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论文
有关西方史学史毕业论文
有关西方史学史毕业论文西方史学史毕业论文引言：西方史学史是研究西方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规律的学科，总结和概括了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为我们认识和了解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不仅对西方历史学的学术体系、方法论、学派思想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影响，也为我们认识和审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参照和对比的视角。
本论文旨在探讨西方史学史的主要发展阶段和学派思想，并对其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进行评述。
一、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古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
古希腊历史学家赫罗多图斯和塞西洛斯所著的历史著作被认为是最早的历史学作品。
他们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解释，试图揭示历史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
古罗马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对希腊历史学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开创了罗马史学的先河。
二、现代史学的兴起与发展现代西方史学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启蒙时代。
启蒙思想家们开始强调对历史的客观研究和科学分析，反对传统的宗教观念和权威主义。
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如维柯、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人的历史著作对西方历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和思潮。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理论19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唯物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历史学的主要思潮之一。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经济基础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并提出了历史阶段划分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后来的西方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社会历史学的兴起20世纪初，社会历史学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它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试图揭示历史发展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社会历史学的兴起不仅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后现代史学与文化转向20世纪后期，后现代史学逐渐兴起，提出了反对大故事、强调个体经验和文化多样性的理论观点。
历史小论文范文6篇
历史小论文范文6篇历史小论文主要是初中生和高中生根据历史事件撰写的论述性文章，历史小论文包括论点、论据及论证三部分，缺一不可，论点可以根据自己兴趣和感悟来拟定，确定论点后，就要整理相应历史资料作为论据，以这些论据来论证论文观点。
下面学术堂整理了6篇历史小论文范文供参考。
历史小论文范文一：论文题目：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关乎政治、文化、学术的公案由汉至今两千余年，对此评说不绝于史，众说纷纭有秉承儒学传统口诛笔伐者，认为这是秦始皇个人暴政的体现，是秦始皇个人的偶然冲动行为，几乎也是教科书的一贯定论也有对此存疑认为是夸大其事者为此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及许多学者的有关评论，整理出浅要观点。
一、史学界对焚书坑儒的评价。
自秦末汉初，约两千年来，焚书坑儒成为学术界和民间广泛用词：汉语大词典》对其解释为秦始皇焚烧典籍、坑杀儒生之事，亦作蟠书坑儒史学大家剪伯赞先生的：秦汉史》专着作这样的评论：焚书坑儒，在客观上是对文化之一般的毁灭,把之史记》所记载对四百六十余诸生的残暴坑杀，称之为坑儒之惨剧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里曾说过：近人有替始皇辩护的，谓被坑者不是儒生而是方士，我自己在前也曾这样说过，但这是不正确的，没有把本纪的原文细读清楚当今学者郭志坤在引用郭先生这句话时明确表态：秦始皇坑杀的儒生就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一直到最近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其作为面向21世纪高校课程教材读本也依然鲜明的写着：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极端的措施是对文化的摧残，党校论文，同时也激起士大夫们对秦政普遍的抵触和反抗.以上引自各家说法，说明焚书坑儒一直为史学界所沿用，大家一致评判这是秦始皇的一大暴政，严重摧残了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是对儒家文化的一大迫害，引起当时士人的反抗。
二、秦始皇统一之初的文化政策。
秦始皇在他统一之后并没有立即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来处理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的，而是奉行兼纳各家思想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对待儒生也是予以重任其表现如下：第一，在中央设置博士一职。
对中国古代史的看法论文优秀范文
