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在中西哲学里的地位及其思想后果
中国哲学中女性地位的改变
中国古代哲学中女性地位的变化20世纪以来，世界女权运动愈演愈烈。
在西方社会，女性的地位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地位固然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较之世界水平，中国的女性依然处在一个较低的地位。
在家庭暴力、工作歧视、社会分工等等方面，女性都普遍处于弱势地位。
男尊女卑这一观念正是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
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女性地位问题。
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本记述了男女地位不同的著作是《周易》。
《易〃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又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易则易之，简则从之。
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
”研究《周易》的观点是“一阴一阳谓之道”，据此则可以有这样的逻辑推演：A、乾为天，坤为地。
B、天为阳，地为阴。
C、乾为阳，坤为阴。
据此可知，乾为男，坤为女。
又有：A、乾为刚健，坤为柔顺。
B、刚健为阳，柔顺为阴。
C、阳为尊，阴为贱。
因而得知，男尊女卑。
然而这只是研究《周易》者的理解。
但这并不是周易所表达的意思。
《系辞》解释《周易》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
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也就是说，从天道推演出人道这是自然而然的。
人生天地之间，这个“人”是就类而言，当然也包括了男人和女人。
《周易》中表达的“男尊女卑”，所指的乃是规范人伦秩序的解释，并非后世理解的价值观念。
例如《周易》中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可见“乾”与“坤”之间的并没有尊卑贵贱之别。
然而可笑的是，因为《周易》的地位和统治需求，“男尊女卑”的观念被错误的接受和传播开来。
殊不知人类自有社会这一组织以来，第一种氏族便是母系氏族。
而《周易》所说的“上下”所指的仅仅是实物的自然属性，如同古人对于宇宙的形成的认识：“混沌初始，清者上升，浊者下沉，是以有天地。
”而并不是对于事物价值的评价。
然而这样的观念以讹传讹流传千年，却也是根深蒂固，固化成为中国思想体系中不可忽略的一环，成为了人们生来便接受的基本哲学，确实是悲哀之至。
现代西方性别意识与女性地位的变革与进步
现代西方性别意识与女性地位的变革与进步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在女性的权利、地位和性别意识方面。
在这次历史变革中，大量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运动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女权主义者们站起来，争取平等、自由和尊严，颠覆了以往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观念和体制，让现代西方的性别意识与女性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性别意识的变革传统的西方思想中存在着一种男性优越论和女性次等论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男性天生比女性更优越，更有能力和更有权利去支配和控制社会的大部分活动。
然而，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走进职场和政治，不再让传统性别规范于束缚自己的发展和实现。
女性的参政、参与工作、享有完全公民权等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性别歧视在不断缩小，女性也逐渐被赋予更多的自由和权利。
社会各界也不断提倡性别平等，各项福利制度的推进也进一步保护女性的权益，例如离婚法保护、儿童抚养权、性侵犯等。
二、女性地位的变化现代的女性在各方面比以往更有自主性和自由度，思想观念也更加新颖和多元化。
她们不仅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更在文艺、影视、音乐等方面展露出了出色的才华。
政治中的女性地位也得到了不断提高，女性已经开始参与选举和成为政治领袖。
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等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女性政治家。
女性的工作机会也在不断增多，而且已经正式加入了职场。
女性在各行各业都有出色的表现，甚至在以前通常只被认为是男性工作的领域中，如科技领域、建筑领域、汽车工业等，女性已经成为杰出的代表人物。
此外，大众媒体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如电视、电影、网络和杂志等。
女性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尊敬，因为现代女性不仅仅是家庭的管理者、妻子、母亲，而是更具有坚定自信和职业精神的代表。
三、女权主义的兴起现代的女权主义是对男女平等的争取，是对女性自由和人权的维护，同时也是对传统性别歧视的反抗。
中国古人的性别意识是哲学的_涉及男女之爱的和干预历史的吗_答陈家琪先生
中国古人的性别意识是哲学的、涉及男女之爱的和干预历史的吗?———答陈家琪先生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读了陈家琪先生对我去年底发表的关于性别意识与哲学关系的文章(以下简称“《性别》”)①的评论,多有触动,反思之余,也想一吐为快,于是直陈如下。
