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沙洋五七干校
谈向阳湖五七干校轶事
谈向阳湖五七干校轶事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向阳湖在湖北咸宁向阳湖的经历，对于许多文化人来说，可以算是一生中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咸宁地处鄂南丘陵，境内湖汊纵横，为处置“旧文化部”的人员，当时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特地选择了这处环境十分艰苦的地方，作为战天斗地的场所。
“向阳湖”位于咸宁县城的西北，原先是西梁湖的一个面积颇大的汊角，后来筑堤将这部分湖面围出，辟为农田( 其实是在破坏生态平衡) 。
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向阳”命名之。
自1969 年至1973 年的几年间，文化部机关及其下属单位的干部、职工( 包括老小家属) ，总共有数千人，集中在此地，蔚为大观。
初下干校时，大家对于前途甚为渺茫，因为军宣队的政委张参谋长就曾经喊出过这样的口号: “要有埋葬在向阳湖的决心!”后来，确实有些人埋葬在那里了。
“图博口”“文革”时期，文化部系统各个机构单位，归成若干个“口”，如“电影口”、“美术口”、“出版口”、“图博口”等，“图博口”就是图书馆、博物馆系统的简称。
至于为什么叫“口”而不称“战线”( 这是一般最常用的语词) ，是否见于什么文件，本人未加考证。
我想大概“战线”是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才能加入的，而当时的文化部属于被砸烂的“三旧”①之一，“四人帮”等是准备将其“犁庭扫院”的，故而这部分机构和单位似乎不配称之为“战线”，而只能归之为“口”( 想出这个字的人可谓挖空心思) 。
各个机构单位下放干校后，就是按照“口”来编成连队的，不是“战线”却又实施军队构成的模式。
“图博口”在整个干校的序列中为二大队，大队下的建制如下: 七连( 文物出版社和文物保护研究所) 、八连( 故宫博物院) 、九连( 故宫博物院) 、十连( 故宫博物院) 、二十三连(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二十四连( 北京图书馆) 。
五七干校的历史
五七干校的历史五七干校是中国大陆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目的是为了培养农村干部和党员的革命素质和政治觉悟。
下面将从五七干校的成立背景、组织结构以及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五七干校的成立背景五七干校的成立背景与当时中国国内外的情况息息相关。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农村改革等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农民合作社运动需要有一支政治上坚定、经验丰富的骨干力量，来帮助推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建立一支队伍来培养未来的农村干部和党员，以增强他们的革命意识和能力。
二、五七干校的组织结构五七干校的组织结构一般由领导班子、教官队伍和学员组成。
领导班子通常由一位校长和数位副校长组成，他们负责校园的日常管理以及学员的培养计划。
教官队伍由经验丰富的老干部组成，他们负责教授政治理论、农村改革经验和实际技能。
学员则是来自各地农村的党员和干部，他们在五七干校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
三、五七干校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影响五七干校在中国农村地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五七干校培养的学员将其在校期间受到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培训应用于农村工作中，带领广大农民积极投身到农村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其次，五七干校在从根本上提高了农村干部和党员的政治素质和革命觉悟，使他们更有能力来解决农村地区面临的各种问题。
此外，五七干校的经验和模式也为后来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五、总结通过对五七干校的历史背景、组织结构以及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影响进行探讨，我们可以看到五七干校在中国农村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它为农村干部和党员的培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和农村改革中。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五七干校的历史经验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进一步总结其经验，为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五七干校是什么意思
五七干校是什么意思？
一、五七干校：
是中国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
“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
二、《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五·七指示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混乱。
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齐鲁潜龙五七干校是文革的产物。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
