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关于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
关于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楚辞研究是一个高难度、高水平的选题。
它可以夯实国学的基础，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自上而下的追踪，完全能够产生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楚辞研究者应重视楚辞的文本研究，应继续探索传统的疑难问题，应建立各自的学术方向。
从总体上看，我们首先应该继承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然后才能够超越它们。
研究方法没有新与旧、保守与开放的区别。
评价研究方法的优劣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它们能否解决问题。
就当今的楚辞研究整体情况看，学界的跨学科研究已经进入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阶段。
应当着重提醒的是，我们在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中，必须遵循“适度性原则”，尽量避免任意性和过度诠释。
标签：楚辞；出土文献；跨学科研究；适度性原则楚辞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
楚辞研究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王国维认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
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
”所以，推动楚辞研究，应该从研究选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化与开拓。
这里，笔者结合个人的研究体会，谈谈对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
一、楚辞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楚辞研究是一个高难度、高水准的选题，极具影响力、挑战性。
郭沫若说过：“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屈原研究》）研究楚辞、研究屈原，既是作家研究、作品研究，又是文学现象研究、文学流派研究、文学风格研究、文学史研究，更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模式研究。
毫无疑义，楚辞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但是这个源头隐在云雾之中，既令人心生敬仰，又让人望而却步。
楚辞，承载了中原文化遥远而博大的传统，又以惊才绝艳的南楚情调风格展现，令人思接千载，又乐观楚风。
关于屈原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加上楚辞文句的艰难深奥，词旨的委婉曲折，导致了楚辞研究疑义纷纭，很多观点莫衷一是。
略论综合研究法——以楚辞研究为例
略 论 综 合 研 究 法
— —
以楚 辞研究 为例
殷 光 熹
摘
要 ： 学 术 界 采 用 综 合 法 研 究 楚 辞 取 得 了较 为 丰 硕 的 成 果 ， 其 中有 的 学 者 从 考 古 学 切
所 有 内 容 在 内 的 综 合 知 识 … … 因 此 ，从 事 楚 辞 研 究 的 学 者 ，除 了 进 行 文 献 学 研 究 外 ，还 需 要 精 通 相关 学科 之知识 。 ” ② 我 的 理 解 是 这 样 的 ：综 合 研 究 法 ，主 要 是 指
就 ，从 而 推 进 科 学 研 究 的 进 步 。对 于 楚 辞 研 究 来 说 ， 自然 也 不 例 外 。 楚 辞 研 究 ， 自西 汉 至 五 四 运 动 以前 ，偏 重 于 文 字 、音 韵 、训 诂 等 方 面 ，有 时 兼 及 屈 原 的 身 世 、人 格 和 某 些 辞 章 义 理 的 阐释 ，为 后 来 的 楚 辞
义 ：一 种 是 本 身 材 料 的 科 学 综 合 ；二 是 指 与 其 它
边 缘 科 学 结 合 研 究 。两 者 的 结 合 方 能 算 综 合 。 ” ①
日本 学 者 石 川 三 佐 男 先 生 说 ： “ 楚 辞 研 究 之 发 端 ，无 疑 起 于 古 典 文 献 学 。 其 后 ，若 要 进 一 步 取 得 科 学 性 进 展 。则 需 训 诂 考 证 学 、音 韵 学 、语 言 学 、 宗 教 学 、 民 俗 学 、考 古 出 土 资 料 学 、 楚 文 化
学 、 比 较 考 证 学 、 金 石 学 、神 话 学 、 历 史 学 、 天 文 学 、 历 数 学 、 神 秘 数 字 学 、 地 理 学 、算 术 学 、 博 物 学 、 修 辞 学 、 图 像 学 ，研 究 世 界 观 、 生 死
考古历史文献与文学史料 统一的
考古历史文献与文学史料统一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中，一直依赖于传世文献，将分朝代的作家作品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流。
而随着考古发现的成果不断增多，古代文学研究也不断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
首先，早期简帛和中古石刻文献的不断出土与公布，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多古代甚至连司马迁都没有见过的史料，以这样的史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还原了很多历史事实，订正了许多传世文献的讹误。
