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夜话——忆与曹禺交往点滴

百年夜话——忆与曹禺交往点滴作者：万伯翱来源：《中华儿女》2012年第02期曹禺老人已经离去多年，但许许多多的点滴细节，却长存在我们晚辈的记忆中……时光流逝，转眼曹禺老伯已诞辰百年。

2011年，从中国到莎士比亚的故乡，都有以曹禺作品改编的名剧进行的纪念演出。

入冬后，黄梅戏《雷雨》又在安徽和京城演出。

曹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享用不尽。

曹禺老伯曾长期住北京医院。

1991年国庆节前，我曾专程到医院去看望了他。

曹老续弦的上海京剧名家李玉茹，总陪伴于身旁和床前，我看到老俩口感情甚笃，曹老伯总是亲切地一口一个“阿茹、阿李”地叫着她。

那时，曹家子女都忙于上班和写作，不能陪伴卧床的父亲，全由李玉茹昼夜照顾。

我向曹老伯请教创作上的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从未有厌烦送客的表示。

告别时，他一定坚持坐着轮椅亲自送我到电梯口。

后来，我让人送去中秋月饼和我下乡劳动过的农场送来的蜂蜜、大枣等，他还亲自握笔给我回信：“伯翱，你送来了这么好的农产食品，又是你下乡劳动过土地的硕果，真不容易，我真的十分感谢你对我这么友好，祝你身体学习都好。

曹禺 1991年9月6日于北京医院”。

大师为我写序《三十春秋》，是我1961年开始在《北京晚报》发表的首篇文章，到1991年30年来所有发表文章的第一本文集。

到2011年，我已在准备出第四本了。

如今遇上太平盛世，我的“春秋”自然越写越快，这也是熟能生巧吧！记得《三十春秋》出版时，由于中间有“文革”十年浩劫，那时父母都被打倒，我在河南也从上山下乡的“模范典型”成了“黑党委培养的黑藤上的小黑瓜”，根本不可能写或发表任何东西，但我10年下乡劳动所在地的河南人民出版社，还是看上了我文革前曾出版发行的“劳动日记”和文革后几年发表的散文，决定编辑出版我这本《三十春秋》。

于是某日，我和吴祖光家的公子吴欢俩人抱着一堆稿子，像怀揣着个小兔一样，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北京医院曹禺老伯的病房。

见到我们，曹老伯照样十分热情，夸奖几句，就开始翻阅文稿清样。

期间，他让我们喝茶，跟夫人李玉茹聊天。

一个多小时后，曹老已从头至尾翻阅一遍，口中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是写的好——”突然他拔掉氧气管，让夫人扶他下床，披上衣服，再戴上老花镜，说：“这篇序我得再好好看看！”他手握着笔，一边念，一边修改，甚至不放过标点符号，把文中所提到的刊物没有加书名号统统加上；还把一句“1962年他被父亲，我的老朋友万里送到河南农场锻炼”改成了“我的友人万里同志——”，把“六十年代万伯翱是第一批下乡的知识青年”，改成“首都知识青年支援农村，伯翱大约是第一人”，他坚持把“朋友”改成“友人”，把“第一批”改为“第一人”。

作为与郭沫若、田汉、夏衍、老舍等齐名的戏剧、文学大师，当代话剧泰斗，如此看待提携一位青年，并如此认真教诲一个我这样的业余文学爱好者，使我热泪盈眶，受益终生。

为我的藏画题款上世纪80年代中期，范曾先生曾为我画了一张《庄生梦蝶图》。

画面上，一代先哲庄子先生一副醉态，头枕青石和衣侧睡，一对彩蝶在广袤无际的天空欲飞欲驻，自由翔往；梦中的庄子微闭双目，脸色微微泛红，他翱翔宇宙的思想，变成了自由自在的蝴蝶翩然起舞……这幅画作感染了戏剧大家吴祖光，他欣然提笔，在范先生的画上题写了：“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范先生此画有深意焉，吴祖光已巳”。

曹禺先生是接转吴祖光先生后题写的。

我记得时间较长，约三四个月后我才拿回画卷，中间曹禺先生还特别打电话“请教”吴先生讨论如何题写此款识，最后曹先生提足精神命笔了：“不知悦生，不知恶死，蝶乎？梦乎？醒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曹禺浅识于丁卯”。

一画三大家。

两位大家先后题款，圆了一段佳话。

风雨会郭老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暑假，我和曹禺老伯的女儿万黛同乘火车去北戴河。

万黛大我两岁，刚从北京十二中考上北京医学院，念大学二年级。

七八个小时的路途，我们聊了不少她父亲的事情。

记得我们都很遗憾，她父亲解放后就再也写不出像《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等这样的经典传世之作了。

到了北戴河，我们同住在海边一座位于山上的招待所。

一天晚饭后，曹老伯正遛弯，飘下了淅沥沥的小雨，不能再散步了，曹老伯便回去伏案写稿子。

此时，山下有两三个人拾阶上山而来，中间的长者披件黄色风衣，还有人给他打着伞。

他们来到院门口按响了门铃，我和曹禺女儿都跑去开门，来者中一位秘书摸样的人对我们说：“孩子们，快去叫曹禺同志！郭老来看他来了！”贵客突然而至，小院里显得忙乱起来。

曹伯来不及更衣换鞋，穿着毛巾浴衣拖踏着凉鞋出来，口里惊喜道：“郭老您怎么不通知一声就来了？”万黛匆忙去沏上龙井茶，还端上一盘水果。

郭老虽然戴了助听器，但听起来仍然吃力。

之前，郭老的儿子曾告诉过我郭老耳背。

那是1965年我下放农场时，郭老读大学二年级的儿子郭世英之前因所谓“反动思想问题”，也被下放到我所在的农场“劳改”。

他还告诉我，父亲听力不行，是17岁时一场伤寒大病所致。

两位文学巨匠高一声低一句，交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他们谈到了彼此写些什么，好像郭老在写郑成功，曹禺在写王昭君，都正在杀青阶段。

