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浅谈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陇东学院历史系06历史本2班贺九勇）内容摘要：北宋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大宋王朝困难重重，于是统治者便倡导改革。

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不顾个人安危，直言进谏，便以核心人物倡导庆历新政。

此改革虽然昙花一现，但在北宋的政治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究其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仁宗皇帝的昏聩视听、动摇反复；二、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方法上缺乏整体规划，过于主观；三、守旧势力的强大。

关键词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宋仁宗时期，范仲淹所倡导的庆历新政，在北宋的政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改革关系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是针对宋代弊政有感而发，可谓：“宏且深、详且薄”，[1]然而，新政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新政的失败历来受到学术界和广大史学爱好者的关注，曾有学者把新政失败的原因简单归纳为一条——因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所致，[2]也就是由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妥当。

本文仅谈谈自己对庆历新政失败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庆历新政的前夜及其短命的庆历新政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称帝建立北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随着历史的演进其强权举措功效不断衰微。

到北宋中期社会矛盾重重。

尤其到仁宗执政时期，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已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史载：“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北虏愈强，且增岁币。

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官吏猥滥，人民疾苦，未尝省察”。

[3]宋王朝屡吃败仗后，以巨额额“岁币”、“岁赐”，买得苟安。

于国内则加紧搜括，横征暴敛。

由于宋初以来不立田制，不抑兼并，遂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卓锥之地”的两级分化的严重的现象，加之赋役不均，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正如郭文佳在《也谈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一文中引用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话曰“窃惟四民之中，惟农最苦”。

的确，在宋仁宗庆历初年，尽管宋夏议和，西线的战事暂时得到缓和。

但北宋要为西夏每年支付大量的银两、茶绢等物，这也无疑给广大农民群众加重了负担，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举行起义。

加之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北宋对官僚阶层的优厚报酬等，使北宋中期财政困难。

当时北宋便沉现的是一副“积贫”、“积弱”的局面。

要想摆脱困境，有所作为，则必须改革。

心系天下的范仲淹，敢为人先，在此形势下便担当起了这次改革的核心人物。

宋仁宗面对复杂的形式和朝野要求改革的呼声，为了社会的安稳和帝业的长存，“欲更天下弊法，以兴致太平“。

[4]庆历三年六月，仁宗便调范仲淹等商讨改革，范仲淹便曰：“若不早革其弊，诚国家之深忧也”[5]经过准备，范仲淹范仲淹便针对当时最严重的吏治问题，采取对策。

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具体方案，于庆历三年九月上奏仁宗，这也可以说是新政的政治纲领其主要内容是：一、明黜陟。

改变不分政绩好坏循例升迁的局面，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二、抑侥幸。

改变恩荫之滥，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作官；三、精贡举。

改革科举内容和程式，以除只中词赋而忽视能力和品德取士的弊端；四、择长官。

加强各级长官的包举和选派，罢免老病无能者。

五、均公田。

调整多寡悬殊的外官职田，防止贪污，督其善改；六、厚农桑。

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七、修武备。

招募士兵，并组织士兵务农；八、减徭役。

裁州并县，减轻徭役；九、覃恩信。

督责地方执行朝廷赦令等恩政；十、重命令。

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

上述十项政令涉及面极广，其中前五项是整顿吏治问题，也是《答手诏条陈十事》的重点。

仁宗皇帝除“修武备”一项没有实行外，其余各项都颁行全国。

但不幸的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此改革很快便以失败告终。

二、庆历新政失败的三大原因1、仁宗皇帝的昏聩视听及其在庆历新政实施过程中的动摇反复庆历三年九月，仁宗开天章阁，手诏令大臣条上时政，范、富等退而条上扎子之际，朝廷重臣欧阳修就预见到浮议谗言，必将横行；维护既得利益者必将阻挠反对新政的实行，他就上书恳请仁宗信任范、富等人专一行事，不为横议所动。

但优柔寡断的仁宗皇帝却听信谗言，惑于朋党之论而难以自拔，导致了新政流产。

欧阳修云：“范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数世之积弊。

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亦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

[6]庆历四年十一月，尹洙针对欧阳修、蔡襄等相继外放，预感到仁宗皇帝对改革心存疑心，谗诬一人，即犹豫动摇，对朋党之论敏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庆历新政有中途夭折的危险，遂上《论朋党疏》云：人主“知贤而不能任，任而不能终，于治国之道，其失一也”。

有论所谓朋党称：“公论之与朋党，常系于上意，不系于忠邪，此御臣之大弊”。

仁宗皇帝，实无多大作为，对贤能之大臣任之不专，反加猜疑防范，明明为中君爱国的正言谠论，却怀疑为心怀叵测的朋党之论。

仁宗的昏聩视听优柔寡断，给奸邪小人的进谗创造了有利条件。

较之后来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之笃，他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和依赖实在很有限。

就历代改革而言，皇帝的政治态度对于改革的成败至为关键。

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知之深古今无二，乃至对吕惠卿说过“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而最后也落得个再次罢相，曲终人散的下场。

而忧深思远，对改革充满信心的范仲淹与仁宗的际遇，远未达到这种心心相印的程度，反听取小人谗言，加之其行事优柔寡断，最终解除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一职，始用而终弃，这便是以范仲淹为核心改革派的历史悲剧。

