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经济史之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
大明王朝社会经济的变革

大明王朝社会经济的变革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明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变革对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的社会经济变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明初,另一个是嘉靖后期。
一、明初时期的社会经济变革明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前期的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革。
首先,在土地制度方面,朱元璋将土地制度从私有制改为了公有制,取消了地主阶级在土地上的特权,将土地收归国有,使用均田制进行重新分配,使得贫苦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提高收成和生产力。
其次,在税收政策方面,朱元璋采取了“保甲法”和“三七制度”,保护农民,减轻负担,这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也使得民间商业得以蓬勃发展。
再次,在商业方面,明初时期商业繁荣,市场规模扩大,商业经营模式开始多样化。
随着市场的扩大,人们之间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变化,网络型商业开始出现,并且成为了人们的主要商业交易方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通过以上的变革,明初时期的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同时,这个时期所产生的经济力量也促进了社会、文化和人口等其它方面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成功经验也为后来的明朝和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嘉靖后期的社会经济变革嘉靖时期是明朝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明朝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进一步加速,另一个则是农业生产的提高。
首先,这个时期继承了明初时期的土地制度,但相对于明初,社会中的地主阶级更加强大,其更进一步地侵蚀了土地制度。
同时,市场规模更大,商业更加繁荣发达,资本主义的因素越来越显然。
明朝时期的纸币制度、市场交易制度、税收制度等都展现出了资本主义的特征。
其次,在农业生产方面,嘉靖时期的农业技术已经超过了前朝,科技水平的提高显然加快了农作物的种植进程。
同时,在嘉靖时期,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多万,农民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业生产大幅增长,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明朝历史-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历史-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明朝历史: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1.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农业在农业方面,这时水稻产量较前有了提高,一般稻田亩产二石到三石,个别地区达到五、六石。
这时有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自外国传入。
玉米(又称玉蜀黍)的原产地是美洲,在十六世纪,由几条渠道传入我国。
到了明朝末年,玉米的种植已达十余省,如有浙江、福建、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
番薯(又称红薯,俗称地瓜)的原产地也是美洲,大约在万间,分别由菲律宾、越南、缅甸传入我国。
首先种植番薯的是福建、广东和云南,不久浙江也引进番薯,此后番薯的种植逐渐推广。
番薯产量很高,每亩可得数千斤,所以传布很快。
这时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日益扩大。
棉花的种植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
”江苏的松江以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的一些地方,已经成为著名的产棉区。
松江有地二百万亩,大半植棉,棉田不下百万亩。
美洲的烟草在明中后期由菲律宾传入,先传至福建、广东,以后渐及长江流域等地。
到了明朝末年,北方也多种植烟草。
美洲的花生在明中后期也传入我国,种植于江苏、福建、浙江等地。
花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它的传入有很大意义。
又桑树、甘蔗以及蓝靛(一种深蓝色染料作物)的种植也很兴旺,浙江湖州和四川阆中都是种植桑业中心,福建和广东盛产甘蔗,四川和浙江也产甘蔗,福建和江西则是蓝靛种植最多的地方。
手工业在手工业方面,纺织业、冶铁业、制瓷业等有了新的发展。
这时棉纺织业已成为非常普遍的家庭手工业。
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最为发达,浙江嘉善县的纺纱织布也很有名,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嘉善县治所)纱”之谣。
棉纺织业的生产工具也大有改进。
如去籽用搅车,工效大为提高,使用句容式搅车生产,一人可抵原来四人。
使用太仓式搅车生产,两人可抵原来八人。
弹弓原来是竹弓绳弦,这时改为木弓蜡丝弦,振动力加大了。
元代的纺车仅有三个锭子,这时的纺车有四个锭子,甚至江西乐安的纺车有五个锭子。
试析明朝中后期的改革

试析明朝中后期的改革明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其历史上的改革运动对于中后期的社会政治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通过对明朝中后期的改革进行分析,以了解这一时期的改革举措及其对明朝社会的影响。
一、经济改革明朝中后期的经济改革主要包括农业、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方面的变革。
在农业方面,明朝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提倡耕作技术的改进以及推行赋税制度等,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些改革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农业产能,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同时,明朝中后期还积极推动商业的发展。
明成祖时期设立了专门负责商业经济的机构,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繁荣。
随着商业的发展,市场规模扩大,商业网络也日益完善。
一些新兴产业如制瓷、制造业等也逐渐兴起,为明朝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此外,明朝中后期的海外贸易也有了重要进展。