就先秦两汉时期而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里耶秦简、尹湾汉简、马王堆帛书的发现，有力地推进了古代文学研究。
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孔子诗论》的发现引起人们探讨以前没有注意过甚至隐藏在传世文献背后的一些研究断层，如诗与志的关系、诗与情的关系、诗与乐的关系等，使得《诗经》的阐释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二是众多新出简帛的发现扩充和拓展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自从20世纪初期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以后，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成为文史研究切实可行的方法，盛行了一个多世纪。
进入21世纪之后，考古发现较20世纪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资料不断涌现，研究方法也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不断多元化。
三是运用考古文献研究文学的重要成果也不断涌现，除了对于《孔子诗论》的研究催生出众多学术论文之外，专题研究著作有黄灵庚的《楚辞与简帛文献》，综合研究著作有廖群的《先秦两汉文学考古学研究》等。
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而言，考古发现集中于石刻碑志。
这些新材料对于文学研究极为有用，即以碑志而言，不仅是历史材料，同时也是一种文体，广义地说从史料到文体都具有文学上的价值。
21世纪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文学研究，也有三个方面的推进。
一是填补了北朝文学的空白，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一直呈现着不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重视南朝而忽略北朝，谈到北朝文学，也仅仅注意南朝归北的庾信、王褒等人的诗赋和《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为数不多的散文。
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
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摘要：20世纪以来，在楚辞研究的几次热潮中，《离骚》既是研究的热点，又是争论的焦点。
众多地下考古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发现，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使以往争议不休的问题得到了有说服力的结论。
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关系最密切者有五个方面：1、《离骚》的作者；2、楚国的族属；3、屈原的生年；4、巫文化内容及人物形象研究；5、关于龙凤意象与图腾崇拜。
关键词：出土文献；《离骚》；研究20世纪以来，在楚辞研究的几次热潮中，《离骚》既是研究的热点，又是争论的焦点。
研究中提出的众多问题，如仅由传统的传世文献资料来讨论，往往难以说服对方。
新方法的运用，如民俗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却往往有隔靴搔痒之感。
然而，众多地下考古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发现，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从而使以往诸多争议不休的问题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
可是，由于这些研究成果散见于众多论著之中，读者往往难以窥见全貌。
为此，本文将广搜各种研究成果，分题作一综述，俾使读者可获得较为完整的信息。
出土文献与《离骚》关系最为密切者，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离骚》的作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盛行。
胡适在《读楚辞》中认为，屈原是一个“传说的”、“箭垛式的人物”，否定屈原的存在；而继后的许笃仁在《楚辞释疑》一文中进一步提出，《离骚》并非屈原所作，其作者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其后有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以及建国初朱东润的《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刘安及其作品》等文章，均赞同许氏之论，将《离骚》的著作权判为刘安，从而影响到日本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屈原否定论”。
认为刘安为《离骚》作者的人，其根据主要是荀悦在《汉纪·孝武皇帝纪》中将汉武帝使刘安“为《离骚传》”(据《汉书·淮南王传》)写成“为《离骚赋》”，而此后高诱也在《淮南子·叙》中将《离骚传》写成《离骚赋》。
考古发现与楚辞释词四则
收稿 日期 ：０ ９—０ ２０ ９—２ ８ 作者简介 ： 代生 ， ，９ １ 男 １８ 年生 ， 山东 曲阜人 ，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 研究方 向为古 文字与 出土文献。 基 金项 目：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 助项 目， 编号 ： Ｘ ９ ０ ０ Ｃ ０ Ｂ一 ２ Ｒ。
