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经典诗文多元解读的理论匡正

中学经典诗文多元解读的理论匡正浙江海洋学院教师教育中心段双全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中学经典诗文教学有一个好的倾向，即从唯教参之命是从的一元解读走向了多重对话基础上的多元解读。

多元解读使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都发挥了，文本的理解丰富而深入了，课堂活跃了，这正是新课程改革所期盼的局面。

然而在欣喜之余，反思“热闹”之后，发现一种不良现象：多元解读的异化。

其表现是解读的“过滥”与“过分”。

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多元解读，但其危害不亚于一元解读。

因为过分异化的解读，带来的是对文本的误读，最终导致的是学生思维的混乱。

所谓经典诗文指经受文学史时间检验的，富有多义性特质的，古今中外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

经典诗文是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多元解读的主体，是培养中学生审美和创美能力，提高语文素养的主要途径。

因此针对其多元解读中出现的混乱局面特别是误读现象，找出症结所在，给予理论匡正，是十分迫切的，且意义重大。

从经典诗文阅读的结果看，异化的多元解读一般都缺乏理论指导，而正确的多元解读一般都有理论范正。

实际上，经典诗文的多元解读是有理论基础的。

归结起来其理论基础主要有三种，即历史学、社会学和当代文艺理论。

一、历史学与作者原意所谓多元解读实际上是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读解文本的意义。

文本是有意义的，但文本本身是客观的存在，它自身并不能创造或读解自身的意义，创造和读解文本意义的是文本的作者和阅读者。

文本作者创造的文本意义也就是文本的原意。

要了解作者创造文本的原意必须借助大量作者本人的和同时代权威人士的佐证材料，并要结合作者生平和思想将文本放回到历史的烟云中去解读才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揭示出文本的本来面目和文本中含蕴的作者的思想情感。

这种以作者的生活经历、世界观、艺术风格、创作意图或动机为读解的出发点，以恢复作者的原意为解读目标的解读方法就是所谓的“历史学读解法”。

因为这种以求真为旨归的文本解读方法与历史学“于史有征”的研究方法以及“实证求真”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作者的原意也可称作“历史的意见”。

解读文本作者原意的困难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证”。

其难易程度一般跟文本历史年代的长短成正比，也就是说年代愈久远读解可能愈困难。

因为年代久远作者与证人已经作古，而史料难寻，因而难以举证。

譬如《诗经》许多篇目的原意就因为同时代的史料缺乏而无法读解，只能形成后代考据家“自以为是”的多元解读态势。

不过能不能读解文本原意的关键还是史料的丰薄问题。

史料丰，即作者本人的说辞和同时代权威的佐证材料充实则文本的原意易解，相反则难解。

读解作者原意这种烦琐严谨的考据行为一般为专家学者所为，不过普通的阅读者包括青少年学生只要有良师指引，再加上勤于觅材勇于探究还是有可能读解文本的原意的。

中学生虽然阅历、水平有限，但在专家学者意见的指导下，在教师的帮助下就完全可以对经典诗文的原意进行有效的解读。

譬如，要解读《关雎》的原意就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参考《毛诗序》和后代考据家的意见而作出“是一首爱情诗”的结论。

要解读鲁迅《呐喊》中小说的原意，就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先阅读作者的《呐喊自序》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等文章，了解其生活经历及意图，明白其“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初衷。

[1]若再加上吸收鲁迅的好友钱玄同等现代作家的意见，于是无疑就为开启其作品原意找到了一把金钥匙。

又如要读解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的原意，就可以看其《人间喜剧·序言》并结合其同时代作家评论家的意见，也就不难明了其小说“展示原始积累期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主题。

总之，中学经典诗文原意的解读，一定要占有史料，重视作家和同时代的权威人士的意见。

因为在原意解读过程中，只有“知人论世”“设身处地”“涵泳体察”，才可能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发现其创作的原意。

二、社会学与时代政治意义“诗言志”、“文以载道”，但在政治挂帅的阶级社会，文本一经产生，“其志其道”往往不是由作者说了算，而是由强势政治思潮说了算，于是经典文本解读就有了“时代政治意义”。

这种解读在历朝历代都不可避免。

譬如汉儒出于“教化”的目的对《关雎》主题的政治解读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2]把一篇经典的爱情文本，读解成了扬“后妃之德”的政治诗篇。

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突出政治的原因，对古今经典文本的政治解读更成“一元化”趋势。

譬如对《黔之驴》的解读是“通过黔之驴作比，说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对《项链》的解读是“通过项链的故事讽刺小资产阶级妇女的虚荣心”；对《荷塘月色》的解读是“通过对荷塘月色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南方革命的期盼，同时歌颂了作者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清高品质”……如此等等，都是受社会学影响的时代政治意义。

文本时代政治意义的解读是一种以现实世界为出发点的社会学解读方法，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学的，所以又可称为文本的社会学解读。

这种解读，解读者虽然也借助一定的史料加以佐证，也考察作者生平和思想，但并不完全尊重文本的题材内容，常常运用比兴、象征的致思途径，放大文本的政治思想内涵。

文本的时代政治意义一般来讲，也是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但这类学者往往政治功利性较强，得出的解读结论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政治功利性。

经典诗文的政治化解读可以说是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代代流行的文本解读方法，只要政治社会存在就不可能废止。

