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故事演进的多元文化解读
发乎情,止乎礼义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
发乎情,止乎礼义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一、本文概述《西厢记》作为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一直以来以其深刻的主题思想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无数读者和研究者。
该剧以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为蓝本，通过细腻入微的笔触，描绘了一段发生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真爱情。
本文旨在探讨《西厢记》的主题思想，即“发乎情，止乎礼义”，并分析这一主题如何在剧中得到深刻体现。
《西厢记》所展现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主题，不仅是对人性中情感与道德冲突的深入探讨，也是对当时社会礼教束缚下青年男女命运的真实写照。
在剧中，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既体现了人性中对于真挚情感的追求，又展示了在封建礼教束缚下，这种追求所受到的种种限制和压抑。
通过对这一主题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西厢记》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西厢记》中的情感表达《西厢记》作为王实甫的代表作，深入探讨了情感与礼义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这部作品中，情感表达是核心主题之一，通过张生与崔莺莺之间的爱情故事，展现了人性中最为真挚、深沉的情感。
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起始于寺庙中的一次偶然相遇。
他们的初次相见，仿佛天造地设，两颗孤独的心在刹那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这种情感的产生，既发乎自然，也发乎人性，它超越了社会等级、家庭背景的束缚，纯粹而真挚。
随着剧情的深入，两人之间的情感逐渐升温，从初次的羞涩、试探，到后来的深情厚意、难舍难分，这种情感的递进和变化，被王实甫细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然而，《西厢记》并不仅仅是一部描写纯真爱情的作品，它更是一部探讨情感与礼义之间关系的杰作。
在这部作品中，王实甫借用了儒家传统的礼义观念，对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他们的爱情虽然纯真、深沉，但在面对社会礼义的束缚时，却不得不面临巨大的压力和考验。
这种压力和考验，既来自于外部的社会环境，也来自于他们内心的挣扎和矛盾。
尽管如此，张生与崔莺莺并没有屈服于礼义的束缚，他们选择了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浅谈《西厢记》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浅谈《西厢记》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西厢记》是元曲四大名剧之一，是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的经典之作。
它以唯美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现了自由、平等、进取的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西厢记》的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其对待自由和平等的态度上。
剧中的主人公张生和崔莺莺是一个地位低下的贫穷学子和一个有高尚家庭背景的贵族女子，他们的爱情跨越了社会阶级的差异。
在封建社会中，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婚姻是被严格限制和禁止的，张生和崔莺莺不顾这些禁止和限制，坚守自己的爱情，最终赢得了幸福。
这种对待自由和平等的态度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独立、开放和进取的精神，体现了作者对于人类尊严和平等权利的追求。
剧中还展现了女性独立自主的思想内容。
崔莺莺是一个聪明、勇敢、有主见的女性形象。
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不愿随从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勇敢地和张生私奔。
《西厢记》中塑造的这样一个女性形象，突破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具有非常先锋的意义。
通过这个形象，作者宣扬了女性独立自主的观念，呼唤女性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真爱，具有鲜明的女权主义色彩。
在艺术特色方面，《西厢记》采用了明快、流畅、富有韵律感的曲调和唱词。
唱词通俗易懂，旋律优美动听，非常适合大众传唱。
剧中角色性格鲜明，塑造细致入微，对话幽默风趣，让观众忍俊不禁。
剧情设置紧凑，情节曲折有趣，引人入胜。
剧中还穿插了大量的舞蹈和音乐，丰富了舞台表现形式，增加了舞台艺术的魅力。
这些艺术特色使得《西厢记》成为了元曲中一部极富创造力和艺术感染力的经典之作。
《西厢记》是一部思想内容独特、艺术特色鲜明的戏曲作品。
它通过爱情故事展示了自由、平等、进取的思想内容，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角色形象，采用了流畅、优美的曲调和唱词，以及丰富多样的舞蹈和音乐，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艺术享受。
