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朝士人世界观的转变
明清时期的士人精神分析
明清时期的士人精神分析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铭刻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
这个时期也被称为“文化高峰时期”，因为它孕育了一批著名的文化精英和思想家。
这些人都是身份显赫、才学卓越、思想深邃的士人，他们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士人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阶层，具有高度的文化素质和人格魅力。
明清时期的士人，热爱学问，对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有着严谨的学术态度，追求精神的升华和自我完善。
在这个时期，士人精神的发扬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儒家传统已成习惯，带来的困境在明清时期，儒家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根本，走读书、切磋经义、强化人格、世族望族、乃至于政治制度，都与儒家有着紧密的联系。
但是，由于这个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儒家传统思想面临着很多压力和挑战。
许多士人也意识到儒家学说中存在着许多缺陷和矛盾，他们开始怀疑儒家传统的普适性和正确性，寻求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不断追求知识和卓越在这个时期，士人对知识和卓越的追求是非常强烈的。
他们渴望知识，学习各种书籍和文献，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思想世界。
同时，他们也非常重视自我完善，关注自我修养和人格塑造。
许多士人认为，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卓越之士，就必须具备高尚的品格和丰富的知识，要不断追求自我完善，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文化水平。
三、患国之痛，力行道德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动荡时期，这个时期的士人也时常面对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
在这个时候，士人们也不回避社会现实，而是从道德层面出发，主张“仁政”，认为君子应当以德治国，目的是为了达到国家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许多士人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发表一些社论和研究、政治调查报告，号召社会上的同道与他们共同努力，拯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四、守卫“传统国粹”士人精神的另一个体现是对“中国传统国粹”的保护和传承。
许多士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和艺术都是非常珍贵的，应当珍视和保护。
明朝的社会思潮与思想变革
明朝的社会思潮与思想变革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和创新的时期，社会思潮和思想变革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明朝社会思潮与思想变革的几个方面。
首先，明朝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民本思想的兴起。
民本思想主张以民众的利益为中心，强调统治者应该关心人民的福祉和利益，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这一思潮的兴起与明朝初年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动荡有一定的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对农民问题给予了重要的关注，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这种重视农民利益的思想观念也逐渐渗透到整个社会中，成为明朝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明朝社会思潮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文化思潮的繁荣。
明朝时期，文化繁盛，书院成为普及教育的重要场所。
同时，进士科举制度的推行也为人们追求知识和智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这种思潮的兴起，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提升了社会整体的文化素养和综合实力。
再次，明朝社会思潮的一项重要变革是宗教思想的转变。
明朝时期，佛教、道教和儒教并存，但在明朝儒学起了主导作用。
儒学强调人伦道德和理学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种思想观念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人们更加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家庭伦理，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此外，明朝社会思潮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思想的变革。
明朝中期，商业经济的兴起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也给人们的经济思想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文化人开始思考商人地位和利益与传统儒家伦理的关系。
他们开始提倡商业思维和创业精神，认为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财富，同时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这一经济思想的变革为后来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明朝社会思潮与思想变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
民本思想、文化思潮、宗教思想和经济思想的变革都对明朝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些思潮和变革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明朝士大夫是怎样变坏的
明朝士大夫是怎样变坏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朝代，但它也经历了诸多问题和变化。
