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
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略析
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浅析（2007年暑期调研文章）中共合川区委党校刘兴卫2007年8月11日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浅析2007年的夏天，区委党校组织全校教职工到江津陈独秀故居进行了暑期调研学习。
陈独秀故居位于江津西南鹤山坪上的石墙院，距离城区约15公里。
这里原是清光绪进士杨鲁丞的故宅，具有典型的清代民居风格。
石墙院以四周砌有二丈高的条石围墙而得名。
陈独秀于1939年由附近的施家大院迁来此处，住在原杨二太太居室，陈独秀在此地一直住到1942年5月27日逝世，寓居时间长达四个年头，现保存下来的陈独秀遗物有棕箱、皮箱、衣柜、砚台、铜茶壶、皮包、衣物等共31件。
石墙院是陈独秀故居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处未受破坏的原始寓居地。
这次参观考察，对陈独秀有了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感悟。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而又复杂的人物。
他一生经历过辛亥革命、反袁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大型运动。
如果从中国近代史上寻找出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思想演变和阅历，能够大致上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复杂与艰难困苦的状况，那末，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个。
陈独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声名鹊起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陈独秀高擎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反对封建专制，成为运动的主将。
可以说，陈独秀不是将民主思想引人中国的第一人，却是在中国倡导民主主义名声最盛的一人。
他是“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民主思想是陈独秀思想的核心，贯穿其一生。
即使在贫病交加的晚年，陈独秀也没有放弃对民主的思考。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在继承五四民主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就当时成为时局焦点的抗战与建国，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世界大战与未来趋势，苏联经验与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言论和见解，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既有主观妄测，又有英明预见，是真理与谬误的结合。
本文试对其晚年民主思想作一粗略分析。
一、陈氏民主思想的演变路径首先从整体上认识陈独秀的民主思想。
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思想资源（一）
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思想资源(一)内容提要：近年来，陈独秀晚年书信中的民主观备受学界的关注，且被有些学者不适当地夸张。
本文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影响其民主观形成的一些思想资源。
其中既有当时西方一些“苏联之友”的作品，更有托洛茨基的几部重要著作，尤其是《被背叛的革命》一书。
挖掘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生成的思想资源并不排除陈氏本人对此所作的思考与辨析，更不否认陈独秀在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衰落时期的至尊地位。
关键词：大众民主官僚制自由独裁一、问题的提出陈独秀“最后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 这是1949年胡适留下的文字。
然而，此后大陆差不多半个世纪极少有人去细想这些“结论”。
近年来，大陆学界对陈独秀晚年“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后就民主而发表的见解的介绍与分析颇多，《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地位也被重估。
这一方面缘于国内陈氏研究空间的放大及学界对民主有着越来越强的诉求；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有关苏俄极权主义的统治资料公诸于世，斯大林走下神坛，从政治上剖析苏联解体成了学术界又一热点。
当下，相关的文章更多的是停留在对陈氏晚年民主思想与学术贡献的归纳与颂扬上。
如有人称:“陈独秀对苏联制度的剖析，比同辈大家托洛茨基、纪德、罗曼·罗兰等更为透彻清晰，鞭辟入里；他对斯大林的历史评判，比下一辈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围绕所谓‘个人迷信’的争论，更不知要深刻和高明多少倍。
让后世之人感到，20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事情都被他说中了。
”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后人透视陈氏思想图谱不可或缺的底色。
高力克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此间陈氏民主思想的生成与独特的时代背景相关联，即“专制逆流中的民主危机”。
在西方，192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不仅表征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衰落，而且导引了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溃败。
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和苏俄工业化的经济起飞，经历了大萧条的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疏离了自由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左右徘徊。
对陈独秀的评价
对陈独秀的评价（一）一枝独秀开正艳，狷介狂傲众人羡。
政治潦倒心失意，才华锋芒实难掩。
陈独秀，在政局混乱的时代，却生就一副不会钻营圆滑的傲骨和思想先进的才骨。
这也许决定了他未来在文化思想界的巨大成就和最终在政治上的郁郁不得志。
他在思想上的先进和自由，使他在文化领域和初期的政治生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创办《新青年》杂志；他是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然而，即使他光芒耀人如此，终由于他的狷介狂傲和固执的个性，使他命运多舛。
他曾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但是大革命中，即使他心中百般反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但却最终执行。
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他被冠以“右倾投降主义”（后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
他了解到苏联共产国际与自己思想的偏差，于是准备组织托派，而这一举动和他在对中东问题的不同意见导致他被开除党籍。