《西厢记》的经典地位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它通过艺术手法对社会思想的影响和启示。
简述西厢记故事的流传和演变
《西厢记》故事的流传和演变《西厢记》是一部经典的元杂剧，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
它以青年书生张君瑞与相国小姐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为主线，通过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情节，展现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婚姻观念和爱情价值观。
自元代以来，《西厢记》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追捧。
其故事情节优美，文笔细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厢记》逐渐流传开来，不仅在民间广为传颂，而且在文人墨客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西厢记》的流传过程中，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也发生了一定的演变。
在元杂剧时期，剧作家王实甫创作了《西厢记》杂剧，奠定了故事的基本框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版本的《西厢记》开始出现，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例如，有些版本中增加了更多的细节和情节，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和曲折。
到了明清时期，《西厢记》逐渐被改编为小说、戏剧等多种形式。
在这些改编版本中，有些保留了元杂剧的基本框架和人物形象，有些则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和创新。
例如，明代李日华的《南西厢记》就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改编作品，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剧的结构和人物形象，但也保留了原剧的基本精神。
在现代，《西厢记》的故事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和影响力。
它不仅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形式，而且在学术界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
通过对《西厢记》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历史和人文精神，也可以更好地认识和欣赏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
总之，《西厢记》故事的流传和演变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和创新。
然而，《西厢记》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和人文精神却一直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浅谈《西厢记》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浅谈《西厢记》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1. 引言1.1 《西厢记》是一部中国古典爱情戏曲，被誉为中国戏曲史上的经典之作。
故事情节动人，表现了爱情的真挚和坚贞，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爱情、婚姻和自由的思考。
通过对爱情和婚姻的探讨，作品展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缺陷。
《西厢记》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了中国戏曲史上的经典之作，被后人传颂不衰。
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现实，引领着观众思考人生和愿望，启迪着人们对爱情和自由的追求。
《西厢记》不仅仅是一部戏曲作品，更是一部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杰作。
2. 正文2.1 作者生活时代背景及创作背景作者生活时代背景及创作背景: 《西厢记》的作者是元代杂剧大家王实甫。
王实甫生活的时代是元代，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多元、昌盛繁荣的时期。
在元代，南宋被元朝征服，统治者是蒙古族，社会政治局势相对稳定。
王实甫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西厢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之一。
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背景主要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
元代社会风气比较浮躁、开放，对爱情和婚姻观念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王实甫创作了《西厢记》，这部作品中表现了作者对爱情的追求、对婚姻的思考，以及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
王实甫是一个卓越的戏剧家和文学家，他通过《西厢记》这部作品，创造了富有表现力和生动性的人物形象，塑造了许多鲜活的角色。
他深刻地描绘了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展现了各种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活动。
