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历史哲学

黑格尔认为，客观存在的世界在否定历年世界的基础上的诞生，而又经过自身的否定回归到绝对精神，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

关于民族国家问题，黑格尔认为，个人是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个人需要服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在不同的民族之间，黑格尔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他的关于东方人、希腊罗马入和日耳曼人的差异就是最着名的观点。

关于世界历史，出于其整体哲学观的需求和康德普遍史观念的影响，黑格尔是一位典型的世界主义者。

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均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其世界主义观念，即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可能在民族利益面前承认而流血的过程。

这一观点，事实上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为所谓的自由民主事实侵略扩张提供了依据。

观察历史的方法有三种：
（一）原始的历史
关于第一种历史，只要举出一两位着名的历史学家，便可以给人一个确定的典型。

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其他同样的历史学家们。

他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

他们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了精神观念的领域里去，这样外在的现象便演成了内在的观念。

诗人以同样的方式，运用他感觉中的资料造成他的观念。

当然，这些原始的历史学家也利用别人的报告和叙述，因为一个人决不能耳闻目见一切的事情。

不过他们只把这些资料当作是一种组合的元素，这和诗人受赐于已经成立的语言文字的遗产，又是同样的情形。

历史着作家把飘忽的片段联系在一起，然后把它们藏在泥摩息尼神庙之中，使它们不朽。

各种稗史、民歌、传说都不能列在这种原始的历史里面。

这些稗史、民歌、传说所表现的历史的意识还在朦胧的状态，所以它们属于观念朦胧的民族。

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民族，是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和他们在做什么的民族。

当真看见的和可以当真看见的现实，是有坚实的基础的，而产生这些稗史和诗歌的那个飘忽模糊的成分，它是没有坚实的基础的，等到各民族的个性发达成熟，这些稗史和诗歌在历史上的权威就不能存在了。

（二）反省的历史
第二种历史可称为反省的历史。

这种历史的范围是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的，它的精神是超越现时代的。

在这第二类历史之中，可以分出各种显然不同的门类。

不同的门类。

(一)研究历史的人大都目的在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
的全部历史——简单的说来，就是对于我们所谓普遍的历史，考察它的梗概。

在这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历史资料的整理。

进行工作的人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他这一种精神和材料内容的精神不同。

因此，那位作家在叙述各种行动和事变的意义和动机时，他所依据的若干原则，以及决定他的叙事方式的若干原则，是特别重要的。

这种反省的治史方法，及其连带的聪明的表现，在我们德国人中间，真是种类万殊。

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别出心裁，有他自己的特别的方法。

一般来说，英国人和法国人知道，必须怎样写历史，他们比较上多半站在普遍的或者民族文化的立场。

年同服尔细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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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类的“反省的历史”可以称为实验的历史。

当我们研究“过去”的时代，
研究遥远的世界，这时候一种“现在”便涌现在我们心头——这是精神自己活动后产生的，作为它自己劳苦的报酬。

历史上的事变各各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

这使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

所以实验的反省，它们的本质虽然是非常抽象的，但是它们属于“现在”是确确实实的。

它们使“过去”的叙述赋有“现在”的生气。

这些反省是不是真有兴趣、真有生气，当然全看着
史的人自己的精神如何。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学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

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

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

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

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

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

(三)第三类的“反省的历史”是批评的历史。

它有在这里申述的必要，因为它正
是德国如今通行的治史方法。

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

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

它在事实上和旨趣上的特质，在于着史的人的锐利的眼光，他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出一些记载里没有的东西来。

（三）哲学的历史
第三种历史——哲学的历史。

前述的两种历史是无须解释的，它们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这最后一种则并非如此，它在实际上似乎需要一番阐明或者辩护。

我们所能订立的最普通的定义是，“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

“思想”确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

所有在感觉、知识和认识方面，在我们的本能和意志方面，只要是属于人类的，都含有一种“思想”。

但是只凭这层理由，就说历史必须和思想发生联系，还是不能令人满意。

就历史来说，“思想”
似乎隶属于已存的事物——实际的事物，并且以这种事实为它的基础和指南针。

同时哲学的范围却是若干自生的观念，和实际的存在是无关的。

抱了这样的思想来治理历史，不免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消极的材料。

不许它保存本来的面目，逼迫它去适合一种思想，就如像一般人所说，以“先天论”来解释历史了。

然而历史的职责，既然不外乎把现在和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变和行动收入它的记载之中，并力恰好相反。

对于这一个矛盾，和因此而加在哲学思辨的指摘，我们将加以解释，加以驳斥。

至于通常所提到的治史的目的、兴趣和处理方式，以及历史同哲学的关系所发生的不可胜数的特殊误解，有的是陈腐的，有的是新起的，我们可不能一一予以纠正了。

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

“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

这一种信念和见识，在历史的领域中是一个假定，但是它在哲学中，便不是一个假定了。

思考的认识在哲学中证明：“理性”——我们这里就用这个名词，无须查究宇宙对于上帝的关系，——就是实体，也就是无限的权利。

它自己无限的素质做着它所创始的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还有那无限的形式推动着这种“内容”。

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

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所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

“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

它交给它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它不像有限的行动那样，它并不需要求助于外来的素质，也不需要他活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