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翻译大家
翻译概论课后参考答案精修订
翻译概论课后参考答案 Document number：PBGCG-0857-BTDO-0089-PTT1998翻译概论课后习题答案第二章P41-1? 试对中西传统译论作进一步研究和比较，并指出其异同之处。
西方（1）公元前46?年，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撰写了《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区分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直译和意译，堪称西方译论之源。
（2）公元380?年圣哲罗姆的翻译集所作的序中，认为对词序、文采、辞格、韵味的处理存在着客观上的困难。
（3）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翻译家艾蒂安·多莱在1540年发表了《论佳译之方法》提出了五条翻译原则，都是从怎么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
（4）德国马丁·路德提出翻译的七条细则。
（5）以翻译《伊利亚特》与《奥赛德》而驰名译坛的英国翻译家乔治·查普曼提出了具体的译诗的原则。
中国?（1）陈福康将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的发展分为古代、晚清、民国、1949?年以后四个时期。
（2）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主张的翻译方法“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3）东晋、前秦时期的高僧、翻译家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
（4）张思洁在《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一书中所言，自《法句经序》起，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大略经历了形成、转折、发展和鼎盛四个阶段。
（5）罗新璋从张思洁的长轴中理出四个概念，高度概括了传统译论的历程：“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6）王宏印对中国传统译论有五个特点：“一、以道德为本位，强调译者道德修养和敬业从业为本的主体性意识。
二、服务公众和社会的群体本位思想。
三、人文主义的语言观而不是科学主义的语言观，始终是中国传统翻译实践的潜在的理论导向。
四、人文社科类作为主要文本翻译的类型，在材料内容、语言类型和运思方式上都倾向于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而不是科学翻译的科学性。
五、哲学的而非科学的，美学的而非宗教的，是中国传统译论的始终如一的理论基础。
异：中西方翻译理论译者的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
翻译大家介绍
中国翻译大家1.杨宪益，1915年出生于天津，1936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
1940年回国在重庆中央大学等学校任教。
2009年11月25日杨宪益于北京过世，享年94岁。
曾与夫人戴乃迭（英籍华人学者）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等，以及《鲁迅全集》、《青春之歌》等。
2.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年生于宁波，现居上海，俄语文学翻译大家。
主要翻译作品有托尔斯泰小说12卷（《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童年·少年·青年》）、肖洛霍夫作品（《新垦地》、《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卡塔耶夫《团的儿子》、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
3.董乐山（1924-1999）主要译作有《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与人合译并校订）、《苏格拉底的审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韩素音自传》（之一）、《囚鸟》、《鬼作家》、《基督的最后诱惑》（合译）、《巴黎烧了吗？》等。
4. 傅雷（1908－1966）翻译家，字怒安，上海南汇人。
一生共译外国文学名著三十二部。
尤以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成绩卓著。
从30年代起，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毕业翻译作品三十余部，主要有罗曼·罗兰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弥盖朗琪罗传》，巴尔扎克著作《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亚尔墙·萨伐龙》《夏倍上校》《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幻灭》《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于絮尔·弥罗埃》，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名著《艺术哲学》等。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2010级学生：王淑苹学号：2009312011198戈宝权（1913.2.15—2000.5.15），笔名葆荃、北辰、苏牧，汉族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台城，清华大学肄业，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人物生平191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十）生于江苏省东台市台城的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家庭。
曾在家乡读过多级小学、高等小学和师范。
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
在大学时，学习英、法、日语，自学世界语，后又学习俄语，为他日后从事外国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戈宝权从三十年代初期即开始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
他翻译过俄国、前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五十余种，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写过中外文学关系史、翻译史的论文若干篇，主要有《普希金在中国》、《冈察洛夫和中国》、《屠格涅夫和中国文学》、《托尔斯泰和中国》、《契柯夫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革命斗争》、《罗曼．罗兰与中国》、《泰戈尔和中国》等论文。
许多被译成俄、英、法、德、葡、日、西班牙和世界语及东欧各种文学，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