明朝士大夫的变坏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明朝后期，士大夫阶层的道德品行逐渐败坏，失去了昔日的风范和正直，这对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那么，明朝士大夫是怎样变坏的呢？在本文中，我们将从政治、社会、思想等多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
从政治方面来看，明朝后期的士大夫变坏与明朝政治制度的腐败密不可分。
明朝官僚体系自成立以来就固化不变，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这种制度导致了官员们地位的稳固，缺乏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
许多士大夫得到了官员的身份后，便以官场的“小碎银”为首，甚至腐化成贪官污吏，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
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对明朝士大夫的品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朝后期社会风气败坏，社会秩序混乱，贪污腐化现象普遍存在。
财富、地位成为了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一些士大夫也受到了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开始追求个人私利，忽视正义道德，这也使得他们的品行日益败坏。
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是导致明朝士大夫变坏的重要原因。
在明朝后期，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开始在社会中流行，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兴起。
这种理学思想强调忠孝、礼教，使得一些士大夫开始强调个人的忠诚而忽视了对社会的回馈和责任。
这种思想的渗透导致了士大夫们变得缺乏正义感和仁爱心，只追求自身私利，特别是在面对贫困的百姓时，他们的品行更是变得堕落。
文化传统的衰落也对明朝士大夫的品行变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明朝后期，文化传统开始逐渐式微，士大夫对于儒家思想的严守也开始出现了动摇，开始追求个人私利而非道德礼法。
这种思想的转变导致了他们品行的败坏，开始追求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权力和财富。
明朝士大夫变坏是一个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复杂问题。
政治腐败、社会风气败坏、思想观念的变化、文化传统的衰落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明朝士大夫的品行败坏。
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警示自身，努力坚守道德底线，不被世俗的诱惑所诱惑，努力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明清之际士商观念转变的背景及影响
【背景】1. 明清之际是我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2. 这一时期的变革在士商观念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呈现出了明显的转变趋势。
3. 历史背景的变迁为士商观念的转变奠定了基础，社会的发展为观念的更新提供了土壤。
【士商观念的转变】1. 明朝时期，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士人以读书为荣，从政为贵。
商人被贬为“市井之徒”，遭受社会歧视。
2.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清朝初期开始出现了对商人的改观，商人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
3. 道德经商观念的兴起，士人开始逐渐接受商业活动，并且开始有了对商业的认可和尊重。
4. 士人提倡“士为知己者用，商为知己者发”，表示对商人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影响】1. 士商观念的转变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商人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社会地位，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
2. 士商观念的转变也为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冲突和矛盾。
部分传统的士人依旧保持对商人的歧视和排斥，社会观念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3. 在政治上，士商观念的转变也对清朝的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商人开始逐渐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论】1. 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是我国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思想观念的转变，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
2. 士商观念的转变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影响，为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 古代士商观念的转变历久弥新，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影响持续的原因】1. 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商业经济的兴起和繁荣，商人裙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增强。
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导致了士人对他们的认可和尊重。
商人在社会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士人对商业活动的理解和接纳。
2. 文化交流的影响：明清时期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士人开始逐渐接触到外来文化和思想，其中包括一些对商业活动的认可和推崇。
明代的知识分子与社会风气
明代的知识分子与社会风气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期之一。
在明代，知识分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社会的精英，也是社会风气的引领者。
