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和王维对苏轼隐逸思想的不同影响
陶渊明与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之比较
陶渊明与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之比较第一篇：陶渊明与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之比较陶渊明与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之比较陶渊明是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王维是山水田园诗的代表。
他们都是田园诗的集大成者，但是由于两者的生活道路、个性秉赋、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前者选择彻底归隐,完全融入了世俗生活，而后者则把归隐作为逃避现实生活的方式，只是想从中寻找心灵的暂时安慰。
这种生存方式的抉择最终决定了两者诗歌从作品内容到作品物象、作品意境都有所不同。
作品的内容直接受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其对社会的态度所决定。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他的曾祖父是开国元勋，父亲也曾作过太守，到他时，家境衰落。
外祖父家里的藏书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他广泛阅读了《老子》《庄子》，以及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
所以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
青年时代的他也曾有着“大济苍生”的理想，渴望干一番事业，曾断断续续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等官职，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
他的作品主要讴歌田园淳朴的风光，如《归园田居》第一首（少无适俗韵……复得返自然），以轻淡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宁静淳朴的农家景致，字里行间流露出他辞官归隐后发自内心的喜悦。
其次，他还以一个劳动者的身份创作了一部分反映劳动生活的歌,感情真挚感人，如《归园田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但愿无使违），描绘了作者劳动一天的情景，对“躬耕自资”生活的热爱和珍惜之情油然而生。
归隐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尽管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些自我慰藉，但在物质生活上，则日益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
所以他的诗歌还有反映自己贫困潦倒生活状况的内容。
如《有会而作》（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葭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可见他老年生活的凄惨状况。
但他却甘愿抱贫守拙，并从古代的贫士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
陶渊明隐逸诗与王孟隐逸诗之比较
道路、隐逸思想。更有利于深刻认识他们各自不同的隐逸诗作 的具体情趣、手法、风格等。
陶渊明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 ＊隐逸诗”的崩峰。他既是隐士．又是诗人。他写了大量的歌咏隐 逸．描写田园生活．反映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他曾 写过二十首总题为《饮酒》的组诗，题为饮酒，其实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其中第五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都称得上 是他的代表作。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 尔？心远地白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 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巳忘言。”全诗有一种远离尘嚣、融人 冉然的理趣。王安石极叹赏此诗．说。结庐”四句自诗人以来无 之（见《南溅诗话》）。接下来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 千古佳句．苏轼对此做了高度评价“悠然见南山”是“境与意会． 教可喜也”．而改为。望”字，则“一篇｜｝孛气索然也”。究其原因．正 如近代美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有有我之境，有无 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 花》），‘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用暮’＋有我之境也。‘采菊 东篙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 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 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以比较“见”与“望”，其区别 就在于前者为。无我之境”而后者为“有我之境”。所以套用王国 维的话就是著一“见”字．而境界全ｍ。除此以外。“采菊”这个生 活细节．充分体现了诗人鄙视流俗．傲然处世的生活态度。陶渊 明爱菊．就像陆游爱梅．周敦颐爱莲一样，都是有所寄托的，菊 花卓然挺立．凌霜不凋的精神．正是陶渊明安贫乐道、不畏权贵 精神的真实写照。正如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借黔娄之妻所言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陶渊明与苏东坡的归隐比较
