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危机事故与舆论关系
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舆情应对和共情传播
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舆情应对和共情传播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各种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频率不断增加，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和损失。
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舆情应对和共情传播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处理需要我们具备技能和知识，能够迅速稳妥地处理紧急情况，保护受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利益。
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保持镇静，迅速反应，尽快组织救援和撤离受伤者。
听取专家意见，科学分析形势，迅速作出决策，使危机处理得以有效地展开。
其次，公开发布及时准确的信息，摆脱谣言和流言，防止信息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影响。
这需要我们做好信息收集、处理、发布和传播工作，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实现信息共享。
最后，要与媒体、社会团体建立紧密联系，积极引导和处理相关舆情和共情问题。
要及时回应公众疑虑和反应，在确保危机处理的有效性的前提下，尽量满足公众的需求。
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过程中，要注意舆情的应对。
舆情是指危机发生后公众的情绪、态度、看法等。
如果舆情没有妥善应对，就会影响公众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形象和信任度，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公共秩序的失控。
舆情应对的关键在于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主动公开信息，积极回应公众疑虑，及时澄清谣言，准确传递处理危机的措施和进展。
此外，要建立舆情监测机制，及时掌握公众情绪和看法，对于对立的舆论要及时引导，让公众得到平衡和准确的信息。
除了舆情应对外，共情传播也是危机管理的重要环节。
共情传播指大家共同参与、诚恳理解、支持危机管理工作的情感传播。
危机发生时，公众的情感很容易波动，需要相关部门用共情传播来打消公众的恐慌情绪，增强社会凝聚力。
共情传播需要相关部门采取适当的方式，如面对媒体的直接表态，出面为受难者和受伤者和守望相助等，都能让危机处理得以顺利推进。
综上所述，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舆情应对和共情传播，不能仅仅停留在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处理上，更应该建立市民大众参与，增强公民的安全意识，提高紧急处理知识和技能，共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和挑战，实现协同、快速响应的危机处理机制。
浅谈公共安全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体舆论导向作用
地铁事故对社会舆论与媒体影响的分析
地铁事故对社会舆论与媒体影响的分析地铁事故是指在地铁线路或车辆运营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件。
这类事件不仅对受害者及其家属造成伤害，更会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本文将对地铁事故对社会舆论与媒体的影响展开分析。
一、地铁事故引发的社会舆论地铁事故所引发的社会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公众关切与忧虑地铁作为大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市民对地铁事故非常关切。
一旦发生地铁事故，公众会产生担忧和恐慌情绪，担忧自己的安全及亲友的安危。
他们会积极参与讨论，关注事故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对相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2. 责任追究与舆论压力地铁事故发生后，公众会对相关责任方提出质疑和追究，包括地铁运营企业、设计单位、监管部门等。
他们会通过社交媒体、论坛等渠道表达自己的看法，引发舆论压力，要求相关责任方做出解释和改进措施。
3. 公共安全意识的觉醒地铁事故的发生会进一步唤起公众对公共安全的关注和意识觉醒。
公众开始意识到地铁安全事故可能对自己生活造成的潜在风险，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提高了对地铁乘车安全的重视程度。
二、地铁事故的媒体影响地铁事故对媒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报道频率与深度地铁事故通常是重大新闻事件，媒体会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包括事件的经过、事故原因、受伤人数、救援进展等内容。
媒体还会通过各种手段提供相关图片、视频等信息，以加深读者对事件的了解。
2. 访谈报道与专家评论媒体通常会采访相关当事人、目击者以及专家学者，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观点。
这些访谈报道和专家评论能够为事件提供更多的解读和分析，对公众了解事故原因、责任追究等方面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3. 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媒体在报道地铁事故的同时，也会对相关责任方进行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
他们会通过评论、社论等形式，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批评或表扬。
这种舆论引导和监督能够推动责任方做出积极回应与改进，从而减少类似事故的发生。
三、地铁事故应对舆论与媒体影响的策略地铁事故发生后，相关单位应及时应对舆论与媒体的影响，采取以下策略：1. 及时发布信息相关单位应第一时间发布准确、完整的事故信息，以避免传谣和公众恐慌情绪的扩散。
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媒体舆论监督的困境
一
告 监 督 管 理 、 市 建 设 、 境 保 护 、 安 等 城 环 公 有 关 部 门制 定 。 ” 于 这 一原 则 规 定 在 各 由 省 、 的 相 应 文 件 中 没 有 得 到 进 一 步 的 细 市 化 ， 任 、 利 、 益不很 明确 ， 责 权 利 由此 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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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媒体舆ຫໍສະໝຸດ 监督的困境 口 王 春 玲
