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与现代汉语体系的形成

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语言学界其实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

目前的语言学对于现代汉语在语言工具形式的层面上研究得非常好，也非常细致，但在语言的内容、思想的层面上，研究还非常欠缺。

其中，对于现代汉语的西方思想资源问题，就既有根本观念上的偏颇，又有具体观点上的误解。

对于中西交流对现代汉语体系形成的影响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不足。

本文试图重新探讨这一问题。

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异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都是汉语，它们是汉语发展的两个阶段。

它们之间主要是形式上的不同。

这种不同不具有本质意义。

但在语言思想的层面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

对于语言来说，最重要的是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要素，现代汉语也是这样。

在语言形式上，这三因素同等重要，不能说语音不重要。

比如同样是讲汉语，如果语音不一样，交流很困难。

当然，也不能因此说语音比语法和词汇更重要。

但在思想、思维的层面上，词汇更具有本质性。

比如，同样是现代汉语，地区不同，语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从根本上影响思想的表达，并不影响现代汉语的性质，不能说浙江某方言的现代汉语不同于湖北某方言的现代汉语。

但词汇就不一样，词汇不同，在思想的层面上就表现为术语、概念和范畴的不同以及话语方式的不同，因而思想方式、思维方式就不同，对问题和现象的言说就不同，从而就使语言体系在思想的层面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提倡白话文来进行语言变革，其“变革”主要来自于词汇。

作为现代汉2009年第9期中西文化交流与现代汉语体系的形成*高玉*本文系教育部社科规划课题（07JA751021）“中西诗学话语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后（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主要是形式上的不同，但在语言思想的层面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

西方语言因素是促使汉语发生变革的最重要因素。

从西方输入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中国现代思想领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这些词语在数量上虽然不多，但它却构成了现代思想的“关键词”，从而促进了现代汉语作为体系的形成。

同时，西方语言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汉语，使汉语词语在思想内涵上发生了变化，既具有传统的内涵，又增加了西方的维度。

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既不同于古代汉语体系，也不同于西方的语言体系。

现代汉语学术研究迄今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方面，对于在思想的层面上现代汉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形成对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现代汉语语言体系中西文化交流〔中图分类号〕H0-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9-0154-05语的白话和中国古代的白话，在语音和语法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差别是词汇上的，古代白话主要是民间口语，其作用是日常层面上的交际，几乎就没有思想层面上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不具有完整性、体系性，而现代白话则是借用古代白话的形式，其词汇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与古代白话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汉语是白话的形式，但它既不同于古代“语录体”的白话，也不同于民间口语的白话。

周有光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起初像小脚放大的‘语录体’。

1930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

”[1]现代汉语是融会各种语言成分构成的，它并没有和文言文完全脱离关系，是综合古代“语录体”、民间口语白话、文言文和西方语言等成份而构成的。

而在这些成份中，西方语言因素是促使汉语发生变革的最重要因素，是西方语言在思想层面上，即在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上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白话，从而导致中国语言发生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性质转变。

拿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进行比较，我们看到，二者在文字上并没有什么变化，都是汉字，现代汉语在“字”上增加很少，主要是增加物质性名词如“镭”等，对于语言体系来说，这种增加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在词汇上，现代汉语词的双音节倾向明显，词缀和类词有所增加，词缀附加法构成的合成词大量增加，但这都是形式上的，对于语言体系的转变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真正造成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语言体系差异的是词汇，现代汉语增加了大量的新词，而这些新词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西方，或者直接译自于西方语言，或者经过日语中转而来。

西方语言以及语言文化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汉语词语的意义，增加了新的术语、概念、范畴，改变了中国人对现象和问题的言说，从而改变了汉语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

我们看到，随着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确立，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各种学科话语体系，比如哲学话语体系、文学话语体系、历史话语体系等，并且这些话语体系之间相互联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形成了整体的现代汉语思想方式。

二、古今汉语词汇的思想意识差异在思想层面上，现代汉语在词汇上最明显的变化是从西方输入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中国现代思想领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成为主流和中心。

比如“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个性”等，这些词语虽然不多，但它却构成了现代思想的“关键词”，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不仅仅只是导致了现代汉语作为体系的形成，导致了汉语的现代转型，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方式以及具体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现代转向。

以“科学”为例。

现代汉语“科学”一词来源于西方，其英语原词为science。

古汉语中也有“科学”一词，但它是“分科举人之学”，即“考科举之学问”的简称，这和西方之“科学”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两回事。

