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愚及其比较诗学体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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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若愚和叶嘉莹中西比较诗学视阈之比较

刘若愚和叶嘉莹中西比较诗学视阈之比较

刘若愚和叶嘉莹中西比较诗学视阈之比较刘若愚与叶嘉莹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两位重要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受到中西文化的影响,因此在诗学上存在着很多比较的视角。

本文将从中西诗歌创作的不同出发,比较两位诗人的诗学视阈,并列举以下九个提纲标题进行讨论。

1. 中西文化对刘若愚和叶嘉莹的诗歌创作的影响中国传统诗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而西方诗歌既有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也涌现出了众多具有现代性的新派诗人。

这种中西文化交融对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刘若愚的“以言宜静”与叶嘉莹的“以言宜动”之争刘若愚提倡的“以言宜静”在中国现代诗歌领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影响,而叶嘉莹则认为“以言宜动”,主张诗歌要有生命力。

两种不同的诗歌创作方向,反映了两位诗人不同的思想倾向。

3. 刘若愚和叶嘉莹的语言特点比较刘若愚的诗歌语言简练、朴实,呈现出一种与世间事物相对应的状态;而叶嘉莹的诗歌语言丰富多彩、华丽精细,在表现情感和形象上更显得活泼。

4. 刘若愚和叶嘉莹的创作主题比较刘若愚主要关注生活本身,注重现实与理念的融合,常常通过具体的生活情境表现出人性和情感的复杂性;叶嘉莹则更多地探究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抒发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歌颂。

5. 刘若愚和叶嘉莹的意象表现比较刘若愚的意象主要来自现实生活,内容详实、清晰,形象鲜明,多用自然景物和人物形象来表达其情感或思想;叶嘉莹的意象则更多地是富有想象力的、具有象征性的,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

6. 刘若愚和叶嘉莹的抒情方式比较刘若愚的抒情方式十分内敛,表现出一种沉静、深沉的境界;叶嘉莹则常常通过独特的语言创造出华丽的艺术氛围,呈现出一种豪迈、自由的情感表达。

7. 刘若愚和叶嘉莹的意境追求比较刘若愚的意境追求着重于“清淡”、“寂静”、“神秘”等内容,在追寻灵魂的同时尽量去除杂念,达到一种空灵的思绪状态;叶嘉莹则追求一种奇妙、瑰丽的意境,希望通过艺术形象的表现,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8. 刘若愚和叶嘉莹的后期诗歌创作比较在后期的诗歌创作中,刘若愚更强调“中庸”、“淡泊”、“不追求知识的不断积累”,化繁为简,让诗歌更深入人心;而叶嘉莹则更为关注诗歌形式和结构的创新,常常尝试新的语言技法和风格。

《中国的文学理论》刘若愚读书笔记1500字

《中国的文学理论》刘若愚读书笔记1500字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读书笔记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原文为英语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75年出版;中文版经杜国清翻译,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81年出版。

谢天振比较文学译介学资料中心所藏的《中国文学理论》为1985年第二次印行的版本。

《中国文学理论》共计7章。

由艺术过程4阶段和若干配套问题组成的文学作品研究框架是《中国文学理论》第一章“总论”的贡献,依据这个理论框架,刘若愚将中国传统批评分为6种: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和实用论,并在接下来的第二章到第六章依次专门讨论,第七章“相互影响与融合”进行总结。

第二章为“形上理论”。

形上理论处于艺术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宇宙影响作家,作家反映宇宙。

如果各种文化的文学理论最终能通过比较融汇成“世界文学理论”,那么在这可能的理想图景中,形上理论将代表中国特殊的贡献。

根据中国文学的形上理论,宇宙的原理和万物的整体都在一个“道”字。

自然之道这一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易传》。

“道”通过“文”显示出来。

《中国文学理论》分析“文”字的各种涵义,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最为透彻地表现中国文学形上概念:刘勰将“文”字传达的数种内涵合并,形成“文学即宇宙原理之显示与文饰之言地表象”的概念,证明文学的重要性(第45页)。

