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文化

第一章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在华夏文明史前时代，河东就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地带。早在180多万年前，就繁衍、生息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创造了深厚的远古文化，也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在人类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中，河东是华夏先民的活动中心，是尧、舜、禹等建都之所，也是新兴封建势力的策源地，

第一节旧石器时代的河东文化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石器是原始先民主要的生产工具。最初使用相当粗糙的打制石器，故称旧石器，后来经历漫长的演变，逐渐进化使用精细的磨制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根据石器打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而过着采集和狩猎生活的人类，其自身的体质也经历了由元人、古人到新人的演变阶段。

河东地区有大量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芮城、垣曲、河津、万荣等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芮城县西侯度和匼河文化遗址。

西侯度文化位于芮城县风陵度镇以北约10公里处的西侯度村一带，距今约有180万年，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处文化遗址，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遗址之一。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考古人员的发掘，西侯度遗址共发现几十件石器和20多种动物化石。这些化石，大部分是哺乳动物的，有鬣狗、双叉麋、晋南麋鹿、步氏鹿、粗面轴鹿、山西轴鹿、中国野牛、粗壮丽牛、步氏羚羊、山西皮毛犀、古板齿犀、中国长鼻三趾马、三门马、剑齿象、平额象、纳玛象、李氏野猪、巨河狸等。这些动物现已全部绝种，化石也都发现于早期的地层中。

在出土的文物的32件石制品中，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特别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类：一类是经过人工打制的用作采集植物的粗大石器工具——砍斫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有的还可以看出有使用的痕迹。这些石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常用的工具，砍斫器主要是用来砍伐；刮削器是作削木棒、割剥兽皮用的；三棱大尖状器是挖掘的工具，可用来挖掘植物块根，以便食用。这类粗大石器工具，是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使用的传统工具，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形成华北旧石器时代的传统工具之一，考古界称为“大石器传统”，“西侯度人便是大石器传统的开山之主”。1

从出土的石器可以看出，西侯度人已经使用了锤击法、碰击法、砸击法等三种打制石器的打制技术，用这些方法从石材上获得石片，然后将石片加工成石器，考古界称之为“石片文化传统”。贾兰坡认为：“从目前已发现的材料来看，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基本上都

1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页51，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7年。

是属于石片文化传统。”并进一步肯定：“根据西侯度石片文化的出现，石片技术以中国为最早是可以肯定的，至少说根据我们目前所查阅到的资料是如此。”1这些经过二次加工而成的石片石器，它是西侯度文化的主要特征，也是旧石器文化的主要特征。李元庆说：“石片石器是由西侯度人开创而成为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要特征，并且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石片技术的国家，从而为探索人类石片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2

另一类是被火烧过的兽骨、鹿角及马牙化石和两件带有明显人工砍斫、切割和刮削痕迹的鹿角化石等。被火烧过的化石，，证明了西侯度人当时已经开始用火，比生活在北京周口地区的距今约60万年的“北京人”早120万年，开创了华夏民族用火的最早纪录，也是世界上人类用火的昨早记录之一。两件带有明显人工砍斫、切割和刮削痕迹的鹿角化石，“一件的角表面有条断面呈‘V’型的沟槽，可以肯定是人工用锐利的器物切割或刮削出来的；另一件角则有很明显的刮痕，推测当时人类可能会制作骨器了。”3

西侯度遗址是迄今发现的生活在黄河流域以及中国境内最早的先民居住地。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创造出了中国原始的文化，后世代代继承发扬，共同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匼河文化匼河遗址位于芮城县风陵度西北约7公里的匼河村一带，距西侯度村约3公里，是河东境内发现的又一旧石器文化遗址，与周口店、蓝田文化同期，距今约六七十万年。

匼河遗址发现了象、野猪、马、鹿、水牛、对丽蚌等大量的动物化石和200多件石制品，出土的文物，同样有像当年西侯度遗址发现的粗大的打制石器，但大多是经过两次加工的比较精细的石片石器工具，同时还出土了比较精致的小尖状器和石球两种工具，其中，用作挖掘植物块根的三棱大尖状器，是匼河人的代表性工具；用来挖取树虫或剔除兽骨上肌筋的小尖状器，是匼河人的一项发明；作为狩猎而用的石球，是匼河人有意识制作而成，这些在旧石器时代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从文化性质看，可以说匼河文化是西侯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比西侯渡文化有明显的进步。西侯度遗址是一个孤立的文化遗址，而匼河遗址则是以匼河遗址为中心的遗址群，它具有分布密集、范围广阔、内涵丰富的特点。在以匼河为中心的黄河沿岸，北自永济独头北沟，南至芮城涧口南沟，长达13.5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17处时代相同、性质一致的石器和化石地点，共同形成一个遗址群。4匼河文化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在其东面的垣曲县的官沟、东岭、中背岭、柴火疙瘩、西圆疙瘩、坪道、八角凹、小赵村、申家庄、晁家坡、许家庙、河西坡、冯家山等处，以及陕西潼关、河南陕县、三门峡的一些地方，都发现有属于匼河文化的石器地点。这也说明在晋西南地区黄河拐角处，是我国早期人类生产生活的中心地带，已经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原始人群落。