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时侯，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苗馆公社就在土地相对宽余南山脚下，规划了40多亩的试验地，它着落在南山脚下旷野上。
离苗馆有20多里路，北面是马家井，西面是万兴庄，有一排房子，共18间，还有一排猪舍，后来改建成厕所了，在东面有不大的操场，在操场的北面有三间瓦房，没有院墙，定名为五七干校。
那是公社学工、学农、学兵的场所。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1979年教育也发生了重大改革，初中两年制改成三年制。
那时候一个公社突然增加一个年级，哪有那么多校舍，公社教育办公室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决定把赵家村、马家井、踅庄、纪卜四个学区的七年级集中起来，在五七干校设立一处学校，把五七干校改成五七学校。
七年级都是在学区驻地上，也就是离家不远处上学，都是跑校，虽然学习比较紧张，但是想学习的人比不想学习的人少的可怜。
听到集中上八年级，全班同学既兴奋又害怕。
不是全班都可以去的，只有考试，按成绩录取，那时候就感到竞争升学的残酷性。
想上学的同学都在偷偷的学习，加班加点复习，重视教育的家长在新华书店排队买复习质料。
我爸爸是教师，他的知道的信息比较早，给我买了一本像新华字典大小的初中复习全解，其中包含了初中阶段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知识点，重点和考点的主要内容，还配备了相应的复习题，后面有阶段性试题，期中、期末试题，非常全面，我爱不释手。
那是在家里复习用的，首先制定了复习计划，细到明天复习多少页，不论家里有多忙，都要按时完成。
现在的学生会问，那时候学生怎么还忙啊，都忙什么啊。
五七干校的历史评价
五七干校的历史评价
五七干校是中国大陆历史上一段具有争议的时期，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集中营，旨在进行“政治改造”和“思想改变”。
它的存在和运营导致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和悲剧，数千万人被捕、关押、酷刑和杀害。
由于五七干校的存在与行动给中国人民以及国家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因此它在历史上被广泛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恶劣遗产之一。
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五七干校被视为一段历史，它的存在和实践被广泛批评，并成为了人们重要的教训和反面典型，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总之，五七干校是一段负面历史，它的存在和实践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和反思，及对人权和自由的关注与推进。
将近半个世纪的悲惨记忆原商业部文安“五七”干校探访记
将近半个世纪的悲惨记忆原商业部文安“五七”干校探访记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定还记得当年毛主席曾发布的著名的'五七指示'。
而随着这一指示的落实，我家宁静的生活也被彻底打乱了。
1969年10月，我父亲和母亲及兄弟姊妹被下放到商业部文安'五七'干校。
由于是去安家落户的性质，父母面对撇下北京的家和老人，大孩子插队，小孩子失学，家人分散，前途未知的前景不无忧虑。
位于河北省文安县小务村的'五七'干校，是在人称'文安洼'的一片盐碱地上开建的。
初期是住在用土和秫秸搭建的干打垒的地窝子里，潮湿、霉气、不能抵御严寒风雨。
商业部的干部们突然间从国家机关的文职官员转变成为农民。
在五七干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分为团、连、排、班建制，并取消了国务院每周休息一天的规定。
白天除参加繁重农业劳动外，晚上还要开各种批判大会。
文安'五七'干校有我们父辈经历过的艰苦卓绝的战斗脚印，有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生活的遗迹，也留下了当年战天斗地的光辉业绩。
在这里也有我一生中青少年时期曾经走过印记，也是不可忘却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悲惨记忆。
到干校去的誓师大会。
图为下放劳动干部的照片。
去干校时头天接到下放通知，第二天就来了大卡车，搬上家具、铺盖、锅碗瓢盆就开往了河北省文安县小务村。
父母把我悄悄地留在了北京上学，可是我大部时间还是去文安与全家在一起。
这几年一直乘商业部的各种汽车奔波在两地，由于许多生活物资，建筑材料需由北京运往文安五七干校，甚至盖房的沙子也是从北京运出。
冬天坐在寒风刺骨的卡车上颤颤发抖，夏季冒着日晒雨淋酷热难当。
由于当时道路狭窄，车辆较慢，300里的路程要经历一天的颠簸到达干校。
在此期间我结识了司机班的很多司机师傅。
当时发行的邮票'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走光辉五七道路'。
团部旧址的平房，现已里外装修。
仍然作为现在农场的办公之用。
当时这里是军宣队、军代表、专案组办公、住宿地。
一个孩子眼中的五七干校
开篇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沉淀，头脑中关于五七干校的记忆早已变得支离破碎。
更何况，离开干校那年，我刚刚十二岁。
1969年的夏天，我正在北宫门小学读一年级。
学校里充满了备战的气息，不仅动员学生挖防空工事，而且还经常组织防空演习。
此时，我的父母都已去了五七干校，只有我和四岁的弟弟跟着姑姥姥留在北京。
有一天夜里，大院里又举行防空演习了，我和弟弟被睡眼惺忪地从床上拖了起来，跟着姑姥姥钻进了经过改造的暖气道。
那天晚上，我们迷路了，在地底下钻了半天，就是找不着出口。
当我们好不容易被人找到时，天也快亮了。
那是一个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年代。
无论大人们想了多少方法试图把自己年幼的子女留在大城市，一道命令下来，举家迁徙就是无法避免的事了。
父亲从河南回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觉得终于有了与父母团聚的机会，心里面多少还有点兴奋。
