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及其贡献

我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及其贡献

安徽师范大学房列曙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批准号为98BZS008），其最终成果为系列论文。课题组成员：裘士京、庄华峰、李琳琦、谭文凤、刘灿华、沈世培、陈孔祥。

一、我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

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是为政之本。在我国通过一定形式选拔、考核并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做法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在原始社会，选贤任能成为推举首领的主要方式在氏族社会曾长期存在。“能者”，是指有某项发明或专长者；“贤者”是指用氏族的传习衡量，品德高尚者。原始社会末期，被推举为联盟首领的接班人，除了才能出众，其道德高尚也是被考虑的重要因素。

夏商西周是我国奴隶制国家由诞生到发展直至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诸如兴办官学选才制、“乡兴贤能”制、贡士制、世卿世禄制等，主要是采取世卿世禄制。在这种制度下，只有王公贵族子弟才能世代为官。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主要实行“察举征辟制”。察举制是通过地方官的考察、推荐，将一些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荐出来，供朝廷直接任用或经过一定形式的考核再加以任用。所谓征辟制，就是皇帝直接下诏“征召”人才为官和政府行政长官自行“辟除”（聘任）属员制度。征辟者无需考核即被授予高官。察举制度和征辟制度，虽然比夏商西周的“世卿世禄”制有进步，也选拔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治国的人才，但由于缺乏客观的人才选拔的标准，加上有荐举权的官吏营私舞弊，滥用职权，以至于出现了“权贵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常以穷退见遗”[①]的现象。甚至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反常现象。这首古谚谣深刻揭露和无情嘲讽了荐举制的弊端。这种现象到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时发展到了极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比汉代多了一条以推荐考核为选官途径的“九品中正制”。它是在对东汉察举制的反思与损益的基础上创设的，但在其实际操作过程中，选举大权几乎全部被盘踞朝廷的士族高官所垄断，而品第士人的标准也就逐渐舍弃才德，不论贤愚，专讲家世门第。南北朝后期，察举制实施的重心开始向考试方面转移，依靠门资选士的九品中正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腐败局面。于是，时代呼唤一种新的、相对合理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从隋唐到明清，我国推行科举考试制度约1300年。正如清代著名学者张之洞所说：“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到明为一类……汉魏到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唐宋到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②]科举考试制度的创造性，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考试制度表明了中国封建时代以知识选拔官员标准的确立，这在一千多年前的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创举。在此之前，从察举制重长官意志和重知识的结合，征辟制度重声名，至赀选制重金钱，九品中正制重血统、重家世，古人经历了数以千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种新制度。它排除了察举制度中长官意志起决定作用的成分，保留了其中重知识的标准，终于通行了千年之久，体现了它长久的生命力。其二，考试制度体现了选拔官过程中的公正，平等的原则。当然，在阶级社会中，平民子弟不可能“公正”地受到教育，自然不可能公正地受到选拔和任用。这里所说的公正，是指在统一的知识标准下，科举制毕竟为庶民子弟的入仕提供了可能。据潘光旦、费孝通对近世900名进士的研究，明清时代的一半进士来自农村，科举考试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一定平等竞争的选官制度。其三、各王朝所建立的具有一套完备的考试方法和惩戒舞弊的规定，如锁院制、糊名制、回避制、复试制、殿试制、校验制等，科举考试由礼部（有时也为吏部）主持，但有检察机构进行监督。考官因徇私舞弊、违犯考试规条，轻则流放、革职，重则斩首。这都是对封建官僚特权的严格约束，体现了公正的原则。其四、建立了选

拔的程序。科举制下，至明清已形成必须循序而进、不可逾越的四个步骤：一是童试，也称“小考”、“小试”。包括由知县主持的县试、由知府主持的府试、由学政主持的院试三阶段。童试三年两考。院试合格者称“秀才”；二是乡试，又称乡闱，即省级考试。在各省省城举行，每三年举行一次。凡属本省生员和监生、贡生、荫生、官生，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考。考官由皇帝临时任命，合格者称为“举人”，获做官资格；三是会试，即部级考试，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每三年一次，各省的举人以及国子监的监生皆可应考，合格者称为“贡士”，也叫中式进士，其名额以300名为常，第一名称“会元”；四是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试策问，当场交卷，参加者均称为“进士”。出榜分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均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可做翰林官，二、三甲经“馆选”合格后，还得进翰林院修业三年，再根据成绩授官。严格的多次筛选，大体上保证了公平竞争和择优选官。通过前两种考试只是取得了参加更高一级考试的资格。考中进士者，不是马上即可做官，也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做什么官，到什么地方任职，还要由吏部分发。由于以上特点，使得一般平民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成为官僚系统的成员，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流动，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科举制的消极作用：一是强化了士人的官本位思想；二是由于时代的限制，科举制重知识这一本是积极的原则被限制到极小的范围内。所谓知识，实际只是儒家经典的一个内容，几乎没有自然科学；其方法照搬八股文，难免刻板。随着封建制度走向衰落，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它的种种弊端也就暴露无遗。八股取士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始诏停科举。

孙中山先生借鉴了中外人才选拔制度的优点，剔除了中外人才选拔制度的缺点，创建了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制度，取代了八股取士的制度。文官考试制度，首创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正式推行于北京政府时期，而考试权的独立完成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一）文官考试制度。高等文官考试是国家最高一级考试，由考试院举办，及格者分发中央和地方机关以荐任级任用。高等文官考试，北京政府举办二次，共录取684人；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期间，共举办15届，共录取4321人。普通文官考试由各省举办，及格者由举办单位以委任职分发到考地各机关任用。北京政府举办一次普通文官考试，录取295人。[③]南京政府举办普通考试为14次，共录取委任级文官6210人。特种考试的水平有的高于高等考试，有的则比普通考试还要低。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特种考试所选拔的人才，十多倍于高等考试或普通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