正因诗文的政治化解读长期站上风，并带来思路的偏狭和思维的停滞，不利于语文素质教育，所以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揭批语文政治化”之风，即凡是文本政治化的解读都被贴上了“狭隘僵化”的标签，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和遗弃。

实际上这样做有矫枉过正之嫌，因为“文本的时代政治意义”毕竟是文本解读意义的一种，所以不应该简单否定。

在中学经典诗文教学中，学生因为年龄、阅历、思想等原因可能不能直接解读出文本的时代政治意义，但在史料的佐证下，在教师的指导下，即使不生长在政治化的时代，也完全可以对文本的这种意义进行读解。

但解读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阅读策略呢？那就是实事求是，有时代政治意义就读解之，没有也不能强加。

譬如关于《游褒禅山记》记游前后洞的主题，一般认为是“说明要做成大事必须立志”。

但联系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生平思想，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记游前后洞实际上是想表明他的政治理想，即“改革弊政，富国强兵”，成就太平盛世之志。

也就是说作者为文的本意是借记游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

作者认为游“平夷”的前洞太平常了，犹如他在地方作官，虽也能造福一方百姓，但影响有限，不能成就伟业。

所以地方不是他的政治理想所在。

游“愈深、愈难、愈奇”的后洞虽然艰险，但那里就如巍巍朝堂，虽危机四伏，却可以实现自己的宏大政治理想。

也就是说王安石的最高政治理想是身居相位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使北宋国富民强。

另外，像一些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曹禺等）的某些作品都有着明显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意义，一些当代作家（如秦牧、刘白羽、艾青等）的某些作品有着明显的歌颂社会主义的政治意义，那么都可以理直气壮的读解出，而完全不需要有什么压力与羞涩。

因为古今经典诗文中确实有不少的文本带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思潮特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时代政治意义，所以对时代政治意义应区别对待并不能全盘否定。

但许多没有时代政治意义的文本，如果被生拉硬扯上政治的或社会思潮的含义，从而带来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曲解，那么是应该反对的。

譬如把“黔之驴”读解成“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把“欣赏荷塘月色”读解成“热爱南方的国民革命”；把巴金《灯》中的“不禁望着山那边笑了”读解成“心系延安”等都是脱离文本望文生义的异化政治解读。

异化政治解读形成的原因是盲目的追随政治潮流，失去政治方向造成的。

这种错误甚至连一些名家都不能避免。

例如现代大家郭沫若先生“文革”中对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读解是：李白突发奇想，假如能让洞庭湖都变成美酒，这样老百姓就都能喝上酒了。

郭老是学者中的学者，学术功底深厚自不待言，但他对这首诗的解读，却明显地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有牵强附会之嫌。

三、当代文艺理论与读者的意见经典诗文多元解读的最活跃部分还是读者的个人意见。

所谓读者的个人意见，就是解读者依据自己的知识素养对诗歌所做出的一种解读。

这种解读，可以不借助一定的史料加以佐证，不考察作者生平和思想，也不尊重诗文产生的时代，常常是根据文本自身内容或字面意思，取其会于心的一点加以解读，以指向解读者的内心为旨归。

因此，个人意见的解读，常常是新见迭出，但往往忽略诗文的内部规律，且多具有断章取义的局限性和比较强的解读随意性。

个人的意见一般来讲，多是一般的读者做出的，尤其是今天喜欢吃“文化快餐”的一般读者，更是乐此不疲，因为他们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这种忽视作者和文本，凸现读者的解读思潮，是受了当代文艺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现代阐释学、接受理论、解构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影响。

这些理论自身的内涵都非常复杂，彼此分歧也很大，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宣判“作者死了，读者活者”。

关于它们的共同点，赵志军先生说：“它们不管在理论主张上有多大的区别，但一致将作品从作者的垄断和控制中解救出来，摆脱了作者对作品的控制和垄断，作品因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由于没有作者的意图作为作品的起源，作品的意义不再束缚于作者的意图之上，作品开始被看作是多义的。

”[3]在当代文艺理论的指导下，中学经典诗文的读者确实“新见迭出”。

例如，读出了《项链》是一个反映“偶然性对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小说，因为文中女主人公的一句感叹“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既可以成全你，又可以败坏你”道出了主旨所在；读出了《文学与出汗》中鲁迅的主张“文学的阶级性”是有针对性的，但梁实秋的主张“文学描写永久的人性才能流传后世”也是不无道理的；读出了《荷塘月色》中作者心中的“不宁静”并不仅仅来自政治斗争，更多的来自生活的苦闷……但这些创造性的多元解读中也出现了“误读”和“错读”现象，例如，从《窦娥冤》中读出了“窦娥是一个善良的野蛮人”，[4]从《愚公移山》中读出了“愚公真愚，不搬家，却要搬山，真是自讨苦吃”，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读出了“有钱不用还要自杀，杜十娘冒傻气”等等。

甚至出现了一种斗气式的“个性解读”，例如，你佩服《鱼我所欲也》中的穷者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那么我就说他是“机械木讷，饿死活该”；你夸《项脊轩志》中的归有光“重亲情，有孝心”，我就偏要说“克母克妻，是丧门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漠视戏剧艺术的浪漫色彩，否定跟困难作斗争的精神，拜金主义，丢弃传统美德，丧失唯物立场，这些显然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