近 几 年 ，我 国公 共 危 机事 件 频 发 ， 其 后 果 不 仅 仅 体 现 为 经 济 损 失 巨 大 ， 重 要 更 的是 最 大 限 度 地 激 发 了 公 众 的 恐 慌 心 理 ， 严 重 影 啊了 社 会 生 活 的 良性 发 展 。 为承 作 担 着 社 会 发 展 嘹 望 哨功 能 的 大 众 媒 体 在 公 共 危 机 事 件 的发 生 、 理 过 程 中 ， 应 处 理 担 负 起 相 应 的 社 会 职 责 ， 事 件 发 生 之 前 在 做 出预 警 ， 事 件 发 生 后 及 时 、 速 地 传 在 迅 政 府 管 理 工 作 的 秩 序 和 效 率 、 急机 制 的 应
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舆情应对和共情传播
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舆情应对和共情传播突发公共事件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突然发生且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通常是不受控制或难以预料的事件，例如自然灾害、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等。
这些事件往往引发公众的恐慌和焦虑，并可能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时，危机管理和舆情引导是至关重要的。
危机管理是指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为保障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采取的一系列预防、应对和修复措施。
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包括及时应对、透明公开、有效沟通和权威决策。
这些原则可以帮助减少不必要的恐慌和焦虑，提高公众对危机处理的满意度。
在危机管理中，舆情引导是一项关键任务。
舆情是指社会公众对特定事件或话题的看法和态度。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舆情往往处于高度敏感的状态，容易受到各种谣言和不实信息的影响。
舆情引导旨在通过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认知和态度，避免恐慌和混乱的蔓延。
舆情引导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1.信息公开透明：向公众及时披露事件的发生、影响和处理进展情况，回应公众关注的问题和疑虑，避免信息不对称和谣言滋生。
政府和有关机构可以发布权威的官方消息，并与媒体保持良好的沟通合作关系。
2.危机沟通：危机发生后，政府和企业应当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说明事件的原因、影响和处理措施，并回应公众提出的质疑和诉求。
危机沟通需要表达真诚和同理心，与公众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3.社交媒体管理：社交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迅速传播信息，但也容易引发谣言和恐慌。
政府和企业应当积极监测社交媒体上的舆情动态，及时回应和澄清不实信息，引导公众正确理解和评估事件。
4.共情传播：共情传播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舆情引导方式，通过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危机处理。
政府和企业可以组织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参与危机应对工作，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协作能力。
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和舆情引导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
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舆情应对和共情传播
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舆情应对和共情传播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对公众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威胁的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公众卫生事件等。
在这类事件发生时，危机管理和舆情应对是至关重要的，能够有效控制危机局势、传递正确信息，同时共情传播也是塑造社会共识和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危机管理是指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有针对性地调动资源，组织部署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和解决危机，保障公众的安全和利益。
危机管理要做到信息迅速、准确和透明。
要确立专业指挥体系，明确指挥链条和职责分工，实行快速决策和行动。
要加强信息收集、分析和评估能力，及时了解危机的发展和风险，做出科学决策。
要与媒体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协调，及时发布信息，消除谣言，防止信息的滞后和失真。
要建立健全的应急预案和资源保障机制，组织协调各方面的资源，提供有效的支持和救援。
舆情应对是指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借助舆论场的力量来引导和激励公众的情感和行为。
舆情应对要做到情绪疏导、信息传递和共识建立。
要了解公众的情感需求，及时解答公众的疑虑和恐慌，引导公众保持冷静和理性。
要准确传递信息，及时公布事件的发展动态、救援进展和防控措施，让公众了解事态的真实情况和应对措施。
要引导公众形成共识，传递正能量，鼓励共同参与到危机中，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要与公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和反馈机制，收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修改和优化危机管理和舆情应对的策略和措施。
共情传播是指通过文化符号和情感传递来达到情感共鸣和情绪传递的一种传播方式。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共情传播能够帮助公众理解和接纳危机，培养相互关怀和支持的社会氛围。
共情传播要做到情感表达、故事叙述和价值共享。
要通过情感表达来引发公众的情感共鸣，让公众感同身受，增强爱国心、爱人心和责任心。
要通过故事叙述来传递信息，展现事件中的感人故事和英雄事迹，激发公众的积极情感和正能量。
要通过价值共享来塑造共同价值观，弘扬正能量和社会责任感，提升社会的凝聚力和共识。
政务新媒体舆情负面案例
政务新媒体舆情负面案例重大公共突发危机事件（简称“重大危机事件”）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带来巨大损失，导致民众的恐慌和质疑、谣言的滋生与泛滥，甚至造成极端的线下群体性事件，冲击社会秩序，挑战政府治理。