在《西厢记》中，王实甫不仅仅是展示了爱情的甜蜜和悲剧，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物的行为和对话，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和批判。
2.2 《西厢记》的思想内容作品中展现了封建社会家庭伦理观念对个人命运的束缚。
主人公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受到了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阻碍，尤其是封建礼教对婚姻的限制，使得两人无法在一起。
浅谈《西厢记》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浅谈《西厢记》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西厢记》是明代崔宗之所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一。
它描写了一个宫廷女子与一个书香门第子弟之间的爱情故事，通过深入的情感描写、丰富多彩的人物塑造和优美的艺术语言，展现了明代社会的一部分风貌，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观点。
本文将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来浅谈《西厢记》的价值。
一、思想内容1.宣扬“婚姻自由”思想《西厢记》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它倡导的一种人性观和婚姻观上，即认为婚姻是自愿的，应该以双方感情为本，不受封建礼教和家族集体的束缚。
在小说中，主角张生和莺儿之间的爱情，既难以遵循婚姻制度，也几乎破碎于世俗利益和礼教观念。
但作者将他们终成眷属，主要原因是要宣扬个人自由、婚姻自由的思想，反对封建礼教的婚姻观念。
2.献扬女性独立自主思想《西厢记》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刻画在全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女主角莺儿是小说中的一位坚持自我、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
她明白自己的追求目标是张生，对于世俗的礼教约束毫不在乎，义无返顾地奔向自己的目标。
通过莺儿这一形象的描绘，作者不仅抨击了当时的男尊女卑思想，更为国人树立了独立自主、自信自强的女性形象。
3.反映整个社会变化和转型《西厢记》以描摹社会文化现象为基础，并以朝廷、官场、贾宅和书香中至上贵族的行动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变化和转型。
经过全书的描绘，人们可以看到明代后期社会底层的转型和中、下层阶层的抗争。
小说表现出了官宦新贵的兴起所带来的历史变迁，以及书香门第的衰弱和贾宅豪门的衰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发展。
二、艺术特色1.描写细腻入微的人物形象在《西厢记》中，作者通过对人物心理描写和行为举止的描写，赋予了小说形象深厚的艺术感染力。
如张生是个文静俊秀的青年，他才气横溢，却又时常悲愁郁结，观感深邃；而莺儿则是个任性、娇俏的女孩，理性冷静，却又常常鬼鬼祟祟，动感十足。
每一个人物形象都被作者细腻地描绘出来，使读者不仅能够了解这些人物的表面形象，更能够感觉到他们内心的细微波动。
简述西厢记的故事流变
简述西厢记的故事流变
《西厢记》是元代戏曲家王实甫创作的一部杂剧，通过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揭示了封建社会下女性地位低下的困境和男女之间的隔阂问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故事的流变也不尽相同。
最早版本的《西厢记》被称为《马丹阳曲》，是在元代创作的。
这个版本的故事通过对话和歌曲展示了梁山伯和祝英台两位青年的相识、相知和相爱的过程，但结局并没有明确表达他们的爱情是否得到圆满的发展。
到了明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将《马丹阳曲》进行修改，形成了现在所称的《西厢记》。
这个版本的故事中，祝英台是一个才华出众、聪明机智的女子，她主动出谋划策帮助梁山伯进入相府，并最终与梁山伯相遇并结合。
这个版本强调了女性的主动性和智慧。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下令对剧本进行修订，取消了一些性爱描写，使剧本更加注重道德教育的作用。
清代版本的《西厢记》更加强调婚姻的伦理意义和对社会道德的塑造。
在现代，随着社会的变迁，对《西厢记》的改编也呈现出多样性。
一些改编版本强调了女性意识觉醒和自主性，关注女性角色在封建社会
中的反抗和追求自由的努力。
还有一些版本将故事背景置于现代社会，通过改变角色设定和情节来反映当代社会的问题和现实。
总的来说，《西厢记》的故事流变不仅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演绎，也是对社会变迁的回应和反思。
无论是古代版本还是现代改编，故事中对爱情、女性地位和社会伦理的思考都使得这个经典故事持续具有吸引力和时代意义。
对“西厢记”故事流传过程中的传播学的解读
对“西厢记”故事流传过程中的传播学的解读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提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仪式观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秩序模式中，由于不同的传播观念，有原形与变形的微妙变化。
中国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传播的仪式观突出了文化因素对于社会建构的作用，为我们研究古代很多传播现象提供了依据。
本文试以西厢记故事为例，结合仪式观理论来探究其在流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原型与变形的传播学意义。
一、西厢记故事的原型西厢记故事源于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是唐人传奇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传奇作品之一。