唐代以后,即便文学从形上概念有转移到实用概念的趋势,形上概念依然重要,文学批评家屡屡应用老庄关于直观自然以及与道合一的观念;《庄子》对中国人的艺术感受性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一本书都深远(第56页);司空图就声称诗歌是诗人了解道的具体表现(第63页)。

就这样,形上理论的发展徐徐铺开,接下来的介绍包括形上传统的支派,比如用禅语写诗的拟古主义(严羽),内在经验和外在现实的融合(王夫之),形上诗在清代的一时盛行(王士祯)以及桐城派古文作家的审美理论(姚鼐)等。

第三章为“决定理论与表现理论”。

决定理论在艺术过程中也处于第一阶段,主要阐明文学是政治社会状况的反映或显示,认为作家对世界的这种反应和显示是不自觉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比较诗学2010

比较诗学2010

研究案例: 研究案例:刘若愚从术语研究到整理体系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借鉴艾布拉姆斯的理论,以 “作家”取代“艺术家”,以读者取代“欣赏者”,而 “宇宙”、“作品”两项则维持不变,并将这四要素重 新排列成两个反向圆环,图示如下:
艾布拉姆斯的理论
刘氏的理论
研究案例: 研究案例:刘若愚从术语研究到整理体系
二、中西比较诗学
(一)发展历程及主要成就 1949年以前,黄金时期 王国维 1904年《红楼梦评论》 1908年《人间词话》 朱光潜 1942年《诗论》 钱钟书 1948年《谈艺录》
1.
二、中西比较诗学
(一)发展历程及主要成就 2. 1949以后: 海外及港台 1975年,刘若愚(James L.Y. Liu ) 《中国的文 学理论》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1983年,叶维廉 《比较诗学》 1992年,张隆溪《道与逻各斯》(The Tao and the
“诗学”可以定义为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或系统 诗学”可以定义为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或系统。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厄尔•迈纳
一、诗学与比较诗学
(一)诗学的概念 2.中国 中国 一是专指《诗经》之学。 一是专指《诗经》之学。 诗经,在先秦时期《诗经》就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 《诗经》在汉代又被定为官学,因此后世的文人常常把 《诗经》之学称为“诗学”。 二是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二是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包 含下述几层意思: 一段时期内诗歌创作的总称, 诗歌的创作实践和技巧, 对诗歌自身的理论研究。 20世纪以来由于西学大量涌入,诗学一词也包含了更多 世纪以来由于西学大量涌入, 世纪以来由于西学大量涌入 的内容,但还仅限于诗歌,仍属于狭义的诗学范畴。 的内容,但还仅限于诗歌,仍属于狭义的诗学范畴。

浅谈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

浅谈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

浅谈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纪燕【摘要】@@ 刘若愚是誉满全球的汉学家,他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着中西诗学的会同之路,他也努力把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向西方世界的读者介绍.研究刘若愚的跨文化诗学思想既是中国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深入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诗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现今国内对刘若愚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对刘若愚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和综合评价,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论研究走向提供可资借鉴的道路,已是刻不容缓的.【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年(卷),期】2010(000)007【总页数】3页(P35-37)【作者】纪燕【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正文语种】中文刘若愚是誉满全球的汉学家,他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着中西诗学的会同之路,他也努力把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向西方世界的读者介绍。

研究刘若愚的跨文化诗学思想既是中国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深入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诗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现今国内对刘若愚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对刘若愚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和综合评价,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论研究走向提供可资借鉴的道路,已是刻不容缓的。

现今在国内学术界提及刘若愚(James·J·Y·Liu)的名字,人们更多的是与他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联系在一起。

这本出版于1975年的英文著作可以算作他的代表作,也是其跨文化诗学研究学术权威地位确立的标志性之作。

此书出版两年之后,就有台湾学者将其翻译为汉语,之后中国大陆也有了中文译本,而且很快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也就在此时,刘若愚的名字才更多地为国人所知。