陶渊明与苏东坡的归隐比较陶渊明与苏东坡的归隐比较归隐意思是回家隐居；回到民间或故乡隐居。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陶渊明与苏东坡的归隐比较，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陶渊明本不反对走仕途，相反，他当初是怀着“大济苍生”的抱负进入官场的，毕竟，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最常见、最正统、最容易走通的道路就是当干部。
但由于陶渊明不适应官场繁琐的显规则和潜规则，放不下架子，不愿意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中，陶渊明最后选择了“守拙归田园”。
辞职后地位没有了，俸禄没有了，趋炎附势的朋友没有了，虽勤于耕作，“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日子还是很清苦。
但他“不戚戚于贫贱”，“衔觞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陶渊明时代人少地多，没有环境污染，不难找到山清水秀的清静之所，他能够通过原始的农耕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但因为不求甚解，所以看的书多;因为辄饮必醉，所以喝的酒多。
买书买酒在当时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增加了不少经济支出，所以，生活时常窘迫。
好在那时文化人少，陶渊明在乡下更是稀缺资源，识个文、断个字、当个家庭老师之类的，还是有用的，加上乡风淳朴，总有人接济他，使得他能够忘机于世外桃源，从而给后世树立了高人逸士的形象。
六百多年之后的苏东坡是陶渊明的忠实粉丝，他真切推崇陶渊明的隐逸风度，发掘出其更多的美学价值。
与陶渊明相比，苏东坡的才学更全面，他既是书法家(宋四家之首)，又是画家(如枯木竹石图)、美食家(如东坡肉)、服装设计师(如子瞻帽)，其最突出的成就是诗文和词作，尤其是词作，苏东坡对当时流行的娱宾遣兴、依红偎翠为格调的俗词注入文人高雅的品格，特别是注入了苏东坡式的超脱、飘逸、思辨的情趣和节操，这种雅化的词风，契合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发展思想，影响深远。
苏东坡的才学积累和展示得益于北宋偃武修文的国策。
当时文坛思想活跃，群星闪烁，文化人占据了社会上层。
苏东坡立志报国，他思想敏锐，文笔犀利，胸无城府，口无遮拦。
从《和饮酒二十首》看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
从《和饮酒》看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2)从《和饮酒二十首》看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如前所述，《和饮酒二十首》作于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正是苏轼经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被重新起用知扬州时。
此时的苏轼，一方面因诗难仍心有余悸，贬居黄州时孤独寂寞的生活仍历历在目，使他对陶渊明有种认同感，“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
”一方面，其积极用世之心仍相当强烈，只是笔锋收敛了许多，“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
”当然，这其中也有他欲隐不得隐，欲归无处归的矛盾，既厌倦喧世俗，官场争夺，又怀抱“兼济天下”之志不忍舍弃。
所以，《和饮酒二十首》不同于他在惠州、州所做的其他和陶诗，彼时的苏轼已是“一念失垢净，身心洞清静。
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
”(《过大岭》)而走进陶渊明“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二首》其一)的恬淡世界里“晨与乌鹊朝，暮与牛羊夕”了(《和移居二首》其一)。
苏轼《和饮酒二十首》与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一脉相承的是他简淡笔墨下深蕴的'忧愤和无奈之情。
如其八：我坐华常上，不改糜鹿姿。
时来蜀冈头，喜见霜松枝。
心知百尺底，已结千岁奇。
煌煌凌花，缠绕复何为。
举觞其根，无事莫相。
王洪先生认为，“我坐华堂上，不改鹿姿”似乎可以括苏轼元佑时期野性的反思。
(《苏轼诗歌研究》京华出版社第43页)作者以狂荡不的“鹿姿”及“霜松枝”(颇似渊明)自喻，认为自己可堪称“千岁奇”，且以无事相的“煌煌凌霜花”喻世俗绊，群小之猜，心情是激愤的，否定现实是因为心中有理想的范本，所名他仍不能忘情于世俗绊，不能达到自然恬适的境界。
其四：蠢食叶虫，仰空慕高飞。
一朝传两翅，乃得粘网悲。
啾厌巢雀，沮泽疑可依。
赴水在两壳，遭闭何时归。
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
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把宦官生涯比喻为“蠢食叶”的蚕，仰慕高飞化而为蝶，但有了高飞的两翅却又有了粘网的悲哀。
这正是诗人此时此刻之感——既有“奋历有当世志”(仰空慕高飞)而得以再次进入仕宦生涯(“一朝傅两翅”)，却徒增“乃得粘网悲”之忧惧。
王维与陶渊明诗作审美意趣相异论
王维与陶渊明诗作审美意趣相异论【摘要】陶渊明与王维的诗在审美意趣上虽有相似之处，但由于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的不同，在审美主、客体的关系和审美主体倾向上表现出诸多的不同点。
通过对二人作品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从陶渊明到王维审美意趣的变化。
【关键词】王维；陶渊明；审美意趣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
人之所以需要审美，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东西需要我们取舍，以此来发现适合我们需要的那部分，即美的事物。
