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推行话语霸权的隐蔽性策略及其应对建议

西方国家推行话语霸权的隐蔽性策略及其应对建议
话语霸权，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资本主义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

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基于其强大的信息技术综合实力和优先发展起来的现代传播体系竭力维护其话语霸权地位，还积极采取各种隐蔽性的伎俩，诸如利用所谓“普世话语”、议程设置等方式方法，着力于从细微处入手，逐步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应对。

自21世纪初始，美国就开始把西方民主、三权分立等所谓“普世价值”作为推行其霸权主义的新概念、新手段。

奥巴马上任总统以后，更是把推行所谓“普世价值”提到了战略高度。

2010年，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作为4项维护美国持久利益策略中的1项，并强调美国将致力于在世界范围推广“普世价值”。

同年12月，美国发布《四年外交与发展评估报告》，详细阐述了奥巴马政府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并将尊重所谓“普世价值”及国际秩序作为美国的主要利益，强调美国将从这一点入手重塑世界格局。

同样，日本右翼分子安倍晋三，也在两度当选首相后将“普世价值”作为其外交理念的中心，积极向亚洲和全世界推广这一价值理念。

自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利用其掌握的互联网综合优势，一
方面，对我国高调炒作“宪政民主”“人权高于主权”“政治体制改革落后”等话题，借此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输出方式遭遇严重挑战的今天，西方国家又借助各种隐蔽性手段，着力从细微处入手，以图逐步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

其中一个最惯用的伎俩，就是挑选认同所谓“普世价值”的学者、名人进行包装，通过资助其著作出版、提升其媒体曝光率、培养其社会影响力等方式，使他们承担起推广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职责。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国家一贯的做法是，批判我国的人权状况糟糕、标榜自己的人权状况良好。

但事实上，他们却在“人权”的旗号之下，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肆意侵略主权国家，给这些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

他们在侵略战争中导致大批平民死亡，从没有保障过这些国家受害者的人权。

事实表明，无论是“人权”，还是诸如“民主”“平等”“法治”“博爱”“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都极具欺骗性与伪善性。

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推行话语霸权所采取的隐蔽性策略，除了体现在话语包装方面，还体现在巧妙地设计传播过程上。

这种通过传播过程巧妙地推行话语霸权的做法，在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那里被视为“议程设置”。

李普曼认为，经过媒介筛选、加工和建构的“拟态环境”是相对于现实“客观环境”的存在，在由媒介主导建构的“拟态环境”中，“先定义后理解”的惯性思维使民众容易相信先入为主的事情，而对于那些与之不相符的事实却往往视而不见。

当媒介在进行传播时，首先要对事件作出定义、进行“编码”，这一过程事实上就是在行使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大众对事件的看法、态度和价值判断。

有着长期意识形态输出经验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正是因为深谙“议程设置”的重要作用，在意识形态渗透战略中十分注重对这一方法的运用。

近来，有学者曝光了一份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于2012年在中国问题上花费750万美元的详细资助清单，他们用重金捧出互联网时代的意见领袖，并花费巨资支持包括各种基金会、人权中心在内的无政府组织的活动，这些意见领袖和组织在引导中国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方面确实变现出了不俗的成绩。

不少国内舆情热点，往往能够借助他们长期经营起来的社会影响力和掌握的媒介平台优势，第一时间出来发声，通过议程设置掩盖真相、构造“拟态”，极力渲染中国官员腐败、警察滥权、城管暴戾、
医生无情和贪婪等，把一些偶然的社会事件上升到政治体制的问题，引导大众落入“中国政治制度不完善”“中国缺乏法治”等话语陷阱，最终将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对此，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代理人阶层在我国已经形成，而且气焰嚣张，在这些代理人之中，就包括长期接受西方价值观灌输的“所谓公共知识精英”，他们努力发挥自己的能量，在媒体和网络上建立起了某种“话语霸权”。