刘若愚(1926-1986),字君智,是一位誉满全球的美籍华裔汉学家,著有《中国诗学》、《中国之侠》、《李商隐的诗》、《北宋六大词家》、《中国文学理论》、《中国文学艺术精华》、《语际批评家》和《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八部英文专著和五十多篇学术论文。

试析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

试析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

定了刘若愚“以西释中”的批评理论阐发模式在沟通中西诗学方面的独创性与贡献,同时亦指出这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即具有明显的“西化”倾向。

通过将其与中国古代文论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指出,中国文论研究工作应从本国批评理论自身的基础与传统出发,立足于汉文化之“文”与“言”的特质,方能更有效地传达出民族文化独特的内涵和意义。

中国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论”;以西释中I9A由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先生写作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是一部“向西洋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学”的理论著作。

作者力图打破中西文化研究的壁垒,以西方文论的范畴为框架构建了一套系统宏观的文学批评研究体系,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阐发和解读中国文学与文论。

本书以其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与理念,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领域启迪了新的思路,开辟了新的空间,因此也被海内外众多学者誉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刘若愚先生在导论一章即表明本书写作的终极目的,“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 )”[1](P 3)。

因此,本书中刘若愚先生借用了西方文艺理论的概念和界定,对中国传统批评进行了系统化的归类与创造性的阐释。

他根据美国学者艾伯拉姆斯在《镜与灯》中为概括西方艺术理论所设计的包含“宇宙”“作品”“艺术家”“观众”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图表,重新分布了描述四要素间相互关系的图示,以“作家”代替原先的“艺术家”,以“读者”代替“观众”,将原图中所有自“作品”出发的单向箭头全部改为每两者之间(“读者”与“作家”,“宇宙”与“作品”之间除外)的双向互逆的箭头,以此表明他对文学创作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中国传统批评理论的归类,即分为“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以及“实用论”,此外还进一步比较了中西批评观在这些理论上的异同。

比较诗学

比较诗学

比较诗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4、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比较诗学兴起


钱锺书《管锥编》(1979)的 出版,以及王元化《文心雕 龙创作论》、宗白华的《美 学散步》、季羡林的《中印 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等著作 问世。 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 (1988)是中国大陆第一本系 统的中西比较诗学专著。
2、理论范畴和批评术语的比较研究
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 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 的重要任务之一。 钱钟书
中国古代术语“使用一些生动的形容词, 绘形绘色,给人以暗示,资人以联想,供 人以全貌,甚至给人以艺术享受,还能表 现出深度;但有时流于迷离模糊,好像是 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不得要领。” 季羡林
五、比较诗学的研究意义

1、有助于推动比较文学的深入发展
比较诗学进入比较文学领域是比较文学深 入发展和开拓的结果。它不仅带来了比较 文学空间的扩展,使比较文学具有深度, 而且更重要的是,比较诗学以其理论的先 导性将带动比较文学研究的突破。
我相信,对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批评传统 的比较研究,例如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比较, 在理论的层次上比在实际的层次上导出更丰 硕的成果。
4、作家论——人品与诗品
文如其人 读其书,颂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论世也。 孟子
如果诗人成功了,那么这首诗本身就 表现出诗人当时试图干些什么。如果诗 人没有成功,那么这首诗就不是充分的 证据。
5、欣赏论——逆志与求知
中西文论都注重文艺欣赏中的审美 感受,都看到了审美中想象和情感的作 用,但两者在审美的目的性有区别。
意境:情景交融、虚实统一、物我贯通。
“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 与其深浅而已”。 典型: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比较诗学

