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处理历史时期中朝边界问题的几点建议
中＼朝存在的领土问题(图)
中＼朝存在的领土问题(图)（一）清时期中朝第一次勘界明朝和李朝建立之初，中朝两国边界即明确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
清代，中朝两国疆界依然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两国从无异议。
朝界河鸭绿江、图们江皆发源于长白山（朝鲜称“白头山”），长白山天池为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三江源头。
鸭绿江、图们江中游以下河宽水深，两国边界分明，但两江，尤其是图们江上游至江源地带，河多水浅，边界不明，源头不清，因此，屡有边民非法越境，造成边界纠纷。
为解决边界纠纷，1712年，穆克登奉康熙帝之命，与朝方接伴史朴权和咸镜监司李善溥赴长白山查边。
5月15曰，穆克登在长白山顶分水岭鸭绿江、图们江两江源头立审视碑。
此次勘界过程中，各种纰漏层出不穷，给后来的中朝边界争执埋下了祸根。
首先，朝鲜接伴史朴权和李善溥因年老体衰，无法全程陪同，只好令手下官员和译员同去，这为后来所立碑文的权威性带来了挑战。
其次，穆克登系军人出身的一介武夫，对国境勘查技术和相关知识所知甚少，不仅没能找到图们、鸭绿两江的正源，更在将其后的边界立标过程完全委托于朝鲜官员，使所划边界对中国极为不利。
（二）“间岛”问题的发端以及边界问题的再起长白山一向被视为清朝发迹的“龙脉”之地。
由于进入长白山挖参、猎捕之人众多，请政府担心这些活动会断绝龙脉。
1762年始，清政府对东北实施了长达200余年的封禁政策，严禁进入长白山地区，鸭绿江、图们江中朝边境地区成为封禁的重点地区。
后来，由于长期的封禁政策致使东北边疆地广人稀，边备空虚，潜藏着严重的国防危机。
特别是清道光之后，由于沙俄等列强的侵略扩张，这种危机曰益加重。
这给朝鲜边民非法越境进入中国创造了客观条件。
后来，1860至1870年间，朝鲜北部地区多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不聊生。
许多朝鲜人出于生计，冒禁非法渡鸭绿江、图们江越境，到对岸中国奉天、吉林省垦荒。
之后人数众多，开垦土地越来越多，为清政府带来诸多政治、社会问题。
后来，清政府于1867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允许汉人迁移至此，后来在对待朝鲜移民的政策上也有所放松，在其“易服雉发”，准其领照纳租，加入中国国籍的情况下留在中国。
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策略
解决边界问题的策略中国同14个国家接壤，陆地边界总长2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和邻国最多的国家，也是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之际，我国与陆上邻国的12条边界有的没有划定，有的虽划定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而形成一些争议。
60年来，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睦邻友好外交”方针的指引下，经过不懈努力，逐步、稳妥地解决了与大多数邻国间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截至2004年底，我国已与12个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的边界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90%。
我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主要集中在三个个时期，一是上世纪60年代，我们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另一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们与俄罗斯、老挝和越南以及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
再有就是近几年来的和俄罗斯和印度的边界问题取得的巨大进展，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外长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
2005年4月27日和5月31日，中俄两国最高权力机关分别批准了该协定。
2005年6月2日，协定在双方互换批准书后正式生效。
《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署和生效，标志着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同时也标志着我与前苏联7600公里的边界全部划定。
而和印度边界的问题也正在有序的进行中，谈到中印边界问题，那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都不当家作主的时候，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
相信取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两国总理已经任命了特别代表，双方已经进行过九次会晤，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并就解决框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中印边界地区将继续保持和平、安宁。
以《中印联合宣言》为指导，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全面发展，这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着好条件。
只要从友好大局出发，本着和平友好、平等协商、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一定能够找到公平合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古代边境战争与边防建设
