

从崔莺莺到杜丽娘再到林黛玉，她们所处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正因为如此，她们爱情的底气也愈来愈足，叛逆性也越来越强。

二、逐步深化的爱情内涵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她们都具有反对封建婚姻，追求自由爱情的共性；但表现出来的爱情内涵却又有别。

我们可以从作品中的矛盾冲突入手，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西厢记》中，最主要的矛盾发生在崔莺莺和崔老夫人之间。

崔老夫人要女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甚至要红娘“行监坐守”，使礼教的枷锁牢固的禁锢女儿的身心。

崔老夫人如此处心积虑，用封建礼教调教好女儿，其最终的目的，还是想通过封建宗法制的“父母之命”，把崔莺莺许配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名门望族，以维护封建家族的利益。

正如恩格斯所言：“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工具，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非个人的意愿。

”但事与愿违，崔莺莺却竭力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要求郎才女貌的结合。

她与张生佛殿相逢后，就“非礼而视”，接着隔墙联吟，更是“非礼而听”，“非礼而言”。

老夫人赖婚后，她骂母亲是“狠毒娘”，对封建家长表示强烈的不满。

最后终于“非礼而行”，与张生私自结成夫妻。

由此看来，《西厢记》中的矛盾冲突，表面上是家庭内部的母女冲突，实质上是礼教卫道者和追求自由爱情的反礼教青年之间的矛盾冲突。

——即“情”与“礼”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个外在的“情”“礼”矛盾，与崔莺莺内在的“情”“礼”矛盾——青年女子内心的情感要求与无形的礼教藩篱之间的矛盾——内外交流，相辅相成，都是生活化了的“以情抗礼”，这种“以情抗礼”的爱情内涵，作者又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一种心理的满足。

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矛盾双方的妥协为代价，以张生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张扬了受压抑“情”的权力，对封建礼教某些方面形成有力的冲击。

在《牡丹亭》中，似乎并不存在与杜丽娘相对立的反面人物，杜丽娘的梦中之爱，以及死而复生与柳梦梅结合，都不曾遭到父母的反对和干涉，杜宝对他们婚姻事实的反对，出现于全剧的结尾。

然而，作品又确确实实写出了封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对杜丽娘的压制，使人感受到她在一张看不见的罗网中挣扎。

杜丽娘的父母一个是国家栋梁，为官清廉正直，一个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他们决不是坏人，作为封建常规道路上的成功者，他们以自己的“爱”给予女儿深重的压迫；杜丽娘的塾师陈最良，是个考白了头发的老秀才，作为封建常规道路上的失败者，也只是拿社会教导自己的东西来教导杜丽娘，同样给予杜丽娘深重的压迫。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杜丽娘当作一个可以塑造的“物”，而决非有个性的“人”。

作者如此描写杜丽娘所处的环境、周围人物，深刻揭示了她面临的对手不是某个人、某个家庭，而是由这些人物所代表的整个正统意识和正统社会势力。

杜丽娘这个有情的人与无情的世界就这样无形而尖锐的对立着。

而进一步抗争的结果，这种人与环境的矛盾便必然转化为“情”与“理”的矛盾，在明代理学思想强化的特定时代，汤显祖认为“情”是指生命的欲望，生命活力的自然和真实的状态，“理”是指使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

“理”具有制约性，而“情”具有活跃性，两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汤显祖“以情抗理”的理想，即杜丽娘所追求的“天然之情”，追求人性与人的本能被体认，在晚明的黑暗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杜丽娘的现实结局只能是含恨而死，以杜丽娘之死作为全剧的结局，未始没有深刻的批判性，但汤显祖的创作目的并不在此。

在写出压制力量强大的同时，他还要写出反抗力量的强大，从而，使生命自由意志与陈腐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达到尖锐的程度。

这种强烈的反抗在现实中是缺乏可能的，因此，汤显祖就托之于幻想，托之于浪漫的虚构，给了“情”以神力，能起死回生。

于是，一切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都在虚幻的世界中寻得了寄托。

“情”终于战胜了灭绝人性的“理”，个性解放的潮流终于战胜了程朱理学。

汤显祖在《题辞》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这表明作者并非追求情节的离奇，而是要通过离奇的情节来表现人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意志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抹杀，它终究要得到一种实现。

文学的本质功能之一，是以创造自身生活的方式提出生活方向，汤显祖“以情抗理”的巨大创造，明显给俗世中的人们一种启发，一种精神的食粮或反抗的酵母。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崔莺莺的“以情抗礼”与杜丽娘的“以情抗理”，两者的“情”并非一致。

崔莺莺的“情”更多的是男女之间一种互相爱慕的情感情愫；杜丽娘的“情”，更多的则是一种本能的情欲，一种天然的原始的生命冲动。

肯定人的欲望存在和存在的合理性，是《牡丹亭》空前的时代特点，也是杜丽娘形象独特性和进步性的意义所在。

虽然崔、杜两人的“情”的确有所不同，但她们似乎都是爱情至上主义者，斗争的最终归宿仅仅是爱情。

只要获得自己的爱情，她们就会对封建势力感激涕零。

崔莺莺最后的局部妥协，让张生去科试；杜丽娘在虚幻的世界里，“以情抗理”，义无返顾。

当故事回到俗世，作者又无法找到现实的方式完成杜丽娘的人生理想，不得不借用皇帝下旨完婚的俗套。

这些说明，“为爱而爱”正是崔、杜两人的致命弱点。

鲁迅先生说：“人必先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林黛玉的爱情就明显具有更多的社会内容。

从黛玉爱情这方面来看，黛玉追求的不只是爱情自由，更重要的是个性的自由，人格的平等。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为的是我的心！”她“癖性喜洁”，反对的不只是封建婚姻制度，更重要的，她厌恶那整个污浊的社会，尽管悲苦和不幸如影随形，但她不象杜丽娘那样，只要实现自己的自由，就可向封建家长妥协。

爱情自由只是林黛玉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即使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她也不愿向封建势力屈服，而苟且取得。

何以见得呢？宝玉曾对史湘云说：“林姑娘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指‘仕途经济’）否则，我也要和她生分了。

”不说“混帐话”，这意味着宝黛的爱情是以政治道路上的叛逆为基础的。

钗黛之间在爱情上的纠纷，实质反映了她们思想上的冲突。

钗黛之间的矛盾，不仅反映为一般的从性爱对象上争夺贾宝玉，更主要的是在政治道路上争夺贾宝玉。

说到底，就是要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

可以说，假如在人生道路上，宝黛没有共同的叛逆意识，也就没有他们逐日深化的纯真爱情。

从作者描写宝黛的爱情意图来看，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批判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宗教迷信、婚姻恋爱等几乎所有的上层建筑。

其目的就是要揭示封建社会全面崩溃，必然衰亡的历史趋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曹雪芹以宝黛的爱情为线索，赋予它更多的社会内容。

因为爱情、婚姻、家庭密不可分，而中国的家庭制度又与政治制度相交融。

封建的“三纲”之说，为封建宗法家族制基础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它以父子、夫妇这种家庭关系为依据，以封建宗法制下的家庭制度为基础，以君亲、忠孝为连接的纽带，以移孝作忠为目的，通过移孝作忠的情感转移，实现家庭政治化和国家家族化。

家庭制度的内在控制和国家制度的外在控制，使社会的稳定性大大加强。

曹雪芹洞察入微，以如椽巨笔深入细致的描写宝黛的爱情，揭示封建制度下爱情婚姻制度的腐朽，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否定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来动摇封建国家制度的根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黛玉的爱情内涵具有更多的社会内容，含有更多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