关 键词 ： 辞 楚 释 词
中 图 分 类 号 ：２ ６ ２ Ｉ０ ．
文献标 识码 ： Ａ
文 章 编 号 ：０ ８—９ ５ ２ ０ ０ — ５ １０ ８ ３（ ０ ９） ４ ０ ７—０ ３
楚 辞 中诸 名 物 ， 涉及 神话 、 多 民俗 等资 料 ， 为它 书记 载 ， 不 故探 讨 其 意 ， 是一 个 颇 为棘 手 的 问题 。近
首 先来看 “ 逸说 ” 鹄 ， 王 ， 学者 多认为是 天鹅 ， 实际上鹄 即猫 头鹰 ， 是商 人喜 欢 的动物 ， 在殷 墟墓 地 出
土大量 鸟骨架 ， 鉴定其 中有不少 为鹄鸟 ＿ ， 经 ５ 是用来 食 用和 祭祀 的。再看 “ 云 铭 说” 《 Ｊ 林 ， 尔雅 ・ 释器》： “ 谓之鹄 ” 故鹄 又可指象 牙器 。而在 殷墟 妇好 墓 出土 有 著名 的象 牙 三杯 ， 象 ， 据介 绍 ， 中二 件 成对 ， 其 杯
也。林云铭《 ” 楚辞灯》 认为：治象谓之鹄。《 “ 礼记》 君子 比德于玉。因治象而表其德 ， 云， 以荐馨于帝， 此夏代诸王皆克享天心也。 陈本礼《 ” 屈辞精义》 认为：鹊 ， “ 鼎之形象鹄者。以玉饰之 ， 取其洁也。 孰是 ”
孰非 ， 已难辨别 ， 下面 根据商代考 古资料 作辨证 。
学 者指 出 ， ‘ “ 夷羿 ’ 团早期 活动 的 时代 大 致 处在 山东 地 区大 汶 口文 化 中晚期 迄 至 龙 山及 至 岳石 族 文 化早 期这一 历史 时期 ” ｌ（ ’ 五帝时 代至 夏初 。在 这 阶段 的考古 发 现 中 ， ，ｌＨ 即 ＿ 我们 可 以看 到东 夷族 广
关于楚辞研究的论文
楚辞研究的论文关于楚辞研究的论文《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历代学者对它作了许多辑集、考订、注释和评论工作，写下大量论著。
两千年来，《楚辞》的研究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两汉时期两汉是《楚辞》研究的开创时期。
上承秦火之余，重点在于搜辑、整理和著录楚辞作品；注释工作，刚刚打下基础；对屈原的评价，意见颇有分歧。
西汉前期，屈原作品已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
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者，是刘安和司马迁。
刘安撰有《离骚传》，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研究屈原作品并写下专著的第一人。
《离骚传》已失传，据《史记·屈原列传》里残存的片断来看，其中有评文论史的总叙；据班固《离骚序》所援引的部分来看,其中又有释义考典的注解,这些都为后世的屈原研究开辟了道路。
至司马迁撰《史记》，不仅亲临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凭吊遗迹,访察行事,更研读了《怀沙》、《渔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诗篇，写出了第一篇记述屈原生平事迹和描写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传》。
西汉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已开始注意楚辞的音读问题(《汉书·王褒传》)。
西汉后期，刘向父子典校秘阁遗书，校定“屈原赋二十五篇”，著录入《七略》，这是对屈原作品进行校雠的开始。
刘向和扬雄都撰有《天问解》，其书不传。
据王逸《天问叙》说,他们都是对《天问》中的“奇怪之事”,“援引传记以解说之”,可见刘、扬对屈原作品的注释考订工作,在刘安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东汉时期，班固、贾逵，都撰有《离骚经章句》（王逸《离骚叙》）。
马融也撰有《离骚注》（《后汉书·马融传》），其书皆不传。
贾、马为经师,班氏为史家，其内容当既有训释,又有史评。
这从贾、马之说经及班固所留下的《离骚序》可以想见。
但王逸曾说到班、贾只注《离骚》，“其余十五卷缺而不说”（《离骚叙》。
马融《离骚注》当然也是如此。
看来直到东汉中期，学术界对屈原作品尚未展开全面研究，重点仍在《离骚》、《天问》的注释上，至于《楚辞》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2001年以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诗 经》 研 究、 出土 文献 与《 楚 辞》 研 究、 出土 文献 与 唐代 文 学研 究 、 出土文 献 与文 学 史研 究等 方 面 。 虽然近 十余 年 学 术界 利 用 出土文 献研 究 中国古代 文 学 ， 取得 一 些有 目共 睹 的成 就 ， 然而 。 研 究现 状 令 人 担 忧 。 存
纷 纷 利 用 出 土 文 献 研 究 中 国文 学 。本 文 试 图 对 ２ ｏ ｏ １ 年 以来利 用 出土 文献 研 究 中 国古 代 文 学 的状
况进 行 回顾 与反 思 。
中 国新 发 见 之 学 问》 中说 ： “ 古 来新 学 问起 ， 大都 由
于新发 见 。有孔 子 壁 中书 出 ， 而 后有汉 以来古 文 家 之学 ： 有赵宋古 器 出， 而 后 有 宋 以 来古 器 物 、 古 文
２ （ ０ 总 ｌ ３ 第 － 。 第 。
２ ７ １期 ）
Ａ ’ Ｃ Ａ Ｄ Ｅ Ｍ ’ Ｉ Ｃ— Ｆ Ｏ Ｒ Ｕ Ｍ ’
学 术 论 坛
ＮＯ． ８ ， ２ ０ １ ３
（ Ｃ ｕ ｍ ｕ ｌ ａ ｔ ｉ ｖ ｅ ｌ ｙ Ｎ Ｏ ． ２ ７ １ ）
２ ０ ０ １年 以 来 出土 文 献 与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研 究 的 回 顾 与 反 思
在 的 问题 不 少。今后 ， 研 究 者应 该密切 注视 出土 文献 ， 拓 宽 古代 文 学研 究 的 范围 ， 借 鉴 并吸纳 新 方法 ， 还要
有严 谨 的治 学 态度 。
Ｉ 关键 词】出土文 献 ； 治 学态度 ； 研 究方 法 ； 古代 文 学研 究
Ｉ 作者 简 介】 洪树 华 ， 山 东大 学 （ 威海） 文化 传播 学院副教 授 ， 文 学博 士 ， 山东 威海 ２ ６ ４ ２ ０ ９
