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魏昕
【期刊名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15)002
【摘要】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总页数】7页(P121-127)
【作者】魏昕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北华大学文学院,吉林吉林13201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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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武帝与罪己诏
撰文/张妮娜汉文帝、武帝与罪己诏西汉初年，缇萦上书作为一个触点，促使汉文帝颁布了一则罪己诏，成为西汉时期的刑制改革起点，在此以后肉刑被废除，西汉前承秦制，又为后世定下不变之制。
诏书制度自汉代出现并延续至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汉文帝用罪己诏开始了刑制改革，汉武帝用罪己诏及时将陷入崩溃边缘的汉帝国拉回正轨。
罪己诏在当时社会困境中有着正面意义，其对当代社会亦有启示。
有典籍记载的帝王“罪己”言论最早出现在殷商时期，商汤有言：“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罪己真正形成制度是在西汉时期，这一时期的皇帝颁布罪己诏已成了定式，诏书格式也基本上固定下来。
汉文帝：罪己诏的开端汉高祖刘邦出身平民，汉代政统合法性却依然遵从“天命”说，政治有过，则关注执政者的德行，到汉文帝时期，更是积极自省，主动颁布罪己诏。
罪己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政过性的，另一类是天灾性的。
数量上，天灾性罪己诏占绝大部分，常常是在出现了日食、地震、水灾等时颁布。
汉文帝《有司请建太子诏》的颁布，是古代历史上首次出现罪己诏。
“朕既不徳，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防志。
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徳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徳也，谓天下何？其安之。
……”汉文帝即位第二年，有司上书谏言，劝汉文帝早立太子，汉文帝却说自己德才浅薄，既还没上祭于天，也还没让百姓满意。
不能让位给更有贤德的人，却要立太子，那就更加无德，拒绝了立太子汉文帝画像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
……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因各敕以职任，务省徭费以便民。
……”内容上可分为三部分，第一是说明君主对百姓有养治之责，出现日食导致社会恐慌。
第二部分是承认君主对日食这一天灾的出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君主要自省，灾害的出现是“朕之过”。
最后一部分是君主的补救措施，一般是惠民性的临时措施。
唐代皇帝罪己诏令蒐辑与研究
唐代皇帝罪己诏令蒐辑与研究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尤其以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繁荣而闻名于世。
在唐朝历代的皇帝中，有许多杰出的统治者，在他们的领导下，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安定和谐。
然而，唐代同样也有一些皇帝犯下过错误和罪过，对此，中央政府曾发布了一系列的罪己诏令，以自我反省和警示后人。
本文将对唐代皇帝罪己诏令进行蒐辑与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唐代几位皇帝所发表的罪己诏令。
第一位是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
他在位时，推行开明政策，统治有方，国家强盛。
然而，他也意识到自己存在一些过失和错误。
李世民在其《罪己诏》中写道：“我虽得吴、越之地，我虽能固安其边，我虽得松、翰之术，我虽能调馀敛而虏众……然我坐视天下诸侯，多丧其众”。
李世民反思自己因执着于统一大业而忽视其他地方的治理，致使一些地方的民众流离失所。
他强调了自己志得气盛的缺点，表达出自己要改正错误，并承诺将更好地治理天下。
第二位是唐玄宗。
他是唐代最杰出的皇帝之一，统治时期被称为开元盛世。
然而，他也犯下过一些错误。
在其《罪己诏》中，他道歉说：“朕唐玄宗，检己咎玷，不分日夜，忧身狱足，鬻贵卑区别”。
玄宗反思自己执政期间权力不当分配，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
他表示要改正这些错误，保护百姓利益，并呼吁官员们勤政为民。
第三位是唐代末年的最后一位皇帝唐哀帝。
他在位期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在《罪己诏》中，他坦言：“罪人不忍闻，而守臣即引谢”。
虽然唐哀帝在位时间并不长，但他承认自己无力改变形势，因此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他的罪己诏被认为是他对无力拯救国家的忏悔。
上述皇帝的罪己诏令展现了唐代皇帝对自己犯下错误和过失的认识和反省。
他们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明了要改正错误、保护百姓的决心。
这些罪己诏令不仅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反思，也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反应，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从这些罪己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皇帝对于自己的统治和治理存在了一些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
这种自我反省不仅体现了唐代皇帝优秀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观念，也反映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