故事讲的是张生、崔莺莺两人相恋，私定终身，最终张生为了仕途抛弃了崔莺莺的故事。
作品塑造了张生、崔莺莺两个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
元稹前半生放荡不羁，仕途比较顺利，经常游走于灯红酒绿之中。
有学者认为，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
在《莺莺传》中，元稹借张生之口，在抛弃崔莺莺之后污蔑她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褒奖自己善补过: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
主人公对此事多方回护，上层社会在舆论上也持戒备态度，这些现象都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负责任态度。
用儒家礼教来衡量张生与莺莺的行为是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要求的。
如果给他们以幸福美满的结局就等于是对这种行为的鼓励和倡导。
元稹在《莺莺传》中并没有谴责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或许是因为站在维护儒家传统礼教的立场上，张生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元稹所拟定的接受对象是与作者同样生活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士大夫，所采取的传播方式是案头小说形式，需要相当的文化水平才能阅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莺莺传》的受众范围。
二、金元时期的西厢记故事演变在《莺莺传》中，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以悲剧结局。
当西厢记故事流传到金元时期，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最后结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多维角度赏《西厢》
多维角度赏“西厢”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戏曲作品，王实甫的《西厢记》号称“北曲压卷”。
作者通过运用美不胜收的词章，描述了剧中人物跌宕起伏千变万化的情怀。
这部以爱情为主题的皇皇巨著，其艺术成也是多方面的。
《西厢记》的人物形象《西厢记》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具有典型性的。
只有典型的人物形象才能有力地表现典型的冲突。
书中三个主要人物：崔莺莺、张生、红娘。
三个人物性格、作风大相径庭，却各具特色。
【崔莺莺】作为出身名门的相国小姐，知书达礼，深受封建礼教、文化的熏染是必然的。
贵族家庭的教养要求她一切行动都必须合乎规矩礼法。
但是，崔莺莺又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有高深的文化文化修养的的青年女性，对生活有自己的愿望和追求。
然而，显赫的门第，深厚的封建文化教养，已经有婚约在身的特殊身份，这一切都使得她在爱情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崔莺莺一方面强烈地追求爱情，另一方面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因此，形成了她“乖性儿”和“假意儿”兼备的矛盾性格特征。
从出场的“惊艳”到“闹斋”再到“寺警”，从“听琴”到“酬简”，中间经历了老夫人的“赖婚”阻挠，崔莺莺的性格一步步克服软弱，走向冲破束缚，为自由恋爱而斗争，终于实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心愿。
面对渴望的爱情，崔莺莺表现为既撒娇，又撒野，这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深沉曲折、迟疑反复的相互冲突的性格把一个想要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又担惊受怕、愁恨无穷的真实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崔莺莺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又拘于礼教、顾虑重重，不敢断然行动的心理状态，刻画的是一个贵族小姐的叛逆形象，反映出她性格的犹疑、软弱的同时，又兼有克服困难、冲破桎梏的勇敢，这样的崔莺莺比《莺莺传》和《董西厢》中的在性格发展上又有了飞跃。
塑造了更为真实可信，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形象。
【张生】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显然迥异于《莺莺传》中的形象。
经过王实甫的加工改造，从“始乱终弃”的浪子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了善始善终的有情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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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J uly12008第4期(总166期)JOURNAL OF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o14 西厢记故事演进的多元文化解读郝青云 王清学【提 要】自唐代《莺莺传》诞生以来,在宋、金、元、明历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演进,西厢记故事的演进经历了几个不同民族的融合时期。
在这个多元文化背景下,西厢记故事的演进是在文艺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同时发生的,每一次思想内容的演进,都以文艺形式发展为契机,而文艺形式的发展又以文化转型为重要前提。