王维与陶渊明的诗歌中有大量描写山水田园风光的作品，观二人诗作，颇有相似之处，尤以“田园模式”为最，但王维“善于将陶诗的典型意象吸收到自己的田园生活中去，没有满足于对陶诗意象的综合和模仿” [1]。
可以说，从“采菊东篱”到“行到水穷”正是审美意趣不同的集中体现。
一、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上说（一）生活之理与禅修之趣陶渊明善将日常生活诗化，在平凡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醇的诗味。
《拟挽歌辞》（其三）写亲友为自己送葬之事，用“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表现人皆有死，不必过分执着，最后以理句作结，统摄全诗。
当然，陶诗之理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亲身体验到的丰富的生活情趣。
此外，陶诗还蕴含着他对历史和人生的认识，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等诗句皆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
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王维素有“诗佛”的雅称，“诗人的禅悟常常把精神境界升华了，使人的认识得到了飞跃，同时也使他所描写的客观景物给人以更高层次的美感。
” [2]说到禅趣，摩诘诗中最为直接的是对禅宗“空”的表现，如“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几句中都用了“空”字，给人以超尘脱俗的感觉。
此外，摩诘山水诗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于自然意象与禅意的浑然交融。
如“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山中一夜雨，树柯百重泉”，“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等诗句，从中看出，摩诘诗已经达到了自然意象和禅意的浑然融合，自然意象中渗透着无尽的禅意，禅意又不脱离自然意象而突兀存在的境界。
陶渊明与王维隐逸历程比较
陶渊明与王维隐逸历程比较王卉（河南大学学科教学（语文）学号：34 号）内容摘要：众所周知，陶渊明心怀济世之志，在那乱世年代不能给他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理想与现实产生了激烈矛盾，于是他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挣扎、彷徨，最终遵循自己的性情隐居田园。
王维早年积极进取以隐求仕，以张九龄罢相为界，王维仕宦之心逐渐淡泊，隐对他有了新的意义: 涤荡尘世之心。
诗人笔下的山水田园与隐逸历程呈现出模仿陶渊明的意向，但最终仍然难以成为独立人格的标杆。
本文通过对陶渊明与王维隐逸状况的比较，揭示二人不同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追求。
关键词：陶渊明王维隐逸历程“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山水之乐，乃人生之乐。
人与自然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作为自然界有机的组成部分，人类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归隐山林田园，寄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找心灵的慰藉，是中国古代文人一条至为普遍而又行至有效的人生道路。
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价值观给中国古代文人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儒道两种哲学价值观的矛盾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在“出仕”与“归隐”的夹缝中挣扎。
官场的污浊、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灵上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的圣训使得仕途失意的文人士子自觉的把目光转向自然山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求一种精神的皈依和心里平衡。
从这一点来看，文人的隐逸生活有着共同的的思想基础。
但是，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社会背景、性情秉赋不同，每个人隐居的方式和目的有着很大不同。
本文通过对陶渊明与王维隐逸状况的比较，揭示二人不同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追求。
一、初仕即隐与终南捷径之隐陶渊明的特殊家世使他铭记曾祖陶侃的功绩，常以此自勉。
《晋书》(卷九十四)本传云：“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
”陶渊明早年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怀有济世报国之志。
陶渊明初仕，一方面是因为家贫为了生计的缘故：另一方面，当时他正值风华正茂，建功立业也是他所向往的，这在他的《杂诗》第五首中可以看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比较陶渊明、孟浩然、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异同
比较陶渊明、孟浩然、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异同比较陶渊明、孟浩然、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异同此诗写田家留饮的情景和宾主之间的淳真友情。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与陶渊明诗“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口吻相似，但是孟浩然借以陶渊明的口吻抒发自己的坦荡襟怀，显得清新、飘逸阔达。