罪己诏
罪己诏略议古代帝王的《罪己诏》〔摘要〕《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
论其起源, 当从禹、汤开始。
此后, 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 都曾经颁发过罪己诏。
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处在危难之时颁发的, 目的是消除民怨, 笼络民心,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但是, 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和失败的反省忏悔。
因此, 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 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
〔关键词〕诏罪己诏罪己凡是良知者, 有过自责, 也算极其平常的事。
但是, 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 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 就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 颁示天下, 就更加惊世骇俗了。
帝王罪己, 勿论其动机、目的及背景, 仅就自我批评而言, 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文书角度而言, 帝王的《罪己诏》当属稀有文种。
论其起源, 古人几乎众口一词: 从“禹、汤罪己”开始。
①史载: 大禹登上帝位后, 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 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左右问其故, 禹曰: 尧舜之时, 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 而予为君, 百姓各以其心为心, 是以痛之”。
②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禹见民心涣散, 深感内疚, 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 于是自责。
商灭夏后, 汤布告天下, 安抚民心, 史称《汤诰》。
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曰: “罪当朕躬, 弗敢自赦, 惟简在上帝之心,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③此后, 适逢商连年大旱, 五谷不收, 负责宗教祭祀的大臣说, 要用人为牺牲, 向上帝祈祷求雨。
于是, 汤“剪发断爪”, 身为牺牲, 祷于桑林, “以六事自责”, 曰: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无以一人之不敬, 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于是, 民大悦, 雨亦大至。
④禹、汤罪己, 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又经过后世的不断附会神化, 遂成为封建皇帝效法的榜样, 《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 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
从罪己诏”看汉代皇帝的政治自省意识
从罪己诏”看汉代皇帝的政治自省意识作者：安子昂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11期安子昂（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 450000）摘要：形成于汉代的“罪己诏”制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独特现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面对自然灾害和异象或者动乱的国家局面，汉代皇帝通常会颁诏自省，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主动纠错或鼓励百官上书言事、举贤纳良。
这种现象集中出现于汉代，主要因为汉代朴素的政治风气、不发达的君权统治和古人的“天人感应”思想。
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王朝的兴衰以及后世历史的发展。
关键词：罪己诏；自省意识；汉代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1-0006-03“罪己诏”是古代帝王自我检讨、自我反省的一种官方诏书文件。
罪己诏的传统古来有之，如著名的“商汤罪己”的故事，在《吕氏春秋》中便有记载：“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周成王也曾罪己，《诗经·周颂·小毖》记载：“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还有秦国先祖秦穆公战败之后的自省，载于《尚书·秦誓》：“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可见统治者进行罪己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但这些所谓的“罪己”只是个别统治者一种零散的、自发的反省。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罪己诏产生于西汉时期，汉文帝是中国古代第一位颁布有明文可考的罪己诏的皇帝，从而也开启的中国古代的罪己诏制度。
之所以讲汉代形成了一种罪己诏制度，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皇帝颁布罪己诏已经形成一种模式化、固定化的形式，所颁布的罪己诏数量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一个朝代，总计有十几位汉代皇帝颁布下发了三十余次，其详细如下表：一、汉代皇帝颁布“罪己诏”的原因及内容形式颁布罪己诏的原因可分为两类情况：一是国家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如水旱灾害、蝗灾、疫病灾害、地震灾害等，或是出现自然异象，如日食、月食等；二是国家处于动乱之中，如遭遇外地入侵、政治腐败、农民起义等。
