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平民的兴起与秦末战争

历史秦末战争为农民起义的说法，值得商榷。

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王迹之兴，起于闾巷。

”考诸秦末起义各路豪杰，其领导群体大多是来自城市中的中下层平民，而非农民。

秦末起义的领导群体之所以“起于闾巷”，是与先秦时期城市的发展、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的。

春秋战国至秦，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上的礼崩乐坏，城市的数量、规模以及功能性质都发生了变迁。

城市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士成为城市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城市下层社会的各色平民也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

秦朝统一后，加强了对城市社会的控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秦末起义的爆发和秦朝政权的速亡。

秦末起义是一场发生在城市社会中以反抗暴政为号召的权力转移战争，改变了夏、商、周权力更替的模式，开启了“平民”可以建立王朝的时代。

兴起于闾巷的王者与群雄长期以来，大陆学术界都将秦末战争表述为农民起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最先发动起义的陈胜、吴广等起义领袖出身于农民，其所率领的起义基本队伍也是以农民为主。

近年来有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一些质疑。

首先，农民起义说的关键理由陈胜、吴广是否为农民就存在疑问，已有研究表明陈胜、吴广并非出身于农民，而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平民。

其次，陈胜、吴广起义所率的九百闾左，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相关研究虽然对闾左有不同的解读，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其并非农民。

因此，可以说陈胜、吴广起义的基本队伍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平民。

秦末战争的主要领导群体之所以来自城市闾巷而非乡村，是与先秦时期城市的大发展、城市平民阶层的崛起有密切关系。

所谓闾巷，原本指里门街巷，闾就是里门，巷指街巷，闾巷一般泛指城市街道，也可延伸其意则指城市中的普通居民。

司马迁所谓的“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应指秦末战争的王者主要是来自城市闾巷中的中下层。

统观秦末群雄的出身来源，大部分来自于闾巷，这些人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秦以前城市中的各国没落的王公贵族后代或者宾客，他们在秦灭其国后，居于不同城市的闾巷之中，等待时机复仇和复国，典型者如项羽。

第二类是一些在秦朝城市中任职的中下级官吏，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参加了起义，如张苍。

第三类是来自城市底层社会的各色人等，如刘邦、陈胜、吴广、彭越、黯布、韩信、陈婴等。

此外，秦末群雄帐下的一些重要人物也主要是来自城市闾巷，如项羽的重要谋臣范增、刘邦的助手陈平；刘邦起事时的主要骨干均为其家乡沛县的小吏或城市平民，大部分与刘邦在早年就结成了利益关系共同体。

另外，起义者的骨干力量和基本队伍也多来自城市下层。

除随陈胜率先起义的人员为闾左外，项梁、项羽起事之时的基本力量也是以城市平民为主，项氏起兵的八千子弟主要是城市里的豪杰或者士兵之类。

刘邦的基本部队也是以沛县的城市平民为主，“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

彭越的追随者则是昌邑国中的城市平民少年，“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

这些城里的平民少年豪俊在其后成为彭越的主力部队。

后来被项羽封为九江王的黥布，被送到骊山服徭役，“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

后来这些人成为其起家造反的基本队伍。

所谓的“徒长豪杰”，概为类似刘邦、陈胜之流的来自城市中的征发徭役的基层组织者。

春秋战国城市发展与城市平民的兴起秦末战争的领导者和骨干之所以是以城市平民为主，其历史背景就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平民阶层的兴起和壮大。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城市出现大发展，先是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频繁的战乱，各国统治者为了战争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而广筑城池，从而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筑城运动。

小的诸侯国修筑有十余个城或数十个城，大的诸侯国则修筑有上百个城。

由于生产力进步，文/何一民 冯剑城市平民的兴起与秦末战争912017.4 | SOCIAL SCIENCE DIGEST历史各国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威力也大幅提高，如铁器以及巨大的远程抛石机等运用于战争，迫使各国不仅纷纷修筑城墙以增加防御能力，而且对城墙的建筑质量和形制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故而推动了城池结构改革和城池防御设施的增加。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制度的变迁也推动了城市制度的变化。

春秋末期以后，随着郡县制的建立，郡、县长官治所也开始筑城，其时设郡县之处必有城，城市之邑多为县，故史书上往往“城”与“县”互称；一些小国都邑为大国吞并后也直接改建为郡、县治所。

城与治所的合一，对于中国城市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开始出现与国都和采邑不同性质的新城市类型——地方行政建置城市。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迁，导致城市功能发生了变化。

西周时期，城市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

春秋战国以后，在城市政治军事功能得到发展的同时，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也得到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社会的异质化加强，阶级、阶层出现进一步分化，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城市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士、工、商等阶层的人口在城市中的比例日益增加。

首先，是士阶层的崛起。

士不仅在战争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士人数量扩大，其社会属性也发生了变化。

不仅是武士数量庞大，而且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士人开始崛起。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士的职业种类也不断增多，其时有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游学之士、法律之士、侠士、庶士等。

