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思想家李贽

明代大思想家李贄李贽（1527—1602），中国明代后期思想家。

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

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

原姓林，名载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后，改姓李，嘉靖三十五年为避穆宗载垕（同“厚”）讳，取名贽。

其家是世代巨商，至祖父辈家境渐衰。

嘉靖三十五年任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教谕，三十九年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三年复任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五年任礼部司务，隆庆四年（1570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万历八年辞官归隐。

他为官期间，目睹朝廷及官员们腐败无能，常与上司发生争执。

他经受过倭寇侵掠、灾荒贫困的痛苦，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艰难，在新兴的市民运动推动下，希望能找到与宋明理学不同的“道”。

他曾接触过王守仁学说，并研究佛学。

归隐后，主要从事研究、讲学和著述。

1588年和1590年先后有《初潭集》和《焚书》问世。

书中尖锐地揭露了道学家的虚伪和自私，受到耿定向等人的攻击和迫害。

1599年《藏书》问世，受到进一步迫害。

1602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下狱，李贽76岁在狱中受到严重迫害，不堪忍受，于是请一位剃头师傅为他剃头，其间乘人不备夺过剃刀自杀身亡。

他的著作，曾多次遭到禁止和焚毁，但仍继续流传于世。

李贽出生在一个回教徒的市民家族。

原籍河南，原姓林，名载贽。

元朝以后迁来福建。

三世祖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林姓御史，被扣上“谋反”罪名，为避祸改姓李。

李贽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

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

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李贽12岁开始作文，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

26岁中举人。

30岁至45岁为官，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

万历九年（1581年），李贽从云南辞职回加到湖北黄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写一些读史的文章，并教授耿家子弟。

万历十二年耿定云世，他移居麻城。

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龙芝佛院，致力于读书、讲学和著述，历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

收入《童心说》、《赞刘谐》、《何心隐论》及与道学家耿定向反复论辩而撰写《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书答、杂述、读史短文和诗共6卷。

揭露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

李贽倡导绝假纯真、真情实感的“童心说”。

李贽在麻城还多次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听任各界男女前往听讲，并受到热烈的欢迎。

万历十六年（1588年）夏天又剃头以示和鄙俗断绝。

这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

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李贽应巡抚梅国桢之请往山西大同，著《孙子参同》，修订《藏书》。

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极乐寺，撰成《净土诀》，次年春天到南京，将自己的零星著作汇成《老人行》，并再度研究《易》，撰写《易因》，最后编订其巨著《藏书》。

《藏书》共68卷，系纪传体史论，论述战国至元亡时历史人物约800人，对历史人物作出了不与传统见解苟合的评价，旨在反对儒学。

如他赞扬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则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山东济宁编成《阳明先生道学抄》、《阳明先生年谱》。

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讦李贽。

最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贽，并焚毁他的著作。

李贽入狱后，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于是愤而以剃刀自刎。

死后，马经纶把他收葬于河北通州北门外马寺庄迎福寺侧，今墓地尚在。

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

1.政治上：明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2.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工商业者成为重要力量；3.文化上：明晚期，科举制度使思想界因循守旧；理学家鼓吹的理论具有虚伪性导致知识分子逆反。

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

在文学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

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

李贽在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他的这一倾向，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

他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

“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

”“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

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同上）。

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

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

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真可谓一针见血，句句中的。

李贽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

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古代，真是一种大胆的举动。

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

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焚书·答耿司寇》）。

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

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焚书·何心隐论》）了。

李贽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作教条而随便套用。

《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焚书·童心说》）。

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难怪统治阶级对他要恨之入骨了。

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

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

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

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

”这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尖锐挑战。

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加以无情揭露。

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

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焚书·封使君》）。

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如何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呢？李贽将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焚书·寒灯小话》）。

这说明李贽并非要推翻封建统治，而是要维护它，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超出地主阶级思想与时代的限制，也不可能违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过程。

李贽主张宇宙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心主义论断。

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

李贽信奉佛教和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

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焚书·解经文》），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

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

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

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

李贽用主观唯心主义作为反对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程朱理学的理论武器，势必削弱自身的战斗力。

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之上的先验论，主张渊源于佛性的“生知”说。

《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

”“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

”“人皆可以为圣”（《焚书·答耿司寇》）。

李贽以“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李贽的哲学思想中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思想。

《续焚书·与陶石篑》中说："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

”他承认事物皆有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

受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焚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为“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晁错》），“不蹈故袭，不践往迹”（《与耿司寇告别》）等发展变化的思想。

黄仁宇先生在著作《万历十五年》中，亦较为系统的阐述了李贽的思想。

【基本政治思想】李贽在反对政治腐败和宋明理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①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

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

他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

他自幼“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