关于顺治帝的《罪己诏》
关于顺治帝的《罪己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於兹矣。
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於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大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恨，帷事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宗皇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应优遇，以示展亲。
朕於诸王贝勒等，晋接既正东，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宣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
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反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於用人之际，务求其德於己相侔，未能随材器使，以致每叹乏人。
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於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於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刀不即行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於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然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常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即诸王大臣会议，岂能别有奇策，只得议及裁减俸禄，以赡军需，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於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概从优厚，然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岂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朕性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
企业家“罪己诏”
反思疫情的文章数不胜数，反省自我的文章不多。
反思和反省都很难，但都很有用。
最牛的反省自我，当属“罪己诏”。
按照百度上的说法，“罪己诏”是中国古代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使用的一种口谕或文书，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轻重有别。
经济周期景气的时候，水涨船高，大企业赚大钱，小企业赚小钱，老板们习惯性地把功劳归功于自己的英明领导；当市场风雨飘摇，老板们很容易一股脑地谴责政策、员工和合作者的罪过。
这次疫情来临，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企业家都还是在找客观理由，很难去反省自我的缺陷和错误，很少有“罪己诏”的胸怀。
权倾天下的古代帝王都会下“罪己诏”，老板再大，也要放下面子，反省所作所为是否顺理成章。
我们来看看哪些老板们最应该“罪己诏”？因循守旧，害怕改变的人。
明知熟人之间没有交易，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但是还是不愿意去开拓新世界，对新产品、新方向故步自封那就是自寻死路。
真正的商人都是喜欢挑战未来的人。
疫情来临，旧的市场已经消失，是不是应该去陌生人的地盘赚钱？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商人面前的拷问。
离开了关系，就变得低能的人。
遇到任何事情，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找关系，开后门。
这是计划经济的遗毒。
以前，物质贫乏，买什么东西就像前期买口罩一样困难，没有熟人，没有领导的批示，有钱也买不到配给制度下的粮油米面。
过高的关系维护成本会成为盈利的绊脚石。
好的商品会说话，试一试，学会离开关系去做生意，或许，这是一个新的商业时代的开始。
只追逐暴利，急功近利，无工匠精神的人。
如果做生意唯利是图，金钱成为了唯一的目标，这样的人急功近利是必然的，看看那些蹭热度的赚钱方式，“割韭菜”是主营业务收入，这样的生意不是长久的生意。
所以，疫情之后，要去做具有工匠精神的商人。
只要我们做出的产品和服务有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就有可能做出“酒香不怕巷子深”“小而美”的百年老店。
喜欢把“白日梦”当成企业的使命感和个人的理想主义的人。
出了事就检查的历史典故
出了事就检查的历史典故一、“罪己诏”的典故在古代呀，皇帝要是遇上了天灾人祸或者国家治理出了大问题，就经常会下“罪己诏”。
就像汉武帝时期，那时候战争频繁，百姓的生活被搞得很困苦，再加上出现了一些灾荒。
汉武帝就下了罪己诏。
这就相当于一种自我检查啦。
他觉得是自己的决策、自己的统治可能出了问题才导致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
这可不是随便做做样子哦，下了罪己诏之后，汉武帝在政策上也有了一些改变，比如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征战，开始重视农业生产之类的。
这就是典型的出了事，从最高的统治者开始进行自我检查的例子呢。
二、曹操割发代首曹操的军队啊，有一次行军的时候，他下了命令说不许践踏麦田，谁要是践踏了那可就要受罚。
结果呢，他自己的马不小心冲进了麦田。
这可咋办呢？按照他自己下的命令，那他自己都得受罚。
可是他是主帅呀，要是真的把自己砍了，这军队不就没头了嘛。
所以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割下自己的头发来代替砍头。
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很严重的自我惩罚啦，头发在古代可是很重要的呢。
这其实也算是曹操在自己出了事之后的一种检查，他得让士兵们知道，虽然他是主帅，但是命令就是命令，他犯了错也得受罚，不然以后谁还听他的命令呀。