三重证据法
把晚明的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进行考察。实际上，可以说在晚明时代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就已经开始了。研 究者把明代中国置于世界大环境中，以对比和发展的观点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突显了明代中国在世界历史 中的地位。
晚明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从来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并在一些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不少成 果。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偏重于某个专题或侧面，缺乏整体关照或综合研究。同时，由于历史的局限，在研究方法 上，或者比较保守，或者比较传统，不论在宏观的把握上还是在微观的深入上都显得不够精到。
《晚明社会变迁》这一研究成果的突出特色，就是它开创了晚明历史研究的全新格局。它的新表现在：
Hale Waihona Puke 楚辞全解青年楚辞学者吴广平先生所撰的《楚辞全解》新近由岳麓书社作为“古典名著标准读本”丛书之一 出版了。这是一部屈原、宋玉全集校注汇评本。书中除收录了传世《楚辞》所收屈原和宋玉的全部作品外,还补录 了其他传世文献中所收的署名宋玉的全部作品(包括伪作)以及银雀山出土的宋玉赋佚篇。全书收录的屈原作品有 《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宋玉作品 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笛赋》、《大言赋》、 《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微咏赋》、《御赋》、《对楚王问》、《对友人问》、《对或 人问》、《高唐对》、《郢中对》、《报友人书》。另外，书末附录了有关屈原与宋玉的传记及评论资料，包括 汉代司马迁《屈原列传》、刘向《屈原传》、唐代沈亚之《屈原外传》、汉代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 句序》、梁代刘勰《辨骚》、晋代习凿齿《宋玉传》、唐代佚名《宋玉说》、清代甘鹏云《楚大夫宋玉》、先唐 佚名《宋玉集序》、明代张燮《宋大夫集序》、清代丁丙《宋玉集题跋》。全书由题解、原文、注释、韵部、译 文、集评六大板块组成,撰著者在充分吸收融化古今中外学者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传世的和出土的全部屈原 和宋玉作品作了简明的题解,精要的校勘,详细的注释,通俗的翻译,并叙述了各篇辞赋的用韵情况,精选汇集了历 代的评点资料,是一部体例新颖、视野开阔、资料富赡、创意叠出的《楚辞》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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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本世纪考古文献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动了对屈原生辰的研究。
此前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由于这两句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历法学上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古今学者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分歧极大。
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
按王逸之说，屈原这两句诗是自叙年月日；而从朱熹之说，屈原只叙其出生的月日而没有提到出生之年。
王逸、朱熹哪一种说法正确？过去很难说得清楚，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从《史记·天官书》中找到证据。
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
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
“鼎”即贞，训为当。
“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
“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
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完全吻合。
“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
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可以简化为“岁贞陬”。
《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
这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
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所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
围绕“摄提”的理解而展开的两千年的学术论争，终于赖“利簋”铭文而有了一个小结。