古代边境战争与边防建设在古代，边境战争是常见的事情。
为了保卫国家领土，各个朝代都采取了不同的边防建设措施。
这些措施在当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今天的边防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一、古代边境战争的背景古代的中国很多时候都处于战乱之中。
各个朝代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经常发生边境战争。
这些战争的背景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
内部方面，指的是各个朝代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
由于封建社会的存在，世家和地方势力经常与皇帝对抗，从而导致国家分裂和内乱。
这些问题往往会最终影响到边境地区，导致边境战争加剧。
外部方面，指的是各个朝代和周边国家的冲突。
由于历史上中国的封建社会是闭关锁国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非常有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国家的实力不断增强，其对中国边境的侵略也越来越多。
因此，古代的边境战争主要是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
各朝代都有不同的应对措施。
二、古代边防建设的特点古代中国的边防建设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它们在保卫国家领土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
其一，古代边防最显著的特点是坚固。
在古代，战争是常态，边境地区往往是受到攻击的地方。
因此，各朝代都重视边防建设，把边境城墙建成坚固的石墙，以抵御敌军的攻击。
其二，古代的边防设施非常多样化。
除了城墙之外，还有城门、戒备塔和烽火台等。
这些设施既可以观察敌情，也可以传递命令和信号。
通过这些设施，守军可以更好地掌控边境，避免敌军趁虚而入。
其三，古代的边防建设具有巨大的投入。
为了保卫边境，各朝代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些投入对于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来说是非常庞大的，但这也是保护国家的必要手段。
其四，古代的边防建设具有持久性。
边境地区往往是狭窄而且地形复杂的区域。
因此，各朝代的边防建设也是非常持久的。
在建筑过程中，一些受损的部分也经常及时维修，以保证墙体的坚固和稳定。
三、古代边防建设的具体措施各个朝代的边防建设措施略有不同，但都具有类似性和普遍性。
浅谈中国与朝鲜在历史疆域问题上的分歧
浅谈中国与朝鲜在历史疆域问题上的分歧图：长白山天池朝鲜、韩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将整个“朝鲜通史”划分为以下几个历史阶段：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青铜时代——古朝鲜（新金属时期、卫满朝鲜、汉的郡县）——诸联盟王国（高句丽、辰国与三韩）——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南北国时期（新罗、渤海）——高丽——朝鲜——韩国。
还有一种非学术意味更多一些的观点，则是以传说中的“檀君朝鲜”，来标记青铜时代和古朝鲜时期。
对于这个历史延续关系的表述，中国学者的观点与朝、韩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朝鲜半岛的青铜时代比中原大约晚了2000年。
正是青铜时代的中原居民将青铜文化带入了朝鲜半岛，从而才开创了那里的文明史。
公元前11世纪，箕子（名胥余，殷商王族）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箕子朝鲜”，其政体是西周王朝的一个侯国。
箕子朝鲜、卫满朝鲜以及汉朝设置的诸郡县之间，有着确凿无疑的历史传承关系。
箕子朝鲜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朝鲜半岛文明史的起源和民族国家的源流等关键问题。
如果我们把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四郡时期称为“古朝鲜”时期，那么这个“古朝鲜”与现在的朝鲜、韩国古代民族国家显然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
而这恰恰正是朝鲜、韩国一些人极力否认“箕子朝鲜”历史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高句丽、渤海诸民族源出我国东北地区。
在某些历史时期，它们的活动范围或者政治统治范围曾经扩展到朝鲜半岛的中部。
但高句丽和渤海国仍属于古代中国地方民族政权，沿袭的是汉四郡的统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句丽史和渤海史研究被人为地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其核心就是归属问题。
高句丽古国是公元前1世纪勃兴于浑江、鸭绿江中上游一带的古代中国地方民族政权。
最初，其无论从政治、种族以及地望上都与朝鲜半岛南部的居民没有直接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日益强大，向西扩张到辽河流域，向南则进入了朝鲜半岛。
它首先攻击乐浪郡，迫使其内徙，然后才开始与半岛南部的土著城邦小国发生直接联系。
中朝边界、明前期中朝东段边界的变化
明前期中朝东段边界的变化一、元以前中朝东段边界中朝东段边界自渤海、辽、金时期起一直相对稳定。
公元7世纪末，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之大部，在朝鲜史上称为新罗王朝。
8世纪初，中国东北地区出现了以革末革曷为主体的渤海政权。
渤海历时200余年，史称“海东盛国”，境内有5京、15府、62州。
其中渤海之南京南海府位于今朝鲜咸镜道附近，与新罗相接。