个人作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戈宝权看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他着重研究了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和《<阿Q正传>在国外》等书，论文有《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鲁迅和增田涉》、《鲁迅和普实克》、《鲁迅和爱先珂》等。
还对郭沫若和茅盾进行了研究，写有《郭沫若与外国文学》和《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等文。
戈宝权于1932年进上海《时事新报》当编辑。
1935年去莫斯科，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
抗战期间，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
解放后，按照周总理的任命，负责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
1954年7月回国，先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部委员，一直到现在。
古今中外重要作家及其代表 作品的基本知识 文学主张文学成就
古今中外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基本知识文学主张文学成就【文学常识】1.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人，诗人，文学评论家。
代表诗集有《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
2. 孙犁，原名孙树勋，河北人。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
其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有“诗体小说”之称，是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白洋淀纪事》是他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其创作风格的一部作品集。
3. 杨朔,原名杨毓晋，山东蓬莱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
有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散文集《海市》。
其散文《荔枝蜜》《海市》《茶花赋》《香山红叶》均为名作。
4. 魏巍，现代小说家、散文家。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东方》、通讯集《谁是最可爱的人》等。
5. 峻青，原名孙俊卿，当代作家。
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
6. 贺敬之，山东人，著名诗人、剧作家。
作品有大型歌剧《白毛女》(与人合作，获斯大林文学奖)，诗作《回延安》《雷锋之歌》等。
7. 张爱玲(1920-1995)，现代女作家。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
代表作有叙说“家史性”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
8. 汪曾祺(1920-1998)，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
代表作有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
9. 余秋雨，当代著名作家、学者。
代表作有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等。
10. 吕不韦(?-前235)，战国时秦相。
《吕氏春秋》相传是吕不韦召集门客编撰的，一名《吕览》，是先秦杂家的代表作。
11.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
著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包括12本纪(帝王传记)、30世家(诸侯传记)、70列传(著名人物传记)、10表、8书，共130篇。
它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
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2. 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生，西汉文学家，政论家。
代表作《过秦论》《论积贮疏》。
中国主要翻译家及其作品
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中国翻译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现就其翻译观点和主要作品做一简介：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
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
这条[1]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主要翻译作品：《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鲁迅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
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
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
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
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中国著名翻译家
中国著名翻译家中国著名翻译家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拥有众多优秀翻译家的国家。
他们通过翻译，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将世界的先进文化引入中国。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位中国著名的翻译家。
许渊冲，中国翻译界的泰斗级人物之一，擅长翻译英美文学作品。
他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忠实于原著，力求将作者的思想、风格、语言精确地传达给读者。
他翻译的《骆驼祥子》、《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高度赞誉。
施蛰存，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擅长翻译俄国文学作品。
他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作品成功地引入中国，通过翻译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杨宪益，中国翻译界的重要人物，曾任中国外文局局长。
他翻译的《雾都孤儿》、《哈士奇儿》、《挪威的森林》等作品广受赞誉，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
魏德昭，中国著名的英文翻译家和作家，以翻译英语犯罪小说而闻名。