比较诗学
在比较文学中“诗学”一般指的就是文艺理论。
厄尔·迈纳(孟而康):“诗学”可以 定义为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或系统。
2.比较诗学
定义: 比较诗学就是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跨
文明的各种文学现象的理论体系的研究, 去发现全人类对文学规律的共同认识。
2.比较诗学
艾布拉姆斯的理论
刘若愚的理论
3.比较诗学与诗学的联系和区别
主要讲授内容:
诗学和比较诗学 跨文明比较诗学的兴起和发展 跨文明的比较诗学研究方法 总结
一、诗学和比较诗学
诗学 比较诗学 比较诗学与诗学的联系和区别
1.诗学
“诗学”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包含“诗”和“技艺”两 个方面。
在中国,指《诗经》之学。在先秦时期《诗经》就被儒家尊为“六 经”之一。(《诗》、《书》、《礼》、《易》、《春秋》、 《乐》)《诗经》在汉代又被定为官学,因此后世的文人常常把 《诗经》之学称为“诗学”。
通过文类来开展诗学的比较也是一种有效的办 法。
西方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根据戏剧定义文学而建 立起来的,因而形成了影响西方两千多年的 “模仿说”;其他各文明的诗学都是建立在抒 情诗的文类之上,形成了“情感——表现”的 诗学。
迈纳独创性地提出:原创性诗学的发展与确立, 是在一种流行文类被几个有洞察力的批评家用 来定义文学的本质和地位之时。
意。 3、都与规律或理性有关。
不同之处: 1、有与无 2、可言与不可言 3、分析与体悟
例二:风骨与崇高
最根本的共同之处是“力”,朗吉努斯:“崇高风格 到了紧要关头,像剑一样突然脱鞘而出”,“像迅雷 疾电一样,燃烧一切,粉碎一切”,崇高是“巨大的 威力”,其本质是力量。刘勰认为风骨的特征在于遒、 劲、健、力:“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 骨之力也。”故,风骨与崇高同属于一种以力为其基 本特质的阳刚之美,同属于一个审美范畴。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探要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探要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探要探要:《中国文学理论》是刘若愚先生2009年出版的著作。

书中分析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形成、发展,以及其艺术特征、文学历史、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并做出了探讨。

刘若愚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起,以历史为基础,重新认识和审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古代现代融会贯通的文学经验、文化环境与传统内涵的文学内涵、华文学理论观等文学理论。

他将中国文学理论从审美、哲学、文学历史角度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而深刻的探究。

《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以文学历史活动和文学理论活动为主线,从中外文学理论、文学技巧、技巧与语言、文学形态、文学发展历史等几个方面,厘清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化之路,析构了不同时期的文学理论,通过分析两传文学、宋元文学、宋词、唐宋乐府、明清古文学、新文化运动等多种时代文学代表作品,论述了“文学艺术表达意识、文学语言审美和文学发展规律”的核心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思想。

首先,书中指出,文学不仅仅是抽象的文学美学,也是精神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其推动力来自于时代发展的民间文化环境,历史进程的文学传承经验,及思想审美的文学变迁的交融。

其次书中指出,中国文学艺术的特点是综合性的、彼此交融的、融会贯通的。

它包含了抒情性、文言文性,形式性、实践性,传统性、创新性,出口诙谐性、阴谋性等多重面貌,并将其形成节奏,圆融起来,构筑了一个多元的文学理论系统。

再次,本书发现了中国文学理论多元、杂糅、演进的历史规律,指出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新特征,传承古典文学精神,坚持审美的正确性。

此外,还分析了经典文学作品的技巧性表现,向新读者导入认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

总的来说,本书在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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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若愚及其比较诗学体系(一)【内容提要】刘若愚是美籍华裔比较诗学研究家,他平生出版了八部与中国诗学有关的专着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

他的比较诗学理论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文艺理论走向国际化也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

本文在全面研读刘氏专着及其论文的基础上,对其建构的比较诗学体系作了整合性的描述。

【关键词】刘若愚/国际汉学/比较诗学刘若愚(JamesL.Y.Liu,1926-1986),美国华裔著名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学者。

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又在清华研究院英文所攻读一学期,兼任荚籍教授威廉·燕卜荪(WilliamEmpson)的助教。

1952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ofBristol)获硕士学位,指导教授为牛津大学著名诗学家包勒(C.M.Bowra)。

其后,长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担任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曾任该校亚洲语言学系主任(注:夏志清:《东夏悼西刘》,载《中国时报》(台北)1987年5月25日《人间副刊》。

)。

刘若愚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同时精通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长期生活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形成他观察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独特角度,通过兼采中西两种文学批评的特长,创造出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学思想的系统理论。