既然确定了“摄提”是指太岁在寅之年，那么屈原究竟生于何时呢？由于人们所依据的资料不同和推算方法各异，所以推算出来的结论不尽一致，较有影响的有生于公元前366年夏历正月、前355年夏历正月、前343年夏历正月二十一日庚寅、前340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前339年夏历正月十四日庚寅、前335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这几种说法。
汤炳正先生认为，最可靠的探索方法是：能找到一个与具体历史年代相结合的、以实测的岁星晨出东方的年月为标志的原始资料，再用岁星的恒星周期和会合周期进行推算。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
天文学家根据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帛书《五星占》，计算出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正月，木星的位置恰恰是晨出东方，即所谓摄提格之年。
以此为座标，再运用木星的会合周期和恒星周期的规律，并结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楚世家》中的历史资料，可以推算出屈原的出生年月。
从周显王三年，木星经过两个恒星周期即24年的运行，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 年）正月又晨出于东方，这一年应当就是《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的“摄提格”之年。
又根据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长历”该年正月朔乙丑进行推算，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恰恰是庚寅日。
因此屈原应当是出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亦即楚宣王二十八年乙卯，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庚寅〔2〕。
这一推算的证据比较充分，论证科学严密。
第二，揭示了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以及屈原生辰与创作之间的种种联系。
前人只知道屈原生辰是一个吉日，但对其具体的宗教内涵并不很清楚，尤其是屈原生辰与他的作品中的艺术现象之间的联系，对人们更是一个难解之谜。
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对此提供了理解的线索。
云梦本为秦地，据学者研究，云梦秦墓墓主喜为入秦之楚国遗民，因此，《日书》名为秦简，实则反映了楚人的宗教意识。
《日书》给人们的启示至少有四点：其一，说明楚人具有以生日占卜吉凶的习俗。
《日书》869至878简、1134简至1141 简分别以六十甲子各系以吉凶，例如869简：“甲戍生子饮食急。
甲申生子巧有身事。
甲午生子贫有力。
”等等。
这表明楚人认为生辰决定了人们一生的命运，因此极为重视生辰的吉凶。
《离骚》首叙生辰，与这种重视生辰吉凶的习俗不无关系。
其二，伯庸给屈原取字“灵均”，可以在《日书》中找到依据。
《日书》875 简：“庚寅生子女为贾，男好衣佩而贵。
”“贾”字据《日书》1137简，应该作“巫”。
屈原生于庚寅日，命中注定带有巫的色彩，“灵均”之“灵”，实际上就是巫，楚人称巫为灵子。
其三，《日书》所说的庚寅日所生的男子爱好“衣佩”，这在屈原作品中更有充分的体现，例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又如《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其四，《离骚》开头所写的“帝高阳之苗裔兮”，这是作者表明世系的高贵，而《日书》说庚寅日生男为贵。
将《日书》与《离骚》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屈原的生辰确实具有丰富的宗教内涵，而对生辰吉日的崇拜，影响到屈原一生性格的形成，并因此影响到屈原的楚辞创作。
〔3〕第三，为批驳楚辞研究中的某些奇谈怪论提供了铁证。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屈原否定论的观点，其中何天行在三十年代著《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书，提出《离骚》为汉代淮南王刘安所作。
这些观点在五六十年代又被日本学者重新提起，再次掀起屈原否定论的浪潮。
《离骚》的作者究竟是屈原还是淮南王刘安？考古文献对此已经作出明确的回答。
1983年第2期《文物》杂志发表《阜阳汉简简介》一文，其中说：“阜阳简中发现有两片《楚辞》，一为《离骚》残句，仅存四字；一为《涉江》残句，仅存五字，令人惋惜不已。
另有若干残片，亦为辞赋之体裁，未明作者。
”经考古界分析，出土文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材料，确认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
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 年），因此阜阳汉简的下限不会晚于这一年。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淮南厉王因图谋不轨而死，孝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乃封其子刘安为阜陵侯，其时刘安仅七、八岁；孝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 年），又改封刘安为淮南王。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淮南王刘安入朝。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所叙淮南王刘安受封的时间，与《史记》完全相同。