据《新唐书·渤海传》载：渤海“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
又载：渤海“以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
由上述史料可知，渤海之南海府与新罗，以泥河为界。
泥河为今朝鲜咸镜道的龙兴江，而且南海府又是渤海通往新罗的必经要道，即“南海，新罗道也”。
上述渤海与新罗东段边界的记述，朝鲜史书也有明确的载录。
据《大东地志》载：“晋初，新罗北界止于泥河，唐中宗时，渤海国南界至于永兴。
”[1]永兴位于朝鲜龙兴江南岸，与《新唐书·渤海传》记载完全吻合。
五代十国时，契丹族崛起于中国北方，建立契丹政权。
926年，契丹灭渤海。
此时，朝鲜半岛新罗已分裂为“后三国”即百济、泰封、新罗。
918年，王建称帝，建立高丽王朝，935年统一朝鲜半岛大部。
此后近200年的时间里，辽王朝与高丽为邻。
辽代，包括渤海南海府在内的原渤海地区均为辽朝管辖。
在渤海南海府故地，居民主要是蒲卢毛朵部人。
《辽史》载:“蒲卢毛朵界曷懒河来附，诏附之”。
[2](卷19)“蒲卢毛朵部多兀惹户，诏索之”。
[2](卷17)曷懒河在朝鲜咸兴以北，有人认为就是咸兴一带的城川江。
当时在蒲卢毛朵部之北、之西，则分布着长白山女真三十部。
《辽史》卷十五《圣宗纪六》载:“长白山三十部女直酋长来贡，乞授爵秩。
”辽政府分别设蒲卢毛朵大王府、长白山女真大王府管辖这一地区的女真人。
这些女真首领接受辽朝授予的官职，定期向辽朝贡。
蒲卢毛朵部、长白山女真，高丽称他们为东女真或东北女真。
因为他们与高丽相邻，与高丽的关系也较密切。
女真人以土特产与高丽交换，高丽也给予赏赐。
中国解决边界与国际问题的策略
中国解决边界与国际问题的策略姓名：王百舜专业：07级地理科学学号：070260067摘要：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面临大好发展的机遇之时，中国以何种策略来解决边界问题和国际问题，中国在外交上的策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方针，和各个国家谋求共同安全，持久和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实现多方“共赢”。
关键词：中国策略和平共赢一：解决边界问题的策略中国同14个国家接壤，陆地边界总长2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和邻国最多的国家，也是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之际，我国与陆上邻国的12条边界有的没有划定，有的虽划定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而形成一些争议。
60年来，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睦邻友好外交”方针的指引下，经过不懈努力，逐步、稳妥地解决了与大多数邻国间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截至2004年底，我国已与12个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的边界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90%。
我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主要集中在三个个时期，一是上世纪60年代，我们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另一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们与俄罗斯、老挝和越南以及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
再有就是近几年来的和俄罗斯和印度的边界问题取得的巨大进展，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外长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
2005年4月27日和5月31日，中俄两国最高权力机关分别批准了该协定。
2005年6月2日，协定在双方互换批准书后正式生效。
《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署和生效，标志着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同时也标志着我与前苏联7600公里的边界全部划定。
而和印度边界的问题也正在有序的进行中，谈到中印边界问题，那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都不当家作主的时候，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
中＼朝存在的领土问题(图)
中＼朝存在的领土问题(图)（一）清时期中朝第一次勘界明朝和李朝建立之初，中朝两国边界即明确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
清代，中朝两国疆界依然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两国从无异议。
朝界河鸭绿江、图们江皆发源于长白山（朝鲜称“白头山”），长白山天池为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三江源头。
鸭绿江、图们江中游以下河宽水深，两国边界分明，但两江，尤其是图们江上游至江源地带，河多水浅，边界不明，源头不清，因此，屡有边民非法越境，造成边界纠纷。
为解决边界纠纷，1712年，穆克登奉康熙帝之命，与朝方接伴史朴权和咸镜监司李善溥赴长白山查边。
5月15曰，穆克登在长白山顶分水岭鸭绿江、图们江两江源头立审视碑。
此次勘界过程中，各种纰漏层出不穷，给后来的中朝边界争执埋下了祸根。
首先，朝鲜接伴史朴权和李善溥因年老体衰，无法全程陪同，只好令手下官员和译员同去，这为后来所立碑文的权威性带来了挑战。
其次，穆克登系军人出身的一介武夫，对国境勘查技术和相关知识所知甚少，不仅没能找到图们、鸭绿两江的正源，更在将其后的边界立标过程完全委托于朝鲜官员，使所划边界对中国极为不利。
（二）“间岛”问题的发端以及边界问题的再起长白山一向被视为清朝发迹的“龙脉”之地。