首先，明代的知识分子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和才华。
明代实行科举制度，这个制度为普通人提供了通过读书考试获得官职的途径。
因此，许多知识分子都以读书为业，并深入研究经史文籍。
他们通常拥有深厚的文学和艺术造诣，并且对于国家大事、社会问题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思考。
这使得他们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
其次，明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起到了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
他们倡导道德伦理的观念，提倡孝道、礼仪和人伦之道。
他们注重自我修养，并提倡清心寡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通过自身的榜样作用，他们引领了社会风气的改变。
在明代，社会普遍具备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
第三，明代的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
在这个时代，社会发展和变革迅速，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层出不穷。
知识分子们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些知识分子倡导改革，主张变法兴国，推动社会的进步；有些则力主守旧，主张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
这些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形成了明代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多样性。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明代的知识分子还在文化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挖掘和整理了大量的古代文献，保护了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
同时，他们也积极创造和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文化人物和作品。
这些文化成果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也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明代的知识分子既是社会的精英，也是社会风气的引领者。
他们丰富的知识和才华使他们在社会中具有威望和影响力。
他们的言行举止影响着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
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
他们的文化贡献丰富了中国文化，也影响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明代的知识分子与社会风气的关系是一种复杂而有趣的关系，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也启示着我们对于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
社会环境与明代后期士人之心态走向
粤海风论说□罗宗强社会环境与明代后期士人之心态走向从几个侧面、几个人，其实难以窥测明代后期士人心态之全貌。
之所以这样做，意不过在于了解一点动向。
想借助一点事实，来描述明代后期几个士人群落之心理趋向。
然亦只到天启初，未及崇祯，更未及易代之际。
盖以为明之亡，万历后期已成定局。
士之出处去就，群分类别，已足展现其分化之情状。
而崇祯至易代之际，此种之分化，似更为复杂而激烈。
临难之际，彼等之行为，为善为恶，亦更为惊心动魄。
研究彼时之士人心态，另是一篇大文章。
对于明代后期不同之士人群落，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应该给予如何之评价，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同一个人、同一群落之看法，不唯千差万别，甚至天玄地远。
作为明亡过来人的王夫之，对于明代后起之新思潮，就表现出极端之厌恶。
他说：“阳明天泉付法，止依北秀南能一转语作胡芦样，不特充塞仁义，其不知廉耻亦甚矣！”他的意思是说，阳明思想，不过禅家者流，而妄谈仁义。
因之他就给了极严厉之批评，说是不知廉耻。
他对于李贽及其相近之士人群落，更是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他说方密之“特其直斥何心隐、李宏甫为刑戮之民，则允为铁案；绝无关系处，以身试灯油而恣其意欲。
无知轻躁之徒，翕然从之，其书抵今犹传，乌容不亟诛绝之也！”又说李贽在任云南姚安知府时，“恣其贪暴，凌轹士民，故滇人切齿恨之”。
关于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贪暴之事，并无确凿之证据，只不过由于对李贽思想行为之否定，从而亦信有关李贽贪暴之传闻。
王夫之对于万历时任情纵欲之士人群落，同样持否定之态度。
他说：“潘之恒以纳赀入太学，用淫媟术事宾尹，施施以兽行相矜，乃至纂撰成编，列稗官中，导天下恶少年以醉骨。
而袁中郎、钱受之、钟伯敬辈争推毂之恒，收为名士。
廉耻堕，禽风煽，以使神州陆沉而莫之挽。
”[1]这是说，潘之恒、袁宏道他们亦负有神州陆沉之责任。
与之相反，也是明亡过来人的钱谦益，则称李贽为姚安太守时“政令清简”，且对其人格备加称赞：“卓老风骨棱棱，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刀剑上事。
明朝的思想解放
明朝的思想解放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思想解放对于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明朝时期，人们开始对传统观念进行反思，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发展打开了新的篇章。
一、儒家思想的解放明代是儒家思想兴盛的时期，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儒家观念的种种弊端，并逐渐提出了改良的思路。
明代学者王守仁提出了“理气”的概念，强调人性的本善和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对传统儒家的“命运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
此外，明代学者杨明也主张人人皆知的观点，鼓励人们通过自觉努力来实现自我的价值。
二、宗教信仰的解放在明朝时期，宗教信仰的解放也是思想解放的重要体现。
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大力打击异己教派，并提倡儒教为国教。
然而，明朝后期，由于对传统儒教观念的反思和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人们开始对其他宗教进行了更为宽容的态度。