他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著述有八种(《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1969,《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歌》1982,《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这些著作总结归纳他的理论思考,是他融会贯通中西文学批评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的多种著作被列为西方汉学的必读书。

除了理论专着外,刘若愚还有大量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作品。

当前活跃在美国汉学界的学者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刘若愚学术思想的影响。

中国学术界对刘若愚及其学术成就虽早闻其名,但未知其详,通常提及的刘氏著作仅限于《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学理论》等少数几种。

本文在全面研读刘氏专着及其论文的基础上,拟对其所建构的比较诗学体系作出整合性的描述。

一、研究中国文学的三个路向刘若愚的比较诗学体系在其1962年发表的英文著作《中国诗学》中已见端倪,这本书在英语国家和西方世界享有盛名,是西方汉学名著。

作者在潜心研究各种流派的中国传统诗论的基础上,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形成自己新的诗学观念及其评诗方法,然后用西方读者易于接受的术语介绍和阐释中国传统诗学,既让西方读者感觉通俗易懂,又以其饱含西方学术素养的系统批评方法为习惯于中国传统文论术语和思维方法的东方读者拓展了视野。

全书分为三篇,概括了刘若愚研究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三个路向的思考。

上篇“作为诗之表现媒介的中文”,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语言文字在诗歌创作、分析与鉴赏中的功用与特征。

刘若愚在《中文版序》中指出其书的撰写目的是“为了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典诗歌而作的”,所以自谦地说明上编“在中国读者看来,会觉得很幼稚”(注:刘若愚:《中国诗学》,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1页。

)。

其实这一方面的知识不仅对大多数西方读者了解和欣赏中国古诗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青年读者掌握古代诗歌基础知识也会有所帮助。

中篇“中国的传统诗观”,是对古代中国各派批评家的诗学观念加以梳理剔抉,他将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论归纳成四种颇具代表性的诗学观念,即“道学主义诗观”(thedid acticview),“个性主义诗观”(theindividualistview),“技巧主义诗观”(thetechnicalview)和“妙悟主义诗观”(theintuitionalistview)等,分别加以阐释。

这部分的内容稍嫌单薄,后来在其《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得到扩大和深入的阐发。

下篇“朝向一个综合的理论”,是作者在综合中西诗观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诗学观念和评诗方法。

刘若愚认为:“诗是不同的境界和语言的探索。

”(注:刘若愚:《中国诗学》,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147页。

)所谓“境界的探索”,刘若愚定义为“生命之外面与内面的综合”,前者不只包括自然的事物和景象,而且包括事件和行为,后者不只包括感情,而且包括思想、记忆、感觉、幻想;换言之,诗中的“境界”,同时是“诗人对外界环境的内省与整个意识的表现”。

所谓“语言的探索”,是指一首诗不是过去经验的僵死记录,而是“把过去的经验跟读写诗歌的现在体验融合起来的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外乎是“寻找适当的声调格律和意象次序”以表现“境界”。

在此基础上,刘若愚建立起自己的两个评诗标准:一是:“这首诗是否探索它独有的境界?”二是:“在语言的使用上,它是否开创新的局面?”(注:刘若愚:《中国诗学》,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147页。

)由此判断这首诗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伟大的还是平庸的。

《中国诗学》虽然是刘若愚的早期著作,某些观点也许尚不够成熟,但它代表了刘若愚置身西方学术语境中研究汉学三个路向的思考:第一、西方汉学家首先需要处理的是两种文化背景之间,具体而言,是两种语言之间的问题。

对这一方面进一步的思考,形成刘若愚后来的另外两部著作:《语际批评家》(TheInterlingualCritic,1982)和《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LanguageParadoxPoetics:AChinesePerspective,1988)。

第二、从西方学术理论观念出发,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需要加以系统化,只有系统化之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才能够为西方读者所理解,并且逐渐融入世界文学理论之林。

对这一方面的进一步思考,形成了刘若愚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TheoriesofLiterature,1975)。

第三、研究中国诗学理论的目的是融会西方与中国传统的诗学观念,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诗学观念,并理论联系实际,把自己的诗学观念落实到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中。