我将家琪兄提出的不同意见归为三个问题,即:(1)《性别》一文所讨论的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性别意识是否有“哲学”的含义?(2)这种所谓的性别意识是否真的是“性别”的或与“男女之爱”有关的,还是只限于“人与人的(社会、政治与伦理)关系”的?(3)这种性别意识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女性的实际地位有没有(良性)影响?我必须承认,这些问题几乎都敲在了点子上,很难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方式回答,必须辨析权衡、深入体察,然后或可试答之。
为了讨论第一个问题,有必要复述一下《性别》中对“性”和“性别”的看法。
此文第一节提出:“性意味着那些与雌雄交媾生殖有关的东西。
因此,性的原本特征是雌雄的区别与相交生成。
”由此可知,所谓“性别”是指相交生成意义上的雌雄区别。
我认为,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存在论与认识论)没有对这种性别的意识,而中国传统的主流哲理思想中则有鲜明的性别意识。
家琪兄似乎不反对前一个说法,尽管做了些进一步的分析,比如对西方哲学家们“拯救现象”的努力的说明;他的主要批评意见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性别意识,即便有的话,却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因为它根本“不讨论”存在论和认识论的问题,所以将它与西方那边的比较“已不大是中西哲学的比较,而更应该属于文化比较的范畴”(陈文第二段)。
对这样一个置疑的回应,正如家琪已预见到的,“涉及到对‘到底什么才是哲学’的不同理解”。
但我此刻却不大可能去对付这样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而只是满足于做一个简捷的但可能还是相关的回答: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中毕竟有哲学的话(不管它是“前现代”还是“后现代”意义上的),那么其中的性别意识(比如《易》中所包含者)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因为这种性别意识对于它来讲是太根本、太重要了,与“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和“极数知来,……而微显阐幽”内在相连;因此,将它与传统西方缺少性别意识的情况做对比,就确实是中西哲学的而非仅仅文化的比较。
关于“性别差异”的哲学争论
关于“性别差异”的哲学争论在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丽格瑞看来，“性别差异问题即便不构成一个时代问题，也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一时代都有一个需要透彻思考的问题，而且仅此一个。
如果我们进行透彻地思考，性别差异或许就是我们时代的那个能使我们获得‘拯救’的问题”[1]。
然而，当我们着手研究“性别差异”时便会发现，在女性主义哲学话语背景之下，似乎已经很难说清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围绕着这一问题存在着许多哲学争论，本文将以三个问题为例分析当代哲学关于“性别差异”问题的争论，并试图作出一些讨论和思考。
一、是否应当放弃“女性”概念？当人们讨论“性别差异”问题时，无疑地应当先给出对于“男性”或者“女性”的清晰界定，然而，在女性主义哲学家中，“什么是女性”却本身就构成一个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女性主义如何说‘我们’”、“由谁来说它”，以及“我们以谁的名义来说‘女性’”等，这些问题导致了女性主义学者之间关于是否应当放弃“女性”概念的争论。
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主张放弃“女性”概念，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父权制体系中，女性的身份是随着男性确定的，因而“女性”对于女性主义来说并非是一个有用的概念。
例如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丹尼斯·赖利认为，女性作为一种身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社会的理想形象——男性的反衬，由于男性的标准也是不确定的，是随着社会和历史发生变化的，所以女性的概念也是不确定的，因而女性主义根本无法使用这种“女性”概念。
其二，父权制思维体系具有一种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如果坚持男女两性的区分，便有可能重新陷入到这种结构中去。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埃莱娜·西苏认为，西方哲学和文学一直深陷于一种无休止的、等级制的二元对立的逻辑之中，例如主动性／被动性、太阳／月亮、文化／自然、昼／夜、父亲／母亲、理性／感性等，每一组对立都能被分析出一种等级制，而这一系列对立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基础性的对立结构——男女对立，换句话说，男女对立隐藏在所有的对立之中，而在男女对立的结构之中，女性一方永远都被看成是消极的、被动的和无力的，也正因为如此，西苏并不赞成区分男性或者女性，而是主张“双性同体”。
试论中西方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
40试论中西方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赵伟华 赤峰学院摘要：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女性基本权利的维护，能够帮助女性解放思想，努力实现自身价值。
本文首先对性别理论和女性文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讲解，然后分析了社会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的关系及研究的意义，最后对中西方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的差异进行了简单的阐述。