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外来宗教逐渐传入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发展。
三、科学思想的解放明代是中国科学思想解放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人们对传统迷信观念进行了质疑，开始注重实证主义的思想。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提出了“物力维新”的思想，主张通过实践和观察来认识世界，并积极研究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问题。
此外，著名的农学家农学者徐浩等人也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种植和育种的理论和方法，对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女性地位的解放明朝时期，女性地位的解放也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
明初，封建礼教观念束缚着妇女的一切活动，然而，在明代中后期，女性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明英宗朱祁镇提出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主张，鼓励女性展现自己的才华。
此外，明代的女性文人如李清照、张贵妃等也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并为追求自由解放的女性树立了榜样。
综上所述，明朝的思想解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反思、宗教信仰的宽容、科学思想的发展以及对女性地位的解放，明朝人们逐渐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开拓了思想的边界，为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两代文人的思想境界与人生观
明清两代文人的思想境界与人生观明清两代文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段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高峰，与那个时代的文人密不可分。
文人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境界和人生观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明清两代文人的思想境界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这也成为文人的一个繁荣时期。
文人的思想境界在这个时期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和文化现象。
1.一种新的思想：理学明代的文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理学。
这种思想认为，天地万物都有一种本性，并且具有一定的道德标准。
这种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理学大师”的朱熹更是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
2.文人的工艺精神明代文人充满了工艺精神。
这种精神体现在他们制作和使用各种工艺品上。
例如，明代文人以制作和使用文房四宝著名，同时还对古代遗物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尤其是青铜器和玉器受到他们的追捧。
3.对自然的欣赏明代文人对自然的欣赏，是他们思想境界的又一个体现。
这种欣赏不单纯是对自然景观的欣赏，更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担忧，导致了一些文人开始探讨自然保护问题。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封闭的一个时期，但也是文人思想境界丰富多彩的时期。
1.文人的批判精神清代文人多数受到书院教育，走上知书识礼的道路。
然而，他们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仍然在所难免。
这种不满，促使一些文人产生了批判精神，开展了一些批评活动，通过批判来达到改革的目的。
2.玩物如狂清代文人对于玩物的狂热，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们不仅爱钱、爱名、爱利，还特别喜欢玩物，这种玩物狂热的现象带有探索性和研究性的特点，文人们通过对这些玩物的研究和探索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3.思想开放清代文人虽然社会封闭，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比明代文人更加开放。
虽然清朝对于外来文化保持谨慎的态度，但是一些开明的文人却对外来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
他们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质，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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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明朝士人世界观的转变
摘要明朝中期以后，受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文明的冲击，明朝士人开始对世界有所了解，使汉族“天下”“天朝”的观念逐渐瓦解。
这些士人虽然接受了中国不是地理的“中心”，但仍然保持文化自尊，认为相对于中华的“义理”之“道”，西洋的知识和技术只是“器”。
本文就以《职方外纪校释》序言为例，浅析明朝士人世界观的转变。
关键词明朝士人世界观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明人很难渡海越山去了解外面的世界，故而明代的帝王和官僚士大夫仍遵循前代的固有观念，认为明王朝乃居于地之“中央”的“天朝上国”，视中土之外皆夷狄和番邦。
在华夷观念下，明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则是朝贡体制为纽带，朝鲜、占城、安南、西域诸国皆是朝贡国。
明朝人对世界的认识大体就是建于“华夷观”与“朝贡体制”之上，并代代沿袭下来。
明中叶以后，明朝的实际国际处境发生巨大转变：一方面，西洋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文明，尤其是天文和地理知识，使汉族“天下”“天朝”观念逐渐瓦解，中国已从观念上由“天下”成为万国中的一国；另一方面，明朝先后受到满夷，倭寇来自东北和东南的侵扰，明朝华夷体制受到事实上的挑战。
明朝的现实国际处境未能打破上层统治者“宗主国”对“朝贡国”，“中国”对“四夷”的文明想象。