由于进入长白山挖参、猎捕之人众多，请政府担心这些活动会断绝龙脉。
1762年始，清政府对东北实施了长达200余年的封禁政策，严禁进入长白山地区，鸭绿江、图们江中朝边境地区成为封禁的重点地区。
后来，由于长期的封禁政策致使东北边疆地广人稀，边备空虚，潜藏着严重的国防危机。
特别是清道光之后，由于沙俄等列强的侵略扩张，这种危机曰益加重。
这给朝鲜边民非法越境进入中国创造了客观条件。
后来，1860至1870年间，朝鲜北部地区多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不聊生。
许多朝鲜人出于生计，冒禁非法渡鸭绿江、图们江越境，到对岸中国奉天、吉林省垦荒。
之后人数众多，开垦土地越来越多，为清政府带来诸多政治、社会问题。
后来，清政府于1867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允许汉人迁移至此，后来在对待朝鲜移民的政策上也有所放松，在其“易服雉发”，准其领照纳租，加入中国国籍的情况下留在中国。
简论中国边界争端解决方法
简论中国边界争端解决方法
中国边界争端解决方法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外交和谈判：双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对话和谈判，寻求共识和妥协，寻求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这样的方式可以避免冲突和战争的发生，为双方关系的改善和稳定奠定基础。
2. 通过国际法和仲裁机构：当双方无法就争端达成一致时，可以寻求国际法和仲裁机构的帮助。
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争端当事方可以通过国际法庭、国际仲裁院等国际机构解决争端。
这样的方式可以确保争端的公平和无偏见解决。
3. 通过联合开发和合作：双方可以考虑在争议地区进行联合开发和合作，共同分享资源和利益。
通过合作交流，加深相互了解和互信，为解决争端提供积极的环境和条件。
4. 通过历史和文化对话：争端的解决可能涉及历史和文化等复杂因素。
双方可以通过历史学家、学者和文化交流等途径，进行对话和研究，深入了解历史和文化背景，以推动问题的解决。
5. 通过地区合作和多边机制：在地区合作和多边机制的框架下，双方可以与其他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共同推动和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这样的方式可以扩大解决争端的影响力和可行性。
解决中国边界争端需要双方积极展开对话和合作，并采取有效
的方式和方法来寻求解决方案。
同时，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也是十分重要的，有助于保持和平稳定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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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卷第1期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3月V o l.22 N o.1Journal of Chang Chun T eachers Co llege M ar 2003关于处理历史时期中朝边界问题的几点建议姜维公1,李凤莲2(1.长春师范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32;2.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长春 130022)[摘 要]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学者的论著中对于中朝边界历史形成问题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这不但有悖于中朝两国发展的历史事实,而且也对我国外交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所以,只有以史实为根据,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上的中朝边界问题,才能找到正确地处理历史时期中朝边界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中朝边界;处理;建议;疆域[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8X(2003)01-0033-03 目前国内外有关中朝边界的论著,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不足,尤其是在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朝边界的问题上错谬颇多。
推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能不从《中国历史地图集》说起。
现在从地图上看,中国与北朝鲜的疆界是清楚的,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
这个边界线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形成的,它牵涉到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这些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勿庸置疑。
但是,现在朝鲜半岛上流传许多关于历史上中朝边界的错误观点和认识,这些观点和认识都是在错误的思想观念引导下产生的,而不是基于历史事实,而且也超出了学术研究范畴。
值得忧虑的是,这些错误的观点和认识通过国家舆论机器在半岛上广为宣传,诸如“北方领土意识”、“收复我们祖先的故土”、“中国人进入满洲不到二百年”等奇谈怪论。
这些怪论有时也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这种思想和行动是中朝友好的一条裂痕,有如大堤上的蚁穴,必须挡塞住,否则隔了数年之后,万一领导不得其人,出现了尼赫鲁之流,也说不定借这口实来夺取领土,制造混乱。