关键词：中西方；性别；女性文学；研究性别理论最早是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传到我国，一经传播就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并积极践行，经过不懈的努力，西方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在国内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借由西方文学成果来评价国内性别主义与女性主义取得的成果是当前最为常见的形式，所以有必要对中西方的性别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进而不断丰富我国女性文学的内容，促进我国女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概述(一)性别理论简介从生态学上来讲，男女性作为社会中的共同存在，拥有相同的主权地位，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扶持，共同组成人类群体，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男女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应该是和谐、平等的存在[1]。
但是由于男女性体质与耐力等方面的差异，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主义社会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随着男性的优越感逐渐膨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极大的破坏了原本的平等与和谐。
直至20世纪，西方女性逐渐意识到男性社会对自身利益的不利影响，为了有效维护自身权利，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她们掀起了维权主义活动，“女性”作为政治命题登上历史舞台[2]。
为了提高女性维权抗争胜利的机率，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专门的性别理论，主张在现有的生存环境中女性的权利和性别能够得到法律、社会、朋友等的认可，它是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着手点，是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的强有力的工具。
(二)女性文学女性文学也被称为女性解放主义，主要指的是作者是女性或反映的是女性性质的文学作品，它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分支。
女性文学主要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兴起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将女性作为审美和研究的主体。
古代中国的性别与社会地位
古代中国的性别与社会地位在古代中国，性别对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男性被普遍认为是家庭的继承者和社会的支柱，而女性则被视为家庭的延续和传承者。
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性别在塑造个人发展和决定社会地位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男性在古代中国拥有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性被禁锢在家庭中，承担起照顾家庭和子女的角色。
而男性则能够外出工作、参与政治和经商，这为他们增加了社会经验和自我成就的机会。
此外，男性通常会接受更多的教育，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其次，婚姻对于古代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
婚姻被视为女性人生中的重要关卡，一旦嫁入他人家庭，女性的社会地位往往受到限制。
传统社会中的封建礼教要求女性以柔顺和依附的姿态来面对丈夫和公婆，女性作为家庭的妇人，地位较低。
她们在婚姻中的角色主要是生育子女，并承担家务劳动。
这使得她们的个人发展受到了限制，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然而，社会地位与性别并非绝对。
在古代中国，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女性，她们通过出类拔萃的才华和贡献，成功地摆脱了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获得了突破性的社会地位。
比如，在历史上有一些女性皇帝，她们通过卓越的智慧和政治手腕，成为了国家的领导者。
还有一些女性文人，她们通过才华横溢的作品成为了受人尊重的文化名人。
这些例子证明了性别并非决定社会地位的唯一因素，个人的才能和努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对女性的看法。
古代中国的性别与社会地位也受到了一些文化传统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男尊女卑和家族观念，使得性别差异的存在更加明显。
在儒家价值观中，男性被强调为主动、理性的代表者，而女性则被赋予被动、柔顺的角色。
这种思想观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益的发展。
然而，古代中国的性别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性别的认知和观念也在不断地演变和革新。
在当前的社会中，性别与社会地位的关系依然存在。
西方文化概论学习体会—中西方女性地位变迁
《西方文化概论》学习体会——中西方女性地位变迁专业：姓名：学号：经过一段时间对西方文化概论浅层次的学习，我对其中涉及到女性地位变化的问题产生了些许看法，身为女性，特别是当代女大学生，了解这些历史变迁有助于提高我对女性地位的认识。