对中国古代史的看法论文优秀范文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看法，需要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检验和丰富这种理论，并激发出人们对中国古代史的新认识。
以下是店铺分享的中国古代史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中国古代史论文篇一21世纪最初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史学史，这1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工作是接续了20世纪末的研究走向，还是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向更早时期的轮回?它的实践给予我们怎样的经验?这些经验又如何转化为促进中国古代史进步的因素?这无疑都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在有限的篇幅里评述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现状并提出发展设想是一件困难的事，不仅挂一漏万无法避免，且因个人的专业知识和学养局限，评说不当而获其他领域内行之讥恐亦在所难免。
下面从研究趋势和面临挑战两个方面，以断代史研究为线索，扼要回顾和评述最近13年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并对未来发展的进路提出不成熟的意见。
一、趋势2000年至2012年，中国古代史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总计在3.5万篇以上，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约在2 800部以上。
尽管不同断代的研究有不同特点，但仍呈现出一些共同的内容，反映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内在一致性。
(一) 新资料的刊布促使研究工作呈现持续进步的态势2000年至2012年间公布和整理的新资料中，殷周时期主要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和大量殷周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南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湖北张家山汉简、北京大学藏汉简、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和墓志，唐宋时期主要有新获敦煌吐鲁番文书、《俄藏黑水城文献》、天一阁藏明抄本北宋《天圣令》、唐宋墓志，明清时期主要有徽州文书、契约和官府档案。
其中清华大学藏战国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天圣令》可能是近十余年来最重要的古史新资料，特别是清华简和张家山汉简，为苦于资料不足的战国秦汉史研究者打开了一扇观察历史之窗。
上述新出资料涉及经学、史著、律令和法律制度、政治与经济活动，以及日常生活领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
中国史学史论文3000字
中国史学史论文3000字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内容摘要：研究与撰述史学史，分期问题无法回避。
近五十年来（1950——），有关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甚丰，分歧很大。
综览各家观点，评判得失利弊，对推进2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研究与撰述史学史，分期问题无法回避。
近五十年来（1950——），有关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甚丰，分歧很大。
综览各家观点，评判得失利弊，对推进2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一、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研究的两次高潮五十年来，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曾经有过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20世纪代中前期，第二次是20世纪代以来。
教育部召开文科教材会议，史学史被列入教材计划。
以此为契机，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引起史学界关注。
北京、上海、广州、济南、武汉、西安等地高校、史学会及研究机构先后召开了多次学术座谈会，就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内容，研究的目的、意义等问题进行研讨，其中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是讨论的热点之一。
老一代史学家白寿彝、齐思和、刘节、贺昌群、陈千钧、方壮猷、王毓铨、尹达、孙毓棠、何兹全、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韩儒林、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余兆梓、李平心、田汝康、郭圣铭等都发表了对中国史学史基本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史学史的阶段性分期以及分期的标准，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当时的讨论有不少分歧，但多数人已注意到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要反映出史学史自身的发展过程，既不能与中国历史的分期相差太远，又不能将对历史的分期照搬到史学史的分期中，“大家同意基本上跟整个中国社会阶段的发展相照应，但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一般总要晚些”（《关于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白寿彝、齐思和、刘节、贺昌群、陈千钧等人还进行了具体划分，试图将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引入深入。
可惜不久“文革”爆发，这次有关史学史的讨论被迫中断，分期问题也就被搁置起来，再也没人提起。
(干货)历史学——史学论文如何撰写