他主要翻译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包括《东方快车谋杀案》、《无人生还》等经典作品。
他的翻译作品精确传达了原著的悬疑和惊悚感，使读者深入体验到英国侦探小说的魅力。
莫言，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
他擅长翻译日本文学作品，包括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等作品。
他以其精湛的翻译技巧和对作品深刻的理解，成功地将日本文学的思想和情感传达给中国读者。
这些著名翻译家通过翻译，架起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文化桥梁。
他们将外国文学艺术作品引入中国，丰富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体验，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全球。
他们的翻译作品不仅是对原著的忠实再现，更是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推动力量。
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推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也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傅雷简介
傅雷简介傅雷，字怒安，号怒庵，1908年出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
傅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
早年曾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
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
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
傅雷有两个儿子：傅聪、傅敏。
傅聪为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钢琴家，傅敏为英语教师。
傅雷之所以起这个名字也是有原因的：1908年，傅雷生于中国江苏省南汇县傅家宅，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便以‚雷‛为名，以‚怒安‛为字。
傅雷作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他翻译了相当大量的外国作品，尤其是法国作家的作品。
在这些翻译作品中，傅雷翻译最多的就是被誉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的巴尔扎克的著作。
因此，傅雷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
也有一句话说出了傅雷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傅雷不仅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
不仅在翻译作品上，傅雷在很多方面都有着优秀的作为。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客观的赏析。
作为文学评论家，傅雷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众多学者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傅雷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傅雷家书》也自出版以来，感动了数百万读者。
从各方面来讲，傅雷都是相当的优秀，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大家。
对于傅雷，很多人都对他做出了评论。
好友杨绛曾说：‚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
‛画家黄苗子也说过：‚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
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
‛好友楼适夷说：‚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
汉英翻译第三部分（汉译英的标准与可译度）
第三部分汉译英的标准与可译度相关参考：语言之间的词汇空缺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又给翻译造成很多困难的现象，可以概括为：一、由于生活环境、经验的差异而引起的词汇空缺”；二、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引起的词汇空缺；三、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词汇空缺；四、由于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同而引起的词汇空缺；五、由于语言或非语言方面的原因而引起的词汇空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语言常常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一种社会现象。
人们生活、劳动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里，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语言。
如果某一事物在人们所生活的客观环境里不存在，那么语言中就可能出现空缺。
比如在英国，竹子不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植物，因此，语言中就缺乏这方面的原始词汇。
汉语中的“笋”字只能译成“bamboo-shoot”（意即“竹芽”），甚至连bamboo这个词也是从外来语接引过去的。
又比如“salad”（色拉）这种凉拌蔬菜源于法国，英国人最先没有这道菜，语言中也不存在这个词，只好从法语中原封不动地移过来。
其次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出现相对的词汇空缺现象。
中国人把生孩子、娶媳妇、贺生日称为“红喜”，把死人的事称为“白喜”，语言中也有“红白喜事”的表示法。
对于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或佛教文化的欧美人来说，把死人也当成一大“喜事”，令人大惑不解。
欧美人多信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一切也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
而在传统中，中国人心目中只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和“主宰自然界”的天老爷。
“上帝”（God, Dieu, Gott）和“天老爷”所代表的东西不相同，含义也不一样。
特别是“上帝”这个概念，它具有较浓的基督色彩，是欧美文化的个性，虽然我们可以把英语的“My God!”译成“天哪！”把法语的“Dieu soit loue”译成“谢天谢地”，但反过来把汉语的“天”译成“God”或“Dieu”，有时就不很合适。
翻译古典文献时尤其如此。
