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2019年精选文档

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文化的蓬勃，从来不是一时所为，不是公众制造出来的。

不要以为我们是文化制造大国，不能以为我们正在实现大国文化崛起。

回顾2006年文化的度过，瞻望2007 年文化的行进，我们期待文化的挺拔勃兴。

狭义的恶搞是一种反文化2006年倏忽间就过去了，朋友在一本新书序言里的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似乎就是几个人恶搞了一把，一年就过去了。

” 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恶搞，渐入高潮。

胡戈在2006 年初恶搞了一把《无极》，没成想竟然就开启了“恶搞年”。

从电影《无极》那“一个馒头的故事”，到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一堆馒头的故事”，所映照的“恶搞年”倒很完整。

从大片到名人到文化经典，都成了恶搞对象。

有些名人则在博客里相互恶搞。

相信下一版《现代汉语词典》一定会收入“恶搞”这一新词。

其实，我们不能将一切搞笑都看成是恶搞。

有的所谓恶搞，其实是善搞，是讽刺幽默、批评批判，可惜搞得不错的善搞太过稀少。

恶搞的无边际发展，就弄成了搞恶。

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恶搞，将《红楼梦》搞成了“林妹妹穿三点式、宝姐姐陷入婚外恋” 的现代版；对红色经典的恶搞，《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成了做明星梦、希望走穴挣大钱的富家子弟。

网络不是流水线，但网络确是集装箱，体积巨大，容量无比，恶搞成了网络文化制造，甚至从制造变成了竞赛，长势如雨后蘑菇。

更夸张的是，网络恶搞的文化制造很快就下载到了现实生活中，商业恶搞开始大行其道：雷锋上了安全套包装盒、屈原成了猪饲料品牌代言人、姚明牌卫生巾也出笼了……文化制造变成了商业制造。

文化为商业服务本来也不坏，问题是没心没肺的文化商业化，是对民族人文精神的蚕食和摧毁。

在一种扭曲的环境中，文化必然以扭曲的形态出现。

恶搞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文化心态的表现。

恶搞与善搞之间如果没有相对清晰的边界，那是可怕的。

善搞与恶搞的区别是：善搞是草根们话语权利的体现，它同样可以带有娱乐至死的黑色幽默，与恶搞不同，恶搞不仅是侵害真善美，而且是对他人合法权利的赤裸裸的损害。

在我看来，狭义的恶搞就是一种反文化。

冀望将善搞从如今笼里笼统的恶搞概念里独立出来，分水岭就是是否侵害他人的权利。

在文化共同体中，人人都是平等的，谁也没有侵害他人权利的权利。

或许，我们不必夸大恶搞对人文精神方面的损害程度，如若在现实层面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则需要让法律来调整、由法庭来辨是非。

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需要法庭之外的“文化裁判所”。

龙应台曾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对别人的态度。

”美国《时代》周刊2006的年度人物是互联网上的“你”一一网民。

冀望聪明的网民在2007 年多一点善搞而少一点恶搞，去解构、去批判、去讽刺假丑恶，而不是拿真善美寻开心。

这，就是一种文化责任。

比“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是“文化复兴”这是一个没能出现文化大师的时代。

如今在我们的文化制造领域，已经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大抵是“山中无猴子，蛤蟆称大王”了。

学者许纪霖比较了张艺谋、陈凯歌和李安三位华人导演，分析说，他们三人都在上世纪90 年代初开始横扫欧洲影坛，而目前只有李安笑傲江湖。

“高手之间的较量，比的是背后的文化底蕴”，关公不能翻跟斗，因为他是儒雅的，关公之像，“没有瞪着眼睛拿刀乱砍的，他一定是在读《春秋》”。

相比于李安，张艺谋、陈凯歌确实太没文化，若让他俩来导演“关公”，那保不准又要搞出一个或一堆“馒头”来。

如果说没有文化大师还不可怕，那么没有文化是很可怕的。

歌德曾说：“在文化水准最低的地方，你随处可见强烈残暴的仇恨行为。

”尽管这是歌德两个世纪前所说的，今天依然基本如此，你看看新闻里多少灭门案件、动不动连杀十来人的凶案，二。

而就知一不少影视剧组在拍摄过程中，恣意践踏自然、毁坏文物，则更是典型的搞文化的人没文化。

文化是文明的寄托，没文化何谈有文明。

文化的面积与沙漠的面积成反比，文化的深度与大海的深度成正比。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曾把文明比作杀戮之河的两岸，在两岸“人们建筑房屋、温暖做爱、抚养孩童、写诗歌咏、雕刻铜像一一文明的故事即发生在河两岸的事迹”。

岁末年初，又有一轮“中国如何能够文艺复兴”的热烈讨论。

新人文运动是否即将到来?这个似乎也没必要深究，就像季羡林老先生提出“ 21 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的观点，有人反对，他则高挂免战牌，其态度就是“不争论”。

相比文艺复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场文化复兴，当然，也可以把文艺复兴理解为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