【关键词】西厢记 演进 多元文化〔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08)04-0092-06 自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诞生以来,西厢记故事在每一种文艺形式中都以新的面貌出现。
西厢记故事的演进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文化变迁较大的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
历史的变迁与整合为西厢记故事的形式和内容的演变提供了不同的文化语境,每一次文化变迁都为《西厢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西厢记故事最初源头是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
北宋文人赵令((1051～1134)根据《莺莺传》的内容创作了12首《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南宋时出现了话本《莺莺传》,现已佚失,内容主要本于元稹的传奇小说。
在金代,也就是南宋时期的北方,董解元创作了《西厢记说唱诸宫调》(又称《董西厢》),将故事的演述形式由书面阅读转变为说唱表演。
在元代,杂剧大家王实甫将董解元的《西厢记说唱诸宫调》改编成了舞台剧———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又称《王西厢》或《北西厢》)。
在元代还有南戏《崔莺莺西厢记》。
元末明初有李景云同名作品,但全本已佚,留下残曲28支。
在明代,由于戏剧形式的演变,出现了诸多传奇改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崔时佩、李日华的《南调西厢记》(又称《南西厢记》或《南西厢》)。
此外还有陆采的《陆天池合并西厢记》;佚名作者(一说是黄粹吾作)的《续西厢升仙记》;周公鲁的《翻西厢》;佚名作者的《锦西厢》;佚失的作品有杨讷的《翠西厢》;屠本峻《崔氏春秋补传》;卓人月《新西厢》;《王百户南西厢记》等等,在明代形成了翻改西厢故事的热潮。
一、西厢记故事艺术形式的演进在中国历史上,唐宋金元明四个时期五个朝代的更迭,在文艺形式上也经历了小说、诗、词、戏曲的转型。
从《西厢记》艺术形式的演进来看,每当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兴起,《西厢记》很快就以新的面貌出现,西厢记故事的与时俱进充分证明了这部作品的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文艺形式的演进往往是以文化的整合为契机的,在西厢记故事的演变史上,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文化整合。
第一阶段:从唐到宋的演进。
词在宋代得29到了空前的发展,词这种文艺形式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外来音乐的融入为前提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及西域音乐的融入丰富了中原音乐的表现力,促进了宴乐的产生,而宴乐的产生是丰富词的音乐体系的重要因素。
在秦观(1049～1100)和毛滂(1055?～1120?)的笔下,都用《调笑转踏》对崔莺莺进行了吟咏;赵令(创作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12首,算是词中的“鸿篇巨制”了。
同时,西厢记故事在说话艺术中也得到讲述,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中著录有《张公子遇崔莺莺》,其故事梗概与元稹的小说内容基本一致。
第二阶段:在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与南方文学发生分化。
女真族南下使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传统汉文化相融合。
北方民族乐舞和讲唱文学结合中原地区的诗词艺术和舞台表演艺术,产生了新的文艺形式———院本和说唱诸宫调。
董解元的《西厢记说唱诸宫调》成为西厢记故事世代传承的里程碑。
《董西厢》不仅将西厢记故事搬上了说唱艺术的舞台,而且丰富了原有的情节,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使多年以来广大读者和观众的遗憾得到了抚慰。
第三阶段:金元统治时期,以女真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南方地区处于南宋政权的统治之下,儒家的传统文化传承和保留得相对较好。
金时的南北隔离使南北方文艺的发展具有了相对独立性。
王世贞在《曲藻》序言中谈到了南北曲的差异及元代北方民族音乐对北曲的影响:“曲者,词之变。
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
……但大江以北,渐染胡语,时时采入,而沈约四声遂阙其一。
”①元代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对峙的局面。
在中国思想文化上也出现了中原农耕文化与蒙古游牧文化的大融合。
元杂剧就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兴盛起来。
剧作家王实甫将西厢记故事搬上了舞台,从此,元杂剧的不朽之作《西厢记》诞生了。
但南方与北方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差异却一时难以消除,因而在宋、金、元时期,南方与北方的文学形成了不同的发展体系。
正如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所言:“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很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
②南戏的源头不一定如徐渭所言,但徐渭的话却很恰当地点明了南北戏曲的不同源流,以及少数民族音乐对中原民间文艺的影响。
第四阶段:明朝建立,南方的文化北上,使原本盛行于南方的南戏(后来发展为明传奇)也移居北方,成为戏剧舞台的新盟主。
正如王骥德《曲律》中所言:“唐之绝句,唐之曲也,而其法宋人不传。
