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福克纳小说中典型人物形象的怪诞性

2004年8月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A ug.,2004第22卷第4期 JOU RNAL O F SOC I A L SC IEN CE O F J I A MU S IUN I V ERS ITY V o l.22N o.4①试析福克纳小说中典型人物形象的怪诞性王　欣(佳木斯大学公共外语部,黑龙江佳木斯154007)[摘　要]威廉・福克纳的作品以其内容的丰富性、技巧的创新性日益引起广大读者和批评家的兴趣。

本文试图通过对福克纳小说中典型人物形象的简要分析,以期揭示其怪诞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意义。

[关键词]福克纳;人物形象;怪诞性[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04)04-0071-02 威廉・福克纳(W illiam Faulkner,1897-1962)是194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者,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他集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于一身,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各种传统的和创新的手法,深刻而全面地探索了美国旧南方解体的根源,表现了处在历史性变革中的南方社会和南方人的精神危机。

他的作品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技巧的创新性日益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兴趣。

然而随着人们对福克纳研究的深入,却常常发现需要解答的迷似乎反而越多。

除了语言晦涩难懂,技巧常花样翻新之外,人物形象的怪诞性是人们阅读福克纳作品时产生的一个较为突出的印象。

批评家们纷纷指出福克纳笔下的人物都“中了魔”。

引人注目的怪诞人物形象构成了福克纳小说一个倍受争论的重要特色,而如何看待这些怪诞的人物形象则是我们在阅读和理解福克纳小说时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本文试图对福克纳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进行简要分析,以期揭示其怪诞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意义。

福克纳出生于美国南方社会,当时社会正经历深刻的变革。

对福克纳来说,“过去”并不遥远,旧南方的乡村和小镇生活仍栩栩如生地活在他的记忆里,民间传说所蕴含的意义和怀旧思想也潜移默化地渗入他的灵魂深处。

然而,随着北方工业化浪潮的入侵,南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在历史变化的冲击下分崩离析。