但即使这样，固执坚持的他依旧不悔。
他在看待问题时，有时的确过于偏激，掺入了自己的感情因素。
他认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
”他是深深厌恶斯大林的，但这样说，过于偏激了。
另外，他应该及时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决策，作为那时中共的最高领导，如果他真的努力去抵制，还是可以在自己的国家上采取正确的决策。
从人性的角度，他所处的混乱复杂社会背景决定他这样一个毫无心机、没有手段、光明磊落的人难以担当一个新兴政党的领袖，但这却不能淹没他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贡献。
（二）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之间的几乎所有事件，他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是非功过众说纷纭，而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是这样看待的。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功绩有以下几点：在辛亥革命之前陈独秀组建岳王会，借岳飞精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鼓动革命，后来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大多是出自岳王会，可见，陈独秀领导的岳王会对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起了多大的作用！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领导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人物评析
中国近现代人物评析之陈独秀能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是衡量我们能否真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要标志之一。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到五大党的总书记，后于1929 年被开除出党，1942 年寂寞谢世。
其身后，有“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光环，也有“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投降主义者”，乃至“汉奸”“叛徒”的名号。
陈独秀的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曾一度紧密相连。
正确评价他的功过是非，是进行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评价陈独秀呢？跌宕起伏的一生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1896年考中秀才。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
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
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
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
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先生的观点
在陶希圣看来，陈独秀认为将来中国还是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只是这“‘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抛弃民主就是抛弃社会主义。不实现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蜕变。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陶希圣特别说明：“独秀与我谈论，远在这十篇文字发表之前。”也就是说，早在1938年上半年，陈独秀已多次谈及他的“最后见解”。那么，陈独秀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所得的结论是什么呢？陶希圣回忆：
他以为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民主政党。他以为无产阶级民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一样，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
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独秀即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1939年德苏协定后，陈独秀公开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那么，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什么呢？为让大家明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价值”，陈独秀列了一张表，比较英美与俄德意的政治制度：
我对陈独秀的看法
我对陈独秀的看法10电子信息工程林源鑫学号：2010052707 记得陈独秀曾经说过：“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
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
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
”在我看来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首任领袖是陈独秀最为辉煌的时刻，在那时候，他的思想高度与先进行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他只是播种者，而不是收获者，他把先进的思想种子散播到神州大地上，让人们觉醒，但最后又由于思想反复和右倾路线的推行，走向被撤消总书记的职务和开除党籍的深渊。
1914年，陈独秀发表了《《双枰记》叙》与《爱国心和自觉心》两篇文章，企图把愚弱的国民真正惊醒起来。
为一个新的社会思潮开始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文化风气得以开创，一个从根本把中国人的思想乃至中国社会引入现代化轨道作铺垫。
文学革命的兴起对于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推动作用无比巨大。
就陈独秀而言，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设计者，同时也是由胡适首先发难的文学革命的直接的诱发者和最有力的支持者。
正由于陈独秀有力的督促和诱发，胡适很快就把自己的理论主张写成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从而以发难者的身份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
可见，五四文学革命，虽为胡适首先发难，陈独秀继而相应，但整个革命的兴起及其深入发展，陈独秀却起了特殊的作用：在当时情况下，倘若没有陈独秀的督促诱发，胡适未必能够很快地把自己的主张贡献在国人面前；同样，倘若没有陈独秀以《新青年》的阵地对他作坚强有力的支持，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也不可能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广泛积极的影响。
对此，胡适本人也反复强调过，谓正因为文学革命得以陈独秀的声援，以及像他“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