“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这是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
孟浩然在这里仿佛寻找到了一种皈依的感觉。
对仗工稳二不纤巧，写景混成二不刻画，作律诗而知取法古体，学陶诗而有变化，故有创意。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联句，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树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环境。
还有那一首妇孺能诵的五绝《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四句诗是孟浩然艺术境界和精神境界俱臻化境之作。
孟浩然是幸福的，他把自己的人生境界由功利境界化到了天地境界，尽管这期间他甘苦备尝，但终于苦尽甘来。
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写出微妙的惜春之情。
总的来说，孟浩然诗的成功在于他善用奇绝而又自然的艺术，用独具特色的语言，把自己生活和内心的美，恰如其分的表现出来，给我们以美的享受；他的诗上承陶谢，下启王维，在中国山水诗史上的地位是无可否认的。
因为孟浩然的山水诗大都在一片清幽之中即景会心，伫兴造思，将客观景物同主观情致相结合，开掘出被主观情志异化的自然美，以抒发自己的孤寂之情，韵味悠长。
创造出了富有个性的悠远凄清的意境，形成了清幽淡雅的风格。
孟浩然的山水诗创作奠定了盛唐山水诗派的基础，使盛唐山水诗沿他开辟出来的道路走向繁荣。
三、王维超然的精神追求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
开元九年（721）进士。
王维的人生历程，可以“安史之乱”而分为两个时期。
早期的王维系官僚贵族子弟，年少才高、诗艺杰出，开元初到长安就受到上层社会的青睐。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王维被叛军所拘，系于洛阳，迫受伪职。
两京收复后，责授太子中允。
有关陶渊明和王维诗歌不同点
陶渊明，字元亮，是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的奠基人。陶渊明在辞官归隐后,躬耕南野，亲事稼穑，从而把平凡的田园劳动生活引入诗歌的艺术苗圃,独创了田园诗这一新的形式,为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维，字摩诘，是盛唐诗坛极负盛名的诗人，因官至尚书右丞，人称王右丞。王维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其中以山水田园诗最负盛名。他在学习“陶谢”的基础上又不断地创新，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王维的诗歌风靡当代，留泽后世，得到了很高的赞誉。蔡绎在《西清诗话》中是这样评价王维的“王摩诘诗，浑厚娴雅，覆盖古今。但如久隐山林之人，徒成旷淡也”[2]杜甫也曾在《解闷十二首》之八中这样评价王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漫寒藤。最传秀句宁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3]可见王维在盛唐诗坛的地位。
王维并没有象陶渊明一样彻底与统治阶级决裂,但也并非为出仕而出仕,他仍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节操。在半官半隐的20年间,他不仅避开了官场的严酷政治斗争,而且晚年官越做越大。他不再把隐居看作是与社会相对抗的手段,而是视为一种以乐观洒脱的态度、按自己兴趣和条件选择的生活方式。他这种平和的创作心境在文艺作品中,常常通过欣赏自然美而达到心境融和,他努力在自心的宁静中,寻找安逸的乐土,尽情品味着那种幽静、清淡之美[3]。如“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徧,人访荜门稀,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灯火起,处处采菱归。”(《山居即事》)又如“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隠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闗”(《淇上即事田园》)等诗歌,从审美取向来看都可作如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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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选择在庐山脚下的一座普通草屋里过着与当地农民并无二致的“结庐在人境”的世俗生活。他的隐居生活里没有风景优美的别业,没有谈诗诗论酒的达官贵人。他已断绝了与官场的往来,其交往的对象或是亲戚朋友与故旧,或是村夫野老。他所见到的是农家日常的草屋、农舍、炊烟、禾苗、农田等,他象一个普通农民一样日夜操劳在田畴之中,为生计而忙碌。正是因为他本人置身于农家,完全融入了真正的农家生活,所以他能够从本质上理解农民的生活,从而描写真正的农村生活。他的诗歌充满了本真的生活气息,有着对现实人生的肯定和对世俗生活的认同。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是对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满足,是对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感到欣慰。他从不对景物的体貌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只把深厚的感情寄寓于平常的事物和生活当中,表面看来没有特别之处,细细咀嚼却诗意昂然,平易的形象中包含丰富的思想。诗中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只是用朴素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引导读者走进他所营造的朴实、自然的意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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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和王维对苏轼隐逸思想的不同影响摘要：陶渊明是苏轼穷极一生未能实现的理想，而王维虽然在对宇宙飘渺的认识上和苏轼达成一致，但是苏轼是对人生意义的探寻，而王维是对现实的逃避。