• 注释又可分为: • 题目注释:如朱英《重评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 电”风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题目注释为:“本 文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 助的研究成果。”又如:谢放《“绅商”词义考析》（《历 史研究》2001年第2期）题目注释为:“本文初稿承蒙章开沅 先生和马敏先生教正。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为笔者查阅 资料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 题目注释往往是针对论著的题名而言的，也可对该题目 的研究和写作活动作必要的交待。题目注释往往以脚注方式 出现，其基本形式是在题目后面加一个“星号”作注，或者 和正文释义性注释一起编号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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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章作者的学术功力和人品。因为 从你注释的情况，就可看出作者研究这个问题时所查阅过、 使用过的资料、论著，学界同行一看便知你是否看到过新材 料，是否比前人发掘过更多的资料，如果没有，文章的价值 就会打折扣。 • 注释为何又能反映作者的人品呢？因为有的作者在论文 中的一些重要资料，或个别观点，明明是引自其他人的论著， 或受到某位学者的启发和帮助，但却有意回避，不加注释， 不加说明，这就是故意掠人之美，从而丧失了应有的学术道 德。所以注释也反映了作者的人品，有的学术道德高尚的作 者，在他所写论文的注释中也能闪现道德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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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七部分即附论，为什么要附论“大蕃”名号问题呢？ 因为在1976年在北京房山县清理一座辽塔塔基中，出土了一 块辽代纪年文字砖，上有墨书“大蕃天显岁次戊戌五月拾三 日已未”共15字。其中“大蕃”二字，有人认为很可能是辽 朝曾经使用的国号之一，而作者又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正 文完全是按年代来考证辽朝国号的，关于“大蕃”的论述不 便在正文中表述。而这个问题如果避而不谈，又显得不完全， 必然会引起学界的疑问，故作为“附论”的形式放在最后论 述，最为适宜。作者认为“大蕃”应是“当地汉人对辽朝的 尊称，意若‘大朝’，而非正式的国号。”
历史论文（精选5篇）
历史论文（精选5篇）第一篇：历史论文a正文∶一天，我向我父亲询问了我爷爷的经历。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向我讲述爷爷充满坎坷的人想起早以逝去的爷爷，父亲不禁感到一股深沉的悲伤，但是他脸上也涌现出极大的自豪。
就算爷爷早以逝去，但父亲仍然无法忘怀爷爷的容颜。
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过去了多久，父亲依旧充满无限敬意。
父亲讲起了爷爷的一生。
从爷爷十多岁时为躲避日本鬼子的侵袭而东小人物，但他却见证了那一段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
历史埋没了无数的人，也有着无数的见证者。
爷爷是众多见证者中不起眼的一个，东奔西跑，到爷爷三十多岁时遭遇的批斗，再从四处奋斗的轰轰烈烈归为柴米油盐的平静。
在历史的洪流中，爷爷只能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他却将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精神流传给自己的后人们。
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是一场文化的大浩劫。
无数的珍贵文物毁于一旦，不少知识分子也被冤枉，被扔进了监狱，或是牛棚。
在这场浩劫中，我的爷爷就是一名亲历者，他目睹了仁人志士们的痛苦，也见证了文化的衰败六十年代的时候，爷爷还是一名意气风发的工程师，他设计了一座座连接两岸的桥梁，也设计了一栋栋的高楼。
但是，从中央发来的命令，如一股滔天的洪流，席卷了全中国，也摧垮了无数人的生活，这其中，包括了爷爷的生活。
这股洪流，名叫“文化大革命”。
由于我的爷爷属于知识分子，因此，被那群“热血沸腾”的红卫兵们打成了“臭老九”，接受那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折磨与侮辱。
众所周知，文革中批斗的残忍，简直是令人发指。
就算不说在高台上所受到的侮辱，那一次次深夜中的“审问”也足以令人疯狂。
在这种无边的恐惧与屈辱之下，无数知识分子和无辜的百姓选择了自杀。
我的爷爷在那种我们如今难以想象的痛苦中不断地忍耐，但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时间一长，他也不可避免地想到了终结自己的生命。
可当他想到了自己还未长大的孩子们，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忍耐下去。
好不容易，他被放了出来。
昔日的工程师的知识，已经用不上了。
中国史学史论文：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
从《史记》①《汉书》②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摘要：《史记》与《汉书》比较而言，《汉书》更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
虽然《汉书》有许多章节脱胎于《史记》，但绝非简单的重复，《游侠传》就是显著的一例。
两书虽同写游侠，但对其评价却大相径庭。
《史记·游侠列传》热情赞扬游侠急人之难的高尚道德和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而《汉书·游侠列传》则批评游侠破坏封建礼法，宣扬“政自君出，而下无觊觎”的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制度不容丝毫动摇。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游侠；著史思想。
活跃于秦汉时期的游侠，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
战国晚期，关东六国的游侠之风十分盛行，但在西边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改变了“民勇于私斗，怯于公战”③的局面，又颁行《游侠律》规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岁卒，责之。