首先要说到斯巴达的女性。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时期，而在古希腊社会中，斯巴达妇女是一个很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享有财产权与继承权，她们在家庭和整个城邦中的作用也非常重大。
斯巴达人通过各种手段来加强女性的身体健康，包括充足的营养和适当的体育锻炼，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可以避免分娩疼痛和生出更加健康的小孩；同时斯巴达的母亲对家庭的作用尤为重大，当男人们都外出征战时，家庭的责任便落在母亲身上，她们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待遇；斯巴达女性对城邦的教育也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虽然同时期其他城邦的女性的地位没有如此之高，但是女性对社会和家庭的重要性在斯巴达女性身上得以体现，女性并不是男性的专属品和工具，而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15世纪以来，长达3个世纪的女巫大审判揭示了女性作为力量上的弱者被迫害的惨痛事实。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女性应该绝对服从于男性，而要实现这一点，教会以丑化贬低女性，捏造女巫形象，迫害女人为手段，借助“猎杀女巫”为名，巩固教会地位和宗教统治。
虽然迫害女性的原因很复杂，但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容易被迫害和利用的特点毋庸置疑。
在悬疑小说家丹 布朗的作品《达芬奇密码》中，贯穿整部小说的主题便是基督教与女性的“战争”，也可以说是女性同男性的战争。
女性被他比喻为圣杯，母性和生育的代表，是人类繁衍的重要环节。
但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受到男性的支配，女性也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而不存在自由，这些观点在小说中被强烈的抨击。
小说中描写的教会和圣杯的秘密的内容也可以理解为女性对作为统治者的男性的抗争。
近几年有报道称在美国出现了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女性在职场上受到了男性的歧视和骚扰。
在民主制度如此发达的美国尚且存在女性歧视现象，其他地区女性的地位也可想而知。
中国哲学中的性别观与家庭伦理
中国哲学中的性别观与家庭伦理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其中形成了独特的性别观念与家庭伦理观。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性别观与家庭伦理是相辅相成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
一、中国哲学中的性别观中国哲学中的性别观念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
在中国哲学中，男性被视为阳性，女性则被视为阴性。
这种阴阳观念的性别分工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性别角色的界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1. 阳刚与阴柔中国哲学将男性与阳刚、女性与阴柔相联系。
阳刚与阴柔的特质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区别，更体现了两性在精神层面上的差异。
阳刚强调勇猛、果断、刚毅，而阴柔则注重温柔、内敛、平和。
这种性别观念形成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易经》中的阴阳观念，认为阴阳相辅相成，男女之间需要互补。
2. 男主外、女主内中国哲学中，男性被视为家庭的外部代表，主要负责家庭外部的事务，如工作、外交等。
而女性则被视为家庭的内部代表，主要负责家庭内部的事务，如照顾子女、料理家务等。
这种性别分工在中国古代家庭中得到广泛实践，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中国当代社会。
二、中国哲学中的家庭伦理观中国哲学将家庭视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伦理观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并对中国人民的行为规范与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孝道与父权制中国哲学中，孝道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
孝顺父母被视为一个人最基本的职责之一。
孝道观念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照顾与依赖，并主张父母在家庭中应拥有绝对的权威地位。
这种父权制的家庭伦理观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并对家庭成员的行为和角色产生重要影响。
2. 家庭和谐与和睦中国哲学注重家庭的和谐与和睦。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聚集，更被看作一个整体，家庭成员之间应该保持相互尊重、沟通和谐的关系。
这种家庭伦理观念强调家庭的稳定与团结，并通过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共同努力来维系家庭的和谐。
三、中国哲学中的性别观与家庭伦理的现代演变尽管中国哲学中的性别观与家庭伦理观受到了现代社会的冲击和变革，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并影响着中国当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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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