宋之词,宋之曲也,而其法元人不传。
以至金、元人之北词也,而其法今复不能悉传。
是何以故哉?国家经一番变迁,则兵燹流离,性命之不保,遑习此太平娱乐事哉。
今日之南曲,他日其法之传否,又不知作何底止也!为慨,且惧。
”③戏剧形式的变革促成了西厢记故事的又一次重生———《南调西厢记》诞生。
此后出于不同作者的审美和欣赏者的需求,在明代又出现了诸多的《西厢记》改本和续本。
由于南戏声腔体系的差异,在明代甚至出现了传奇改本的改本。
明朝的建立使中原传统文化得以回归,蒙古族多年的统治早已使中原儒士大感“礼崩乐坏”。
因此,革除蒙元遗风是当务之急。
开国之初,朱元璋曾对侍臣说:“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祗,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和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
自今一切流俗喧39郝青云 王清学:西厢记故事演进的多元文化解读①②③王世贞:《曲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册,第240页。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第155页。
譊淫亵之乐悉屏去之。
”①在中原传统文化中,以“礼”来约束人的行为,以“乐”来陶冶人的性情,礼乐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
“淫词艳曲更唱迭和,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也就是指北方民族的音乐打破了以往中原的音乐体系,并与中原传统音乐相融合而建立起来的元曲音乐。
从西厢记故事的演变过程来看,伴随文化的变迁,文艺形式不断的建构与解构,伴随不同时代的精神追求,西厢记故事始终活跃在文艺舞台上。
二、西厢记故事思想内容的演进西厢记故事内容的演进是在文艺形式发生变化的同时发生的。
从《莺莺传》到《南西厢》的演进,历经了几个朝代、几种文化语境,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的变化无不与时代文化精神紧密相关。
无论哪一种新的文艺形式演义西厢记故事,都对其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
(一)从《莺莺传》到宋词及说话的演进这个时期的变化有以下特点:艺术形式的变化较大,但思想内容相对稳定。
秦观的《调笑转踏・莺莺》写道:诗曰:崔家有女名莺莺,未识春光先有情。
河桥兵乱依萧寺,红愁绿惨见张生。
张生一见春情重,明月拂墙花树动。
夜半红娘拥抱来,脉脉惊魂若春梦。
词曰:春梦。
神仙洞。
冉冉拂墙花树动。
西厢待月知谁共。
更觉玉人情重。
红娘深夜行云送。
困亸钗横金凤。
②毛滂也呼应秦观写下《调笑转踏・莺莺》:诗曰:春风户外花萧萧,绿窗绣屏阿母娇。
白玉郎君恃恩力,尊前心醉双翠翘。
西厢月冷蒙花雾,落霞零乱墙东树。
此夜云犀已暗通,玉环寄恨人何处。
词曰:何处。
长安路。
不记墙东花拂树。
瑶琴理罢霓裳谱。
依旧月窗风户。
薄情年少如飞絮。
梦逐玉环西去。
③这两首诗词都以咏物、咏史的方式,咏叹了崔莺莺的不幸,同时也对张生的薄情予以了指责。
从《莺莺传》诞生之日起,就以传奇小说的形式把玩于文人墨客的股掌之间,在《莺莺传》中就多次提到友人的评价及赋诗。
宋代词人们所咏所赋依然不超脱元稹的本传,秦观、毛滂与元稹同为士大夫文人,他们所代表的是同一种文化形态下的同一个社会阶层,因而,他们无法超越元稹的立场。
对于他们而言,崔莺莺只是文学创作的一个素材,是文人的一个“尤物”,与功名仕途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南宋时期赵令(的《蝶恋花鼓子词》共十二首,其序中写到:“……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
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
好事君子,极饮肆欢之际,愿欲一听其说;或举其末而忘其本,或纪其略而不及终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
今于暇日,详观其文(指《莺莺传》),略其烦亵,分之为十章。
每章之下,属之以词。
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
又别为一曲,载之传前,先序全篇之意。
”④这段序表明了当时西厢记故事还没有乐人吟唱,作者试图填补这个空白,并没有改编故事结局的意思。
赵令(乃宋朝皇室后裔,他与儒家的正统思想应当是一致的,时值北宋末南宋初,正当大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此时《董西厢》还没有诞生),因而他也不大可能改变故事的结局。
宋代的说话艺术中,虽没有相关的话本传世,但在宋人笔记《绿窗新话》中著录了一个49《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8年第4期 ①②③④《明太祖实录》卷66,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第6页,总第1245页。
《全宋词》(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66页。
《全宋词》(二),第690页。
《全宋词》(一),第491页。
题为《张公子遇莺莺》的故事,略述其事,但无孙飞虎逼亲、郑氏赖婚之事,虽未详说结局,但提到“数夕,忽红娘敛衾携枕,引崔氏至。
斜月晶莹,疑若仙降。
自是欢好几一月。
”基本与唐传奇《莺莺传》是一脉相承的。
(二)从《莺莺传》到《董西厢》的蜕变《董西厢》是西厢记故事演进的关键,从西厢记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演变过程来看,《董西厢》的贡献和作用超越了任何一个西厢记故事改本。
在内容上它把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小说,改编成情节丰富、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佳话;在形式上又把一个文人手头把玩的传奇小说改编成大众娱乐的讲唱故事,为后代戏剧的再加工打下了声腔、音韵及篇章结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