”基本上没有游侠生存的土壤。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六国与秦的文化互相混融，一面是朝廷严禁游侠，另一面是六国炽盛的游侠之风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这时的侠，遂成为一种潜流，秘密地活动于社会底层。
12年后，陈胜起义于大泽乡，游侠之士乘乱逐鹿，走向前台，形成了秦汉之际游侠参与社会生活的壮观场面。
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政治逐渐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社会结构也趋于复杂多样，游侠又开始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和班固的《汉书·游侠传》都对他们的活动做了记载和评价。
一、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史记·游侠列传》伊始，司马迁就开宗明义，表达了对游侠的赞美态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既已存亡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施丁（主编）：《汉书新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③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2234页。
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历史论文参考
历史论文参考历史论文参考3000字（通用14篇）历史论文参考篇1摘要：诠释学是一个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理论，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作用、理解和解释等理由的哲学体系、策略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
而中国的民族文献学研究，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还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
因而，从诠释学的视野去讨论图书馆民族文献研究的作用和作用，是对中华民族文献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诠释学；图书馆；民族文献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形式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瑰丽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并共同缔造出璀璨夺目、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时间长河中所凝聚、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各民族文献。
但是，随着各族人民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不断进步与增长，虽然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与学术研究成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严谨。
但由于学术界学科界定和相关策略论研究不够清晰所造成的认识和其他方面的理由，作为反映中国各民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各种民族文献，目前仍就处于一个尚未完全被开发和解读的尴尬状态，这就使得民族文献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境地，而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文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推广和保护传承，已沦入濒临散佚消亡的命运。
究其理由，就是没有一套能够较好地正确指导解释和解读民族文献，特别是中华民族古籍文献的策略论。
1、诠释学是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往返于神界与人界之间，为人与神传递消息的信使赫尔默斯（Hermes），因为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作为信使的赫尔默斯就需要将传递的信息进行翻译和解释，从而使得人类能正确理解神的旨意。
正是基于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
由于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有传达诸神的旨意的含义，而这种旨意带有一种无条件服从的“神授意味”，使得诠释学在某种作用上被看作是一门我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做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因为它能理解和解释那种对我们封闭的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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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起源的原因探究[摘要]史学是记述和研究历史演进，以展示未来的学科，研究史学起源对学习和研究历史有重要意义。
在查阅大量的史学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史学起源时期的社会现状进行分析，论述了史学起源于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意识的觉醒之后，以及史学起源的相应的社会物质条件。
同时辨析了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史官并非史学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史学、起源、原因、史官史学起源是一个既古老又新生的历史课题。