福克纳满怀困惑和忧虑地注视着家乡的变化,真实地记录了没落的种植园主阶级的子弟们苦恼万状、进退两难的精神困境。

多次出场的昆丁・康普生是没落南方世家不肖子孙的代表,也是他们中最深刻、最自觉,然而也是最软弱的一个。

《押沙龙,押沙龙》一书向我们揭示了昆丁生长的环境。

这部小说借“斯特番百里地”庄园的兴衰表现了蓄奴制下奴隶的命运,描写了当时的南方知识青年为家乡的历史遗产所折磨的真实故事。

昆丁在一个“向后看”的腐朽社会中长大。

从他还是孩子时起,他的父亲以及老小姐洛莎之类的亲人、邻居便开始向他一遍遍叙说往事,讲神秘的斯特番的兴衰史,讲旧时南方人“爱得像样,死的也像样”的高大悲剧形象。

这些故事,连同讲述人那阴沉病态的语调,末日临头的灾难感,都在不知不觉中渗入了昆丁的心灵。

他被过去紧紧缠住,无法自拔。

昆丁虽然意识到了蓄奴制的罪孽,但他的生活和思想却多年一直盘根错节地与旧南方纠缠在一起,无法挣脱。

而《喧嚣与骚动》则展示了与传说中那光彩夺目、让人迷惑不安的“过去”相对照的暗淡的现实。

康普生家族过去是豪门大户,如今却走到了穷途末路,为了安排昆丁上大学和凯蒂出嫁卖尽了最后一点房产。

只会醉酒空谈的父亲,终日无病呻吟的母亲,冷酷势利的大弟弟杰生和全家人都引以为耻的白痴弟弟班吉都使昆丁很失望。

而昆丁最钟爱的妹妹凯蒂则“放荡无行”,把南方淑女的行为准则统统抛到九霄云外。

昆丁深知父母把他看作是最后的希望,然而他的软弱无能导致他始终无所作为。

他曾试图杀死凯蒂和她的情人,甚至企图谎称自己与妹妹有乱伦关系来使她脱离那个理崩乐坏的“喧闹的世界”,但这些举动都因缺乏内在的信心而化作软弱可笑的小丑式表演。

他认为现实是不可忍受的,但又明了和他作对的不是任何人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

在他心中,凯蒂的堕落是一种象征,标志着康普生家族的彻底衰败,他个人可耻的无能及他所热爱的传统的毁灭。

这一切都时刻折磨着他,不给他片刻安宁,终于使他精神完全崩溃。

在这个意义上,昆丁代表了他所处时代中一种典型的痛苦。

与他类似的精神畸形者是福克纳小说中屡屡出现的人物。

例如,《八月之光》中的海托华由于醉心于祖父在内战中的英勇行为,而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能力;《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阴森自负、食古不化的爱米莉小姐在新婚之夜杀死了爱人;《萨多里斯》中小巴耶德因为总是自觉不如古人而故作大胆鲁莽之举,结果送了性命等等。

他们多是历史的牺牲品。

他们所属的阶级遭到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他们的灵魂又被本阶级垂死的传统腐蚀侵害。

福克纳竭尽渲染之能事,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南方种植园主阶级的这些飘零子弟们的疯狂和绝望,使他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界蒙上一层病态的色彩。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福克纳对种族问题的关注和对黑人的同情充分地表现在他的作品里,塑造了一些在种族主义压迫下性格扭曲、命运悲惨的黑人和混血儿形象。

小说《八月之光》的主人公乔・克里斯莫斯就是这样一个不合理社会的受害者。

他的经历和结局与福克纳的其他大部分作品中的人物一样,也是怪诞地不合乎逻辑。

乔的外祖父因怀疑他有黑人血统,在一个圣诞夜里把刚出生不久的乔扔到育婴堂门口。

在育婴堂里,受人欺负的乔被讥笑为“黑鬼”。

又因无意中看到女卫生员偷情鬼混,反被那女人诬为“黑人”而被迫离开育婴堂。

当时他只有五岁。

后来他又在唯利是图的养父那里挨打受气。

如果”黑人”就意味着受压迫、受欺凌,那么这的确是乔一生经历的最好概括。

因此,他对建立在社会剥削(包括种族压迫)基础上的白人社会充满咬牙切齿的仇恨。

就是别人不知道他的底细,白皮肤的乔也绝不自视为白人中的一员,总是情不自禁地向人暗示自己是黑人。

从17岁把养父打倒,逃跑出走起,乔—17—①[收稿日期]2003-08-26 [作者简介]王欣(1977-),女,黑龙江佳木斯人,佳木斯大学公共外语部助教,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

就开始了盲目的反叛生涯。

他做工、流浪、打架、赌博,却始终找不到归宿。

乔30多岁时孑然一身又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密西西比,在那儿遇到了乔安娜并与其同居。

但种族藩篱和不幸的经历造成的种种心理隔阂使两个孤独的人始终没能达成真正的了解和信任。

结果乔在暴怒中杀死了收留他、帮助他、与他生活多年的乔安娜,只是因为她鼓励他上黑人大学读书,将来为争取黑人民主权力做点事。

最后乔也因此遭到了一伙白人暴徒惨无人道的私刑迫害而死。

值得注意的是,乔并非完全无辜,他既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又是心理变态的杀人犯。

借助这种描写,作者深刻地阐释了乔的痛苦和不幸。

他不仅最后在悲惨的境况下死去,而且一生都在非人的境遇下度过。

种族压迫、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折磨了他的肉体,更摧残了他的心灵。

他完全失去了对人的爱和信任,变成了困兽般狂暴而又绝望的动物。

福克纳通过乔・克里斯莫斯的遭遇斥责了南方猖獗一时的种族主义偏见,同时又使乔进而转化为人类不幸的象征。

作者故意让乔的黑人血统始终是个谜,使他成为一个超越种族的人,一种现代孤独的最终人格体现。

他没有家庭、种族,在社会中处处感到陌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身份,更体会不到生活的意义。

他狂热、执著而又焦躁不安地追求人生的真谛,却陷在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循环中毫无进展。

