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基因食品的生物安全性

论转基因食品的生物安全性有关基因工程改造过的农产品的生物安全性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有的人坚决反对，也有的人认为只要使用得当就能为人类造福。

那么基因工程改造过的作物产品对人类到底有没有危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什么是转基因。

所谓转基因，就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一种或几种外源性基因转移到某种特定的生物体中，并使其有效地表达出相应的产物（多肽或蛋白质），此过程叫转基因，而以转基因生物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张卫，2014），也就是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蔡翠霞，2012）。

转基因作物复合了许多功能：延长果实储藏期（耐储藏转基因番茄、耐储藏转基因河套蜜瓜）；改良作物的品质（金大米、降低过敏原的转基因花生等）；可以作为生物反应器（转植酸酶基因玉米、抗乙肝转基因番茄）；提高农药肥料的利用率以及缓解资环约束，改善环境等（解除TNT炸药的转基因烟草、吸收地下水污染的转基因白杨等），使作物具有耐寒、耐热、耐干旱、耐涝等不同特性，从而适应不同的生长环境（国家农业生命科学技术科普基地，2011），并在此基础上生产加工制成的转基因食品也具有增产、控熟、高营养、保健、高品质的优点和潜能。

鉴于此，有不少学者认为发展转基因食品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缓解饥饿和贫困及拓展食品功能（张俊祥和李晓峰，2011)。

然而，向红（2009)认为，转基因产品在食品安全、生态影响、基因污染、生物富集、药食关系、机遇泡沫及全球监管这7个方面存在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验、生产和应用都具有一定的风险，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可能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产生危害，在运输、使用等过程中也可能产生环境风险，特别是转基因作物、食物和饲料，具有潜在的健康风险（陈婉宁，2013）：1转基因作物本身能演变为农田杂草由于导入新的外源基因，转基因作物获得或增强了生存竞争和繁殖能力，使其在生长势、越冬性、耐受性、种子产量等方面，都强于亲本或野生种。

若被推广种植，这些转基因作物释放到自然环境中的机会特别大，因其又具有野生植物没有的各种抗性，将会迅速地成为新的优势种群，进而可能演变成农田杂草。

例如，加拿大商业化种植具有抗除草剂及自播种特性的转基因油菜，仅几年后，其农田便发现了对多种除草剂（包括草甘膦、固杀草和保幼酮等）具有耐抗性的杂草化油菜植株。

据专家预言，这种杂草化的转基因油菜，将成为加拿大草原地区危害最为严重的野草。

2通过基因漂流影响其他物种在自然条件下，栽培作物种内，栽培作物与其近缘野生种间，栽培作物和杂草之间都有可能发生基因漂流。

例如，引起广泛关注的墨西哥玉米污染事件，即在墨西哥偏远山区的野生玉米受到了转基因玉米DNA片断的污染，且污染比率高达35％。

转基因作物中的一些抗除草剂、杀虫剂和病毒的抗性基因就有可能通过花粉杂交等途径向其同种或近缘野生种转移，使其获得转基因生物体的抗逆特性，对其他作物构成严重威胁的“超级杂草”。

而自然界生物间的协同进化或生物与非生物抑制因子间的对抗最终会出现适应或淘汰的结果。

转基因抗虫作物的长期、大规模种植可能使目标害虫或非目标害虫对毒素蛋白的适应在群体水平上产生抗性，有可能产生侵染力、致病力更强的“超级害虫”，造成更大的危害。

研究表明，转Bt基因抗虫棉对第一、第二代棉铃虫有很好的抵抗作用，但第三代、第四代棉铃虫已对该转基因棉产生了抗性。

3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转基因作物作为外来品种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优势”，可能会影响植物基因库的遗传结构，淘汰原来栖息地上的物种及其它遗传资源，致使物种呈单一化趋势，造成生物数量剧减，甚至会使原有物种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墨西哥玉米事件的发生，已经严重威胁到世界玉米起源中心地区的玉米生物多样性资源，玷污了墨西哥“玉米妈妈的圣洁”。

抗虫作物的抗虫基因不仅直接作用于目标害虫，对非目标害虫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伤害，进而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4转基因食品可能产生过敏反应在自然条件下存在许多过敏源。

转基因作物通常插入特定的基因片断以表达特定的蛋白，而所表达蛋白若是已知过敏源，则有可能引起过敏人群的不良反应。

例如，为增加大豆含硫氨基酸的含量，研究人员将巴西坚果中的2S清蛋白基因转入大豆中，而2S清蛋白具有过敏性，导致原本没有过敏性的大豆对某些人群产生过敏反应，最终该转基因大豆被禁止商品化生产。

即便表达蛋白为非已知过敏源，但只要是在转基因作物的食用部分表达，则也需对其进行评估。

5抗生素标记基因能使人和动物产生抗药性抗生素抗性基因是目前转基因植物食品中常用的标记基因，与插入的目的基因一起转入目标作物中，用于帮助在植物遗传转化筛选和鉴定转化的细胞、组织和再生植株。

标记基因本身并无安全性问题，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其在基因水平上有发生转移的可能性，如抗生素标记基因有可能转移到肠道微生物上皮细胞中，从而降低抗生素在临床治疗中的有效性。