明成祖、明宣宗时期,对外海上贸易逐渐扩大,渤海湾、东海沿岸成为重要的贸易区域。
明代政府积极发展海军力量,水师逐渐完善,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二、政治改革明朝中后期的政治改革主要包括监察制度的建立、科举制度的完善以及地方政权的调整等。
明太祖设立了中央和地方的监察机构,以加强对官员的监督。
明代还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强调以文化素养和能力来选拔官员,改变了以往的世袭制度,提高了官员的素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另外,明朝中后期还对地方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明朝加强了对地方行政的控制,设立了巡抚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
这一改革措施使得地方行政更加高效,同时降低了地方军阀的势力。
三、文化改革在文化方面,明朝中后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的文化改革主要包括教育改革、书籍刊刻和文化交流等。
明代建立了完备的教育制度,普及了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人力资源。
同时,明代也出现了大量的书籍刊刻活动,丰富了文化资源。
明中后期,碑帖学和戏曲、诗词等文化形式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第二节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前期:洪武——宣德年间、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中期:正统——万历10年,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1436-1482年】【未期:万历11年——崇祯未年,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中期是明从盛转衰关键,阶级矛盾尖锐,中等规模的农民暴动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民族矛盾逐步显露,边境少数民族崛起,扰乱边防,倭寇和海盗乘火打劫,沿海地区不得安宁,矛盾错综复杂。
与此同时,经济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统治阶级为了挽救危机,出现张居正改革,从此明朝转后期,逐渐衰弱,最后被农民军推翻,过渡到清朝。
一、明朝中期的阶级矛盾1、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宫廷内外发生几起重大历史事件。
①内阁倾轧(首辅夺权)②南宫复辟,(夺门之变)③“大礼议”之争正德十六年(1521)正月,首辅扬廷和主张嘉靖帝称正德为“考”,七月,张聪《大礼疏》提出不同主张,很合嘉靖想法,嘉靖三年(1524),杨廷和退休、南京吏部主事桂萼与张聪联合上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
吏部尚书乔宇、礼部尚书汪俊等率百官坚持杨廷和的观点,嘉靖调张、桂进京任职,紧接着出现“左顺门事件”【明嘉靖三年七月(公元1524年),紫禁城东边与东华门相望的左顺门前,京城的官员,大明朝的精英,总计二百二十九人,跪在那里请愿。
这左顺门是明代文武官员在此等候皇帝批示的地方,是帝国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区域】这是转折点,以后断断续续,前后争了一二十年,事件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前后隐藏大臣们争权夺利对明朝中后期政治影响很大。
④宦官擅权明代宦官权力表现在:其一宦官控制了所有的特务机构,以及享有出征、监军、分镇等大权,其二,掌握了“批红”,秉笔太监成皇帝代言人。
明朝宦官专权有什么新特点?宦官专权本身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历代都有许多新鲜的故事留下,朱元璋有鉴于此,曾立下铁牌,严禁内臣干预政治,可最后牌子还是被人砸掉。
从明成祖朱棣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但是明朝封建制度的完善,在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宫廷每个都听皇帝的,宦官也不例外,官吏所有的权力由皇帝给予,代表皇权,所以明代的宦官是皇帝的鹰犬,不可能凌驾在皇帝之上,只要皇帝不高兴,失去宠爱就完蛋,因此,历史上出现过的宦官可以废立皇帝的现象,在明代是没有的,这是皇权恶性膨胀的必然产物。
明代社会形态的演变及其文化趋势

明代社会形态的演变及其文化趋势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明朝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形态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反映在文化方面也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将会从明代社会形态的演变以及其文化趋势两个方面来探讨明代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明代社会形态的演变在明朝初期,朝廷对于中央集权的力度非常强,这使得明代社会形态在初期呈现出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但是,由于地方豪族、士族等势力的存在,社会制度的过度集中化反而导致了地方基层社会的混乱。
因此,明代后期逐渐出现了藩镇割据现象,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化。
同时,明代时期的经济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经济转型从农业经济向商业和手工业转变。
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人口从农村逐渐流入城市,这引起了城市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居民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
这一时期的社会也出现了流寇、黑社会等不良组织,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成为和朝廷相互对峙的力量。
明代社会形态的演变与时代背景分不开。
在科技、经济、地理等多个方面都迎来了空前的发展,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反映在社会制度上,也是必然的。
明代文化趋势明代文化的演变和社会形态的演变是密不可分的。
随着社会的分裂和生产方式的转型,人们对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明代时期文化上涌现了新的学派和流派,如东林学派和中国画派等,能够反映出这种情况。
同时,与社会形态的发展相呼应的是,文化中也出现了一些对正统文化的挑战和对朝廷的质疑。
东林学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倡导“文化人”应该远离官场,更多地倾向于发表个人意见和注重个人品格塑造。
他们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与传统的士子思想一次相反,而这也代表了一种颠覆性的思潮,激发了中国文学、哲学和艺术的创新。
中国画派则更多地强调了人们对自然的认知,通过艺术表现来传达自己对自然之美的态度。
这种艺术表现不仅体现了个人的审美观念,也代表着明代文化趋势的变化。