三、诸葛亮自贬三级诸葛亮大家都知道，那可是智慧的化身呢。
他在北伐的时候，让马谡去守街亭。
结果马谡这小子没守住，街亭一丢，那整个北伐的局势就变得很不利了。
诸葛亮就觉得这是自己用人不当的过错。
于是他就自己把自己的官职降低了三级。
他这么做也是一种出了事就自我检查的表现。
他没有把责任都推到马谡身上，而是从自己的决策方面找问题。
这也让蜀国的官员和士兵们更加敬重他了，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丞相。
从这些历史典故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不管是皇帝还是将领、丞相，在出了事的时候，都会进行自我检查。
这种自我检查有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众怒或者做做样子，很多时候真的会改变他们之后的行为和决策呢。
这对我们现在也很有启发哦，当我们自己出了错，也应该像古人一样，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好好检查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这样才能不断地进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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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己诏
略议古代帝王的《罪己诏》
〔摘要〕《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
论其起源, 当从禹、汤开始。
此后, 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 都曾经颁发过罪己诏。
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处在危难之时颁发的, 目的是消除民怨, 笼络民心,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但是, 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和失败的反省忏悔。
因此, 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 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
〔关键词〕诏罪己诏罪己
凡是良知者, 有过自责, 也算极其平常的事。
但是, 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 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 就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 颁示天下, 就更加惊世骇俗了。
帝王罪己, 勿论其动机、目的及背景, 仅就自我批评而言, 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文书角度而言, 帝王的《罪己诏》当属稀有文种。
论其起源, 古人几乎众口一词: 从“禹、汤罪己”开始。
①史载: 大禹登上帝位后, 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 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左右问其故, 禹曰: 尧舜之时, 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 而予为君, 百姓各以其心为心, 是以痛之”。
②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禹见民心涣散, 深感内疚, 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 于是自责。
商灭夏后, 汤布告天下, 安抚民心, 史称《汤诰》。
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曰: “罪当朕躬, 弗敢自赦, 惟简在上帝之心,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③此后, 适逢商连年大旱, 五谷不收, 负责宗教祭祀的大臣说, 要用人为牺牲, 向上帝祈祷求雨。
于是, 汤“剪发断爪”, 身为牺牲, 祷于桑林, “以六事自责”, 曰: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无以一人之不敬, 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于是, 民大悦, 雨亦大至。
④
禹、汤罪己, 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又经过后世的不断附会神化, 遂成为封建皇帝效法的榜样, 《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 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
《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国家处于危难之时颁发的。
如好大喜功的汉武帝, 即位后穷兵黩武, 又好神仙方士, 大造宫室, 挥霍无度, 致使民力枯竭, 寇盗并起, 天下大乱。
武帝晚年渐有所悔, 征和年间, 他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 决定“弃轮台之地, 而下哀痛之诏”。
他“深陈既往之悔”, 不忍心再“扰劳天下”, 决心“禁苛暴, 止擅赋, 力本农”。
“由是不复出军。
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 以明休息, 思富养民也”。
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晚年面对大厦将倾的危难局面, 幡然醒悟, 痛改前非, 全面调整了国家的内外政策, 不但使政权转危为安, 而且也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唐代也有位皇帝在危难之时发过罪己诏, 即唐德宗。
此君即位不久, 就先后有号称“四王”、“二帝”的几个节度使举兵反叛。
公元783年, 长安失守, 德宗仓皇逃亡, 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