再如，汉语和英语中都有“龙”的字眼，但“龙”在英语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可怕的恶的象征，在汉语中则恰恰相反。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鸠摩罗什后秦僧人(344-413)，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
幼年出家。
我国古代著名的译经大师。
梁启超称之“译界第一流宗匠也”。
修正以往译本，删繁就简，灵活处置，以适应汉语表达。
罗什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翻译文体上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更加重视译文的文体和意蕴，既保留原文的风格，同时又避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文质兼顾，开创了全新的佛经体例。
创设许多佛教的专用词汇，从而引入了新的文体和语法，极大地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力，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开设译场。
译经方法：1.推崇意译罗什的意译原则，最早实践了“信”、“达”、“雅”三项翻译标准。
他译经时紧跟原文的意旨，对原作或增或减，务在达旨。
僧肇评他译的《维摩诘经》“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即是“信”；“其文约而诣，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即是“达”；在“信”、“达”之外，罗什还要求译文雅正，以便阅读。
他提倡意译，主张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依实出华”，讲究译文的流畅华美，因此他所译的佛经都富于文学趣味，一直受到中国佛教徒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传诵。
他虽然倾向意译，但在实践上基本仍然是折中而非偏激的。
2.删繁就简罗什临终向众僧告别时说：“自以暗昧，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300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存其本旨，必无差失。
3.摒弃“格义”在罗什之前的译者，往往以中国玄学唯心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佛经，因此经常借用玄学名词来译佛学概念，释道安反对这种“格义”的方法，罗什译经则完全摒弃“格义”，付出不少心血去创立佛教专用名词。
罗什在翻译时，通过采用汉字音译等方式，重新定名，改掉了以前译本中直接援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概念术语，从而避免了理解上的歧义，基本上还了佛典的本来面目，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作。
“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新造词语来表达原典的意义，无法翻译的就用音译。
其翻译的《法华经》被宋僧赞宁誉为具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贡献：对文体的改革；通俗化，口语化，又富含文学色彩；韵文部分的翻译；韵散结合；音译；提倡译者署名，以负文责；订正“旧译”；首次将印度佛学经典按照原本直接介绍进中土；与真谛、玄奘、不空并称为佛经四大翻译家；鸠摩罗什不但要译出原意，同时力求文字通俗化，兼富优美文学色彩，推翻道安认为应以古朴文体为本的理论；彦琮彦琮（557—610年），俗姓李，邢台隆尧县双碑人，隋代著名高僧，他精通梵文，也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
彦琮一生共译经22部，约达万卷。
他每译一经，必制序，述事于经首。
为了给译者制订规范，他以多年实践经验，论定了翻译外藉的楷式，有“十条八备”之说。
此外，彦琮还著有《天竺记》、《西域传》、《大隋西国传》等著作。
彦琮的著作和译文，繁荣了东西方佛教界，促进了东西方佛教界的交流，尤其是在西南诸国传播了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1、彦琮的翻译思想不是通过译经序言，而主要是通过《辨正论》反映出来的。
他在文中批评了历代译经之得失，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即宁可质朴，也要把道理表达清楚，不要因讲求技巧而有悖原义，表明他坚持忠实第一，倾向于直译。
2、《辨正论》在中国古代译论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八备”、“十条”说，使得研究视角从译文转移到译者身上。
“八备”、“十条”说从学问和道德修养两大方面对译者提出了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可以说为道安的“三不易”续上了一个治本的对策。
所谓“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一）“诚心爱法, 志愿益人, 不惮久时, 其备一也。
”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 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
（二）“将践觉场, 先牢戒足, 不染讥恶, 其备二也。
”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 笑厌恶。
（三）“鉴晓三藏, 义贯两乘, 不苦暗滞, 其备三也。
”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 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
（四）“旁涉坟史, 工缀典词, 不过鲁拙, 其备四也。
”要求译经人通晓中国经史, 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准确,不疏拙。
（五）“襟抱平恕, 器量虚融, 不好专执, 其备五也。
”要求译人心脑宽和, 虚心好学, 不固执己见, 不武断专横。
（六）“耽于道术, 淡于名利, 不欲高炫, 其备六也。
”要求译经人刻苦钻研学问, 不贪图名利, 不奢望高贵职衔。
（七）“要识梵言, 乃闲正译, 不坠彼学, 其备七地。
”要求译经人精通梵文, 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 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但又不能拘泥于梵本格式。
（八）“薄阅苍雅, 粗谙篆隶, 不昧此文, 其备八也。
”要求译经人对中国文字学具有一定的修养, 熟悉文字的使用, 保证译文通畅典雅, 忠实谁确。
第一、五、六这三条, 特别泣重翻译人员的思想修养, 可谓深探本原。
“八备”的核心是要求翻译力求忠实, 而要做到忠实,译者必须要有高尚的品德和一定的汉、梵文的修养和造诣。
“十条”即：“字声一，句韵二，答问三，名义四。
经纶五。
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这些翻译原则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语言、文字和音韵知识，也涉及了佛家弟子的基本能力和专业修行。
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