总体而言,明代文化趋势的变化可能是相对缓慢的,但其对于当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改变了中国文化走向和方向。
明朝经济结构的变革与适应

明朝经济结构的变革与适应明朝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明朝经济结构的变革与适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结构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和适应,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结构的变革明朝的经济结构变革主要是由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推动的,同时也是受到了外来影响的影响。
明初经济以农业为主,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
明朝以商业为重点的经济发展从中晚期开始,逐渐取代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其中,商业经济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明初、中期和晚期。
明初时期,经济主要依赖于北方大运河的交通,其中,南北运输的农产品成为了当时的主要贸易品,从而促进了北方和南方的经济联系。
中期时期,与荷兰、日本、西班牙等国家的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
晚期时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如农业合作、工业化、银行业的兴起等。
此外,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外国贸易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朝时期对外贸易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不仅引进外来技术和文化,还增加了获取银元和珍贵原材料的渠道。
其中,丝绸、茶叶、瓷器等成为主要贸易商品。
海外贸易的发展更是为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适应新的经济结构在明朝的经济结构变革中,适应新的经济结构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农业需要对外界市场进行适应,并适应不断变化的产品需求,改变生产模式,调整农业结构和技术水平。
其次,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加强对市场的了解,改进产品设计,并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
第三,对于贸易、运输、银行、保险等新兴行业的发展,也需要积极适应这些新兴的经济形势。
适应新的经济结构需要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支持。
其中,封建帝国的统治体系不仅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对适应新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也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各种资源,如家族经济、手工业技术和儒家思想等,这些因素都为适应新的经济结构提供了重要支持。
结语明朝经济结构的变革和适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变化与危机

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变化与危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具特色的时期,其社会经济变化与危机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在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和矛盾,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脉络。
经济发展与危机并存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发展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商业经济蓬勃发展,市场日益繁荣。
农业生产的提高也为社会经济带来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然而,与此财政赤字、物价飞涨等问题也开始显露,给明朝的社会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
社会结构的变化明朝中后期,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官僚地主阶层逐渐壮大,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民阶层的负担不断加重。
土地兼并、户口增加等现象普遍存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文化与科技的兴盛与社会经济变化相伴随的是文化与科技的兴盛。
明朝中后期,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文化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学、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都呈现出了蓬勃的生机,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危机的迹象与启示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变化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暗藏着许多危机的因素。
财政危机、社会矛盾、民生困苦等问题,无不凸显出当时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这些危机的迹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变化与危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启示意义的时期。
在经济发展与危机并存的背景下,明朝社会经济体系呈现出了复杂的多面性,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宝贵的经验教训。
正是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深入研究与思考,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发展轨迹,汲取宝贵的经验,推动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发展。
项目十二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与经济

宦官专权
1、表现:明朝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王振、 刘瑾等大宦官。 2、原因
3、影响
排挤打击正直官员, 明朝政治更加混乱腐败。
问题一:明朝出现宦官专权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与明朝君主专制的加强又有何关系呢?