1贾兰坡等《西侯度文化遗存》，《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

2李元庆《世界古文化源流》，页51，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页3，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4同注释2，页54。

河东地区其他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简介：

北里遗址，位于河津市城东北13公里的北里村东沟。距地平面约30米高的崖上有一细沙和泥灰土为主的土层。1973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尖状器和刮削器各一件。经考证，为距今100万年以前的新生代更新世泥河湾期旧石器时代遗址。郭庄(县城东北18公里)、西王村(县城东12公里)遗址，与北里属同一地层带，亦有石器发现，属旧石器时代遗址。

七里坡遗址，位于平陆县杜马乡七里坡村东南800米崖下，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30米，距今约3万年以上，系旧石器时代遗址。1958年11月，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发现据断崖观察，文化层堆积厚2～4米，有石英岩打制的石核和石片及麂化石。遗址保存较完整。

西卓子遗址，在万荣县荣河镇西卓子村马鞍梁下，距县城35公里。1978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野外队发现，在该处浅棕色砂质粘土和粉砂层中有6件石器（石球）。其中两件打击痕迹清楚，为半成品；4件全身已被加工，为成品。最大的直径为100毫米，最小的直径为60毫米，原料均为砂质灰岩。与这些石球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4个门类9种，都是生活在中更新世时期或更新世晚期。至今在国内发现这些遗址为数很少，因此西卓子遗址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时空分布，而且有可能为进一步探索蓝田人或大荔人的活动范围提供新的线索，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三家店遗址，位于新绛县横桥乡三家店村东500米处，属旧石器时期遗址，系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分布在汾河二级台地上。南北长200米，东西宽300米。在沙崖中多次发现中更新世时期的哺物动物化石，其中有德永士象、纳玛象、马、牛、大角鹿、丽蚌等。1985年11月间，在沙场中又发现有旧石器时代人类用过的粗糙石器、石核、石球及蚌制品等生产工具。因村民取沙，遭到严重破坏。

独头文化遗址，在永济县城西南30公里独头村后涧河南北沟一带，属匼河文化遗址范围。出土10多件打制石器和象牙、野牛、猕猴等化石。1973年、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两次考察，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国保。

寨里土桥沟遗址，位于县城东南30余公里古城镇的寨里土桥沟。民国15年(1926)，瑞典古生物学家安特生来垣考察时，发掘出甲壳类虫、淡水软体动物和黄河猴等8种化石。遗址面积东西10一14公里，南北14—16公里，距十约5000万年，是国际上研究人类进化及始新统地层的最早资料。国家级保护。

南海峪洞穴遗址，位于垣曲县毛家湾镇店头村南海峪沟口东侧山腰，1957年6月26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发掘，为距今五六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或稍晚时期人类居住岩洞，是山西省迄今发现的唯一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挖掘面积4平方米，由相邻的三个地点组成，第一地点发现有动物化石，第二地点发现石器和用火遗迹，第三地点既有动物化石，也有石器。出土石器有人工打制石英石片和石核等20余件，化石有三门马牙齿、鬣狗、大河狸、犀牛、野羊、鹿和猕猴牙、下颌骨等10余种，并有烧骨和灰烬，说明此时人类已开始用火，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省级保护。该遗址与北京人晚期文化相似，表明了我国早期人类是穴居的。

担山石遗址，位于毛家湾镇担山石村南龙骨山山腰，与南海峪洞穴遗址相连并同年发现。面积50平方米，高出板涧河河床20米，属更新世晚期遗址。出土有石英石片、三门马牙齿、鹿牙等化石。省级保护。

丁家河遗址，位于县城东南47公里英言乡的丁家河村河湖堆积层中，文化层厚5米，采集有人工打制石英石器、砍砸器和零散动物化石碎片。距今约七八十万年。县级保护。

在河东地区的平陆、万荣、夏县、垣曲、永济、闻喜等地还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表明河东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休养生息的地方，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同时由这些遗址可看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华夏民族，他们制作的粗大石器和以采集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逐步发展成为萌芽状态的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原始的种植业，这是河东地区后来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农耕文化区的先声。