次年春, 他痛定思痛, 改年号为“兴元”, 并颁《罪己大赦诏》, “分命朝臣诸道宣谕”。
诏书中历数了自己的罪过后, 说: “天谴于上而朕不悟, 人怨于下而朕不知”, “上累于祖宗, 下负于蒸庶, 痛心, 罪实在予”。
⑥此诏文字真挚动人, 很有感召力, 颁后, “四方人心大悦”, “士卒皆感泣”, 民心军心为之大振, 局势因而大变。
不久, 动乱即告平息。
北宋末年, 宋徽宗也发过罪己诏; 时在公元1125年11月, 金兵进逼东京的紧要关头。
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 “宜先下罪己诏, 更革各种弊政, 使人心悦, 天意回”。
⑦诏书也罗列了自己的罪过: “言路蔽塞, 谄谀日闻, 佞幸专权, 贪官得志。
赋税竭生民之财, 戍役困军伍之力。
多作无益, 侈靡成风。
”“追思己过, 悔之何及！”⑧随后, 又传皇位给太子恒（钦宗）, 自己当起了太上皇。
于是, 濒临灭亡的北宋又出现了一线转机。
但好景不长, 一年后, 徽、钦二宗被金兵掳去, 成为阶下囚。
在古代皇帝中, 罪己次数最多的要算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了。
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 自然灾害很多, “水旱累见, 地震屡闻”, “冬雷春雪, 陨石雨土”。
他把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 上干天咎, 所以, 不断自我反省, 屡屡下诏罪己。
临终之际, 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 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 条条都是原则问题。
归纳起来, 可分作七大方面: 一是政治上“自亲政以来, 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 因循悠忽, 苟且目前。
”二是对皇太后“子道不终, 诚悃未遂。
”未尽孝道, 反使圣母哀痛。
三是对诸王贝勒“晋接既 , 恩惠緮鲜, 友爱之道未周。
”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 用人“未能随材器使, 以致每叹乏人”, “见贤而不能举, 见不肖而不能退”。
五是设立十三衙门, 委用任使宦官, “与明无异”。
六是“国用浩繁, 兵饷不足, 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 未尝节省”。
七是“朕性耽闲静, 常图安逸”, “朕每自恃聪明, 不能听言纳谏”, “既知有过, 每日, 乃徒尚虚文, 未能省改”。
⑨顺治帝为自己罗列的14大罪状, 应该说是够全面、够深刻的了, 在盖棺论定的“自我鉴定”中, 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 实属亘古第一人。
在古代帝王中, 敢于罪己的还有一些, 例如《诗经》中的《周颂·小毖》就是周成王的罪己诗; 《尚书》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袭郑惨败后的反省。
限于篇幅, 不再赘述。
帝王的《罪己诏》是通过罪己取悦民众, 从而达到缓和矛盾, 凝聚人心的一种统治权术。
它折射着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特点。
以民为本是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人无水鉴, 当以民鉴”, 等等, 都是古代治国之箴言。
自古统治者都把民众作为国之本, 把民心作为镜子, 当作衡量统治活动的尺度。
所以, 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危难的时候, 帝王就颁发《罪己诏》, 藉此消除民怨, 唤起百姓的同情心, “使民心悦, 天意回”。
当然, 《罪己诏》有着很大的欺骗性, 但是, 笔者认为还不能将其完全视作政治骗术, 它的确也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或失败的反省, 其中不乏深痛的忏悔, 显现着一种对“德政”和成功的追求欲望。
古人云: 鸟之将亡, 其鸣也哀;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综观帝王的《罪己诏》, 我们今天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发的:
首先, 要坚持以民为本, 以民心为己心, 关心民众, 维护民众的利益。
古代百姓说: “抚我（关心爱护我）则后（当君主）; 虐我则仇”。
这是今天每个官员都应该记住的。
其次, 要修身慎行, 不断改造、完善自我。
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
《周易》曰: “君子以恐惧修省”。
乾乾夕惕, 若履薄冰, 时时处处反省自己, 做一个好人, 当一个好官。
其三, 敢于正视错误, 勇于改正错误。
《左传》曰: “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勃, 盛大之意）, 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忽, 迅速之意）。
”这里揭示的不仅仅是古代帝王的个人行为, 而且是一个政权兴亡的历史规律。
中国共产党早就认清了这条规律, 而且找到了适应这条历史规律的三大法宝, 只要我们能够实事求是, 密切联系群众, 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那么, 人人皆可为禹、汤。
反之, 老子天下第一, 专横跋扈, 文过饰非, 欺上瞒下, 到头来只能成为桀、纣, 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注释:
①《左传·庄公十一年》。
②《册府元龟·帝王部》卷175。
③《尚书·商书·汤诰》卷七。
简, 审视之意。
④《吕氏春秋·顺民篇》。
⑤《汉书·西域传》卷96下。
⑥《旧唐书·德宗本纪》。
⑦⑧《宋史·徽宗本纪》。
⑨《清世祖实录》。
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顺治帝的《罪己诏》是在他弥留之际, 由皇太后授意大臣写成的。
⑾《小毖》是周成王忏悔自己轻信谣言, 错怪了周公而作。
毖, 慎也, 天下之事, 当慎其小; 小而不慎后为祸大。
（成都市, 邮编: 610064）
〔作者简介〕倪道善, 男,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秘书档案系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