”[1] 现在的中朝边界是清楚的,但在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朝边界时,受时局所限,各个时期的标准和依据还是有差别的。
在抗美援朝结束后,我们国家领导人对朝鲜和朝鲜人民满怀感情,因为,朝鲜历来是我们辅车相倚的邻居,是无数中华儿女为捍卫国家主权洒下鲜血的地方。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时的个人感情和长久的国家利益是相冲突的,假使有了这一天,朝鲜统一了,或有了新的外来威胁,在外来势力的支持下,在不利于我国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困难的局面下,以此为借口,向我提出领土要求,以逞其野心,对我是极为不利的。
抗美援朝后,出于照顾朝鲜民族感情方面的因素,我们国家放任朝鲜在这一方面别有用心的研究,同时限制和封杀国内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
隋唐史大家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一书,只因书中提到了“征东”,康生在人民出版社的会议上就认为陈先生称赞《再生缘》会影响我国和朝鲜的关系,封杀《论再生缘》的出版。
康生在1963年还在“中宣部、大区宣传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高级党校负责人会议”上说“朝鲜对苏联编写的《世界通史》的批评文章,可先让历史学界议论一番,暴露一下大国沙文主义。
盲目的大国沙文主义包括我在内有不少人都有。
盖平县就是为纪念平了盖苏文而命名的。
盖苏文是朝鲜的民族英雄,唐朝同他打仗,没有一次不败在他手下……北大历史系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朝鲜发表的东西不满意”。
[2]所以,这一时期国内学者视此为禁区。
而朝鲜历史学家则在此时期以重新发现的眼光来审视原居住在我国北方和东北的高句丽族。
他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连带反对中国古代的帝王侵略他们的国土,在提高自尊心的要求下,产生了“收复失地”的企图,并在其国内掀起研究、宣传高句丽的热潮。
[收稿日期]2002-10-18[作者简介]姜维公(1962- ),男,吉林农安人,长春师范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东北地方史的教学与研究。
・・33 相比之下,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受到很大的约束,这是历史因素的影响,而在某些论著中甚至接受了日本东洋史学者及朝鲜半岛学者的不正确观点,这就不能不归咎于作者的史识了。
近几年来,半岛政界、学界的不正常思潮引起了我国东北学者的注意和警觉,他们在正常的学术研究中发现,半岛学者所谓的高句丽研究,引用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古代文献,但他们断章取义,只采撷对他们的观点、假设相吻合的史料部分,甚至于在没有吻合的史料的情况下,不惜歪曲、伪造,将我国东北大部分及河北的一部分都说成是他们过去领土的一部分,完全违背了历史,完全超出了学术范畴,成为趋奉政治的产物。
而我们过去的姑息和放纵已成了他们的口实。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疆域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弱而张缩的,但我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是不能同亚洲以外其它国家的发展历程相比较的。
因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只是地理概念或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更不是国家的代名词。
这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东亚的霸主,周边诸族则算是它的附庸。
在郡县设置之内的区域是中原王朝的实际统治范围,在郡县设置之外的地区则是中原王朝的势力统治范围,历史上称之为羁縻。
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能够和它始终抗衡下去。
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没有疆域概念的,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识。
“中国”这个词,只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具有相当的含糊性,可以做多方面的解释。
例如,西汉时,现在的湖南、江西虽已设置了郡县,还是没有被承认为中国;到了明朝,湖南、江西可以被称为中国,现在云南、贵州一带还被当作非中国。
依现在的理解,中国这个词文化上的意义多,地理上较为模糊,它通常作为中原、中心地区或先进地区的代名词,是非固定的概念。
有些地区早就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也有了相当提高,自认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对周围落后地区更是以中国自居,但在以往的观点看来,这个地区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
再如,北燕冯跋因不敌北魏大军,逃到高句丽避难。
高句丽王派遣使者前去慰劳他,书信写着:“龙城王冯君,爰适野次,士马劳乎?”[3]这就是高句丽王以中国自居,用的是一种平等甚至视北燕为其藩属的口吻,难怪以中国自居,视高句丽为夷貊的冯跋又惭又怒,以宗主的态度责备高句丽王了。
现在一些外国学者将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和中国对立起来,将其当作国家看,这是错误的。
因为中国这个名词有时也是王朝法统和汉族文化的同义词,他们不了解中国史书上的华夏和蛮夷只是一种文化的区别,而不是现代国家意义的区别。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掌握了原来旧王朝所统辖的区域,他们却不认为自己占领了别的国家,只不过觉得自己取得了中国的地位而已。