幸好那时候家里很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虽然我们不是部队的家属，却仍然领略了一种“打起背包就出发”的“豪爽”。
只是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四年。
等我终于又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到了该上中学的年龄。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四年的时间似乎很短。
但是对于一个当时只有八岁的孩子来说，四年却几乎等于他生命的二分之一。
2007年的10月，我忽然有了打算，准备顺着自己的记忆走回当年的生活。
不过，等到真正开始上路时，才发现这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沙氏兄弟的不凡人生——听史永同志讲革命往事
视点丨V iew沙氏兄弟的不凡人生—听史永同志讲革命往事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Brothers Surnamed Sha文/汪东林2021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红船上开始，到今天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100年来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人间发展奇迹。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
在这里，我们刊发著名传记作家，《人民政协报》原副总编辑，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巡视员汪东林的回忆文章《沙氏兄弟的不凡人生——听史永同志讲革命往事》，希望通过真实的历史浪花使读者感受到曾经的艰难闲苦和共产党人的坚强革命意志。
—编者按3年轻时候的史永同志.即沙文威(1910—1999)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浙江省宁波市形成 了颇多知名的大家族，祖居宁波鄞州沙村的沙 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沙氏家族中，以沙孟海为代表的沙家五兄 弟有四个是共产党员，老二沙文求早在1927 年广州起义中就英勇牺牲，老三沙文汉、老四 沙文威（史永）等长期为党的事业作出突出贡 献：笔者有幸认识沙家老四沙文威（即史永同 志）近40年，曾在他直接领导下T.作5年，又曾在五七干校同居一屋。
“文革”后他又当 我的领导，丁.作上虽未直接领导我，但交往密 切，直至他离休乃至后来于1999年以90岁高 龄辞世，我同他都未中断联系。
故而，笔者在年已84岁的今天，根据资料、深切追忆写出这篇文章，以记录沙氏家族对中36国人民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寄托笔者对沙文 威这位老革命、老同志的哀思。
在中国共产党 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大庆之际，笔者也以此 文对党呈上一片赤诚之心。
是为P记。
特殊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我于I960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被 直接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机关丁作，两年后调 人全国政协机关。
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 来，副主席兼秘书长是李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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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沙洋五七干校在千里汉江下游的首段右岸，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沙洋，这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级政权――权县就诞生其境内，震惊中外的“郭店楚简”和“中国第一古湿尸”也在这里出土；这里曾是充满硝烟的古战场，刘备与曹操大战长坂后，斜趋汉津口，南宋名将边居谊英勇抗元、血洒新城等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如今，更因“文革”期间，曾有40余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大专院校、省直单位在此创办“五七干校”，而进一步加深了许多人对这个昔日滨江小镇的印象。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沙洋“五七干校”成为当时在全国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干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又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命名为“五七干校”的机关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劳动锻炼。
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由此，“五七干校”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
据统计，“文革”期间，中央一级机关干校共有106所，各省机关干校有1497所，其中沙洋“五七干校”、江西中办干校、奉贤干校、河南息县中科院干校等的规模和影响较大。
