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之洞的为政之道

试论张之洞的为政之道
张之洞是一个让人产生困惑的人。

阅读其在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劝学篇》，再比较其本人的所作所为，会发现其中有诸多矛盾之处，颇为令人费解。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张之洞，从文化生命内核这个维度对张之洞进行了人文意义上的解读，以试图理解其看似矛盾而合理的一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上张之洞的本来面目。

标签：张之洞；中庸；为政之道
一、令人困惑的张之洞
张之洞是一个让人产生困惑的人。

阅读其在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劝学篇》，再比较其本人的所作所为，会发现其中有诸多矛盾之处。

按照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方法“解读文本、理解对象、体验生命”的思路来理解张之洞这个对象，似乎存在不少困难。

说他是爱国者，为何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即将入京）之时，他和刘坤一等一道策划“东南互保”，出卖“粤汉”、“川汉”铁路权益？说他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一个典型的忠君者，为何当朝廷需要他“北上勤王”时却宣布“东南互保”，置朝廷命令于不顾？再者，就忠君而言，他忠的是哪个君？是封建统治名正言顺的以光绪为代表的“帝党”之流还是对他曾有过赏识提拔之恩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之流？说他食古不化，他又主张“知变”，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说他崇洋媚外，他又提出“器可变，道不可变”，竭力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

概言之，这是一个矛盾的人，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虽“盖棺”已久，但尚无“定论”。

二、张之洞的为政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一个普通的儒家士子以科举而进入官场，从不掌握实权而自命清高的“清流”到掌握朝政大权的“洋务派”，从力举和声援维新变法的开明官员到反维新、反义和团的中坚分子，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点：张之洞是一个颇识时务的人。

他对时局的把握和自身利益之间的关联之间的权衡，对一个儒家士人的固有坚持与适度的变通之间的把握，无不显示出一种儒家的精神已经深深渗入他的生命内核与骨髓，我们把此种精神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极高明而道中庸”语出《中庸》第二十七章，原文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我们认为，这是对张之洞为官处世之道的最好概括，张之洞的所有看似矛盾之处均可于此处得到解释。

那么何谓“中庸”呢？从古汉语习惯“中”字前置用法，似可理解为“庸中”，表面意思即为平常之中、平庸之中。

但孔子把它称为“至德”，子思称之为“圣人之德”；自宋元以后，更被视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

其意绝非如此简单。

我们认为，“中庸”绝不是一种无能的平庸，而是一种内敛的高明；虽是一种高明之道，但它却通过平常表现出来。

这正是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张之洞叱咤官场几十年而未有一败，临老得以善终。

无论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维新派或革命派均对他赞誉有加。

何以然也？他把中庸之道深深地烙印于他的政治生涯中去而已。

有学者把利用几何学上的“黄金分割”把中庸之道称为“政治黄金律”，认为中庸之道是要人们在处理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时探索出最佳的方法、最恰当的形式、最高明的手段。

此正是其为政之道的最好说明。

我们用被喻为“政治黄金律”的中庸之道从三个方面对张之洞的政治生命进行解读。

首先，“允执其中”是其中庸之道政治艺术的基本策略。

“允执其中”简单来讲是说，我们在解决矛盾时，要合情合理，恰如其分，从而能为不同方面的人所接受。

但是它只是一种基本策略，而无固定模式可套，无固定公式可用，所以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应用并体现出来。

并且能做到“允执其中”的前提是信息的近乎完全掌控。

张之洞从对李鸿章毁骂有加的“清流派”向对其赞誉过之的“洋务派”的转变正好能说明这一点。

张之洞初进官场正值洋务派发端之时，由于与“清流派”首领李鸿藻的同乡关系，他加入了“清流派”。

当时朝廷有两大派别，由于理念不合而矛盾不断，一个是主张“器道”为末道而拒绝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顽固派”，一个是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

慈禧太后则利用处于二者之间的“清流派”来牵制两派的关系。

作为一个初入官场而无较大政治资本的官场新人，入“清流派”是其对“允执其中”的第一次运用。

但“清流”者，实际上是流于空谈而实无大用也，是一群牢骚满腹而不得志之人组成的政治小团体。

张之洞当然不满于空谈误国，待得在“清流派”中捞足政治资本，时机一到，摇身一变，又成为“洋务派”中的一员，并很快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这是因为当时的“洋务派”在朝堂和民间的影响已经如日中天，并且“洋务派”实际上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伦理之纲常。