与明朝君主专制加强的关系: 东厂、西厂这些特务机构是由宦官统领的, 由皇帝直接控制的。这样就使明朝的宦官 权力特别大,比其他的王朝更容易专权。 直接原因:明朝后期,皇帝很少过问政事
雇佣劳动关系
机户
出力
“大户张(设置)机为生,小户趁(去往)织为活。每晨
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 (yong sun早餐和晚餐)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
不就人织则腹枵(空),两者相资为生久矣。
------《明史》
课堂小结
明朝中后期政治黑暗腐朽:宦官专权和内 阁纷争,政局不稳,张居力推改革,但难 搀颓势。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封建社会内 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中国封建 制度开始走向衰落。
问题二:哪些朝代曾经出现过宦官专权现象? 东汉、唐朝、 明朝
改革的措施及作用
1、整顿吏治
2、实施边防新政
3、推行一条鞭法
作用:改善了明政府的财政状况,军事 力量有所增强,使明朝一度出现“中兴”景 象。
二、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1、南方发展双季稻,三季稻 2、明期传入我国的作物有玉米、甘薯、 花生、烟草、甜菜等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 辣椒、番茄、马铃薯等蔬菜作物。这些作 物的引进,使我国的粮食消费结构发生了 新变化。
改善了明政府的财政状况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使明朝一度出现中兴景1南方发展双季稻三季稻2明期传入我国的作物有玉米甘薯花生烟草甜菜等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辣椒番茄马铃薯等蔬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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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经济史之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发布时间:2009-6-6 阅读次数:1859 字体大小: 【小】【中】【大】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一)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明代后期农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
因为明初在自然灾害和连续不断的战争的冲击下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到明代中期已然全面恢复,手工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日趋繁荣,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
于是,在明代后期,经济作物的种植越来越广泛,流入市场的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农业生产摆脱了单一经营的格局,向着多种经营的方向不断迈进。
棉花是种植地域最广的经济作物。
尽管宋代文献中已有关于棉花的零星记载,但到宋末元初,棉花种植才得到较迅速地推广。
进入明代后,由于政府的鼓励,在地域上推广更快,成化、弘治时已是其种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①。
但是,这一时期棉花的分布地域虽然很广,在各地农产品中的比重均不高,所产原棉除交纳赋税外,主要是作为家庭纺织业原料供自家使用,植棉业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重要支柱。
到了明代后期,植棉业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棉花种植不仅在地域上继续扩展,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地区,棉花在农产品中的比重不断增强,产品主要面向市场。
由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特别是松江冈身以东地带的土壤特别适宜于种植棉花,这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棉产区,松江府、苏州府和嘉兴府的一些地区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的农作物配置结构。
如松江一带,据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沿海高乡多种棉花,到万历年间种植面积更大,《农政全书》卷三五谓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
苏州嘉定宜种稻禾田地止一千三百十一顷六十亩,堪种花(棉花)、豆田地一万零三百七十二顷五十亩,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①。
太仓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②,郊原四望,遍地皆棉③。
昆山三区一带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长江三角洲之外,其他地区也多有棉花种植。
如河南中州沃壤,半植木棉④。
山东6府皆种棉花,五谷之利,不及其半⑤。