曹伯大声请教郭老，他戏中有一幕表现当时汉宫中流行的游戏，就是用羽毛短箭投掷于瓶壶中，以多少来论输赢。

“郭老您知道这种投箭游戏吗？每支箭上尾部带几根羽毛呀？”郭老笑着扶了一下眼镜答道：“你也真认真啊，我也不知道是几支箭，每支上有几根羽毛呢！我回去再查问一下吧！”我们一起把郭老送出大门，曹伯还扶着郭老，不时提醒脚下有门槛和台阶。

大门外石阶下，郭老和警卫、秘书等坚持不让再送。

夜幕下，我们目送郭老一行很快消失在湿滑的山径小路中。

观看《雷雨》电影我和父母一起在北戴河时，除了每周一场电影，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只能白天在大厅打打乒乓球。

打球时，我爱和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配对双打，对方则是贺龙元帅独子贺鹏飞（生前任海军中将）和廖承志伯伯搭档。

贺元帅当总裁判，他和大家坐在大厅看比赛，让我们自己记分。

有一天，我和父母来到电影厅，一起观看了香港电影明星们演出的影片《雷雨》。

我记得观看电影的还有郭老、贺老总、罗荣桓、廖承志、荣高棠、穆青等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孩子们。

以我们十几岁的年纪，看《雷雨》大剧是敏感而又好奇的。

这是曹禺发表在1933年的天才处女剧作，他把旧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前后长达30多年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环境浓缩在雷雨交加的一天中。

在这个夜晚，激烈的人物性格对抗和社会矛盾的交错冲突不断，最终完结了两代人的恩仇怨恨。

这些，对我们这些正处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来说还是似懂非懂。

大厅里，大人们有时还高声议论两句，孩子们没有多少发言权。

我还记得第二天父母碰见了曹禺，当时曹伯特别强调：“香港编导歪曲了他的原著主题，着重了两代人乱伦而忽略反封建罪恶的强烈意识。

”当然，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曹公也只能这样讲吧！父亲和母亲一起也曾在北京人艺看过《雷雨》话剧。

实际上万方和李玉茹阿姨都对我讲过，解放以后，这个剧一直是北京人艺保留的经典剧目，她们还通俗地说是人艺的“救命戏”，因为过去总是“人艺”演一场客满一场，票房是有保证的呀！现在已过去了“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年代，言论空前自由了，我看有关媒体讲到1993年“青艺”演出的新版《雷雨》，已删除了鲁大海这个人物。

这还不算，2003年，23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联袂演出的《雷雨》在以上基础上，恢复了1933年版的序幕、尾声和神秘的基督教气氛。

2011年，上海戏剧学院的《雷雨》不但强调宗教情怀，而且导演强调他自己对《雷雨》的解读为——“一个男人和先后两个女人的情爱故事” ，这恐怕更远离了曹老的强烈反对封建礼教杀人的初衷了吧！记忆的点滴解放后，曹老伯尽管在政治上受到尊重，但在创作上却始终没有大的突破。

我知道对曹伯本人而言，这是件极为痛苦的事，但他仍然很努力地尽力想为党和人民多做点贡献。

然而，“文革”的打击，更使他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摧残。

据我所知，那10年中，造反派对艺术家的凌辱和封杀是令人发指的，当时他和焦菊隐、欧阳山尊、叶子，还有舒绣文、于是之等等一批“人艺”名家都被造反派关在布景工厂中的“牛棚”中，边学毛著边劳动改造。

在数九寒天中，天还没有亮就被赶起来抬煤，打扫厕所和清扫大街，还时不时地被造反派拉去肆意批判、斗争。

打倒了“四人帮”，他彻底解放了，但身心已深深被击伤。

虽然曹老心底也不时重新燃起创造的欲望，凝结创作冲动的力量——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已70好几了，身体大不如从前，但仍然坚持收集各种素材，甚至于都开始动手了——他还想写呀，但总写不出来写不好了。

正如他的女儿万方所说，他心里特别难受，有时忧郁和悲壮起来真想从窗户跳出去。

1987年，我从部队复员，转到国家体委宣传司，机关各种文体活动多，我常去曹老刚分到不久的木樨地22号的房子去请他参加体委的活动。

当我首次到他装饰一新的四室一厅的部长级待遇的房子时，他对我说：“伯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会住到这么好的房子！”记得曹老屋里刚挂上关山月所绘《红梅图》和李可染所赠《国兽图》。

那时，曹老真是从心里喜悦改革开放给他和全家带来的新生：孩子们都恢复了工作，万方不断写出好的新作，还把父亲的作品《原野》改编成为歌剧并搬上舞台。

曹禺看到自己的事业有了可靠的接班人，嘴上不说但心里非常高兴。

只是，他自己身体不争气，心想事不成，写不出东西。

我还想起，过去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作为人艺院长的他，从来就要求自己的孩子看戏一定要自己掏钱买票，不准以院长家属名义“蹭”戏……尽管老人已经离去，但这许多的点滴细节，却长存在我们晚辈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