沙洋作为湖北省八大重镇之一，滨临汉江，门锁荆楚，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都比较发达，是鄂中地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川鄂豫陕商品流通中心，素有“小汉口”的美誉。
总部设在沙洋城区的沙洋农场（现沙洋监狱管理局）则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整个农场分布荆门、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五县市，有广袤的已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员生活、劳动使用的房屋、农机具，得天独厚的条件相继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单位相中，成为他们创办“五七干校”的最佳选址。
1969年初，沙洋农场管理局按照湖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将所属的一农场、二农场、上罗汉寺、周矶、苗子湖等农场全部和黄土坡、范家台农场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农机具设备等先后移交给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队办干校，而这些农场的原有干部则被安排在七里湖农场创办了湖北省“五七干校”第六分校。
沙洋“五七干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1969年春节刚过，中央、省直各单位陆续来到沙洋创办“五七干校”。
一些原准备将干校建在东北的中直机关，因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紧张，出于备战的安全考虑也转移到了沙洋。
当时，在沙洋创办“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有：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工教育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二机部、三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林部、石油部、铁道部、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024部队（总参）、274（总后）等。
湖北省直单位有：省革命委员会机关、省公检法、粮食厅、水利厅、林业厅、文联、长办、武锅、大桥工程局、武汉大学、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共下放干部及家属2万余人。
干校的组建一般首先来先遣小组，经过洽谈、选址、建校等前期筹备后，学员们才身背行李，拖家带口，分期分批来到沙洋，户口、工资、粮油及其他物资供应关系也一律转到“五七干校”。
各干校的学员、家属、子女不管年龄差异、性别不同，都按解放军一样要求，按连、排、班建制统一编队。
197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开始陆续解散，但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沙洋“五七干校”才全部撤销，学员被安置，“五七干校”的财产移交、带走或变卖给沙洋农场和当地人民公社，沙洋“五七干校”结束。
经历了短则3年、长达7年多劳动锻炼和农村生活的干校学员陆续回到了北京和武汉。
如今，在沙洋城区周围的小江湖分洪区、湖北省沙洋警官学校旁、李市镇蒋台村、七里湖劳教所等原“五七干校”所在地，当年那些由“五七战士”自己动手修建的一栋栋简易红砖瓦平房仍在，书写在墙上的一幅幅“毛主席语录”仍清晰可见，虽然随着岁月的流失，那些房屋已变得破旧不堪，失去了往日的容貌，但它们却像一个个历史老人，仍向世人讲述着“五七干校”的故事。
思想改造的重压，劳动锻炼的磨砺，使“五七战士”体验了别样的人生滋味，拥有了难得的生活经历“五七干校”是以劳动为主体，以改造思想为目的而设立的干部学校。
沙洋“五七干校”创建初期，因条件差，“五七战士”们劳动和生活的环境都非常艰苦，他们吃的是粗粮小菜，睡的是在破旧不堪的瓦房里用稻草铺就的地铺，往往是几十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
而且由于许多人是从北方初到南方，水土不服，拉肚子，身上长疮，过了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
为了改善住宿环境，“五七战士”自己动手建住房，他们搬砖、锯瓦条、砌墙、……细嫩的手上打起了大泡、小泡。
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很快建起了一幢幢红砖瓦房。
“五七战士”的生活基本安顿好后，就迅速投入到种树、种粮食、种蔬菜、喂猪等各种各样的紧张劳动中。
每天大家出工、收工都要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上高唱“毛主席语录歌”。
最初大部分干部不懂农业生产，闹出了一些至今难以忘怀的苦涩笑话：开始用牛耕田时，不知道如何让牛转弯，耕到田头时就对着牛吆喝：“喂，右转弯！”“喂，左转弯！”,耕到中途，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就对着牛喊：“牛，你站住吧！”可牛就是不听指挥；有的人还将小麦认成韭菜。
为了使“五七战士”们尽快了解种田知识，干校就请沙洋农场的干警和附近生产队懂技术的社员来指导。
同时，干校还组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组”，分别住在社员家中，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社员们学习种田技术，帮社员们干农活，做家务，为社员们做了不少好事，与社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如今，每当谈起这些从北京、武汉下放来的干部，当地的一些老人仍对他们赞不绝口。
建在距沙洋城区7公里范家台农场辖区的财政部干校的5个连队种着2000多亩农田，由于有些沙板田土质太硬，秧用手插不进去，“五七战士”们便用竹签在秧田里插个洞，然后再插秧。
有的人年龄大，收割时弯不下腰，就坐在小板凳上，边割边向前挪动。