重大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积极有效的舆情响应机制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平台已成为民众意见情绪表达的主要渠道，成为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经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179 932个，其中政务机构官方微博达138 854个[1]。
随着“两微一端”的不断发展，政务新媒体已成为政府维护自身形象、提升治理效能、促进官民联系、加强突发事件舆情治理与引导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近年来，政务新媒体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如与民众互动不积极、信息内容官方化严重、事件介入响应时间长、速度慢等。
重大危机事件中政务新媒体的舆情响应制约政府危机应对能力与治理效能。
因而，互联网时代，完善政务新媒体的舆情响应机制已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3·7”泉州欣佳酒店坍塌事故造成29人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以此事件为研究对象，选取该事件中具有代表性的政务新媒体账号，探析重大危机事件中政务新媒体的舆情响应机制，对于提高政务新媒体运用能力与治理效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1 重大危机事件概述重大危机事件即与社会和公众有重大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大规模突发事件。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发展打破自上而下的传播格局，重大危机事件呈现出新的特征，对政府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首先，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成为舆论主阵地，网民成为信息首发者，官方媒体常常处于滞后与被动地位。
其次，互联网信息海量，监管难度大，大量不实信息流传，谣言的碎片化传播使信息更具迷惑性，加之社交媒体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用户基数庞大等特点，使得政府部门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管控难度加大[2]。
此外，互联网拓宽网民话语渠道，网民的参与性增强，政府部门的回应稍有不妥，便容易引发次生舆情，影响政府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
天津港爆炸事件的舆情应对-文档资料
天津港爆炸事件的舆情应对天津官方前期的新闻发布会，始终弥漫着仓促应付、准备不足的“领导见面会”的气息。
部分堪称滑稽荒诞的场景，成为负面舆论的助推器。
事件】2015年8月12日23：30左右，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XX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重大爆炸，事故造成了重大伤亡。
更让人寒心的是，事故舆情的失控，事故发生前期谣言不断，在新媒体平台和网络上充斥着爆炸事故的不实信息，造成民众的消极情绪，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此次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全国媒体和各地民众的热切关注。
但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出现大量未经证实、极具误导性的报道。
同时，当地官方媒体反应迟钝、新闻发布会成摆设等等。
凡此种种，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
析因】应对失策，一错再错与以往的突发事件相比，此次事故发生后主流官方媒体在事件应对与后续处理中存在着严重失衡。
爆炸事件于12日晚23：30 左右发生，首先由附近居民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工具上传播扩散，而地方媒体在接近凌晨4 点才有所反应，逐步开始发布事件相关新闻。
地方媒体信息的拖延滞后，直接给了部分社会媒体可乘之机，使得此次事件的前期报道中各类不确定与虚假信息肆意传播，导向性与夸张性信息先于官方媒体出现，事件相关的社会舆情在初期便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
此次事件中地方媒体的反应和应对行为中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第一，地方媒体反应迟钝。
天津港爆炸事件发生于8 月12日23点30分左右，而直到次日凌晨3点52分，天津市的官方媒体才开始有所反应，但发布的信息内容为地方领导亲临现场，而对于事故现场的报道，基本都是转播自其它媒体，缺乏权威性与可信度。
从事件发生到地方媒体有所反应，其间长达4个多小时，官方媒体的权威信息持续缺失，为夸张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导致民众中恐慌情绪蔓延。
传递信息是媒体最重要的职责，当地媒体有很大的优势。
但在此事故时并没有表现出来。
电视媒体的审核机制要求电视节目的变更及播放都需要提前向官方报备、审批，电视台本身并无权力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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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危机事故与舆论关系一我们首先对核心概念“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和“新媒体语境”加以界定。
（一）关于“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就指称的对象与涵括的内容而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概念与“重大突发性事件”、“重大灾难性事件”等概念时有交叉。
在本文中，作者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界定为：危及社会稳定的，具有公共性质的严重事件。
它们既可能是突发性的，也可能是非突发性的；既可能与“重大灾难性事件”同义，也可能不完全同义。
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本源意义上的严重灾祸引起和造成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如2003年的SARS事件、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另一类源头并不是本源意义上的严重灾祸，不过最终却形成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
从舆论对上述两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的角度实行考察，不难看出其中不同的情形。
在前一类中，因为相关重要信息的公开水准不同因而存有很大的差别。
在其中一部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与此相关的重要信息未能即时公开，或者公开得不够充分，所以谣言伺机而生，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相对应的社会舆论，普遍地存有着缺乏理性之弊，体现出相当严重的离心倾向，加剧了公众的惶恐心理。