由于种植广泛,土质和气候有异,各地还培育出不同的品种。
徐光启曾介绍了近10种棉花的特征和出棉率:江花出楚中,棉不甚重,二十而得五,性强紧;北花出畿辅、山东,柔细中纺织,棉稍轻,二十而得四,或得五;浙花出余姚,中纺织,棉稍重,二十而得七,吴下种,大都类是。
更有数种稍异者:一曰黄蒂,穰蒂有黄色,如粟米大,棉重;一曰青核,核青色,细于他种,棉重;一曰黑核,核亦细,纯黑色,棉重;一曰宽大衣,核白而穰浮,棉重。
此四者,皆二十而得九,黄蒂稍强紧,余皆柔细中纺织,堪为种。
又一种曰紫花,浮细而核大,棉轻,二十而得四,其布以制衣,颇朴雅,市中遂染色以售,不如本色者良,堪为种。
①①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引丘濬《大学衍义补》。
①万历《嘉定县志》卷七。
②崇祯《太仓州志》卷一五。
③崇祯《太仓州志》卷一四。
④钟化民:《救荒图说?劝课纺绩》。
⑤《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三○《兖州府部?风俗考》。
这些地区所产棉花主要是作为商品投放市场。
嘉定棉花集市很多,市中交易,未晓而集,牙行为了多收购棉花,往往雇佣一些少年人携灯拦接②。
山东兖州棉花转贩四方,其利颇盛,郓城土宜木棉,商贾转鬻江南③。
当然,棉作区的农家仍普遍从事纺纱、织布的家庭手工业,但这种家庭手工业已脱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范畴,而是人以布缕为业④,布一下机,即须卖出,纯粹成为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
而且,农家不但把自己生产的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出售,还从市场上购买棉花或棉纱进行加工。
有些不产棉或产棉很少的地区,也借助市场这一中介,普遍从事棉纺织业。
如湖州府和嘉兴府的部分地区为桑蚕区,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
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之市,易木棉以归,仍治而纺织之。
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闲。
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成布一匹。
燃脂夜作,男妇或通宵不寐。
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⑤。
在明代,尽管棉花取代了丝、麻成为一般人纺织制衣的原料,但丝织品作为高档消费品深受上层社会和富有家庭的喜爱,再加上明代中后期在海外贸易中出口的生丝和丝织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蚕桑业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杭嘉湖地区宜于种桑养蚕,获利远比种稻丰厚。
嘉靖时松江人徐献忠说,蚕桑之利,莫甚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计其一岁垦鉏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①。
归安人茅坤指出,上地1亩可产桑叶2000斤,卖价为银五、六两,中地亩产1000斤,卖价二、三两,下地亩产卖银也不下一、二两。
而圩田一亩种稻,高产亩收米2石,次者1石5斗②。
当时米价大抵每石银3至5钱,2石米折银仅6钱至1两,与2000斤桑叶折银5至6两相较,相差6至8倍;与1000斤桑叶折银2至3两相较,相差2至5倍;与桑叶最低收入1至2两相较,也相差不少。
《补农书》的作者张履祥对明末清初时期栽桑与种粮的经济效益更作过专门对比,据他估算,米贱丝贵时栽桑养蚕的收入可达种粮收入的四、五倍到十几倍,就平常年景而论,前者的经济效益比后者也要高出二至三倍③。
在明显的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农家普遍认为多种田不如多治地,即多种稻不如多栽桑,以致桑蚕区的桑树种植面积远远超过稻米种植面积。
湖州以蚕为田,故胜意则增饶,失意则农困④,有一家种桑即达万株以上者,如茅处士治生喜种桑,则种桑万余唐家村上。
⑤崇德田地相埒,故蚕务最重⑥。
原来不懂种桑养蚕的海盐县万历年间始兴蚕利,发展迅速,到天启时已是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①。
嘉兴、严州、绍兴、台州等地也植桑很多②。
四川的阆中也是蚕桑业中心,山西潞州的丝织业就完全仰赖这里输出的原料③。
北方蚕业发达的地区首推山东,居民利用山上的檞树饲养野蚕,弥山遍谷,一望皆蚕④。
①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②万历《嘉定县志》卷二。
③《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三○《兖州府部?风俗考》。
④康熙《松江府志》卷四《土产》引徐献忠《布赋序》。
⑤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四《方域篇》。
①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一三《物资类?农桑》。
②乾隆《乌青镇志》卷一一《艺文》。
③张履祥:《补农书?补农书后?治地》,见《杨园先生全集》卷五○。
④谢肇淛:《西吴枝乘》。
⑤唐顺之:《荆川文集》卷一六《茅处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铭》。
农家植桑主要供自家养蚕之用,有剩余则出售,也有专门植桑以出售桑叶者,养蚕多而种桑少或不种桑的农户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桑叶市场,当地人称为叶市.蚕很难饲养,蚕种孵化时必须昼夜程其寒暖之节,不得使过,过则有伤,孵化出来后仍极易患病死亡,须昼夜巡视⑤。