第二节新石器时代的河东文化

距今约1万年，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也就是由打制石器时代进入磨制石器的时代。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根本标志。在新石器时代，随着磨制石器的普遍使用和原始农业的发展，古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开始了饲养家畜家禽，制陶业、玉器制造业、铜器冶炼业、原始建筑业、原始纺织业等原始手工业相继兴起。它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起点，是中华文明的起点。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黄河中游的河东地区分布十分广泛。

东庄村文化位于芮城县城西面20公里之原村乡彩霞村东南1公里处。现为黄河淹没区。遗址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200米，文化层厚0．42――1米。发现有圆形半地穴式的房址、储藏食物的窖穴、烧制陶器的窖穴；石斧、石锛、弹丸、纺线轮、骨箭头、骨笄、外表绘有黑色三角形图案和鱼形花纹的陶器等；还发掘墓葬5座，其中两座多人合葬墓、两座单人合葬墓、一座小孩瓮棺墓。这些文化遗存，表明各种器物的制作技术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外表精美，质地多样；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氏族内分为若干母系家庭。东庄村遗址的文化因素大部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也有一小部分庙地沟文化的因素，传统上认为是处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向庙地沟类型过渡的中间环节。

西王村文化位于芮城县城西南46公里的风陵渡镇西王村南黄河岸边台地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于1959年结合黄河水库移民曾在此发掘。遗址东西长400米、南北宽160米，文化层厚3米。属于仰韶文化庙地沟类型。庙地沟文化在山西的分布很广，全省基本上都在其覆盖范围之内，其中心在南部，最典型的就是西王村遗址。西王村遗址出土有石刀、石铲、陶纺轮、骨针、陶盆、陶碗、陶釜、陶罐等生产和生活用具，陶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彩绘陶器，色彩有黑、白、红三色，图案多为弧线和圆点等几何形线条组成的花卉或禽鸟，可见当时人类审美已经有了几何形体观念，生产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陶寺文化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崇山（今称塔儿山）西麓陶寺村南，陶寺遗址的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发掘前保存下来的面积有300万平方米，是迄今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面积范围最大的约距今4000年以前的遗址。包括居住址和墓地两部分。1978年以来，连续多年的发掘，发掘出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居住址，发现距今4550年至3950年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6座大墓的随葬品，有鼍鼓、土鼓、特磬、列刀、彩绘陶器、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木器等大批礼乐器，以及猪、牛、羊、狗的遗骨等器物，发现的建筑遗存中，有大型几何图案的白灰墙皮。研究还表明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主要分布在晋南临汾地区，文化面貌既有中原地区的特征，又有北方地区的特点，还有海岱地区与环太湖地区的因素。有各式房基、道路、水井、窖穴、陶窑、石灰窑以及石、骨、蚌质生产工具、武器和大量的陶器，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墓地及一批陶、木、石、玉、骨器。有的学者认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是夏代以前帝尧陶唐氏时代的文化，陶寺遗存可能就是陶唐氏的文化遗存之一”，“是帝尧陶唐氏所都和所居之地”。1

陶寺遗址还发现了观象台和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遗迹。观象台具有观象和授时的功能，这一遗迹的发现，验证了传说中尧派羲和、羲仲去管理“观象授时”活动的存在，也与《尚书·尧典》所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相吻合。2在一件陶扁壶上朱书有两个可能是文字的符号，一个被定为“文”，一个被认为可能是甲骨文、金文中的“易”，或“尧”。这两个字符“是迄今为止在考古中发现的中华民族的最古老和最典型的文字符号。它的价值，绝非此前所发现的所有字符可以同日而语。”3

在汾河和浍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分布有大量的陶寺类型文化，“在北起临汾，西至侯马，东起翼城、绛县，南至河津的范围内，沿汾河和浍河两岸，已发现陶寺类型遗址70处，尤以崇山周围一带为密集，大型遗址也比较多。”4

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河东曾经分布着相当密集的古人类部落，原始农业生产已高度发展，先民们过着长期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大量的饲养家禽和家畜，原始手工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创造出了高度繁荣的原始农耕文化。墓葬及大量的殉葬品表明，陶寺文化时期出现了私有制和剥削，意味着文明社会正在形成，阶级已经产生，奴隶制国家机器已经形成。苏秉琦于1985年11月7日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指出：陶寺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

东下冯文化位于夏县城北15公里的东下冯村北、涑水河支流青龙河上游南北两岸的台地上，面积约25万平方米。距今约3500多年。属于由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发展而来的二里头文化类型，故考古学家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或“东下冯类型文化”。遗迹有

1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一集，页106－107，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2《尚书》，