却唤得敏感和进步士人的关注，尤其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地理知识，让其感受到极大的震撼。
明朝人的世界方才开始观悄然发生变
化。
《职方外纪》是西洋传教士艾儒略等人编著的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空间的读物，其中讲述的世界地理知识与中国传统观念大为不同，使明朝士人为之震撼。
作为一部地理读物，其书中所介绍的地理知识，于今已是公认的常识。
书本身的内容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大，但其珍贵之处在于该书卷首除艾儒略本人的自序外，还载有明朝杨廷筠、李之藻、瞿式穀、许胥臣、熊士旂、叶向高六位士人所写的序言，序言反映出以这六人为代表的明朝士人面对令人震撼的西洋地理知识采取的接受、调试、自守的态度。
本文即以此来对明朝士人世界观的改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分析。
首先，《序言》中所反应出来的“世界观”的改变表现在这五位士人一致接受了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从过去中国“天圆地方”“中国为天下之中央”的旧世界观转变为承认地是球形的说法，中国只是世界上众国中的一国，甚至“仅如掌大”的新世界观：“西方之人，独出于古，开创一家，谓天地俱有穷也而实无穷，以其形皆大圆，故无起止，无中边……遍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之人与我脚底相对，疑其有倾倒也。
”——杨廷筠
“以地小圆处于天大圆中，度数相应，俱作三百六十度……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
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而争名利于蛮触之角也与哉……”——李之藻“……书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叶向高
他们虽然都对这种新的地理知识表示惊讶，甚至是震撼，但一致承认西洋人的地理知识有凭有据，绝不是无稽之谈，如：杨廷筠赞其“历历可据”，李之藻称之“语必据所涉历，或彼国旧闻征信者”，叶向高亦承认“其言凿凿有据，非汪洋谬悠如道家之诸天，释氏之恒河、须弥，穷万劫无人至也”；熊士旂还称道《职方外纪》“为益匪细也”，拒不是“邹衍之谈奢而不核，章亥之布局而未周”。
这些士人已经意识到西洋人地理世界观的正确和可信。
第二，这些士人的“世界观”还显示出较强的文化开放意识。
典型代表是瞿式穀，在他所写的《职方外纪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充分显示出了这种文化开放意识：“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据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洲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
曷徵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踳矣。
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其可以地律人以华夷律地而轻为訾诋哉！”
瞿式穀指出：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也不是唯一的文明中心，各种地区的文明并没有先天的高低之分，“夷夏”当然不是以“地理”而区分。
如果能够“忠信”“明哲”“元元本本”，虽在殊方，也是诸夏；如果“汶汶”“汩汩”“寡廉鲜耻”，即使“近于比肩”也是“戎狄”。
故不可以地律人，以人律地。
以瞿式穀为代表的这
种文化开放意识在当时“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主流世界观之下，当是最为进步和觉醒的世界观了，也表明“华夷”观念已渐渐被新的世界观所祛除。
第三，将西洋地理学说与中国原有学说相类比，是这些士人“世界观”所具有的另一大特点。
五人之中又以叶向高最为典型。
“泰西氏之始入中国也，其说谓天地万物皆有造之者，尊之曰天主。
其敬事在天之上，人甚异之。
又书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人愈异之。
然其言天主，则与吾儒畏天之说相类，以故奉其教者颇多。
其言舆地，则吾儒亦有地如卵黄之说，但不能穷其道里、名号、风俗、物产，如泰西氏所图记”。
叶向高认为西洋人所说的“天”“天主”与“吾儒畏天之说相类”，西洋人说天是圆的，正是中国过去有的“地如卵黄”之说，只不过中国过去的学说并不如西洋人的详尽。
瞿式穀也说邹衍的九州说实际已经讲到各大洲的存在。
这种将西洋观念类比为中国古代原有观念的做法，实际是用中国历史中对应和相近似的知识，化西洋“异端”为“同质”，站在传统理性思想的立场上，接受新知识，以缓和新知识的巨大冲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些士人虽然接受了西洋地理知识，承认中国不是地理的“中心”，但仍然保持文化自尊，认为相对于中华的“义理”之“道”，西洋的知识和技术只是“器”。
正是如此，叶向高称艾儒略来中国是“慕义远来”，熊士旂在《跋》中教人读此书要“不役于物而直探本原”。
对“义理自守”有更为详细论述
的是许胥臣：
“《职方外纪》似亦稗官小说，要于裒奇荟异，使人识造物主功化之无涯。
扩其所见，不局于所未见，而因以醒其锢习之迷，以归大正，则不第多其见闻而已也。
人果尽心于知性知天，晦斯光，窒斯通，狭斯宏，散漫繁衍，皆归于宗，如之何偭焉？其遐而好尽心于迩也。
浩浩之海，济楼航之力也，航人无楫，如航何？熒魂旷枯，糟莩旷沈，讁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故曰，圣人聪明渊懿，继天测灵，冠乎群伦。
有以拟天地而参诸身乎！或问天地易简，而圣人法之，何支离为？曰，支离盖所以为简易也，摭我华而不食我实，小知之师亦贱矣。
众言淆乱折诸圣，万物纷错悬诸天。
彼所谓敬天事天者，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混混乎圣人道，群心之用也。
已简已易，焉支焉离！”
许胥臣认为人要达到至识成为君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多闻见”；二是“识圣人之道”。
《职方外纪》一书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但重要的是要依此“醒其锢习之迷，以归大正”，也就是说此书也不过是人们达到圣人之道的一个途径罢了。
所以，西洋知识是“群目之用”，而中国圣人之道是“群心之用”，类似于西学为用中学为本的思路。
面对旷古未闻的西洋知识，作为开明知识分子的代表，杨廷筠、李之藻、瞿式穀、许胥臣、熊士旂、叶向高六位士人对这些不容置疑的知识表现出了欢迎的接受态度，但在与中国固有学说的类比中将西洋新知转化为旧学，用“义理至上”的文化优越性来缓和来自
地理知识的挑战。
这些足见西洋知识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对明朝士人的震撼。
但由于中华文明的惯性、时间的流转和明清易代的历史转变，这种震撼很快平静下来，直到二百多年后，西洋大炮枪声在晚清响起的时候，才重新掀起波澜，使中国士人真正明白中国不是“天下”，四夷也不是“尔小邦”，世界观也最终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