在对时局的正确把握和儒家的使命的权衡后，加入“洋务派”实为一正确选择。

此为其对“允执其中”的第二次运用。

其次，“无过无不及”是其中庸之道的政治策略的辩证法。

实际上，中庸之道就字面而言就内含“无过无不及”。

从儒家经典来看，“无过无不及”就政治行为而言，是主张认识的全面性和行为的适度性，反对偏颇、极端化和片面性的。

张之洞在官场几十年深谙此中之道。

以其尚在“清流派”时为例，他在抨击李鸿章之外交投降策略时，却又对同为洋务派的左宗棠赞誉有加，并奏请“召还左宗棠柄国政”。

可见，他在抨击“洋务派”时却未将“洋务派”一棒子打死。

当他身为“洋务派”运动之骨干时，却又对身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伸出橄榄枝，为其出钱出力，对康有为的到访更是“倒履相迎”，极致礼遇。

这样，张之洞处二派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待到揣得慈禧之“圣意”，知“維新派”事败而不可为时，赶紧抛出一本《劝学篇》，重申“中体西用”、“器可变，道不可变”的“洋务派”主张，以期与“维新派”撇清关系，恢复其“洋务派”本色。

显而易见，张之洞在政治上无论站在哪一派，都做到了“无过无不及”。

再次，“致中和”是其中庸之道解决政治矛盾的总体性思维。

《中庸》语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所谓“未发”是不当发之“未发”，即虽心有所感，但时机未到，有意识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喜怒不形于色；是当“发”之“发”，至时机到来时，该出手时就出手，但即便是发，也需要中庸节制。

“和”是孔子追求的一个目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的正是此意，但孔子
所言之“和”是中庸之“和”，而绝非毫无原则的“乡愿”式老好人。

孔子向来是反对无原则的“为和而和”的做法的。

我们认为，“中”与“和”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

张之洞对此道之妙的细微之处之把握可谓深入骨髓。

当他在“清流”之时，他早已不甘雌伏，但表现为不当发之”未发”；至“洋务派”之时，他则是当发之发，“发而皆中节”，对之前的“顽固派”和之后的“维新派”，都表现出适度的礼节；他虽为赢得“镇南关大捷”的老将冯子材的举荐者，主张抗御洋人，但当洋人之势不可挡之时，他又出卖“粤汉”、“川汉”铁路权益给洋人，保全洋人传教士在其所辖地的人身安全，以求洋人对其辖区内改革的支持，此之谓忍辱负重的不当发之“未发”。

最后，虽然中庸是通往“极高明”的境界的必由之路，但不可避免会表现出“明哲保身”的庸人色彩。

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可以为“明哲保身”的做法找到依据。

孔子早就说过“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类的“明哲保身”的话，张之洞的政治权力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点，这也是其为人之诟病之所在。

最为典型的是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慈禧为首的朝廷急需他“北上勤王”之时，他却置朝廷命令于不顾，与刘坤一一道策划“东南互保”，公然不听朝廷号令。

此“明哲保身”之态甚浓。

虽然对此张之洞做出了解释：“以中国之力与八国启衅，不败不已；八国乃联军入华，不胜不休”，但这难以完全令人信服。

因为他完全可以选择儒家的另一精神：“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再者，在对光绪所代表的“帝党”和慈禧为首的“后党”态度上，张之洞态度颇为暧昧。

他对“维新派”先扬后抑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他对光绪等“帝党”态度的变化。

他最后选择倒向“后党”，与其说是抛弃了皇室正统，不如说他选择了权力和“明哲保身”。

三、小结
可以说，张之洞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中庸之道的践行者，在风云变幻、大厦将倾的清帝国末期，从一个普通官宦之家的文人儒士，上升到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依靠地主武装而发家的大地主阶层相提并论、被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的地步，实可见其“道中庸”而达的“极高明”之处。

在晚清，有谁能于国内各派势力与洋人之间游刃有余、同时赢得国内各派甚至于洋人的欢心？以此而言，我们认为，晚清四大名臣中，论为政处事之道，此公不下于曾国藩。

参考文献：
[1]宋惠昌.“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的“政治黄金律”[J].湖南社会科学，2002，（6）.
[2]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