各国统治者为了富国强兵，对士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统治者大兴养士之风，“诸侯卿相，皆争养士”。

士已成为城市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士人的崛起，这些士人逐步成为不同阶层的代言人，分别代表了城市不同阶层的利益，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政治主张。

战国时期，士已经初步形成一个阶层，虽然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性并不强，往往依附于统治阶级，但这个群体人数日益增多，在城市中非常活跃，并且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议论纵横的文士、宾客和游侠仗义的武士在各国城市之间往来穿梭，形成了一张张社会人际关系网络，而这些人际关系网络，上与君王相连，下与城市平民相通。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相互竞争，政治较为开明，故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而。

秦朝建立后，对这些流派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秦朝的暴政并未有效地将士人群体都严格控制住，仍然有若干不同学派的士人在城市中传布自己的学说，对秦国意识形态以及合法性造成了一种冲击。

其次，随着社会大分工的深化，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者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农业、手工业都出现了较大的发展，不仅官营手工业的人数大增，而且民营手工业也出现大发展，因而手工业者也形成了一个群体。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在较为发达的诸侯国中商业也从手工业中分离出现，成为独立的行业，一个数量较为庞大的商人群体也开始出现，出现了一批拥有巨资的大商人。

这些大商人不仅拥有巨额的财富，而且有的还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将参与政治做为财富增值的手段。

他们往往以某种政治力量为后盾，成为在城市中敢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势力。

如吕不韦作为一个家累千金的大商人，以质押邯郸的子楚为“奇货可居”，从而成为秦代政治的幕后操纵者，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发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工商业内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如雇工中有庸徒、庸民、庸客、庸保、凭庸、凭市庸等区分。

如果从行业来看，手工业则划分为木工、石工、玉人、铸工、纺织工、漆工等，商人则有官商、私商、行商、坐商、大商、小贩等。

工商业者往往聚族而居，手艺家传，分工协作，集中经营，成为城市中的主要居民之一。

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推动了服务业和娱乐业的兴起，卜者、医者、日者、修鞋补席者、厨子、屠夫、乐人、倡优、妓女等也在各国城市中普遍出现，导致城市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但总体说来，战国时期，除统治阶级之外，士人和工商业者已经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逐渐没落，平民阶层崛起，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实际上就是中下层人士崛起的表现。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平民阶层的出现，从事各种行业的平民开始活跃在城市政治舞台上，成为城市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在贵族公卿们豢养的宾客中，各色人物无所不包，甚至是一些来自闾巷的鸡鸣狗盗之徒，如毛遂、侯生之类的下层人物在这个时期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历史活剧。

城市社会的聚集性与“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农村的本质就是分散，而分散则使农村难以产生杰出人物。

与之相反，城市的本质就在于集中，各种社会要素的集中，正是分散和集中的区别导致了秦末起义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不是来自于农村，而是来自于城市。

与夏、商、周权力更替的领导者是诸侯和贵族不同，秦末战争的领导者大多是来自城市平民群体，即使有部分出身于六国贵族的人物，但也因其国被秦所灭而降为一般平民，失去了原有的贵族身份。

战国时期，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人口的异质性增强，工商业者和士人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云突变的政治斗争和宽松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促进了人才的聚集，从而为杰出人物的产92社会科学文摘 | SOCIAL SCIENCE DIGEST历史生创造了条件。

春秋战国以降，各诸侯国为了争霸天下，或者为了不被吞并，不断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和军事，同时尽量采取各种优惠措施来招揽人才，因而各国的都城和重要城市成为汇聚天下人才的中心。

战国时期城市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碰撞的精神文化中心，而思想的激荡对于人们观念的变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动荡的环境之下，束缚人们思想的礼制也开始解构，从而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局而。

正是在这种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传统的血统观念被打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应为“德者居之”等观念开始在城市社会的中下层中流传，使一大批类似陈胜、刘邦等的社会中下层人士具有了反抗精神，使他们敢于突破等级尊卑的限制，敢于向贵族血统政治挑战。

城市还是人才的培养基地，各派学者游走在城市中，择天下贤才而教育之，使之成为学派传人，印证自己学说的“真理性”，从而努力去实现自己学派的政治理想。

这些士子学人在城市中广泛传播不同的学说，同时大量培养人才，并伺机而动，择明主而辅佐之。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和思想的解放，培养了秦末起义的领导群体。

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相比则孤立分散，可以老死不相往来。

城市居民相互之间容易建立密切的联系，形成复杂的关系网络。

城市的分工和各种社交平台，容易使原本互相不认识的人走在一起。

地缘、业缘不是城市居民交往的唯一纽带，志趣相投、思想观念相同也往往成为联系城市人群的纽带。

秦末起义领导群体大都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活跃人物，他们或因其才能出众建立了威信，或善于交友而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为日后崛起打下了基础。

刘邦虽然是一个不入流的亭长，但他胸怀大度、对人宽容、慷慨豪爽、为人仗义、敢作敢当，深为周围的人们所赞赏，这种个性成为日后人们追随他成就霸业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