关键词：陶渊明、王维、苏轼、隐逸一、陶渊明和王维隐逸思想的比较隐逸思想古已有之，最早的隐士应该追溯到许由、巢父的尧舜时代，然而最早对隐逸思想有系统论述的是儒家的孔子，《论语》中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则逊”（《宪问》）；继而道家的庄子在其著作中论述了与儒家隐逸思想不同的另一种观点，两者隐逸观相比较，儒家的隐逸体现的是在阶级统治极其黑暗腐败、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说儒家的隐逸只是暂时远离世俗，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等时机成熟后，还会选择出世做官。
道家的隐逸思想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当现实社会与自己的理想相矛盾的时候，便很容易产生消极避世思想，这实际上是对现实的逃避，隐逸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顺应其自然的发展，对现实采取冷漠的态度，因此称道家的隐逸思想为“忘世”。
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是以儒家式的隐逸为主，也就是说他是由于不满朝政而放弃作官，但他一生都战争不断，所以在做了几年官后，毅然决定隐居，只能说他是生不逢时。
但儒家济世思想仍然贯穿其一生，如“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十二首》其四），“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这些诗都寄托诗人的理想和抱负。
由于当时玄学的盛行，因此其诗文中又体现出道家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一面，如《归园田居》体现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主要还是为了追求精神自由。
可以说，陶渊明隐逸思想是以儒家式的隐逸为主导，兼有道家成分。
王维由于受当时禅宗的影响，隐逸思想中更多地体现了佛家的隐逸，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称为“涅槃”，是指消除烦恼、超越生死的解脱境界。
把现实社会的一切认为是虚无飘渺的东西。
王维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对此深信不已。
可以说，王维的隐逸思想是以佛家、道家为主导。
如：《黎拾遗昕裴秀才迪见过秋夜对雨之作》写道：“白法调狂象，玄言问老龙。
”体现诗人佛、道兼学的思想。
陶渊明对苏轼归隐的影响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苏轼被贬谪的时候。
苏轼初次被贬黄州期间，曾在黄州的东坡筑雪堂，过了一段“身耕妻蚕”的生活，虽然获得这种生活的手段是很不相同的。
陶渊明是自己选择，而苏轼则是一种情势所逼。
但是毕竟这种生活的况味，苏轼也在东坡时期感觉到了。
苏轼在在陶诗的题跋中写到：“陶彭泽晚节躬耕，每以诗自解，意其中未能平也。
晚寓黄州二年，适值艰岁，往往乏食，无田可耕，盖欲为彭泽而不可得者。
”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当时由于自己处境的艰难，对于陶渊明的这种生活甚为羡慕，但可以看出当时的羡慕之在于物质生活的匮乏，羡慕渊明的有田可耕，有饭可食而已。
这只能说是对于陶渊明的最粗浅的一种了解和向往了。
后来的苏轼由于自身处境的日益艰难，对于陶渊明的理解也愈加深刻，而自己与陶渊明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的诗歌成为他宣泄痛苦的一剂良药。
“予久有陶彭泽赋《归去来辞》之愿而未能。
兹复有岭南之命，料此生难遂素志。
舟中无事，依原韵用鲁公书法，为此长卷，不过暂舒胸中结滞，敢云与古人并驾寰区也耶！”这时候的苏轼对于陶渊明的向往和钦佩已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疗伤药。
他开始对陶渊明所选择的生活带给他的精神自由感到向往，而自己却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可以说，苏轼后期的生活态度确实学习了陶渊明，如他的饮酒，游赏，躬耕。
尤其是在思想意识方面，他更是积极的追随陶渊明，学习他的诗歌技巧，甚至遍和陶渊明的所有作品。
这些都是因为苏轼看到了陶渊明生活态度中自得的一面。
而对于陶渊明表现在诗歌中的关于自己政治抱负和理想方面的诗歌，苏轼却没有倾注太多的注意力，这是因为陶渊明在苏轼这里，代表的是一种对个人生命的主宰，个人的生命哲学。
陶渊明对于苏轼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对于苏轼来说，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和社会，果断的作出归田的举动，并且坚持这种主张，就是苏轼最佩服和羡慕的地方。
由自己积极出仕到最后的远贬岭南，对比陶渊明的决然归田，老于家园，苏轼感到了自己的不幸和对自己的不满。
所以陶渊明对苏轼最大的影响是他在面对仕途坎坷时，可以心无旁骛的归隐山林，不再过问世事，而在山水之中找到自己真正的乐趣，而这是苏轼做不到的。
苏轼的内心总是在牵挂，牵挂国家，牵挂百姓，在他看来，国家需要他，百姓需要他，他所做到的随缘自适，是生存下去的一种方式而已，既然自己无法选择生活，那只有努力地去适应，正所谓“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和王抚军座送客·再送张中》）。
苏轼的旷达是在极其困窘的情况下为生存不得不采取的生命策略。