此种舆论属自在舆论。
它的勃兴，使事件的严重水准因之加深，社会由此而发生剧烈的震荡。
SARS事件的前半程情形即如此。
此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另一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因为与此相关的重要信息即时、充分公开，谣言失去了滋生土壤和传播空间，使得某些带有盲目性和破坏性的自在舆论不可能占有主流地位；相反，体现出较多理性成分的自为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总体上说，舆论的介入不但没有增加社会的震荡水准，而且还使公众增进了对政府的了解和理解，从而发挥了缓释和消解危机的积极作用。
汶川地震发生后，相关重要信息的充分公开体现了在舆论问题和信息公开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体现了导向准确的舆论对社会舆论的有效引导，从而证实舆论环境的优化与事件的缓解和问题的解决呈正相关关系。
事实证明：随着信息公开制度的逐步形成和持续完善，本源意义上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如自然灾害等名副其实的“大事件”，通常情况下已经不会引发危及社会稳定的舆论激浪。
社会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大事件”，因与之相关的重要信息得以真实地、公开地、充分地传播而变得并不可怕。
另一方面，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件”或“小事端”，如贵州瓮安事件“、最牛钉子户”、“邓玉娇案”、“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跨省追捕”、番禺“垃圾门”事件等，却在新媒体语境中借助于舆论的放大作用而被瞬间引爆，从而演绎成另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
这类事件的相关信息与人为因素关系甚密，其负面性质更为严重，因而更可能被人为遮蔽乃至封锁。
部分官员和相关机构、相关当事人，不愿事件的相关信息被传播扩散，他们或遮遮掩掩，或讳莫如深，或仅传播其中经过过滤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对事件信息处理不当，那么原本属于非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小事件”，就有可能转化为影响甚大、相当棘手的“大事件”。
这是另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
它们与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者的关系，正是本文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二）关于“新媒体语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撰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以下简称《蓝皮书》）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新媒体用户第一大国。
《蓝皮书》显示：据对中国210起重大舆论事件的研究发现，网络舆论在约七成（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动政府解决问题的积极作用，这在2010年尤为明显。
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股重要的“主流”积极力量。
①因为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当今中国的话语格局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新媒体语境已成为一种客观存有，成为与传统语境相对应、互补的整个社会语境中重要构成部分。
在传统语境中，官方话语和媒体话语（尤其是前者）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在新媒体语境中则不尽然。
“草根”话语往往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致官方话语和媒体话语不能不受到其深刻影响。
从上述《蓝皮书》提供的信息来看，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由“草根”话语构成），其重要水准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所谓“新媒体语境”，是指凭借网络及手机形成的具有如下特点的语境：一是人人都拥有相对自由地对外界发布信息和发表意见的自主权。
在“新媒体语境”中，传统的话语支配权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首先是由传播技术的革命带来的。
在人人都握有“麦克风”的情况下，在公共空间中对话语权实行垄断，难以为继。
“新媒体语境”中话语支配权状况的改变，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人民民主有所扩大的结果。
二是信息和意见的复杂水准非以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可比。
新媒体虽也受到一定水准的掌控和监管，但因为掌控和监管难度不言而喻，因而在这个语境中公开传播的信息和意见的复杂水准相当突出。
真假信息混杂，各种意见纷呈，而真假信息和正误意见凭借新媒体都体现出充分的扩散性。
真实信息和准确意见的扩散，既有赖于人民民主，又可有力地助推人民民主，有利于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虚假信息和错误意见的扩散，所产生的是以讹传讹、对“小事件”实行火上浇油使之转变为“大事件”的严重后果。
三是在这个语境中，存有着由相对应信息、观点和情绪共同构成的特殊“发酵剂”、“催化剂”。
它们对特定事件发生由小到大的转变有着发酵作用和催化效应。
在权威的真实信息和具有说服力的准确观点缺席或传播乏力的情况下，真假信息和正误观点都能够参与发酵作用并产生催化效应。
在“新媒体语境”中，群体情绪的生成、涌动、相互感应，其情况非传统语境可比。
难以阻遏的群体情绪，可使真实事实和准确观点的力量得以强化、叠加，也可使正面的理性影响力受到挑战、阻遏和贬损。
不实信息、错误观点和不良情绪糅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威力不可小觑的“发酵剂”、“催化剂”，使围绕特定事件而形成的自在舆论所以而升温、放大、膨胀，“小事件”演变为“大事件”也就具备了相对应的舆论基础。
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信息传播造成的社会恐慌、失序等严重后果有一定理解，并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信息的管理与传播策略颇为注重，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危机传播理论体系。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格鲁尼格和亨特提出的“优化理论”，该理论聚焦危机传播中的管理环节，强调传播者的自主性、专业性、决策水平和传播沟通策略的有效性；也有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信息加工环节上，较为深入地探讨了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管理者的“形象管理”和“辩护”策略问题，如伯诺伊特提出的“形象修复”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理论引入危机传播研究中，把危机作为话语冲突和调适的动态过程加以研究，代表性的学者有麦克黑尔等。