他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人。

但作为“白色黑人”(美国诺曼・梅勒语),他又不得不在侮辱压迫下,在艰辛的劳动和无目标的反叛中摸索人生的道路,并最终在更大的屈辱和不幸中死去。

人数众多的穷白人是福克纳笔下的又一类典型人物。

他们大多是头脑实际的正常人,但在贫穷、破产的灾祸面前也不时流露出一些非正常的“症状”。

如《我弥留之际》中的本德伦一家就是如此。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由15个人物一段一段的内心独白组成,从不同角度叙述了本德伦一家载着艾迪(本德伦太太)的灵柩前往县城杰斐逊送葬的经历。

这一家所有荒谬古怪的言行都打上了贫困、愚昧的烙印。

艾迪一生在艰辛单调的岁月中捱过,因此她恨“爱情”、“罪恶”等虚伪的字眼。

由于生前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她才把死后的归宿——安葬在县城——看得至为重要。

而本德伦父子一方面把爱和忠诚的感情歪曲成一种偏执的信念,不顾洪水的阻隔非要去县城为艾迪送葬不可,另一方面有时又冷漠地不近人情:儿子为了出门赶车拉脚,赚三元外快,竟扔下垂危的母亲不顾。

昆丁、克里斯莫斯、本德伦一家……,福克纳笔下涌现出许许多多像这样在重重矛盾和痛苦的挤压下心理变态、精神失常的不幸者。

与他们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正在兴起的“斯诺普斯”(福克纳三部曲《村子》《小镇》《大宅》中的人物)世界。

福克纳对斯诺普斯们的态度相当矛盾。

他像昆丁一样,与没落的种植园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感情上说他是对暴发户弗莱姆・斯诺普斯深恶痛绝的。

弗莱姆是个典型的资产者,他能用阴沉、冷酷的对抗态度迫使地主瓦纳让步,也能为钱财毫不犹豫地接收瓦纳家那个明明有孕在身的女儿为妻。

他绝不小看一星半点的收入,也不乏手段大作投机生意,骗得农民倾家荡产。

他甚至不惜利用老婆的色相、奸情来牟利。

总之,他既无同情心也无羞耻感,既无道德观念也无热爱的激情。

他的全部动机和原则只是一个“钱”字。

相形之下,克里斯莫斯和本德伦等下层人民在屈辱和苦难中顽强地开拓求生的道路,艰辛地(又不免盲目地)争取作“人”的尊严,就不能不唤起深切的同情。

连昆丁这样南方世家的痴痴癫癫的后代也很有些可敬之处:昆丁的疯狂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和荣誉的思索和追求;在海托华心底对人的爱并未泯灭(他最后曾试图保护克里斯莫斯不受私刑迫害);甚至连爱米莉的古怪行径中也包含着一种处变不惊、固若磐石的尊严。

在这种对比中,福克纳对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发出了无声的谴责。

不过,福克纳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维护传统道德观念的寓言。

昆丁等不仅像镜子一样照出了斯诺普斯们的丑恶,也在这些“行动者”们的反衬下暴露了自身所代表的旧传统的虚伪和衰落。

然而,更重要的是,福克纳深刻地意识到了斯诺普斯们产生的必然性,意识到他们在南方将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势力,代表着历史的进程。

福克纳的深刻在于他具有南方作家那种与生俱来的特殊历史感,敏锐地意识到了他所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种种痛苦与新南方崛起的历史进程的内在关系。

康普生们的毁灭,本德伦的破产,克里斯莫斯代表的现代人的孤独盲目的处境(作者通过他又揭示出黑人在肉体上、精神上遭受的重重磨难),归根结底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如果把昆丁、克里斯莫斯等放进这个广阔的背景里来理解,这些“怪人”就显示出多层次、多色彩的丰富含义。

他们不仅包括了对斯诺普斯世界的无情鞭挞,也包含了对作者所偏爱的南方的尖刻而辛酸的批评。

这些人所经历的苦难也就超越个人的范围上升为一种历史。

福克纳迫不得已,同时又带有一点悲壮接受了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又用充满愤怒、怀疑的笔写下了这一进程带来的巨大社会灾难和痛苦,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也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