说它古老是因为从汉代开始就有人们开始探究，说它新生，是因为直至今天，依旧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而且不断有新的观点提出，足见其重要性。
史学起源自先古时期历史意识的萌芽，至迟与西周宣王时期，形成了官方自觉地记录历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
推动一件新事物的产生，当时的社会需求是推动力，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是肥沃的土壤。
对于史学起源漫长的过程，有着诸多原因，下文将逐一论述。
（一）“由历史意识的觉醒，产生社会的需求。
”①历史意识的产生标志着史学的起源。
何谓历史意识，就是人们理解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与过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感到需要记住自己的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意识。
同时，这也是一种需求意识。
科学的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直接的应用需求，是推动事物产生的根本动因，这种需求来自人们意识的觉醒。
“中国史学的历史，可以从远古的传说说起。
所谓远古，是指文字记载以前的遥远时期。
在这时期，虽还不可能有史学，但追本求源，还是要从这里说起。
”②因为在上古时期或是更远的时期就出现了历史意识的萌芽。
其萌芽体现在关于远古①谢保成：《史学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②同上的传说中。
关于远古的传说则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有关各部族始祖降生的传说。
如黄帝之母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24月而生黄帝。
商始祖契之母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
这类笼罩神秘色彩的传说反应了各个部族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所以只有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2）有关人与自然界斗争获胜的传说。
远古时期，天的四极快要坍塌，大地开始裂开，天火燃烧不息，大水浩瀚不止，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以救苍生。
还有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等。
（3）有关农事的传说，如周的始祖神农氏自幼爱好耕种，善于选用良种；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谷蔬菜等等；(4)有关部落战争的传说。
最著名的是皇帝战胜蚩尤，又于阪泉之野战胜炎帝的故事。
这些神话传说主要是讲述人类祖先为求生存而不屈不挠斗争和艰苦创业历程，被作为了激励后世艰苦奋斗和创造的优秀例证。
在没有记录条件的情况下，传说人们以口传诵，他们讲求实用性，注重对现世的作用，所以已经具备了史学的某些实用性特征。
历史意识的觉醒来源于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兴趣。
在历史进程中，“人们自觉地产生对社会大变动、大事件进行系统性描述和记载的冲动，从而产生准确历史记忆的客观需要，进而促使人们予以总结以及进行理性的思考。
”③当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自觉产生的追述根源和背景的需求转变成一种社会的集体需求时，就会提出寻求方法找到过去的记录和印记，并对大的社会变化和事件进行记录，以记事求真，供后世借鉴和使用。
于是在先秦时期的早期，出现官方记录社会大变动、大事件的具有部分史官性质的政府官员，但还未成形。
原始先民的历史意识是史学思想的最初萌芽形态。
最初的历史意识是在同自然斗争中、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
原始人从以往的行动中，逐渐地思索、总结出自身活动成功于失败的原因，然后通过口耳相传或结绳记事流传下来。
比如，在种植农作物过程中，发现了有效的灌溉方法，便会通过结绳记事的方法记录下来，以便后人使用。
《尚书·盘庚》篇多次提到“古我先王”及“古我先后” ，又引了迟任的一句话，“人惟求旧” 。
可见殷人非常重视历史经验。
由此可知，古代史学的起源，应推溯到人们认识到史实的重要性，并设法保存重要史实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文字，主要靠记忆和口传，保存下来一些重要事实。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很多，逐渐有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认识，甚至有了“察往以知来”的认识。
而后，更高级的表达方式便是文字，《春秋》、《左传》等的记录方式和方法是后人所作史书的铺垫。
史书与史学思想结合起来，成为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有比较完备的文字和可以运用的历法，这是史学起源的客观条件。
③乔治忠：《中国史学起源问题新论》，《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27页。
历史学者傅玉璋认为夏朝就有文字，他认为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六书”（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转注）的规模，出现了长达一百七八十字的记事文，这不是初创文字时所能达到的。
考古资料证明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发现了文字，这与仓颉造字的传说一致。
他认为，根据专家研究发现史马迁的《史记》记载的殷王的世系和事迹基本是真实的，可见殷代历史是有文字根据的，商之前就有文字。
所以有可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比殷商更早。
但目前我国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文字是殷商的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显示出殷商时代已经有了相当完备和成熟的文字。
继甲骨文之后是金文，即自商朝末期到战国末年，用大篆铸于钟、鼎、彝、尊等青铜器物上的，铭文，又称为钟鼎文。
甲骨卜辞、青铜文之事单篇的时政记录，尚不能明确记录历史，但商周的文字记录比起远古没有文字的传说相比，显然是跨出了一大步。