要有效应对当前西方国家推行话语霸权的各种伎俩，赢得话语优势，就要有针对性地在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当代魅力、争取掌握议程设置的主动权、注重确立根本话语方式和学术话语权等方面有所作为。

1.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魅力。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这就是说，作为与日常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的上层建筑范畴，某种话语最终能否实现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和亲和力，与这种话语能否反映群众的关注焦点和实际诉求密切相关。

因此，在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中，应该注重从“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出发，融入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关心大众的所思所想，密切关注舆论“晴雨表”变化，将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注重解疑释惑，满足群众的认知需求。

尤其是面对一些重大
理论与根本原则问题，要注重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解答群众的思想疑惑。

例如，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以后，针对一度泛滥的“宪政民主”话语，需要及时阐释清楚“人民民主”与西方“宪政民主”的区别，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依法治国的坚强领导，揭露西方“宪政民主”的实质和危害；同时，对于实质上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企图用西方价值观取而代之的所谓“普世价值”话语，以及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带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等诸如此类的反马克思主义话语，需要结合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作出让广大群众信服的回答，进而争取民心、凝聚共识。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品格。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时期，我们党充分坚持这一理论品格，注重与社会实践的进步相结合创新发展话语表达，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

中国梦、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五大发展理念等新概念新表述，都体现了我们党根据实践发展所进行的话语创造。

事实证明，只有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创新和丰富主流话语体系，从鲜活的中国实践中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理论高度上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新认识，才能在不断焕发马克思主义真理活力的基础上实现对话语权的有效掌握。

2.争取掌握议程设置的主动权。

议程设置是一种使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的媒介传播，经过这一环节传播的往往不是世界本身，而是已经被选择和解释过的世界。

在这里，优先对事件进行议程设置尤为重要，掌握主动权的话语主体可以通过不同的表述赋予话语议题以不同的意义，而这些被“设置”好“议程”的话题产生的共振与聚合效应，将直接影响社会大众对真实事件的认识和了解程度。

应对西方国家推行话语霸权实施的隐蔽过程策略，可以积极尝试如下一些措施：一是注重提高主流媒体的报道效率，及时发声，第一时间争取议程设置的主动权。

二是主流媒体要注重运用传播的技巧方法，提高把主流意识形态转换成社会大众关心关注的议程的能力，提升对舆论热点的叙述技巧，打造出舆论易于关注的中心点，赋予焦点话语议题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和意义蕴涵。

三是着力打造一批能力强、素质高、反应快、判断准、水平高特别是信仰坚定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保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要重视对舆论走向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意见领袖群体，注重防范一些“公知”“大V”可能具备的西方代理人背景，同时要着力培养一批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发声的意见领袖队伍，发挥好他们引导舆论按照既定方向发展的作用。

四是制定系统的舆论工作规划，着力建设好话语载体和话语平台，广泛占领主阵地，助推议程设置主动权的良好掌
控，在此基础上采取积极疏导与及时封堵相结合、传播健康信息与清除有害信息相结合的方针，提高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能力。

3.注重确立根本话语方式和学术话语权。

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中，迫切需要在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根本话语方式上着力，阐释清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等基本哲学问题，阐释清楚“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这一基本思想，阐释清楚真理与价值的区别、“普世价值”的实质与危害等问题，避免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或跟在西方文化的权力话语之后亦步亦趋，筑牢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基础。

同时，对于已经渗透进我国学科体系的西方学术研究范式，特别是对学界那些认为不运用西方基本观点、分析框架、论证方式来阐释中国问题就不能称之为“学术”“科学”的错误主张进行深入辨析和批判，着力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切实提升和增强中国学术话语的解释力、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学术研究固然要走向世界，但与世界接轨的、有生命力的学术绝不是屈居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之下甘愿为其附庸，而是要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础上，打造能够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
律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使之在解读中国实践、分析中国问题、阐释中国观点、建构中国理论方面有所作为。

以此为前提，提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表达技巧和能力，让世界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和理性地认知和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