苏轼与唐代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政治命运何其相似，苏轼只有象刘禹锡一样说服自己，乐观顽强地生活，他明白抑郁只能亡身，欢乐苦难，忧愁实多，才要借助旷达来化解，因此苏轼的旷达中不可避免地蕴含着几许失落与无奈，甚至是难以化解的悲哀。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
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仍如樽酒，日往烟萝”（《诗品二十四则•旷达》），正所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他在《送沈逵赴广南》中云：“我谪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
”正是这几许失落与无奈，他才会自我调节似的多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以此求得心理的平衡。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同上），“十五年间真梦里”（《定风波》）。
这种寻求平衡的心态注定了苏轼只能淡然地看待一切，超越名利和生死，但他无法做到通透，他本人亦言“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和饮酒二十首》）。
读其诗文词，我们可以体会到这隐隐的失落与无奈、安与危、毁与誉的茅盾，而且一生都不曾得到解决。
这或许正是苏轼去学习陶诗的真正原因所在，一个无法释怀、无法放弃的人真正需要的便是努力寻找这种达观与超脱。
王维对苏轼的影响王维很早就归心佛法，精研佛理，撰写了《能禅师碑》。
他在《哭殷遥》诗中说:“忆昔君在日，问我学无生。
”晚年《秋夜独坐》中说:“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
”学无生的具体方法是坐禅，静心澄性，最大限度的平静思想和情绪，让心体处于寂灭的虚空状态，使个人内心的纯粹意识转化为直觉状态，产生万物一体的洞见和浑然感受，进入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
王维的这种心灵状态，对他的山水诗的影响极大，诗人把宁静的自然作为凝神观照的对象，使山水诗的创作别具慧眼，由早期的写气图貌和巧为形似之言，进入到“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如《别终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水穷尽处自然也是深山空静无人处，人无意而至此，云无心而出岫，诗人着重写无心，写偶然，写坐看时无思无虑的直觉印象，那无心淡泊、自然闲适的云，是诗人心态的形象写照。
静极生动，动极归动，动静不二的禅意，渗入到了山水中，化作天光云影，空灵而自然。
与坐禅的体验相关联，王维多写独坐时的感悟，将禅的静默观照与山水审美体验合而为一，在对山水清辉的描绘中，折射出清幽的禅趣。
如《过感化寺》以果落、虫鸣、鸟声反衬山林的静谧，寄寓诗人的幽独情怀，表现诗人静观寂照时感受到的自然界的轻微响动，以外物而入诗心，显示出心境的空明寂静。
同样，苏轼几经贬谪后，把政治上遭到的苦闷消解于山光水色之中，诗歌中表现了一种萧疏冲淡的风格，其思想上受佛老影响至深，以庄禅的淡泊独立万物之表，用佛家缘起性空的空静观物，使诗人心灵净化到空无的境界，才形成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达到与造物者游的心胸旷达。
他在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以在家奉佛之人自居，时常“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污染自落，表里倏然，无所附丽，思窃乐之。
”他以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老思想澡雪精神，创作风格表现出清旷神逸平淡自然。
如《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三: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
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
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
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
诗写的平淡而有深味，于清闲平静的日常生活情趣中，表现出对功名利禄的淡泊，对山水生活的爱好，不为物累、不为情牵的清旷禅宗空静自悟的关照方式影响了作家的思维。
在类于陶诗那种齐物我、了生死的老境中，融进了性自清静的禅悦，以“质而实绮，匷而实腴”的诗歌风格，促进了平淡美的发展。
可见禅对两位诗人思想以及诗风的重大影响。
王维在阅尽官场之苍狗白云以后，树勋之心顿减，而归佛求隐之念日渐强烈，整个生活态度呈现出内敛的趋势。
其外求功利的动态人生演化为内向禅隐的静态人生。
这主要与他对解脱方式的认知有关。
他在《叹白发》中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他有意将自己一生的烦恼痛苦消除泯灭于佛教这个精神王国和幽寂净静的山林自然境界之中,获得一种解脱、自由、轻松、愉悦、和谐的感受，消除心中的矛盾和痛苦。
苏轼虽然历尽官场险恶，甚至险些命丧毒手，但由于苏轼坚韧的性格、坚强不屈的人格追求，使其始终没有放弃入世的念头。
苏轼自始至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都在追求天地合一的境界，不少作品表现出在主观意识上高度自觉超越耳目之乐，执著地追求理性的感悟和精神的升华，探索人生安身处世之道。
“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叶澜风静毂放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
”[3]94 这种观念使苏轼在处理自然审美中的物我、人神关系时，坚持以我为主、物为我所用的立场。
所以，苏轼既没有能够像陶渊明一样完全纵情于现实生活中的山水，不像王维一样借由山水打造的禅家意境来躲避和消解现实的愁苦，而是有着儒家积极入世的理想，不断追寻着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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