据历史学家冯天瑜考察，最早借用古汉语词语把science翻译成“科学”的是日本启蒙哲学家西周，并从此定格。

在西周之前，日本还曾把它翻译成古汉语词语“学问、文学、知学”等。

而最早把西周翻译引入中国的是康有为。

[2]“五四”时期陈独秀曾音译science为“赛因斯”、外号“赛先生”，但仅风行一时。

在语言形式上，古代汉语的“科学”和现代汉语的“科学”并无二致，但在词义上，二者具有实质性的差别。

古代汉语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格物”、“格致”、“质测”等只能说相关，其内涵与“科学”完全不一样。

由此可见，从工具论的角度来比较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词形上比较古代汉语的“科学”和现代汉语的“科学”，引申不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结论。

西方“科学”在词语的意义上进入汉语，其意义在于，不仅仅只是在相应的层面上输入西方现代的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输入机械制造、建筑设计等各种技术，输入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还在于输入科学思想、科学意识，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理念，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

与中国古代的“格物”、“理学”相比，“科学”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方式，并且与古代的“气、道、理”等相隔膜、相冲突，很难融合起来。

所以，“科学”虽然可以独立地加入到古代汉语词汇中去，但它很难独立地在古汉语中生存。

“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作为知识体系，在语言上实际上体现为一种话语体系。

所以，仅仅认同“科学”这个词是远远不够的，“科学”被真正认同是“科学”话语体系的被认同。

“科学”首先是建立在具体的物理学、生理学、数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和哲学、历史学、诗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基础上的，所以，“声、光、电、元素、力学、感觉、知觉、悲剧、喜剧、道德”等构成了它的基础词汇，而抽象的诸如“知识、规律、理性、逻辑、推理、判断、抽象、具体”等构成了它的关键词。

这些数量众多的词语构成了“科学”话语体系，也可以说是“科学”思想体系。

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中或者说在这样一种思想方式下，各种具体的科学才得以不断地衍生。

所以，中国现代输入西方的“科学”，绝不仅仅只是输入“科学”这个词，而是输入“科学”话语体系。

“民主”在思想的层面上也是一个西源词，即英语的democracy，“五四”时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外号“德先生”。

“民主”也是古汉语的一个古老词语，早在《尚书》和《左传》中就开始出现，如“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但这里的民主是“民之主”的意思，也即“为民作主”，或“民之主宰者”，这和西方“民主”的“人民自主”、“人民的权力”意思恰恰相反。

最早把democracy翻译成汉语“民主”的也是日本学者。

但在日本，democracy一词也译为“民权”。

在日文词典中，“民权”意为“政治上人民的权力”，这正好契合democracy的本意。

也就是说，在日本新汉字词中，“民主”、“民权”本为一个词。

但有意思的是，在现代汉字词中，“民权”和“民主”的语义却大相径庭。

[3]（P8-12）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汉语“民主”仅只有古汉语“民主”的字形。

更重要的是，现代汉语“民主”和古汉语“民主”属于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

在古代汉语中，“民主”是和“封建、君、臣、纲常、仁、礼、儒、忠、孝、节”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意义是在和它们的关系中确立的，它们共同构成一种中国古代“君王”话语体系。

所以，孟子虽然也有重民思想，比如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但在古汉语语境中，或者说在古代“君王”话语体系中，这种重民思想本质上仍然是轻贱民众权力的，它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策略，不过是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一种诠释。

而现代汉语的“民主”则来源于西方，它与同样来源于西方的“人权、个人主义、自由、个性、宪法、平等、社会、公正”等在语义上相互联系，共同支撑，从而构成现代“民主”话语体系。

古汉语中的“君、臣、纲常”也构成了它的语义场，但对它的意义影响不大，主要是一种背景。

“五四”时期，刘半农曾创造了一个汉字“她”。

它表面上是造字，是发明，在语言学上具有文字学意义，也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进行解释，但本质上“她”是西方第三人称“阴性”的翻译形式，也即英文she的翻译。

事实上，刘半农提出这一想法时虽然还在国内，但论证它却是在英国留学期间，其立论的理由正是英语的人称理论。

所以，“她”虽然是独立创造的汉字，但本质上仍然是西源词语，仍然可以看作是从西语中借用而来。

“她”是典型的现代汉语词语，从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女性意识以及更为深层的人权、自由等思想体系或者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

在词的形式上，“她”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这个词，并不从根本影响表达。

事实上，中国古代是用“他”或“伊”来表达的。

但在思想上，“她”的意义重大，它反映了现代人女性意识的觉醒，象征着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尊重。

在中国古代，“她”为“他”所包容，实际上是“她”缺乏独立性；现代汉语把“她”从“他”中分离出来，实际上是从深层意识上让男女平等“合法化”，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性别意识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