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与西学的体与用关系

论国学与西学的“体”与“用”关系古代文学李志云国学，本只是一个有着明显的思想与文化倾向的特定概念，其实并无太多的学术背景。

作为中国传统的思想与文化，自中华文明诞生之始，国学即已产生并存在，并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几千年。

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曾经高度发达与强势。

中国人也没有国学的概念。

中国人习惯以中国自居，世界只有一个中华，除此外即为狄夷。

中国人眼里华夷之别，而无中西之分。

华夷之别，包含着明显的文化优越感以及傲慢与偏见，中国这个千年老大从来都看不起周边蛮夷，更不谈他们的思想与文化。

因此也无所中学与西学之称谓，更不谈国学之概念。

近代以来，冠以“国”的事物实在太多，如“国货”、“国粹”、“国人”、“国语”等，思考这些称谓，这些自古有之的东西，今天都冠以“国”字实在是包含着国人的民族伤感与自卑，也包含着国人的一种民族图强，国学就产生于这样的一个背景。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逐渐强大，国人又重新恢复了自信，国内掀起了一股股的国学热。

中国人仅仅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却完成了西方百年走完的现代化进程。

传统的西方社会却放满了发展的步伐，并产生了科学主义的危机，现代文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西人把目光重新投向了中华的传统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国外掀起的“汉学”热即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与汉学相对，国内的国学热也是此起彼伏。

遥相呼应。

然而，国学真的是解决现代社会发展困境与现代人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吗？正是西学的东渐，我们才得以在现代迎头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在当代的中国，我们能放弃这千年一得的机遇吗？仔细审视国学的概念，其实有广义与狭义之称，广义的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其外延可指向一国所有之学问，或称“中学”或“国故。

所谓“国故”，即包含有过去之学问之意。

狭义的国学指的是“儒学”，或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儒学曾经为中华民族做出过巨大贡献，被称为中华思想文化的精髓。

但这一传统的思想文化在近几百年也曾经阻碍了中华民族与世界接轨，成为百年中国屈辱历史的罪魁祸首。

中国的科举制度曾被西方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官员选拔制度，东方的天朝在西人的眼里是最强盛、最理想的社会。

然而，儒学的“礼乐道德”终究抵不过西方的科学技术，当国门被轰开后，连西人也惊叹天朝繁荣背后的虚弱。

中学与西学相比，表面看是传统的礼教道德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失败，其实背后更隐藏一个必然的逻辑与真理，即是西方文化中对人的发现！那个源自古希腊时代对人性的尊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古希腊文化在被隐埋千年后，终被挖掘而焕发出熠熠光辉，唤醒了人类之个性与自由，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

如今，环顾全球之世界，进步与现代，落后与传统，何者优越，何者缺损，其实一目了然。

任何人已不能否定西方思想文化在人类文明与进步过程中的巨大价值。

而纵观中国百年逐步觉醒的历史，也是国人逐步接受西方文明，走向现代的历史。

进一步的将，在今天，中学与西学，其实只是人为的固执的划分，它们其实具有一个共同的内涵，即是创造了现代文明的现代思想与文化，既不单属于东方，也不只属于西方，而是全人类迈向文明与进步的思想武器。

清末明初，国人曾经倡导“中体西用”，其实，在今天看来，人类已经打破了东西的隔膜，也已经无所谓中与西，只有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

在主导人类进步的过程中，能够引导我们创造现代文明的现代思想文化与价值观才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体”，而其他最多也只能为“用”。

体与用，包含着本与末之辩，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混淆本末，甚至走向倒退。

今天，无论国外的“汉学”热，还是国内的“国学”，其实都是现代文明发展进程暂时遇困时人们的思想文化反思。

这一反思中，我们不能简单的否定或推崇，而是用历史的眼光，和面向未来的胸怀，科学的审视一切。

所谓“体”，指的是根本，包括基本的思想、政治与价值观，体现为国体、政体上的现代文明之体。

时代已经进入到二十一世纪，没人能逆时而行，用历史已经证明不合时宜的所谓传统来行倒车路。

所谓用，即为现在所用，虽然传统的思想文化已经属于“国故”，但它在思想文化上对一国之国民的影响是深远的，绝非可以一弃而之的。

儒家学说创立已两千多年，已经从思想文化乃至政治上影响到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在思想政治层面，尽管儒家积极治世、忧国忧民的家国天下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但官本位与等级思想却是与现代价值所崇尚的自由平等是背道而驰的；在文化道德方面，儒家思想崇尚忠孝、宗法等有保守的因素，但其倡导的中庸和同、天人合一思想，恭谨、谦卑、孝悌等儒家道德规范在今天也未尝没有积极价值。

特别是当今科技主义泛滥，人类的物质文明虽然发展到高度发达状态，而人类的精神领域却遭受道德信仰的危机。

因此，人们不得不回归本源，回归到人类文明的起始阶段，希望从人类的文化轴心时代寻找各个民族的元典精神，进而探寻人类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寻找幸福的本源。

所以，当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传统时，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也就是国学受到人们的重视。

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还需从文化与思想出发，而科技只能解决物质生产的进步。

今天以全球的眼光看世界，以追求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为中心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之“体”，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个民族也应该在这个“体”之外寻求本民族的精神本原，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结合起来，为“体”所“用”，形成现代精神为本体而又兼具多样文化传统的现代文明。