3申维辰，《――陶寺考古及尧文化的丰硕成果及重要意义》，《山西日报》2004年2月10日。

4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一集，页58，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灰坑、房屋、墓葬、水井、陶窑、沟槽等，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铜器等不同质地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兵器、乐器。出土的瓷器和青铜器表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已进入青铜时代。

东下冯文化所处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在夏代存在的时间范围内。所处的地域也恰在夏人活动的晋西南和豫西地区。因此，对东下冯文化的遗物和遗迹的考察，“有助于了解夏代社会前期的历史文化概貌，有助于探索夏文化的发展进程，从而可以证实河东地区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直根’地位。”1

西阴遗址位于县城北12．5公里的西阴村东北面土岭上，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东西长560米，南北宽800米。1926年10月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李济博士在此地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60箱陶、石、骨器等遗物，其中有半个蚕茧化石。并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一文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蚕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蚕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蚕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2考古专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如果西阴村的半个蚕茧化石鉴定不误，那更使人联想到嫘祖发明了养蚕的故事。”3

荆村遗址，位于万荣县万泉乡荆村西北500米，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面积约9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2米。出土有窑址、灰坑等遗迹，有黍和高粱的谷物炭化物以及大量的红陶、灰陶、彩陶、夹砂陶片等陶器。

鸣条岗遗址，在运城市区北15公里的舜帝陵庙东侧的鸣条岗上（俗称龙头），面积约2万平方米。属新石器时代遗址。暴露遗物有细泥红陶加彩绘陶片和一些划纹、堆纹等灰陶片。

安邑遗址，位于运城市区东约5公里的安邑水库东岸东北两个土渚上，总面积1200平方米。其中南边土渚内含340平方米。属新石器时代遗址。暴露的灰层中含有黑陶片和大三足器残片。1958年修建水库时，又挖掘出石斧、石犁、蚌器等生产工具。

磨河遗址，在运城市区东南25公里处的磨河村东面的中条山山坡上，东西长50米，南北宽150米，面积约7500平方米。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暴露遗物有石斧和较粗的绳纹、划纹泥质灰陶片、鬲足、豆柄等。

韩信沟遗址，在运城市区东5公里处的安邑城南门外1公里处的韩信沟南岸，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暴露遗物有较粗的绳纹、划纹灰陶片，地表层还有很多汉代陶片和砖块。《解州全志·卷之十一安邑古迹二》载：“韩信沟在信城(韩信城，为灭魏豹时屯兵处，久废)北，西自古城，东达汤里。邑先四围皆水，

1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页115，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

2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民国十六年（1927）第3期。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

豹依险而固，信开沟泄水。”

堰尾头遗址，位于运城市区东南约10公里处的堰尾头村南，东西长40米，南北宽100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暴露出的遗物有较粗的绳纹、划纹泥质灰陶片、豆柄、鬲足等。

汤里遗址，位于市区东南约15公里处的汤里村北面的高地上，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15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暴露遗物有较多的黑色陶片、绳纹陶片、大三足器陶片、石斧、陶环等物。

张贺遗址，位于市区西北12公里的张贺村南1000米的灰岭上，东西长500米，南北宽400米，面积2万平方米。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暴露遗物有细泥红陶加彩绘，也有堆纹灰陶片。

留驾庄遗址，位于运城市区东北2公里处的留驾庄村南的高地上，东西长700米，南北宽1200米，文化层厚度为1.5米左右。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暴露的遗物大部分是篮纹大陶片和绳纹陶片，少量灰陶片上有暗纹饰。

灵宝疙瘩遗址，在运城市区东北35公里处的稷王山下的沟东村北3000米的梯田上，是古人类生活居住地，也是加工石器的场地。东西长500米，上下高200米。文化层厚度为2米左右。为新石器时代遗址。露出灰层遗物以加沙陶和彩绘陶片为最多。现已拣到石斧4个，石犁8个，其中最大的长0.45米，宽0.25米；还有一部分半成品石器。

近年来，又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盐湖区的新郭村、王范村、西阳、赤村，夏县的崔家河、裴介、辕村、西张里、大庙、师村、史家、仪门、西阴等，平陆的南侯、赵家滑、盘南，绛县的周家庄，新绛县的光村、西尉，永济市的石庄等。

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根本标志。“中国新石器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前夜，它不断为文明社会的到来创造着条件，并在原始社会农业生产日益高涨、原始农耕文化日益繁荣的基础上，一步步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了文明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器时代紧密衔接，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直接起点。”河东地区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积淀，形成了非常稳定的原始文化发展序列，并不断延续。到了新石器时代，凭借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原始农业和农耕文化，率先进入文明时代，成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