文化复兴的本质在康复与创新两个关节点上。

今天，面对我们缺大师、没文化的现实，面对既有“外伤”、又有“内伤”的文化，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文化康复，在康复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发展与兴盛。

康复就是修复好“内外伤”，它不能是锯箭行动――只将露在外头的箭干锯下就完事，康复之后才能求得重生或新生、求得创新与振兴。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必然要求走创新之路，创新之路也就是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的必由之路。

然而，复制容易创新难。

如果说胡戈那第一回以善搞为本质的恶搞算是一个创新的话，随后跟风的一切恶搞，都是复制。

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被称为“《雷雨》加大型团体操”，那故事是从话剧雷雨》里偷来的，这也是复制而非创新。

如果只有文化制造而没有文化创造、文化创新，就没有文化复兴。

文化复兴是广义的，它要求跨国家、跨时代、跨文化，作为人文精神，文化如果不能跨文化就不成其文化。

文化复兴更不是复古，也不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它必须具有世界眼光。

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需抛弃没有文化的文化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

”这是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说过的一句有分量的话。

在2006 年初，在第三届文化讲坛上，韩美林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演讲，那讲稿就是一篇不错的随笔。

他开篇就讲到：在21 世纪的经济浪潮中，在这样一个大的转型时期，我们的民族要更重视“文化”这两个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

韩美林直言不讳：“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

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我们进一步理解：没文化的文化，实质是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只是一个文化躯壳而已。

文化如果总是钱权说了算，始终停留在制造层面，而不能提升为创造，那么，我们很可能就是一直在制造没有文化的文化。

文化制造如何兴盛也只停留于文化产业，只融于经济范畴，成为所谓的新增长点；而只有文化创造，才有文化精神和人文精魂；文化制造造就的是工匠，文化创造才有望造就大师。

文化制造是可以软件化操作的，能够大量复制拷贝。

仅仅从体制改革，那注定会导致文化物化、体制硬化。

在一个只有文化制造的国度，文化衍生产品如何之丰富，也不能说明其有文化。

文化发展产业来说发展文化产业，就文化体制改革来说文化说我们如今没文化，除了恶搞搞不出真文化，就是因为文化制造造不出真文化。

比较典型的是帝王剧的文化制造，尽管制造的量很大，看的人也很多，它其实属于没文化之列，所以，有识之士就发出了“扫皇比扫黄还重要”的声音。

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我国已经成为经济上的制造大国，而缺改革少开放的文化思想领域，至今还是个文化制造弱国。

经济要真正强大，就需变制造大国为创造大国；而文化的真正强盛，则需从文化制造小国跨栏般跳过文化制造大国，而直接走向文化创造大国。

以上是宏观与中观层面的情况，在个人的微观层面，同样有着文化制造和文化创造之别。

听过大师马三立相声中的“意识流”，其实也是讽刺文化制造的：“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 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 '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

”作家艺术家如果商业意识过于发达、过于灵敏，使劲于文化制造，成功的可能仅仅是商业，艺术则不好意思，恐怕只能免谈了。

今天“有钱了”先买一幢别墅住，与那“先买一棉帽子戴”也没啥区别。

什么是文化创造，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披阅十载就是典例。

如今在互联网的热闹之外，我们很需要有“局外人”、有“沉默的极少数”、有“麦田的守望者”、有上帝唇边的长笛”、有“百年孤独”，做不到百年孤独那么一二十年的孤独也好，心无旁骛地专心静心于文化艺术的创作。

要从文化制造提升到文化创造，就须坚决抛弃没有文化的文化，也只有坚决抛弃没有文化的文化，才能实现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的升华。

中国文化的康复与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罗曼?罗兰说：“少数人独占的文化架子已经破碎了；今天我们必须接受最广义的人文主义，拥抱全世界所有的精神力量。

”罗曼?罗兰的话说得真好啊! 今天，我们更应该接受最广义的人文主义、拥抱全人类所有的精神力量，为我们文化的康复、发展、兴盛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最广义的人文主义，就是一种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和谐、宽容等等，都是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是人道的、人性的，它是广义文化的崇高境界。

要抵达这样的高境界，需要文化人不懈奋斗，奋力去拆除压制创新、限制创造的社会因素。

都说文化人要心肠软、骨头硬，可惜现在大抵是倒过来了，反成了骨头软、心肠硬。

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软实力。

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其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是必然的趋势，而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其发展方向则需要“由上级主管向个人自主转变”。

文艺的繁荣、文化的勃兴、大师的辈出，都不是靠管理给管出来的。

权大管出来的文化、钱多造出来的文化，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可遗憾的是，如今我们一些文化官员其实很没文化。

要想重建文化自信，宽松宽容的制度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早在1979 年10 月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上，邓小平曾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

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 1980 年10 月8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作一一“赵丹遗言”，那是真挚心声的流露，更是真理常识的揭示，千言万语都在标题的10个字上《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如今韩美林也深有感触：“用‘没有文化'来干涉艺术，很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