为了不致落空,蚕农往往超量饲养,这在前三龄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此时蚕所食桑叶不多,但如果所有蚕都健康成长,到第四、五龄,需要大量桑叶喂养,买不到桑叶只能把蚕活活埋掉⑥。
另一方面,如果有大量蚕死亡,则就会有许多桑叶可供出售,甚有不值一钱委之道路者⑦。
蚕饲养过程中的这种不确定因素造成桑叶盈缺的不确定,桑叶价格随时高下,倏忽悬绝,以致有仙人难断叶价之谚语。
为了保障桑叶需求,蚕农除自家植桑外,还往往预购别人的桑叶,朱国桢《涌幢小品》记载: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不则豫租别姓之桑,俗曰秒叶。
凡蚕一斤,用叶百六十斤。
秒者,先期约用银四钱,既收而偿者约用五钱,再加杂费五分。
……本地(乌程)叶不足,又贩于桐乡、洞庭。
在明代后期,丝织业呈现出由城市向乡村发展的趋势,苏州吴江县的情况可以作为典型: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
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
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
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
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
①农家除栽桑养蚕之外,还兼营丝织,大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如湖州归安县双林镇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②,农业生产完全汇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
随着纺织业的发达,染料作物的种植也获得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蓝和红花。
蓝分茶蓝、蓼蓝、马蓝、吴蓝、苋蓝等品种。
苋蓝是明代新培育的品种,它比蓼蓝叶子小,种更佳③。
种蓝最多的省份是福建和江西。
宋应星说:闽人种山皆茶蓝,其数倍于诸蓝,山中结箬篓,输入舟航。
④《闽大记》亦谓:靛出山谷中,种马蓝草为之,……利布四方,谓之福建青。
⑤江西赣州种蓝作靛,西北大贾岁一至,泛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⑥。
泰和县原种蓝草甚少,成化末年,有自福、汀贩卖蓝子至者,于是洲居之民,皆得而种之,不数年,蓝靛之出,与汀州无异,商贩亦皆集焉。
⑦浙江、江苏诸县也多有种蓝者。
乾隆《绍兴府志?物产志》引《宏治志》云:蓝草可染青,山阴人种之为业。
嘉庆《如皋县志?物产志》载明万历四十六年教谕吕克孝言:惟靛青用最广,江南多取资焉,近颇有采蓝收其利者。
红花的种植之处也较多,尤以川陕为盛。
章潢说:大红出澄城①。
盩厔县也以盛产红花而驰名,县志载:盩邑之产,以红花为第一,故贾人有盩花之号。
②万历《温州府志》记载,温州每年都有大量红花运销外地。
《二刻拍案惊奇》记载,四川新都县杨佥宪家有所红花庄子,满地种着红花,广衍有一千余亩,每年卖到红花有八九百两利息③。
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二册《浙江(下)》。
①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四《方域篇》。
②见《浙江通志》卷九九《风俗上》引弘治《嘉兴府志》、卷一○二《物产二》引万历《嘉善县志》;陆容:《菽园杂记摘抄》卷六。
③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一引郭子章《蚕论》。
④谈迁:《枣林杂俎》中集。
⑤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八《生业》;乾隆《苏州府志》卷二《风俗》。
⑥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
⑦嘉庆《东林山志》卷二三《艺文二》载闵光德《东林旧志论》。
①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八《生业》。
②乾隆《湖州府志》卷四一《物产》引《双林志》。
③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彰施》。
④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彰施》。
甘蔗分为果蔗和糖蔗两类,果蔗似竹而大,截断生啖,取汁适口,不可以造糖,糖蔗似荻而小,口啖即棘伤唇舌,人不敢食,白糖和红砂糖均用它榨成④。
由于甘蔗的生长需要较高温度,成为广东、福建的主要经济作物,或直接出售,或榨糖后出售,商品化程度很高。
广东东筦的篁林、河田一带,白紫二蔗,动连千顷,每到冬日榨蔗时,遍诸村冈垅,皆闻戛糖之声⑤。
明末清初人屈大均记述说:糖之利甚溥,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
盖番禺、东筦、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
⑥福建糖产诸郡,泉、漳为盛,有红有白及冰糖,商贩四方货卖,种蔗皆漳南人,遍山谷⑦。
因为种蔗可以获致厚利,有些地方的农户便把稻田改为蔗田,陈懋仁记泉州南部的情况说:其地为稻利薄,蔗利甚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
⑧为了保证制糖原料的充足,糖户还发展出了类似前述蚕农预购桑叶那样的交易方式,《广东新语?食语?糖》云:糖户家家晒糖,以漏滴去水,仓囤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