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属人的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
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活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72页，120页）论文摘要：此文提出这样一个主张：“性”（sex, gender）是我们理解某个哲学传统时必须考虑的一个维度；也就是说，在哲学思维中有没有对“性别”的意识，会深刻影响一种哲学的特点与走向。
具体的论证结论如下：（1）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存在论与认识论）中无性别意识，但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这种意识正在觉醒；（2）中国传统的主流哲理思想（《易》、儒、道、阴阳、兵、法诸家）中有鲜明的性别意识；（3）这种区别有力地造成了中西传统哲学之间的一些重大不同。
比如有性别意识的中国哲理传统看重相对相济的动态生成关系，并[在儒家中]重视这关系所生成的世代结构，也就是家庭、家族、民族与文化的长久延续，善于领会活的生存境域中的时机，认为技艺而非逻辑、科学是获得真知的最有效手段。
与此相对，西方传统哲学基本上都是在反其道而行之。
文章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女性在这两种不同的哲理传统中的地位，触及当前女权主义提出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性，性别，存在论，《周易》，阴阳。
福柯《性史》（第一卷）提出了西方文化与社会中的“性”[1] 的问题。
他认为只谈论从17世纪到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压抑史”[2] 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更重要的、甚至是与一般意义上的“压抑”现象相反的事实是：“近300年来，我们社会的特质，既不是一味关心如何掩盖性，也不是在语言范围内对性的普遍的忌讳，而是那些多种多样、相当普遍的机构；这些机构专门用于谈论性、动员人们谈论性并诉说自己的性，聆听、记录、整理并传播人们所谈的与性有关的事情。
围绕性，形成了一张多样化的、专门的、强制性制造话语的网。
”[3] 这个观察的蕴意是：在机构的控制下谈论性、研究性、公开性并不就能带来对性的理解，或使性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一个合适的、健康的位置。
它表明，性的问题实际上超出了对象化的知识，具有某种更深刻的含义。
“这样谈论性，需要建立这么多的强制性机构才能使人们谈论性，但又要求人们遵守严格的规定，难道这不证明性是秘密的，并且人们打算继续维持性的神秘状况吗？”[4] 非常正确。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种“性的神秘状况”的存在也并不能只归于福柯所讲的“权力的特性”[5] 或某种“政治条件”，而应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化的特性，尤其是这个文化的最自觉体现、也就是哲学之中。
以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为两大来源的西方文化，出于其基本的思维特点，对于“性”抱有某种特定的态度，与非西方文化、尤其是中华古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重大区别，由此而造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些重要特点，并通过当今全球化过程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未来。
这个问题涉及广泛，以下的讨论将只能限于本文作者的能力和文章篇幅所允许的范围内。
因此，下面就将试图揭示中西传统主流哲学对于“性”的不同态度，并分析这种不同带来的一系列深远的哲理后果。
就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极少有人从“性”或“性别”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的。
[6][!--empirenews.page--] 一．西方传统主流哲学是无性别的哲学为了进行以下的讨论，先须说明本文对“性”一字的用法。
“性”在中文的古文中并没有英文的“sex”或“gender”的含义，它意味着它的字形使人会意的东西：“本性”、“生命”或“性情”。
比如“性［本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17.2）[7] 或“伐性［生命、生机］之斧”[8] 等等。
多半是由于生命与生殖的关系，近现代以来就用“性”这个字翻译“sex”。
这种意义上的“性”也就意味着与生命体的繁殖或种群延续（也就是种群生命）有关的东西。
不过，由于有无性繁殖现象（孢子生殖、出芽生殖、分裂生殖，乃至人工实行的压条、嫁接等“生殖”方法），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性意味着那些与雌雄交媾生殖有关的东西。
因此，性的原本特征是雌雄的区别与相交生成。
这是一个虽然简略、但是有用和必要的出发点，尽管弗洛依德这样的思想家会嫌其过窄。
[9]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涉及到“性”这个字的中文古今义――古义为“本性”、“生命”；今义为“雌雄之性”――的关系。
也就是说，不管这两种含义的联系在语义史上是否只是出于偶然，我们想知道：哲学对于“［世界与人生］本性”的理解是否与其对“雌雄之性”的意识有内在的关联？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寻求万物的本原（arche）。
哲学家们提出的“水”、“无定”、“气”、“火”，都是单一者。
赫拉克利特的“火”包含“对立而又同一”的原则，对立面通过斗争（战争）造成和谐。
但这还不就是性别的关系，因为对立面之间虽有相互过渡，但没有活生生的相互交媾而发生的意思。
且杀伐之音过重。