惟于汉武帝时刘安入朝之下，补入汉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等语。
何天行在《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书中认为，汉武帝让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离骚传》就是《离骚赋》，由此得出《离骚》乃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结论。
按此说法，刘安入朝创作《离骚》的时间是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
那么，为什么《离骚》汉简竟会在死于26年以前（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 年）的汝阴侯夏侯灶的墓中出现呢？那时刘安不过十四、五岁，并无入朝武帝之事。
阜阳汉简的出土，无情地粉碎了何天行关于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神话。
〔4〕第四，为屈原从事巫术活动提供了旁证材料。
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风。
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竹简，据考古学家测定，墓主大约死于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
墓主名叫邵固，是楚悼王的曾孙，生前为楚王侍者，与楚王关系密切。
1977年又在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发掘出一批竹简，墓主为邸＠②君番勅，位为上卿、上柱国之属，据考古测定，他大约死于楚宣王或楚威王时期。
两批竹简上都有祭祀和卜筮记载。
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记录的祭祀对象除楚之先公先王外，还有“大水”、“句土”（后土）、“司命”等山川神祗。
天星观一号楚墓祭祀的鬼神有“司命”、“司祸”、“地宇”、“云君”、“大水”、“东城夫人”等。
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记载有为墓主邵固占卜的情况，其内容有关于邵固能否得到职位等等。
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的卜筮简文记录了十余人以多种占卜工具分四个年份为墓主贞卜。
卜筮的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贞问忧患和疾病的吉凶；二是贞问“侍王”是否顺利；三是贞问迁居新室是否“长居之”、前途如何等等。
过去曾经有人对屈原作品中为什么有这么多涉及巫术方面的内容而感到困惑不解，上述秦简《日书》从生辰崇拜方面解释了屈原崇巫的现象，而江陵两墓竹简则进一步表明，象屈原这一类的楚国上层人物，接触卜筮和祭祀这一类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情。
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
〔5〕第五，为屈原作品中某些艺术手法的运用提供了参照物。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相马经》。
帛书《相马经》，和传世的本子在内容及文体上都出入很大，从它的文体类似于赋和提到南山、汉水、江水等迹象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著作。
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在语言表现上有四个特征：一是用一系列的比喻表现作者的思想，同一般叙述中偶然夹进一两个比喻句子的情况不同；二是经文中只出现喻体，不出现本体，它同本体的联系主要依赖于人们约定俗成的比喻习惯；三是喻体同本体的联系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四是喻体和本体之间有着较多的联系。
这些特征同屈原作品中比喻象征的手法比较切近；一是屈原作品中往往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来表现一个意思，例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以下八句，就是以种植芳草来比喻培育贤才，并以众芳芜秽来比喻贤才变节从俗。
屈原作品有时甚至是用全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思想或情绪，例如《离骚》中的天上三日游、求女等等；二是屈赋中多用象征的手法，其中用比喻亦以暗喻为多；三是表现了喻体、象征体与本体之间较稳定的联系；诸如反复以兰蕙比喻贤才或高尚的品德、以美人喻君王等等；四是喻体和本体在特征方面显示了较多较复杂的联系，例如因为将君王比为“美人”，所以用“蛾眉”比喻自己之贤能，以“求女”比喻可以通于君侧，以“众女”比喻朝廷结党营私的人物。
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与屈原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的相似之处，说明屈原作品中的比喻象征手法不是凭空产生的。
〔6〕第六，为确定屈原某些作品的具体创作年代提供了佐证。
例如《九章·哀郢》中有“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以西浮兮”诗句，有些学者曾认为江夏、夏首为西汉地名，因此怀疑《哀郢》不一定作于战国时期。
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对此提供了佐证。
鄂君启节为青铜制造，有两组，每组原为5枚，合成竹简状，上有错金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