陈独秀根据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特点，选择几个重要的方面主攻：（1）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倡导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2）清算封建主义旧道德，倡导以“独立自主人格”为核心的新道德。
我对陈独秀小认识
我对陈独秀小认识纵观历史，陈独秀的出场是以一个文弱书生创办杂志宣传思想，鼓动人心。
之后再教材中以一个右倾妥协派盖棺定论。
这种评价未免太草率，太鲁莽，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错误人人都会犯，但是，它并不是评定一个人的唯一标准。
谁说陈独秀文弱书生，没有力量？谁说陈独秀懦弱怕事，没有胆识？谁说陈独秀吃软怕硬，没有骨气？文人有文人的特殊思想与魅力。
他们没有在沙场上马革裹尸，但他们的笔是更锋利的刀，直插敌人的心脏。
陈独秀虽说没有纵横沙场，但他却驰骋文坛，写出的文章足以令敌人畏惧，虽说没有硬朗的体魄，但他却参加过“军国民教育暗杀团”胆识可见我在这里并非神话陈独秀，只是要一个比较公正的对待，一个对陈独秀新的认识。
大家都知道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好的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自由、民主、科学之风飘然笼罩正处于动荡的旧中国，让人们看到未来的社会。
他说表述的思想是那个时代青年的追求目标。
他鼓吹的思想自然触及当局的利益，牢狱之灾在所难免。
不知多少次在监狱中的苦苦等待，但他却依然研究文学、艺术。
那种临危慨然让我钦佩。
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从不缺乏对党的认识，但他缺乏对直觉的肯定。
缺乏对现实的面对，喜欢选择逃避。
大革命时期是国共第一次合作。
一种新生力量与一种薄弱力量的结合，创造出强大的北伐军，随着北伐的进程加快，它越来越强大，致使某些人想独揽军权。
中山舰事件后。
陈独秀意识到事态的变化，多次致电共产国际，建议退出国民党。
（1926年，根据共产国际要求，陈独秀主张中共退让，2月，在上海因病治疗，一度“失踪”。
3月，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多次要求致电要求退出国民党，后根据国际意见而对国民党退让）且，迫于当时北伐形势，此时分离必然导致北伐的失败还要背上一个消极避战的罪名，只好迁就老蒋。
当老蒋提出“整理党务案”时，陈独秀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配合国民党工作，致使导致发生“四、一二惨案”，后来与汪精卫的合作也是依照共产国际的意思。
所以，大革命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陈独秀。
陈独秀的晚年独到见解
"叛徒"的回归历程:陈独秀晚年见解独到“推倒一世豪杰，扩拓万古心胸”，1903年，青年陈独秀所写的这12字座右铭，是他终生奋进的写照。
苦难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然而他遗文中蕴含的勇于思考、弃绝盲从、永不停滞、与时俱进的精神，将薪火相传，长留人间。
1949-2009年60年间，陈独秀著作出版经历了内部限制印发与公开出版发行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前一个阶段，陈独秀作为戴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反党、托陈取消派、叛徒、反共产国际、反革命、、间谍等9顶帽子的反面人物，他的著作只供少数人批判，而无法与广大读者见面。
1980年代后，随着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陈独秀的8顶帽子已陆续摘掉，他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正面人物。
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念任弼时百年诞辰讲话中郑重地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改作“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错误”，陈独秀在人们心目中的正面人物形象，似应合法化了。
1984—1993年间，三卷本《陈独秀著作选》相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者写于1991年12月的“编辑说明”中说：“对于陈独秀诋毁中国共产党，诬蔑工农红军和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错误言论，本书全文照录，不予删节，以供读者研究和批判”。
字里行间，“批判”遗风犹在，且不无防身自保之虑。
其实，这部分言论虽不免有误，却可窥见历史的真实面貌。
对照近年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文件，人们可以追溯历史进程的清晰脉络和重大情节，重估这些言论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不是仅靠口诛笔伐的政治大批判能够了结的。
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陈独秀著作选编》六卷本，辑文890篇，272万字。
较原三卷本600多篇、162万字，多出200多篇、115万字。
校正旧编中错、别、漏字句上千处。
新辑作品主要是档案文件、近年新发现的文章书信，以及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著作。
其中有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主持特别委员会的发言，五卅运动中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南京狱中写给汪原放的54封书信，入川后写给台静农等人的近百封书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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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堪称远见卓识的“最后见解”
2008-12-15 12:44
孙其明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已步入人生晚年的陈独秀，对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
当时，他思考得最多的是关于民主政治的问题，尤其是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有关的民主政治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政治所做的宝贵探索，主要反映在他当时所写的一部分文章和书信中。
但在陈独秀生前，上述绝大部分文章和书信并未公开发表，直到陈独秀逝世六七年之后，才由陈独秀的学生和香港自由中国社分别结集在大陆、香港出版。
1949年香港版被定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1]本文旨在对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所作的思考和探索做点分析，以此求教于学术界的同行们。
一
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当时他所写的《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我的根本意见》、《致S和H的信》、《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书信和论文中。
陈独秀提出的基本观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强调民主政治对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具有的普遍真实的价值。