2003年SARS事件后，我国进入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高发期。
学术界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持续高度注重。
近年来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成果大致可分为如下五类：一是围绕危机传播理论所实行的本土化研究。
《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危机传播：信息流及噪音分析》、《危机传播概论》，从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基本原理入手，在分析国内外多个典型案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理念，在危机传播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实践方面实行了有益探索。
二是针对突发事件和热点舆情背景下，政府及媒体的舆论引导所作的研究。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政府媒体危机公关案例回放与点评》，对中外政府和媒体危机公关大量正反案例逐一实行了分析和点评；《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对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舆论处置和引导方法实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试论政府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及其对策———以哈尔滨停水事件为例》、《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为例》，则分别结合相对应案例，对突发事件中政府舆论引导的经验和问题实行了学理思考。
《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及借鉴意义》，对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和具体实践实行了具有理论深度的概括。
以政府和媒体为主体加以研究，对其舆论处置、引导现状、问题和经验实行分析总结并提出对策方案，是上述研究的共同特点，也是当前我国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研究中的主流。
三是突发事件中媒体的社会责任及新闻报道理念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媒体表现》、《公共危机事件中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等，对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的表现和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等问题实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也论我国灾害报道的理念》等，从学术的角度对我国新闻传媒灾难报道理念的转变历程实行了考察和归纳；《大众传媒与社会风险———以南方雨雪灾害报道为例》、《在开放与控制之间：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与尺度———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经验与启示》等，分别结合媒体对“南方雨雪灾害”、“汶川大地震”所作报道，对具体案例实行论析，力求基于此从理论上实行提升。
上述研究，通过对特定重大灾难中新闻传媒的所作所为实行学理思考，在某些专题研究领域中体现出一定的深化趋势。
四是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及应对策略的研究。
《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范式研究》、《“75”暴力事件的网络舆论传播特点及引导策略》、《新形势下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公共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内在演变机理研究》、《重大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扩散监测和规律分析》等，分析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的特征和生成原因，探讨网络舆情的扩散规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策略；《互联网之火：网络舆情和时代焦虑———从南京的突发事件谈起》，由南京的突发事件入手，探讨网络舆情在相对应事件中的发展演变。
与传统媒体相比较，网络的即时性、互动性和参与性使它在舆论的形成、发展等方面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同时也存有一定弊端。
上述研究以网络为切入点，反映了该领域当前的研究热点和趋向。
五是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研究。
《群体性突发事件与舆情》，对存有于群体性突发事件过程中各个关键环节上的舆情状态及其特殊变化展开了系统分析；《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及其影响：新媒体事件的视角》，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中突发事件的舆论载体、作用过程及影响，指出突发事件的舆论生态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而成的整体媒体生态系统运作的产物。
这方面的成果基于宏观视角，对突发事件的舆论生态、舆情机制和显著特征实行分析把握，对拓宽研究视野有一定启示。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学者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相关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淀，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和丰富的学术养料。
但随着社会生活和传播语境的深刻变化，上述成果所留下的研究空间仍是比较大的：对危机传播的研究侧重于就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引导实行经验总结，一部分对策研究停留于提出改进建议的层面，而相对忽视从新媒体语境中舆论关系的角度解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就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发酵、催化作用实行探索，而实行此类研究者尚少；对新媒体语境的研究，尚缺乏从新媒体的整体视角作系统研究；尝试建立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和舆论关系模型的研究还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