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不是孤立的，而是对中国传统美德和中国革命道德的继承和发扬，是对世界道德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

一、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意义二、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墨、道、法各家伦理思想和佛教有关心性的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吸引，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一般说来，是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精华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整体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思想意识。

所谓整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就是指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

在两千多年前成书的《诗经》中，就已经提出“夙夜在公”的道德要求，主张人要日夜为公家办事。

《书经·周官》中，也提出“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要求，主张人要从事政治公职，应当以公正、公平，灭除自己的私欲，这样老百姓就可以信任而归附了。

西汉初年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在他的《治安策》中提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强调国家、民族的利益，强调一种为整体而尽忠、献身的精神。

宋代的范仲淹提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认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去丹心照汗青”；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颜元力求“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

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整体意识，强调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献身的精神。

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对群体的关系上，儒家传统伦理认为在“义”和“利”、即道德原则和个人私利发生矛盾时，应当“以义为上”，“先义后利”，主张“义，然后取”，反对“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所说的“义”，主要是整体利益的原则，而“利”则主要是指个人的私利。

提倡“先义后利”和反对“见利忘义”的思想，不仅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中发生着有益的作用，而且对提高我国现实的道德水平，也有积极作用。

也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强调自觉地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

这种整体主义思想，应当说是中国伦理传统道德区别于西方伦理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祖国传统道德中的整体思想意识，从本质上讲，它属于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是维护其统治阶级的一种思想武器。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的阶级利益，甚至是把一姓王朝的利益充当为所谓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

但是，不可否认，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存在着一致性。

统治阶级在保证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

比如，当一个王朝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时，社会各个阶层，当然也包括劳动人民，都能够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

今天我们对待中国传统的整体意识，要抽去其剥削阶级整体利益的本质，换之以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以丰富集体主义思想意识的内涵。

2、推崇“仁爱”原则和人际和谐中国传统道德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爱人”的人本主义精神，注重人际的亲爱、和平与和谐。

自孔子始，中国伦理学关注的不再是虚无飘渺的“天”或“神”，也不是人死后的“鬼”，而是把自己关注的焦点定位在人自身。

用人自身的原因来解释人事，以人为中心而又不妨害天地自然的运行，在入世中求得精神的超脱，在平凡中达到高妙，极高明而又中庸，可以说就是中国伦理的品格。

这样一种伦理的理念，是基于对人的本质和地位的认识而形成的。

中国伦理思想家们大都认为，人是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气，在宇宙中有一般事物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如果其良能能够充分地发挥，就能与天地同流。

以人为本的伦理观念，正是体现了对宇宙最高产物的尊重。

儒家伦理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仁”这个概念，虽然早已存在，但孔子第一个把“仁”同“爱人”联系起来，“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孟子继承和发展了仁爱思想，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可见，儒家的仁爱是由己推人，由内而外，由近及远。

墨家主张“兼爱”，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汉代以后，儒家学者在理论上对仁爱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升华。

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博爱之谓仁”。

朱熹认为仁是“爱之理，心之德”，并以生释仁。

后代的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对于仁爱思想都有所发挥。

综合历史上各家关于仁爱的论述，可以把仁爱的主要内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仁的首要含义是爱，即对人施爱心，尽可能地帮助别人，使别人成长发展，得到好处。

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墨子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等，都体现为一种对人的同情和关爱。

第二，仁爱是一种出于公心的爱，而不是一种出于偏心的爱。

宋代程颢、程颐提出：“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

”（《二程集·遗书》卷十五）认为公是仁之理，仁是不能出自私心的。

近代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学·界说》），也是强调仁是一种无私之爱。

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们看来，出自私心的爱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姑息之爱，即对自己亲爱的人放纵、偏袒或溺爱。

这种姑息之爱，实际上是不能真正地有益于被爱的对象的。

一种是厚自爱，即厚爱自己而薄待他人。

汉董仲舒曾经提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

……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

”（《春秋繁露·仁义法》）爱我，是出于私心而非出于公心，所以是不能称做仁的。

总之，在伦理道德思想家们看来，不是出于公心的爱，是道德上的小人的爱，而不是所谓仁爱。

第三，仁爱要体现为利人。

也就是说，爱人不仅是一种心情，而且还要有实际的效果。

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很好地表达了其爱的实质内容。

第四，仁爱是一种生生之德。

这种意思是宋以后思想家们很喜欢讲的。

他们把仁爱看成是一种富有生命力性质的东西。

一人遂其生，亦要使他人、他物共遂其生，就是达到了仁。

所谓使他人、他物遂其生，就是讲要在旁边扶助他人，赞助他人、他物生长，而不是代替他们生长。

仁爱不是说替别人把一切事情包办了，应该是你所做的一切有助于其成人，有助于其道德水平的提高。

比如说，有一个人非常自私，你对他爱，并不是要满足他的一切自私的要求，而是帮助他去掉自私。

第五，仁爱还体现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在这方面，思想家们曾经提出过许多要求。

孔子曾说：“克己复礼为仁”，具体的要求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又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论语·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论语·子路》）他赞赏刚、毅、木、讷，厌恶巧言令色。

总之，就是要严格地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后来的思想家们也多有论述。

实际上，一个严于要求自己的人，总是能够诚心地爱人的人。

自我约束与仁爱他人之间，本来就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尽管不同的伦理思想家对于如何爱人有不同的观点，但在宽以待人、与人为善方面却是一致的。

效法天的刚健之德，君子以自强不息；模仿地的广厚之像，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处理人我关系的一个总的精神。

孔子和孟子有关爱人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一种人本主义思想，是自觉考虑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人本主义。

孔子和孟子都认为，只要能发挥、扩充这种对人类的同情和慈爱，就可以使家庭和睦，使整个社会得到更加和谐的发展。

“仁”不但是一种处理人我关系的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理论，而且还是实行这一人本主义思想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既然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类，他们在最基本的方面，就必然有着共同的情感、欲望、要求和志趣，因此，只要拿自己作比喻，就能够真正实现对人的同情和爱护，就能够真正实现“爱人”的目的。

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孟子说“善推其所为”，就是对这一方法论的言简意赅的概括。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一人本主义原则，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往往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并成为麻痹劳动人民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

但是，从总的社会效果来看，这一人本主义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对于协调家庭、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应当说，仍然发生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一人本主义原则，以特有的民族形式，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宋代张载的“民胞物与”，发展到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启蒙主义思想，说明这种人本主义原则在社会发展中，既能够成为协调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思想，又能够由强调人民的利益而成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

仁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也是对把人作为神的附属品的宗教观念和把人作为工具的奴隶主意识的否定。

它提倡人与人相爱，尊重人的价值，同情人，帮助人，体现了古代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强调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也就是“爱人”。

孔子从各个方面对“仁”作了全面的阐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积极方面立论，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特别是当人和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应当从自己的欲望、感情、意志、追求等方面，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这样，人和人之间就能够增强理解，就能够相互体贴和相互帮助，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更容易化解了。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是从消极方面立论，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尽量不要损害别人，力求不妨碍别人的利益，凡是我不愿意别人施加于我的一切事情，我都应当自觉地不加于别人的头上，以免使别人受到伤害。

墨子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指出“兼相爱，交相利”的重要。

他认为人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纠纷、祸乱，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所引起，即“不相爱”所引起的，因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

墨子认为，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孟子又进一步提出“仁”就是“人”，就是“人心”。

他从“良知”、“良能”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出发，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他人的同情、怜悯、关心和慈爱之心。

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推己及人，推恩及人，“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