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始终存有争议。
绝大多数人虽然也承认以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代替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有进步意义，但同时又总是猛烈地抨击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伪善的，认为那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和对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欺骗等等。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看法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流或传统的观点。
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也曾受到过这种观点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大加批判。
然而，到了晚年，陈独秀开始意识到，上述传统观点存在偏见，并开始重新思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看法。
在《给连根的信》中，针对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托派们的偏见，陈独秀指出:“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2]把民主政治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3]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又说：“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
”[4]他还特别强调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
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
”[5]
陈独秀的这些言论，无疑已把他经过重新思考后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新看法表达得十分清楚了。
他不仅明确地批评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传统的偏见，而且指出民主政治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它也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因而廓清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迷雾。
更重要的是，他对民主政治的评价，突破了多年来传统观点的局限，即只是笼统地肯定资产阶级以民主政治取代中世纪封建专制统治是一种进步，而否定民主政治对于人类社会进步普遍的真实的价值，强调应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上，肯定民主政治是一代又一代人民大众流血斗争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共同成果，并非资产阶级所专有，也不会因资产阶级时代的消失而过时。
陈独秀将“近代民主制”与科学、社会主义并称为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发明，充分地反映出他对民主政治制度深远的历史价值的高度肯定。
科学和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这早已成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
然而，在陈独秀看来，近代民主制对于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绝不会在科学和社会主义之下。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认为，近代民主制、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三者缺一不可。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陈独秀又进一步对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二，阐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及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否则必将导致专制独裁的产生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政权的堕落，导致社会历史的倒退。
马克思主义创立伊始，马克思、恩格斯便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6]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剥夺了资产阶级所有资本而建立起来的新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社会”。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这里既谈到了无产阶级的统治，也谈到了民主，还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这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并不排斥民主。
此后，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公社“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它，并实行完全的“普选制”、“低薪制”的做法大加赞扬，认为这是防止新的国家权力“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宰”的重要举措。
[7] 这进一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赞成，而且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
不过，由于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太短，且此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们也就无法通过进一步总结实际经验，对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政治问题做出更明确更具体的论述。
同样，后来的列宁虽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被称为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政权，却也因为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除了笼统地宣称苏维埃是“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外，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也没有多少新举措。
总之，在十月革命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真正重视无产阶级政权下建立民主政治的问题。
然而，随着列宁逝世，特别是斯大林主政后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在苏联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