2、改革派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任何一项革新来说，主观诸方面条件的具备，对其成功与否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改革的核心人物，范仲淹是具备一定条件的。

他当时已有二十八年的任官生涯。

从地方小吏到朝廷重臣，从他在地方上兴利除弊到西线疆场的御夏壮举，都可以看出他已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家。

人们以“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7]来推崇他，所以范仲淹就其个人品质、才能方面是能胜任改革大业的。

而且范仲淹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洞察也比较深入，他把吏治当作关键问题。

因为宋代官制到任宗时已空前冗滥，“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才。

”[8]清代学者赵翼叹曰：“宋时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如此猥滥，非唯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费。

”[9]这就充分说明了其一是官吏的膨胀，其二是管理的腐朽。

这也是宋代统治机体上的恶性肿瘤。

它不仅耗费和侵蚀着国家和人民的大量钱财，成为宋“积贫”的因素之一，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文资三年一迁，武职无年一迁的磨勘制度，由于”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进“，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

鉴此范仲淹不吏治问题作为改革的关键提出来足见其眼光之远大！但是改革派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走了一条曲折而终究失败的道路。

具体反映在以下诸方面。

一是改革派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准备不够充分，尤其是人才培养方面稍嫌欠缺的田间下仓促上马，因而正如对改革大业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李觏在其《寄上范参政书》所论的那样：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盲者，非苦口不宜；遗阙之原，岂是渺小？若曰患更张之难，以因循为便，扬汤止沸，日甚一日。

则士林称颂，不复得如司谏、待制时亦。

此所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

[10]二是从革新政策的针对性、可行性来看，也不足称道。

既以吏治作为改革的关键却又恢复了官吏考核制度，这些制度在王朝刚建立时也许适用，而对积弊已深的北宋中期吏制，则只是重病轻药，这种不彻底性当然不堪一击。

他还试图在科举上进行改革，以输送官吏，故以策论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却使“诡遇之小夫，心胥吏之心，学幕宾之学，依附公门以察其教条，窥探时局以肆其褒议。

”浮薄之士，争起而习为揣摩。

这是范仲淹所没有想到的。

新政的实施过程中，范仲淹通过任宗之手，几个月内便大张旗鼓的将革新举措颁行全国，确有些急噪。

虽然他也认为事有先后，应考虑“时所宜先”而采可行者人手但实际上却是：“席未暧于紫荆，剑已及于寝门，议磨勘矣，覆仁子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当以为厚。

”完全没有步骤性，这样革新政策就很难一环扣一环，一步步达其初衷。

三是改革缺乏统筹规划，全面设计，其选择的突破口不够恰当。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前五项都是以整顿吏治为核心，这首先给革新带来了强大阻力，触犯了守旧派权贵的既得利益，没有注意方法。

另一点从新政首先实行的几项措施看，也并非至切要务。

如果能首先从富民强兵入手，可能付出的代价要小一点，如推广孙琳、郭谘的方田均税法，先解决农民最需解决的问题，进行试点，逐步推广，然后再整顿吏治，或许能为改革减小阻力，收到更好的成效。

四是政策的推行机关也执行不力。

当时范仲淹坐在京城里，选派几个精明的转运使，到地方上澄清吏治，范仲淹则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翻开花名册，对不称职者，“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

”[11]既得人，则委逐路自择知州。

公权则通判人。

”[12]然后就新任知州自择知县。

这样整顿吏治，是达不到他们想的“若然，则官修政举，则天下无事矣”[13]的结果。

当时的腐败之风盛行整个上下朝野，因此这么做根本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革新者失之主观，未能对政策实施情况加以调查，以致最后全盘失败。

总之，由于改革派过于主观，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方面缺乏周密的部署和全盘考虑，这样就难免使新政在推行上遇到麻烦，因受阻而停顿。

3、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任宗前后，虽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这就提供了改革的客观条件，但是，庞大的王朝还有它的势力，乍看还是气势逼人的。

虽然财政危机比较困难，但皇帝直接控制的、真正掌握财政的内库还是比较充足的。

另外北宋王朝较之前代，在政治上更为成熟。

各项统治政策的完善，使整个王朝更具有稳定性和应变性。

而这些条件恰好又为改革带来了强大的阻力。

而改革吏治的各项措施对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腐败作风是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这也是顽固的封建势力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这些顽固势力就百般的阻挠和破坏。

改革派虽然认识到了当时的社会已经陷入了“因循不改，弊政日甚”，“人人因循，不复奋励”[14]的泥坑中，但没有把此“泥坑”作为革新的重点障碍因素考虑克服。

宋朝当时对官吏的社会福利比较高，因此官吏士大夫感恩戴得尚来不及，如何肯言改革；中下级官吏老得耳聋听不到诉讼，或眼花已看不成文集，有的只揣摩上司之喜怒，或几月以至成年不理政事，普遍的因循守旧，成湎于太平盛世的幻觉中。

在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守旧意识下，要想革新，谈何容易！生活在两宋之际的历史学家范冲对庆历新政有一述评显得至为精当：“仁宗皇帝之时，祖宗之法，诚有弊处，但当补缉，不可变更。

……及范仲淹执政,犹欲伸前志。

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15]当然，亦需指出其最后一句称“自知不可行，遂已”。

不符史实。

恩格斯曾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

”[16]可想而知，当时的宋王朝已处于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因此那一种因循意识，是很难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