文字产生并且用于记述史事，与口耳相传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它能够使所包含的内容凝固下来，保持一定的面貌，避免口述往事那种不断流动、遗忘、添加渲染而无踪迹可以核查的状态。
”至于历法，传说自有夏就已产生，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战国时有讲述夏历的《夏小正》一书。
④历法也是史事记述能否完备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确切时间的记载，无论其真实程度如何，价值都会大打折扣，即使单单从史料利用角度而言，也必须首先将其中关键的时间要素考订清楚，否则很难进行深入的研究。
如果记事者没有写明确切时间的意识记事文献缺乏完整的时间要素，则根本不能作为历史学产生的标志。
中国历法产生的详情，还有许多未能考察清晰的问题，但殷商甲骨卜辞中以干支记日，以及记载月份已十分普遍，唯在纪年上还存在较大的缺陷，这种缺陷到周代依然延续。
直至周朝周厉王的国人起义（公元前841年）之后，才有准确的史年表。
西周也是史学的形成时期。
较之文字和历法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社会意识中的历史意识决定以及其产生的社会需求。
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现时的生活同以前的历史有一定的联系。
生活在70万至20万年前的北京人，把自己群体中死去的成员安葬在自己栖息的洞穴里，表明他们已经多少意识到自己现时的生存同自己群体中死去的成员的生存有某种连续性。
后来，在原始人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中，这种萌芽状态的历史意识就更明显。
因为那样的崇拜表明，他们意识到图腾和祖先同他们现时生活的幸福或不幸有一定的关系。
古埃及是最早的文明古国，文字产生甚早，远超前与其他古国，但始终未能独立地产生中国与希腊那样的史学文化。
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指出:“埃及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写历史的民族”，因此古埃及虽有丰富的史料，例如大量的铭文，但没有产生自己的史学。
“埃及铭文的历史价值必须经常细心判断，因为诸法老往往把他们祖先的事迹，归到他们自己名下。
他门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方法很简单，磨掉石柱或墙壁上已记载的事迹中那位英④乔治忠：《中国史学起源问题新论》，《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27页。
雄的名字，然后刻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或者把别人的功绩记录抄刻在另一块石板或纪念物上，把过去完成那些功业的真正君主的名字改成他们自己的就行了”。
这种行为，是中国古代最荒唐的皇帝也不可能做出的，由此可见，古埃及几乎没有记事需要真实的观念，缺此意识，即无法原发性地产生本民族的史学。
(三)辨析史官与史学起源的关系因为“史学寓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
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
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
盖史籍掌于史官，亦唯史官乃通于史学，故考古代之史学，应自史官始。
”⑤所以历史学家金毓黻认为先有史官，史官经研究精通历史，才有史学，史官的起源是由于史官的存在所致。
这一观点，根据已有的资料，有必要对其进行辨析。
首先，从史官的职能看。
自古的史官都是官方设置的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
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
史官的原型产生于巫、“贞人”等，这类巫师，在原始社会后期的特殊地位和宗教作用，具备了部分史官的职能，但不能称其为史官。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
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
至于三代，其数渐繁。
”⑥刘知几认为仓颉、沮诵创造文字，也是行使了史官的职能，也算是史官，商周的史官数量比较多，而且职能分工上已经比较完善。
但文字的出现最早可能在夏朝，上古的轩辕和仓颉造字的只是传说，连文字记录都没有，所以不可能是史官，只是可以认为他们可能具备了史官的部分职能。
这也就在职能上说明在史学起源时并未出现史官，史官并非史学起源的原因。
其次，从史官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看。
“史”字早在甲骨文中即已出现，兼具后来“事”、“吏”、“使”之义，任何受命办事官员皆可称作“史”官，更重要的是甲骨文“史”字或写作“”，被不少甲骨学家解释为田猎与战争中的手持武器者。
殷周之“史”就是“吏”，可以是任何受命任职的官员，包括武官在内。
再有，甲骨文与殷商金文反映出直至商末都有“作册”的官职，作册带有人名的记载很多，如“作册吾”、“作册丰”、“作册宅”、“作册般”等等。
“册”肯定是由竹简、木简等书写载体连接一起的文件，殷商既有“作册”官员，册、典内容是册命、文诰等等政府文书，作册的职责为拟定与宣布册命，所以殷商的册、典还不能说是有了正式的历史记录，所以殷商没有正式的史官。
周初保留了“作册”这种职官，其职责应为以文字事务服务于周王朝以及诸侯国，包括册命、文书的撰拟。
⑤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重读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9月，第20卷第3期，第50页。
⑥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6页。
周初王室的作册，常以地位尊崇者担任，西周成康时期的荣伯，地位十分尊贵，《尚书序》、《史记·周本纪》皆记载“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
宣布册命为作册之职，故荣伯是以高贵的身份出任周朝的作册。
《史记》又载“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作策”即作册，而任作册之职的毕公，有紧紧排列于召公之下的尊贵身份。
作册与“史”相比，无论殷商还是西周，显然具有了较大的专职性质，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官方文书事物，乃以文字性工作从事人世间的行政事务，不同于贞人、巫史的神秘性、神职性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