以东方的韩国、日本、新加坡为例，这些国家都为我们提供了将本国传统与西方文明和谐相处，互融共生的范例。

所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绝不能忽视了国学之“用”，国学使我们民族拥有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资源与财富，传统儒家的思想与文化是我们国家两千年来思想的总源泉，支配者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部分久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不能贸然切割，也绝不应切割。

我们提倡国学，也并非不折不扣的继承，而是主要提倡理想的人格追求，客服工具理性的片面膨胀所导致的人文精神的萎缩或失落。

一味贬损、伤害中国文化之根，无益于西方精神价值的引进与融铸，无益于新的现代文明的建设。

正如鲁迅所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①；也如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②。

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失去民族之本己性、个性的现代化，绝对不是成功的现代化。

因此，面对当前的国学热，我们需审视、剖析，一分为二，不可盲从，亦不可一味视之如洪水猛兽，而需要谨记西学与国学的体用之辨，西学为发展现代文明之体，国学为解决现代人精神文化危机之用，体为本，用为末，切不可倒置。

①参见鲁迅《文化偏至论》②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屈原与李白的当代价值屈原深切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忧患意识是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源泉。

作为楚国杰出的政治家，他提出了以民为本、选贤任能的政治思想，有力地促进了楚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虽然最后由于楚国保守势力的阻挠，政治理想破灭，但却为后代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

屈原把爱国与爱民的思想高度的结合在一起。

他忠贞于祖国，致力于国家的振兴，作为楚国的贵族，却又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与保守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一生都在为国为民而求索，最后在国家灭亡、理想破灭的时刻，用生命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忠贞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里，爱国并不是儒家的首倡。

在儒家的经典著作里，爱国主义、民族意识、民族气节的内容几乎没有。

屈原生活在儒家思想兴起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家的重要创始人孟子几乎同时代。

生在中华文明元典精神产生的轴心时代，屈原的爱国精神并不属于儒家的思想范畴，而具有南方楚国特殊的文化思想特征。

不同于中原各国基本都是周族后裔，楚楚国地处南蛮荒野之地，楚人与中原人有不同的民族构成，中原诸侯的歧视更使得楚人具有特别强烈的爱国思想，当楚国灭亡时，楚人便有了亡国亡族的切肤之痛。

这是中原各国所没有的独特情感。

面临灭国，中原各国也许有亡国之痛，但却没有亡族之恨，因此产生于中原的诸子思想都缺失了这份爱国得得内容。

道家不问世事，法家只管治国，墨家超越于国家间的利益，也都不具备这种深沉的爱国意识，只有屈原的爱国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元典精神之一，成为儒道思想外的重要补充。

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中，当面临异族入侵之时，屈原的爱国精神便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精神支柱。

例如宋金元交替时期，明末清初，抗日战争时期。

郭沫若曾经以历史剧《屈原》来唤醒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为处在危难中的中华民族提供给了极大地精神支持。

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摆脱了任由异族蹂躏的屈辱历史，但在民族振兴的历史宏业中，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几个世纪的长期落后，使得中国仍须奋起直追，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

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十分严峻，西方诸强时刻都在遏制中国的崛起，妄图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所以，当代中国需要屈原的爱国精神与忧患意识。

另外，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度改革关键时刻，社会面临着深刻、复杂的矛盾，改革的阻力重重，权利与资本组合在一起的既得利益者试图维护目前的局面，一场保守与进步的斗争在各方博弈。

屈原作为楚国的贵族，却能从人民利益出发，从国家的长远大局出发，与他所在的奴隶主保守集团决裂，处污浊而不染泥，始终保持高洁品质与美好情操，这些对今天的我们是有启迪作用的。

李白的身上体现着盛唐的时代特征，是盛唐时代的号鼓手。

他具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远大志向，具有昂扬乐观、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

在思想上，李白集儒、道、侠、纵横各家思想于一身，具有儒家的热情，道家的超旷，游侠的气质，兵家的的奇诡，屈子的执着，仙家的浪漫，魏晋名士的风流，他与他所处的时代一样，包容并蓄。

无论哪一种思想，都有其不足，也有其长处，李白抛却了各家思想的不足，而独取其长处，从而形成了独有的魅力人格。

在今天，在各种思潮涌动兼泛滥的时代，李白思想的包容兼蓄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在当代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不能适应今天现代化的发展，而西方的一套自由民主也在中国的土地上受到抵触，社会主义的思想价值观在部分人的心中又渐渐变得虚幻和遥远。

这是一个复杂思想交融的时代，又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如何扬弃取舍，包容兼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也许，我们能从李白的身上看到今天的中国再现盛唐气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在性格特征上，李白具有传统中国文人独有的节操，他不向权贵摧眉折腰，又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张扬的个性、漂泊的情怀。

传统文人以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规范自己的言行，知礼持中、循规蹈矩，但李白却敢于突破儒家的道德伦理，“吾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让高力士脱靴、杨国忠研墨。

李白具有一种无根的漂泊情怀，他二十五岁只身出川，漂泊天涯，四海为家，安陆蹉跎，醉卧长安，寓居山东，避居庐山，身葬当涂，最终与一生偏爱的谢眺成为异代芳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