虽然目前的研究表明，这种可能性很小，但在评估潜在健康问题时，仍应考虑人体和动物抗生素的使用以及肠道微生物对抗生素的抗性。

6转因食品可能具有毒性一些研究学者认为，对于基因的人工提炼和添加，可能在达到某些人们达到的效果的同时，也增加和积聚了食物中原有的微量毒素，此外，抗虫作物残留的毒素和蛋白酶活性抑制剂可能对人畜健康有害，因为含有抗虫作物残留的毒素和蛋白酶活性抑制剂的叶片、果实、种子等，既然能使咬食其叶片的昆虫的消化系统功能受到损害，就有对人畜产生类似伤害的可能性。

1998年秋天，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科学家阿帕得·普斯泰（Arpad Pusztai）通过电视台发表讲话，声称他在实验中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马铃薯喂食大鼠后，大鼠“体重和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受到破坏”。

法国分子内分泌学家Seralini及其同事（2009）发现给老鼠喂食三种孟山都（Monsanto）公司转基因玉米三个月后，其肝脏、肾脏和心脏功能均受到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在巴西坚果中有一种合成清蛋白的基因，科学家们把这种基因转到农作物中以期提高农产品中的蛋白质含量从而提高品质，结果发现，蛋白质含量虽然提高，但有些人对这种新加入的蛋白质过敏，在这个例子中转基因食品的副作用是明显的，人们很快就能看到后果，因而也比较好预防。

而前面两个例子中的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并不是短时间可看到的，例如在“基因工程”中提到的杀棉铃虫的毒素蛋白基因，它对人及其他哺乳动物的毒害作用目前没有看到，又有谁能肯定它没有长期效用呢？用含有这种毒素蛋白的棉花织成布，穿在人身上，整天在身上蹭来蹭去，是不是还没有害呢？这些问题没有长期的实验观察恐怕就无法予以完满的回答，要知道，在历史上就有很多事例说明，有些副作用是人们难以在当时发现察觉的，如DDT农药，如使用四环素造成的四环素牙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抗虫、抗病和耐除草剂等类型的转基因作物在美洲地区一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商业种植，产品大量出口。

1994年，转基因番茄FlavrSavr的商业化生产标志着人类已经大规模地利用转基因生物。

199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为170万hm2，到201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高达1.75亿公顷，包括大豆、玉米、棉花等十多个品种（李鹏，2014；周慧，2012）。

1996-2008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累计收益高达519亿美元；仅2010年和2011年，全球生物技术作物的市场价值已分别达到112亿和132亿美元（James，2010，2012)。

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推进了转基因产品在全球范围的快速发展。

随着转基因生物技术产品的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安全问题也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

再加上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涉及面相当广泛，包括基因工程技术、生物技术、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安全性、转基因生物的生态风险及其评价、转基因生物的食品安全及其评价、转基因生物的环境监测、转基因生物的风险管理、转基因生物的进出口贸易、转基因技术相关安全教育等。

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呢？首先，建立完善公众、媒体与科学家的沟通机制，积极搭建交流平台首先是增强公众与科学家的互动，更主要的是科学家主动跟公众互动。

关乎民生、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应该被公众尽可能多的认知，而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

科学家在我国公众心目中值得尊重和信赖，更应该秉承“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也要理解公众”的理念，可以通过与媒体合作，投稿、发表文章或微博，给公众提供充分的GMF方面的信息和知识。

其次是增加政府以及媒体与科学家的互动。

作为信息传播的中介和主力军，政府和媒体应该努力发挥桥梁作用，利用资源优势，深入公众，了解公众的信息需求，并及时准确的将科研成果、专业解答等信息用传递和反馈给公众。

在国外，如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均设置有专门进行GMF风险沟通的机构的，这些机构的成员大多是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与公众的风险交流和沟通可以通过这些专门机构独立进行，我国可以以此作为借鉴。

沟通平台的建立有助于解决GMF信息供求不平衡的问题。

其次，切实提升转基因科普的水平当前，我国专门针对GMF的科普类活动还较少，广大公众对科普也不够关注，因此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升转基因科普的水平。

一是政府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科普活动，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并且不断加大科普活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建立完善转基因科普活动的激励机制；二是加强科普队伍建设，相关人员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科普能力。

记者或传媒工作者需要加强转基因知识的学习，科技人员需要提升对公众传道解惑的素质等；三是要完善科普活动的形式，除了在数量上要满足公众的需求，科普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更应适应公众的需要。

不是简单枯燥的知识原理说明，而是深入浅出的知识传递，不拘泥于单纯的讲座或咨询。

灵活多样的科普形式（图片展览、动画展播、视频讲解、街头咨询、社区计划等），集趣味性和科学性与一体的内容更符合公众的信息诉求。

科普活动应该以生物技术知识为基础，为公众揭开疑团而不是增加迷雾（张莉侠和韩亮亮，2009）。

再次，规范信息传播管理，保证客观、科学、准确、及时地为公众传递信息在对GMF的报道中，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的处理将对公众产生很大影响。

是否进行客观、合理的报道影响着公众能否对GMF形成科学的认知。

一味地报道GMF给人类带来的福利，或者片面地报道GMF给人类带来的危害都是不宜的（赵琳等，2011)。

虽然当下公众对媒体的信息具备了一定的郵别能力，不再盲从媒体的导向，有了更多自己的意见和判断，但不可否认的，公众了解GMF 的信息仍主要依赖传统的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并且网络传播的作用和优势也円渐显现，因此对GMF信息传播的管理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