为了实现粮、油、肉、菜的自给自足，“五七战士”们一年到头都十分忙碌和劳累，农忙时节，常常是清晨披星下田，晚上戴月回家，连饭都是由炊事员送到田头来吃，虽然苦累，但大家没有什么牢骚和怨言，财政部“五七干校”的学员们还创作了一首《“五七战士”之歌》：“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五七战士‟整装到田间；唱着那丰收的赞歌，歌声在空中飞旋……”每到收获的季节，看到自己亲手劳作换来的一袋袋黄灿灿的稻谷、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五七战士”们所有的劳累和烦恼便都烟消云散了。
干校耕种的农田较多，农忙时节，干校学员忙不过来，沙洋农场、地方政府知道后，就派干部帮忙插秧、收割。
而地方上有事请干校帮忙，干校也有求必应。
沙洋镇组织到荆门修焦枝铁路，没有车辆，找干校借车，干校全力支持，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在劳动之余，干校的学员们还积极开展歌咏、乒乓球、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有的连队还在自己的连部搭起了简易戏台，自编自演《沙家浜》、《红灯记》等革命现代样板戏和小合唱、舞蹈等节目，引得十里八乡的群众纷纷前去观看。
中央民族学院还专门组织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片断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歌颂毛主席的民族舞蹈到当地的江汉油田、农村慰问演出，这是干校生活最快乐的时候。
如今在财政部“五七干校”的旧址上仍可看到当时搭建的简易戏台、篮球架等。
干校生活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运动、搞思想改造。
一般是晴天劳动，雨天运动，白天劳动，晚上批斗，还要“早请示，晚汇报”，“革命生产两不误”。
通过这样的斗争和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加强思想改造。
那诸如大批判、忆苦思甜、表决心等活动都是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五七战士”最不愿触及的痛心回忆。
中央、省直各单位的一些干部下到沙洋“五七干校”后，其年龄尚小的子女也跟随着父母来到了沙洋，他们被安排在干校附近的红卫小学、新灯小学、新城中学、董场中学等中小学读书，财政部还自己办起了“五七中学”，解决子女入学的问题。
一些年龄大点的子女也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纷纷来到了父母所在的沙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2年后，沙洋“五七”干校的学员开始陆续回北京，知青也陆续被安排工作，其中有几十名干校学员的子女被招工到了沙洋农场化纤厂、沙洋变电站、沙洋邮政局等单位，其他的都回到了北京。
几年后，招工到沙洋各单位的学员子女也先后调回北京，只留下了几位已成家的学员子女，他们深深扎根于沙洋的沃土中，为沙洋的建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无怨，无悔。
思想改造的重压，劳动锻炼的磨砺，使“五七战士”体验了别样的人生滋味，拥有了难得的生活经历。
著名画家周韶华回忆他1969年至1970年在沙洋“五七干校”的经历时，曾深情地说：“五七干校”的生活使我学到了书本中难以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著名作家碧野先生曾回忆，在沙洋“五七干校”的两三年中，他不但抵制了狂风恶浪，而且“体健心宽”，以至，连感冒都没患过。
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在沙洋留下了他们挥洒汗水的身影和矢志不移的信念。
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的人员中不乏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执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江文，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木，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吴波，“文坛祖母”冰心，作家冯亦代，画家周绍华，数学家罗声雄，社会活动家吴文藻，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驻英国大使查培新，驻芬兰大使张直鉴，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李宗仁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中国藏学研究奠基人于道泉，我国著名的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崔敏，中国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尧、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旺午、现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蒙美璐等同志都到沙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学习生活过。
在这里，冰心真正体会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一古诗的内涵1970年初，冰心和吴文藻，告别永居的老屋，分别到“五七干校”劳动，冰心随文化部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吴文藻则随中央民族学院到沙洋“五七干校”，1971年5月，因吴文藻身体不好，组织上把冰心转到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来照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