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代司法制度

中国清代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发展源远流长，自夏商至明清发展逐渐完善，内容不断丰富。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

清朝形成了既因袭明代，又具有本朝特色的司法制度。其制度的确立有自身原因和特点。满族从一个比较落后的弱小民族发展壮大，并取代明朝统治幅员广阔之地，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满族善于学习、吸收比自己更为先进的制度及文化。清朝统治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维持其统治，满清统治者需要寻求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八旗是清初国家主要军事力量，清政府非常注意以法律手段保护旗人的利益，从而保持其统治者的自身实力。虽然大清律例有“今隶军籍之人与民无异，有犯亦一体同科”的规定，但旗人在社会政治、经济乃至司法审判方面仍享有许多特权。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的司法过程中存在着数对相互矛盾的制度。这些不断互动却又相互歧异的制度，不仅塑造了清代法律控制的独特模式，也体现了中华法系司法过程的特色。

清朝沿用明制，司法机关包括中央的三法司和地方的省道府和州县四审。再加上进一步健全和发展的会审制度，清代形成了严密而有效的司法管辖。在中国法制史上别具一格，独树一帜，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清朝在中央设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其中刑部是最高司法审判机关，“部权特重”，掌管“天下刑罚之政令”，在三法司中居于主导地位。大理寺的职责是复核案件，平反冤狱。都察院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为维护旗人的特权，及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管辖的需要等，清朝在中央设立专门司法机构以审理旗人和少数民族案件。满族贵族的诉讼案件由宗人府会同刑部、户部共同审理，一般司法机关无权过问。内务府是宫廷事务的机构，设慎刑司负责审理在宫廷当差的满人案件。理藩院是清朝设立的专门管理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最高国家机构。地方司法机构仍是司法与行政合一，实行长官负责制，分州县、府、省按察使司、总督或巡抚四级。一般州县官负责辖区内全部（专门管辖除外）案件的初审，其中“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称自理案件，经州县官判决生效，审理完毕并草拟判决意见后逐级向上审转。督抚有权决定徒刑案件的判决，军、流、发遣由刑部审结，死罪案件由刑部汇大理寺、都察院会审，奏请皇帝批准。另外，清朝在地方上还设有审理旗人诉讼的司法机关。

清朝在诉讼审判制度方面基本因袭明制，但也有一些发展变化，如限制诉权、会审制度及幕友胥吏参与、干预司法等方面。强调“调处息讼”。清代法律维护宗族权力，在国家法律的肯定下，各种乡规民约、家法族规大都确认宗族对上述案件有调处权，甚至惩处权。清代诉讼程序繁琐，起诉必须是书面形式，诉状须由官府指定的“代书”书写，然后盖上官府发给的因戳才有效。

会审制度体现出中国传统审判制度中的“慎刑”思想，既是清代司法审判活动中的一项大典，也是皇权在司法领域的彰显。清朝废除了明朝的大审制度，保留了热审制度，将朝审进一步发展为秋审和朝审两大会审制度。乾隆年间编

修《秋审条款》，详细规定朝审、秋审的时间、会审机关、管辖范围及处理办法等内容，这标志着清朝会审制度的更为系统、完备化。

胥吏与幕友参与、甚至干预司法是清朝司法制度的一大特点。胥吏，又称书吏、书差或书役等，是各级衙门中从事文书工作的人员。幕友、幕宾俗称师爷，是明清时代官员私人聘请的行政、司法事务顾问。他们以私人的身份，即官员的师友、宾客身份帮助处理政务，与科举出身的官员相比，胥吏与幕友更具有系统的律例知识，在参与处理司法事务的过程中，更有利于正确适用法律。但是官员对幕友的倚重，导致幕友对地方行政、司法的操纵。而胥吏又往往内外勾结、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加剧了司法腐败。

清朝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朝代在政治经济法律上都有突出成就，既延续了前代的优秀成果，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清代司法制度无疑也有其自身特色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和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清代司法为当今社会不断完善司法制度提供了样本和范例，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