对这一方面的进一步思考,形成刘若愚的另外三部著作:《李商隐的诗》(ThePoetryofLiShang-yin,1969)、《北宋六大词家》(MajorLyricistsoftheNorthernSung,1974)和《中国文学艺术精华》(EssentialsofChineseLiteratureArt,1979)。

为了更广泛地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刘若愚还撰写了一部《中国之侠》(TheChineseKnightErrant,1967)。

我们可以按照上述这三个路向来把握刘若愚的比较诗学体系。

二、跨语种的批评家在《语际批评家》一书中,刘若愚指出,在西方汉学界存在着两种身份的中国文学批评家:第一种是在中国出生及受教育,并以中文为母语,而现在身处英语国家或至少在以英文为教学语言的机构中任职的批评家。

第二种则是以英语或其他欧洲语种为母语,而视中文为学术科目,并以教授或研究中国文学为专业的批评家。

(注:JamesL.Y.Liu,TheInterlingualCritic:InterpretingChinesePoetry,IndianaUniver sityPress,1982,p.ix.)显然,刘若愚本人是第一种身份的批评家,而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宇文所安(StephenOwen)则显然是第二种身份的批评家。

作为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批评家,他们都要思考置身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批评角度和方法问题。

刘若愚申明他的观点是:我一方面不赞成不加区别地运用现代西方的批评术语、概念、方法和标准来研究中国诗歌,另一方面也不同意走向另一极端,坚持认为只有采取中国的传统方法才能研究这种诗歌。

(注:JamesL.Y.Liu,TheInterlingualCritic:InterpretingChinesePoetry,IndianaUniver sityPress,1982,p.xi.)显然,刘若愚所要寻找的是一种中西结合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一条真正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途径。

刘若愚不断地思考“普遍的文学性质和特点、普遍适用的文学作品评价标准是否存在”(注:刘若愚:《近来西方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载《亚洲研究》1975年10月版第35卷第1期。

),他心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综合中西文学理论、批评概念和批评方法,以便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和一个实用的方法论。

”(注:刘若愚:《近来西方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载《亚洲研究》1975年10月版第35卷第1期。

)在《中国诗学》一书中,他写了《朝向一个综合的理论》一章;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他又写了《朝向中西文学理论的综合》一章,积极探讨怎样综合中西文学理论的问题。

他所提出的综合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其一、不同文个并列比较。

刘若愚认为:“只有通过将两种不同传统的文本并列,我们才可看出各自的特色。

”(注:JamesL.Y.Liu,LanguageParadoxPoetics:AChinesePerspective,PrineetonUniv ersityPress,Princeton,NewJersev.1988,pp.xi-xii.)例如,他曾经将老子与拉岗进行比较:“老子强调阴柔的一面而不是刚强的一面,拉岗(Lacan)可能会将‘超越意指’与阳物连在一起。

老子则似乎会将之联系到女性器官。

这种作法与阳物中心主义正好相反,也许可以称之为阴户中心主义。

”(注:JamesL.Y.Liu,LanguageParadoxPoetics:AChinesePerspective,PrineetonUniv ersityPress,Princeton,NewJersev.1988,p.21.)又如,他曾经将刘勰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说与席德尼(SirPhilipSydney)“言语次于理性,是人类最大的天赋”说并列比较,认为两者之同,皆认为”语言是人类独特的才能”;两者之异,显出儒家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之差异:“对刘勰而言,语言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显示,这本身也是宇宙之道的自然显示;对席德尼而言,语言和理性都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天赋。

”(注: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89-91页。

)其二,综合中西文论的某些元素。

刘若愚认为:“当我说中西文论综合之时,并不意味着综合所有的中西文论,而是某些中西可靠的文论元素的综合。

”(注:JamesL.Y.Liu,TheInterlingualCritic:InterpretingChinesePoetry,IndianaUniver sityPress,1982,pp.105-106.)刘若愚主张综合小西文学理论中的某些可靠元素,其目的在于建立适应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学的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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