毕达哥拉斯学派明确提出“对立是本原”，而且在他们列举的十对本原中有“雄性/雌性”这个对子，很有思想上的启发力。
但是这种对立以“数是本原”为前提，也就是以“一/多”、“奇数/偶数”、“直线/曲线”为前提。
尤其是，这些对子之间不是“相交而发生”的关系，而是一侧（左侧）从根本上就压倒和高于另一侧（右侧）的关系。
比如“一”就从根本上高于“多”，因为“一”被视为众数（“多”）之源，一个奇数加上一就变成一个偶数，再加一又变成奇数，等等。
所以在这十个对子中，出现了“善/恶”、“光明/黑暗”这些在当时人的价值判断中明显偏于一边的对子。
这就大大削弱了这种对立区别的原本性，使其中的“雄性/雌性”的关系成为对立压迫性的，或源与流式的，而不是相济相生式的。
而且，西方古代形而上学连这样的“对立本原”也不能容忍。
继毕达哥拉斯之后，巴门尼德认为只有“一”代表的“存在（是）”才是真实的，“因为存在是存在的，而非存在乃是不存在的。
”[10] 以这种独一的、“思想与存在同一”[11] 的方式提出的“存在”问题，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存在论（本体论）”成了后来两千多年里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试图松动这个“存在只是一”和“运动不可能”的僵硬状态，以某种方式再引入“多”或区别。
柏拉图提出作为每一类事物的范型或本质的“理型”（eidos, idea，理念、相）是实在的，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作为个体的“实体”（ousia, substance）是实在的；但由于他们都处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思路的影响之下，所以理型和实体尽管有多个，相互之间有区别，但就其本身而言，或就其“作为存在［者］之存在”而言，它们仍然是“不变的一”。
就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个体”，其真实性也是来自“形式”，而最高的、最实在的形式是不变的唯一者，或神。
因此，理型或实体本身没有相对而言的内在差异和相交相生的可能。
理型与事物是原本与残缺副本的关系，实体与属性则是不变的支撑者与寄居者、本质的规定者与偶然获得者的关系。
这种不成双配对儿的关系不可能是性别的关系。
换言之，本性与性别在古代西方哲学中没有内在的相关性，就如同犹太－基督教的至上神耶和华的单一性与亚当/夏娃的性别无内在的相互关联性一样。
[!--empirenews.page--] 到了近代，笛卡尔提出“主体（我思）”原则，以各种变体延伸到黑格尔。
“人”在最根本处出现了。
但这是一个抽象的、纯思维或纯认知的人，在唯理论那里只有思维着的大脑，在经验论那里则加上了感官，以线性方式与大脑相接。
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出现了。
[1][2][3][4][5]下一页但这种“对立”的根基是主体与客体、一与多的对立，主体与一控制着整个局面。
客体是被主体设立的、由主体异化出来的对立面，以以便让主体在克服或扬弃客体的外在性时深化和丰富自身，最后达到“绝对”的认识与存在。
因此，这种辩证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毕达哥拉斯的“一”与“多”、“正方”与“长方”、“光明”与“黑暗”之间一样，并无真实性别和性生命可言，［就黑格尔而言］只有概念生命的辩证发展。
总而言之，整个西方传统哲学，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都是无性的（sexless）或无性生活（性生命，sex-life）可言的。
[12] 从尼采开始，西方当代哲学逐渐有了某种身体感与性感。
狄俄尼索斯（酒神）与阿波罗、对力量的意愿与传统观念理性的对立开始唤醒那个久被压抑的沸腾着的思想维度。
当然，如此巨大深刻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
它几经周折反复，最后在法国现象学与结构主义者那里初露端倪。
梅洛－庞蒂提出了“身体场”，以哲理的方式关注到性感的源头、表现和缺失方式。
[13] 而福柯则以本文一开始叙及的方式关注性的问题。
弗洛依德以性（里比多）压抑为基础的精神分析理论也具有某种哲学意义。
生态伦理学中似乎也有性别的隐喻（比如“自然母亲”）。
至于女性主义哲学（feminist philosophy），更是以谈性别（gender difference）的含义、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歧视女性的历史与现状为本务。
当然，他们关注性或性别的方式是否足够原本与适当，对西方当代社会与文化的现实有多大的影响，就另当别论了。
二．中国古代哲理思想的性别特征中国哲理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易》的古远传统。
流传至今的《周易》分为“经”与“传”两部分，与我们的问题相关的“阴阳”、“刚柔”、“天地”等词汇虽然只出现于晚出的（约战国时期）的《易传》部分，[14] 但《易经》中已有六十四卦象，而它们都是由相互对比区别的两个爻象，即“---”和“- -”构成的。
六根纯“---”组成的第一个卦，名为“乾”；纯“- -”组成的第二个卦，名为“坤”。
仅就卦象而言，《易》与中国历史几乎同样久远。
不论是“伏羲画卦”的古说，《连山》（夏《易》名）、《归藏》（殷《易》名）之旧名，还是考古的发现，都在表明这一点。
自远古以来，《易》的文字部分可能有过变化，甚至是相当大的变化，但它的卦象部分不可能有重大的结构变化，不然就无《易》可言。
可以看出，卦象不同于包含杂多因子的一般图象，也不同于封闭的几何图形，而是有“二进”（binary）含义或“两性”含义的象结构。
它们由最简易的直观区别造成，没有实体化的中心、硬核和基础（两爻内在互需，自身无表现意义），只靠连断、位置、次序、正反、变换和循环等区别来构成。
而且，至少从殷周之际开始，纯“---”卦和纯“- -”卦就被称为“乾”与“坤”，并相应地有一系列对应的性质，比如“天/地（霜冰、野）”、“龙/牝马”等。
[15] 具体地讲，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易》象有性别的含义呢？首先，如上所及，易象都来自一对爻象；它们非常相似，明显地属于同一种类，只是在阴爻［这里使用“阴爻”这个词是为叙述方便，不是假定在有爻象之时就有了“阴阳”赋义］的中间有一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