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试论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在法律解释的领域，我们将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法律解释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抑或是主客观的结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构成了法律解释理论的基础。

在宪法解释的领域里，这个问题又具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与根本法，其内容广泛而极具概括性，其调整对象具有政治性、动态性的特点，其规范具有模糊性与原则性的特点，因而宪法的解释者就有着较一般法律的解释者更为广阔的自由选择空间，宪法解释似无避免主观性之可能。

然而，法的客观性又是现代法学理念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

所以，如何处理宪法解释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问题，就成为现代宪法解释理论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的讨论将主要围绕这样一些问题展开：绝对客观的宪法解释是否可能？释宪者的主观性能否完全排除？我们将能保证何种程度上的客观性？我们将以怎样的手段去制约主观恣意？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构成了宪法解释领域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理论分野，本文将对这两种不同的解释观进行概要的解说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明笔者对宪法解释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的认识。

一在绝对实证主义者那里，宪法解释如同其他法律解释一样被认为应是绝对客观性的，否认和反对解释中的一切主观因素，一切成文法之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考量都被认为是解释中的"邪念"，要严加排斥。

实定宪法被看作是一个全知全能、逻辑自足而且自我封闭的规范体系，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自规范开始的严格的三段论法推理而获得解决，不存在"法律的沉默"。

解释所作的无非是从已有的成文规范中去"发现法律"，任何创造性的举动都是危险而不被允许的。

对宪法的解释无非是这样一个过程：从条文中每一语词的确定概念出发，经过严格的"概念计算"确定该条文的含义，而以该条文为大前提作逻辑三段论推理而获得对具体问题的处理。

在这个问题中，解释者不过是逻辑推理的机器，不应该有任何主观意图。

孟德斯鸠曾说："国家的法官不过是法律的代言人，不过是一些呆板的人，既不能缓和法律的威力，也不能缓和法律的严峻。

"（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3页。

）可以看出，这种绝对实证主义的观念体现了很强的条文至上的倾向，宪法的解释在这里只具有法律技术的意义。

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宪法规范的确定性、可预测性，进而保证法的定安性与宪政秩序的稳定性。

规范的确定性与逻辑的严整性被看作是法律的生命，为此，将不惜放弃法律所应考虑的一些其他因素，例如事实上的合理性与社会公正价值。

也就是说，只要坚持了客观的条文含义，即使导致荒谬与错误也在所不惜。

绝对实证主义者这样坚持条文至上、片面强调宪法解释的客观性是有其理由的。

首先，前述法的安全性、确定性、可预测性与宪政的稳定以及解释的"价值中立"是客观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考虑。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完全不确定意义的规范体系将导致怎样的混乱与危险，将导致人们对宪法的怎样的不信任与轻视。

宪法作为根本法，其规范应当是较为确定的，否则，宪法将无法实现其整合与统一整个社会的基本功能。

其次，坚持条文至上与条文客观也是民主主义原则的基本要求。

人民主权是宪政的基本原则，宪法应当是民意的最高体现，宪法作为主权者的意图的表现，理应受到执行者与解释者的尊重。

因为宪法是多数人制定的，而"多数者决定"的权力理论是为民主社会奉为圭臬的金科玉律。

我们在宪法解释中，只能去探究制宪者，也就是主权者，也就是人民所意图表达的含义，只有恪守宪法规范的客观含义，才能保证民意的实现。

如不以条文含义而以解释者的主观意图去解释，无疑是以少数人的意图改变了多数人的决定，这是违背民主精神的。

所以，即使主权者的意图是不合理的和不公正的，解释者只能坚持这种不合理、不公正。

美国的大法官霍姆斯甚至宣称，如果美国人民想下地狱，作为一个法官（解释者）所能做的只能是帮他们到达那里。

（注：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335页。

）宪法的解释者并没有被授予修正宪法的权力，宪法作为并非由他制定的东西，也就不可因其主观性而更改，解释必须尊重制宪者的"形成自由"。

另外，坚持条文的客观性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法治（ruleof law）的基本含义是依法办事，如果连这个"法"都是非客观、非确定的，那么"法治"就失去了实现的基础。

所以，解释的客观性在法实证主义者那里不仅被看作是可能的，而且被看作是必须的。

这样的理由所导致的最直接的理论认识是：宪法解释应依据制宪者的意图来进行，制宪者的制宪原意是宪法解释的唯一标准。

而这种原意的确定有赖于对制宪当时人们对它的普遍理解的探求。

这样的主张被称为宪法解释的"立法原意说"或"历史解释说"，也就是以制宪者在制宪当时所意图表达的意义为宪法解释的目标。

美国的大法官罗杰·塔南在一个案件的判决中指出：解释的宽泛程度不可以超过制定和通过该宪法时制宪者所意图赋予这些语词的含义，那怕这种含义在当前情势下是显然荒谬或错误的；"如果该宪法的某一规定现在被认为是非正义的，那么该宪法本身就会规定一种可以使它得到修正的方式。