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人自居,虽然已经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却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而将北朝称为“索虏”。
而相继在黄河流域建立起政权的少数民族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取得了这些传统的中国地区,当然也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不过是偏居一隅的“岛夷”,这在当时,这些正统观都是当局人无法解决的争端,而在后世看来,都给予承认,在唐初,南北朝史都作为正史同时修撰,就反映了这一点。
有时,在中原腹地发生了叛乱,叛乱地区也往往被称为“夷貊之区”,将之当作蛮夷看待了。
也就是说,不能以现代国家的疆域之争来看待我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争夺。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历来的天朝思想,也打破了原有疆域概念。
外国人习惯称建省地区为中国本部或中国,称其余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中国突厥(新疆)。
也许大部分这样称呼的人并无恶意或用心,但这说法毕竟为列强掠夺我国领土提供了口实。
即使与中国领土绝无关连的国家,也可以此为借口,借着中国原有疆域概念与当时国际疆域概念的差异,实施其掠夺之目的。
100多年中,清朝失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过去,日本侵略中国,自有其真正原因,但九一八事变,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是将日本史学家矢野仁一所作的《满蒙非支那领土论》当作堂皇借口的。
日本为了侵占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费了不少苦心,网罗了大批学者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构筑可行之理论和舆论。
可以说,今天朝鲜半岛的各种奇谈怪论都是变相地承继了日本当初的侵略理论,日本是始作俑者,至今仍未否定其研究之结果,其用心颇令人担忧,正如其以各种理由支持台湾一样,是有着扩张野心的。
1959年的中印关系恶化自有其历史原因,但尼赫鲁在决定使用武力之前,也是用这种方式当借口的。
当时,印度专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以信函的形式,从历史与地理沿革的角度向我国提出了领土要求。
这个写作班子包括历史学家、外交家自然不足为奇,但连研究古神话和佛教的权威学者也都搜罗进去,足以说明他们是如何煞费苦心了。
今天,如何规范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呢?用今天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吗?显然不妥当,它不能反・・43映出18世纪清朝的最大疆域,100多年帝国主义的掠夺,清朝先后失去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它同样也不能反映民国建立之初的疆域,那时,中国的地图还是“桑叶形”,而不是“公鸡形”。
1946年,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独立。
如用今天的中国疆域为标准去重新安排历史发展,不但不足以反映当时实际形势,而且有数典忘祖之羞辱。
那么说,应以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吗?与上述同理,这也是不太妥当的。
不要忘记,越南很早就成为了中国的郡县,直到明初还是明朝的一个布政使司(省),朝鲜半岛的北部曾是汉朝的郡县,难道都能人为地从历史上割去这部分疆域吗?在叙述汉朝历史时便以今天的国界为准,将之割裂给当时尚不存在的北朝鲜和越南吗?这两个标准有时也会产生危害。
如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就说:“我们认为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中朝国界,这是历史自然形成发展的结果,没有什么帝国主义插手。
历史上的高丽最早全在鸭绿江北,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的,后来又发展为全在鸭绿江以南。
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起来的国家的,这就是始建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强盛起来的高句丽。
等于我们看待匈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一样。
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境内,疆域跨有鸭绿江两岸时,我们把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
但是等到5世纪时它把首都搬到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把它作为邻国处理。
不仅它的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的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
谭先生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他的观点在一些人眼里不会看待成个人观点,在198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中,谈到如何处理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
古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