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太平军进军江南时，随家徙居上海。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愤外患日深，开始研习西学。
四哥马相伯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的创办人。
1877年（光绪三年），他通过了巴黎考试院的文科和理科考试，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高中会考毕业证书的中国人。
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为连夜赶译俄国发给清政府的一封七千字的长电，他因身体过于疲惫，引发热疾而终。
主要著作：《适可斋记言记行》、《文通》（通称《马氏文通》）十卷。
《马氏文通》，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籍的语言结构规律，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
全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
中国翻译的五个时期:1.东汉至唐宋（佛经翻译）2.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欧洲宗教、哲学、科学等“西学”）3.鸦片战争至五四前（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翻译）4.五四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列主义思想和世界文学的传播）5.建国以来（政治、经济、科学、文学，教育）马建忠的翻译原则——善译历史背景：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冬向清政府上书《拟投翻译书院议》，明确指出翻译对中国反抗外国欺辱并最后战胜外敌的重大意义。
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
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
现代翻译理论的等值原则与善译:等值原则：指译文与原文之间，在语符、语义、语用三层次上求取最大程度的对等，从而使译文读者能和原文读者一样尽可能感受到相同的效果。
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
——语符等值（直译）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
——语义等值（意译）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
——语用等值（修辞层）善译与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等效”论十分相似。
学者对其评价：1984年，译审兼作家罗新璋先生撰文道：“有文章说，严复是近代第一个探讨翻译理论的人，此说不甚确切。
严复的《天演论·译例言》写于1898年，而早在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已提出善译的问题”。
著名翻译理论家刘宓庆论中国翻译的定位时说：“从徐光启、马建忠、严复、梁启超、林纾开始，翻译就被视为救民族与危难的文化战略武器”。
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1997)“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
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
代表作：《围城》《管锥篇》《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钱钟书“诱”“讹”“化”的翻译思想：“诱”：翻译在文化领域所起的作用，即诱导人认识外国文学。
所谓“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媒”。
钱钟书认为，“媒”和“诱”所指的是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也就是说翻译是个“居间者”和“联络人”，诱使我们去了解外国的作品，去阅读外国的作品。
“讹”：主要指的是翻译作品中的“讹错”。
译文和原作之间总是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理解或与原文风格不符。
对于“讹”，钱先生总结如下“一部作品读起来很顺畅容易，到翻译就会出现疑难，而这种疑难常常并非翻翻字典所能解决，不能解决而回避，那就是任意删节的”讹“，不肯躲避而强解，那又是胡乱猜测的“讹”。
翻译既是“发现之杖”，又是“发现之障”。
译文是引领读者进入另一语言文化的助手，然而，也可成为认识另一种语言文化的障碍。
“化”：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化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才算得上“化境”。
“化境说”“化”即是转化（conversion）,即将一国文字转化成另一国文字；“化”即是归化（adaption）,将外文用自然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化”即是化境。
也即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致依然故我”，这与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和以译莎士比亚名闻遐迩、成绩卓著的朱生豪的“保持原作之神韵”有异曲同工之妙。
钱钟书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钱钟书指出：“译事之信，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
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
支，严于此，尚未推究。
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就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
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
”按照钱钟书的理解，“信”、“达”、“雅”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可分割，其中“信”处于统摄全局的地位，它包含“达”与“雅”。
达是“信”的必要条件，译文没达到“达”就不可能忠于原作；而“雅”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美化”的意思。
以诗译诗：钱钟书提倡以诗译诗，“以韵语译韵语”。
译诗历来被看作是困难的，正如钱钟书指出的，“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
文字有声，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
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
”钱钟书在对翻译问题进行讨论与实践操作中，一方面大量吸纳现代西学的成果，通过自己的阐述跻身于中西对话的前沿，另一方面又突破了西方译学研究中语言学派有关论断的桎梏，没有拘泥于西方阐释学理论关于语言即存在、语言即本体之类的玄言思辨，而是深具卓识地将中国传统训诂与阐释学理论相融合，突出了具有中国特征的文艺美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