但是，在它尚未得到修正之前，那么现在对它的解释就必须按照通过它时所理解的意义来进行。

..采用任何其他的解释规则都会使最高法院丧失司法性质，并使它仅仅成为当下民意或激情的反映"（注：转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517-518页。

）。

也就是说，解释者只能以探求制宪者的原意为目的，不能超过这种意图去创造规范，这样做会破坏解释权与制宪权的界限。

而萨瑟兰法官也认为，宪法的含义不可因情势盛衰而易，不可以按解释当时的认识去解释宪法，而只可以制宪当时的理解去解释，在对宪法规范进行修正之前，解释者必须严格遵守该规范，"因为是人民制定了美国宪法"（注：转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519页。

）。

宪法是主权者的命令，解释者只能服从。

然而把解释的目标限定于制宪者当时的意图实际上会造成解释的不可能。

因为制宪者的意图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靠，很难说制宪意图是完全客观的。

首先，宪法是利益冲突与协调的产物，宪法的产生是一个"伟大的妥协"，对于某一条文的达成，有着不同利益的制宪者所欲达到的目的是不一致的。

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统一而确定的制宪意图。

而且，为了使宪法最终能够达成，制宪者们有时会采用一些意义不甚明确的含糊表达，制宪意图在这里也是不确定的。

同时，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制宪者即使有明确的意图，这种意图也未必能在条文中得到完全表达。

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和语言的变迁，我们也几乎不可能去准确把握制宪当时对宪法的普遍理解。

"我们不可能叫醒那些法律创制者们询问我们是否正确地阅读了他的语词。

"（注：［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所以，制宪原意是很难把握的，宪法解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客观的制宪原意的基础，认为宪法解释具有这种层次上的客观性是不妥当的。

"立法原意说"的缺陷也为主张宪法解释客观性的学者们所认识，进而他们放弃了"制宪原意"层次上的客观性，转而把解释的目标限定为条文所客观表现出来的含义，认为条文的意义在普遍理解下是相对确定的，以这种相对确定的意义进行的解释，其客观性依然是有保障的（注：对解释所应探究的立法意图为何，有二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应是立法者的"原意"，这种主张被称为"主观说"；另一种主张认为应是条文表现出来的客观含义，这种主张被称为"客观说"。

参见《宪法的解释》，桂禧悦编译，高丽大学出版社，第9-19页。

）。

这种主张认为宪法一经制定出来，就与制宪者分离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宪法解释所要探求的不再是制宪者制宪时的意图，而是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宪法条文所表现出来的意思，也就是所谓"平意（plain meaning ）的解释"。

这种解释在于探求法律内容或法律自身的合理意思，这种意思的客观实在性就决定了宪法解释的客观性。

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客观已不再是一种绝对的客观，因为判断何为"平意"必然会存在解释者的主观选择。

客观论者的这种理论退让体现出他们也已认识到宪法解释绝对客观之不可能与解释中主观因素之不可避免。

二法实证主义者的法律解释客观性的主张遭到了许多质疑与批评，其中尤以自由主义法学的抨击最为激烈。

自由主义法学把宪法解释看作一种"法的创造"而非"法的发现"，认为法解释的客观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人们任何认识的获得都是主观活动的结果，在法律解释中解释者的主观意图与价值判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观性是法律解释的根本属性，解释本质上是创造性的。

在宪法解释的领域，主观论者指出，由于宪法的高度概括性与原则性，要直接依据这种规范去解决所有的具体问题是不可能的，在原则性规范与具体事实之间的巨大空白只能靠解释者主观的创造性去补充，否则，宪法对于社会现实将会是无能为力的。

只有根据社会中各种利益的要求和政治生活的变化而归纳与创造出的法律规范才能更好地处理具体问题，实现社会正义。

自由主义者对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主张有以下的一些批评，这些批评同时也构成了他们对宪法解释性质问题的基本主张。

第一，主观论者否定了实定法条文的客观性。

他们认为，"立法原意"层次上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不存在一个确定的制宪意图，即便有也无法把握，客观的"制宪原意"的解释基础并不存在。

同时，条文的"平意"层次上的客观性也是不存在的，人们对条文的理解总是千差万别的，选择哪一种作为条文的"平意"实际上完全取决于解释者的主观意愿，所谓解释的客观性不过是对解释者主观任意性的伪装。

解释者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不过是"跟着感觉走"去寻找一些实定法条文作为依据，不过是"六经注我"，以客观的条文来支持自己的主观判断，这中间无客观性可言，既便有，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客观。

由此，主观论者完全否定了宪法解释中实际存在的客观性、确定性和价值中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