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文学梁启超翻译理论
【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年代的爱娇， 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撒藏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 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 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如梦忆桃源】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 绕。如此好河山，也应该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 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起伏的山峦望着马拉松－ 马拉松望着茫茫的海波； 我独自在那里冥想一刻钟， 梦想希腊仍旧自由而欢乐； 因为，当我在波斯墓上站立， 我不能想象自己是个奴隶。
查良铮
梁启超翻译的策略——政治为先，应时而变 从主题到诗节的选择体现了重意识形态，轻 艺术审美的倾向
重效果效果轻学术的准确性
梁启超翻译的精神
语言有明显的汉文化倾向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哀希腊》原名《The Isles of Greece》，作者Lord Byron这首诗
节选自小说<<唐璜>>，实际上是一首歌词，由一位呤游诗人在主人公的 婚宴上弹唱。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曾有过灿烂的 ，曾打败了强大
从主题到诗节的选择体现了重意识形态，轻艺术审美的倾向
“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敬业与乐业》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重效果效果轻学术的准确性
《新民说》
顾吾以为译文家言者，宜勿徒求诸字句之间，惟以不失其精神为第一义。
中国精神之父——梁启超
梁启超翻译策略的选择
4.译意不译词：
梁启超所节译的拜伦两首诗,用的就是中国 古典词曲中的曲牌,译文难免有些不准确,也是 用的意译,所谓“译意不译词”。
制作人：王苛苛 李运迎
贺甜甜 王妞 李锡岚 乔丽莉
如，饮冰室主人 相关事件：公车上书， 国会请愿，戊戌变法 评价：近代大思想家， 革新家
任公之翻译观
“学”通——此“学”即专门之
学。也就是说,翻译首先要求译文 表述的内容必须是正确的。
“文”通——指“译文”的文
字、文句和全文通顺流畅。
梁启超翻译策略的选择
1.采用“豪杰译”
：
所谓“豪杰译”是指日本明治初期的政治活 动家和新闻记者身份的翻译家的翻译,他们为 了强调小说的政治色彩和教化作用,经常在翻 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改变原作的主题、结 构和人物,或者任意增删内容,这种改编式的翻 译被时人称为“豪杰译”。
近代大思想家革新家任公之翻译观所谓豪杰译是指日本明治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身份的翻译家的翻译他们为了强调小说的政治色彩和教化作用经常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改变原作的主题结构和人物或者任意增删内容这种改编式的翻译被时人称为豪杰译
中国精神之父
——鸿儒 梁启超
梁启超之小传
生卒年：1873~1929 又名：号任公，字卓
梁启超翻译策略的选择
2.采用白话文,沿用中国传统章回体格式：
梁启超翻译小说时,用的都是最易懂的白话 文与严复和林纾的古奥译文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同时,他还采用 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开篇的词牌模式和全知全 能的叙述方式。
梁启超翻译策略的选择
3.语言有明显的汉文化倾向：
梁启超译小说语言的最大特色是完全的汉 文化倾向。小说语言文雅典丽,骈散相间,且 大量使用中国典故(如引《论语》、《孟《老 子》、《诗经》),作品中的诗词完全中国 化 了,魏晋的五言古诗体也随处可见。
从实用主义出发谈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从实用主义出发谈梁启超的翻译思想作者：赵闪闪来源：《卷宗》2018年第08期摘要：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国近代历史做出了许多积极地贡献，同时也以翻译家的身份在中国的翻译史上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许多人对梁先生的认识只停留在他的政治生涯上，对于其翻译上的成就十分陌生。
虽然他的翻译著作并不是很多，但他提出的翻译思想在当时社会十分具有创新性并且影响深远。
对于他的翻译思想，在当时有过很多争议，至今也仍有人持反对态度。
但是，对历史上人物的评价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尽量保持观点的客观性。
所以本文将以当时的历史背景为主，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系统的谈他的翻译思想，希望能够以此增加大家对梁先生的多元认识。
关键字：梁启超；翻译；思想；评价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少时就以神童在乡里出名，十七岁高中举人。
师从康有为，鼓吹维新变法。
近代的著名的学者，思想家，革命家，同时也是翻译评论家和翻译史家。
与之前的佛经翻译时期相比，许多学者对晚清时期的翻译抱有不满，认为这个时期的翻译太具有功利色彩，觉得这个时期的翻译家更多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目的而非纯粹地想要发展翻译事业。
所以对这个时期翻译家的了解也没有那么深入。
因此，每当提起这个时期的翻译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严复，一提到翻译思想‘信、达、雅’便脱口而出，这无可厚非。
但是对于梁启超先生的认识也不应该缺失，因为单从翻译角度出发，梁启超与严复在当时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只不过是影响的方面不同。
与其说梁启超的翻译思想比较功利，倒不如说他深入地思考了翻译的实用性作用，并将此作为一种实业试图去挽救当时的中国。
所以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他的实用主义翻译思想。
一、提倡译政事之书的实用主义翻译思想（一）翻译政事之书的原因自鸦片战争开始，林则徐作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提出了翻译和译才的重要性，他提倡翻译西书以了解西方的情况为主，基于当时中国的需要，翻译多为科技、地理类的书籍。
梁启超-翻译强国思想
题目：论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学校学院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业班级 2009级MTI学生姓名冀菲菲学生学号21200114922010年3月1日摘要：梁启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政治的变化引发了思想的变化进而引发翻译思想的变化，梁启超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候提出了变法图强、学习西方、救国图强的思想。
本文就其翻译强国思想提出的背景揭示其主要内涵及其与当时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梁启；翻译；强国；政治；文学引言：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常被誉为“维新志士”，凸显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同时很多人也将他赞为“百科全书”似的学者，褒扬他的学识渊博。
诚然，梁启超在这两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急先锋”。
然而他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成就，往往为人忽视，那就是他对翻译西学的提倡和对翻译的独到见解。
与同时期著作等身的严复与林纾相比，梁启超的确稍逊一筹，但在翻译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上，可与之平分秋色。
梁启超的翻译强国思想，翻译文体革命及翻译文学理论，翻译的语言价值以及其翻译方法与标准直到今天也有其特殊的借鉴意义。
（一）“翻译强国”提出的背景1.社会背景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封建制度更是长达两千年之久，自清朝以来，封建制度衰落，政治危机四伏。
在经济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兼并严重；在政治上，清政府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文化上，八股文、大兴文字狱；而在外交上，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些情况进一步巩固，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因此在当时企图走军事强国之路是行不通的，因此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战败，军事强国之梦化为泡影，战争后中国国势艰危，民生凋敝，中华民族陷入极其深重的危机。
为挽救统治危机，清王朝进行了军事改革。
除此之外，面对民族和生存危机，中国的知识界和各阶层民众始而震惊，继而奋起，以不同的形式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斗争。
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几次战败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的封建制度以及各类禁锢人们思想的愚民手段，因此，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失败后，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临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变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梁启超译《佳人奇遇》研究
梁启超译《佳人奇遇》研究梁启超译《佳人奇遇》研究近年来，古典文学翻译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以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翻译的学者。
其中，梁启超的译作《佳人奇遇》在翻译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
本文将从梁启超的翻译理念、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等方面来探讨他在《佳人奇遇》的译文中所呈现的翻译特色。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翻译家，他的《佳人奇遇》是他对法国文学名著《高卢英雄传》的翻译。
梁启超在翻译《佳人奇遇》时，一方面注重忠实于原作的风格和意境，力求还原原著的魅力；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注入自己特色的翻译风格，以便更好地传达原著的内涵。
首先，梁启超注重在翻译中保留原著的一些文化和社会背景，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同故事发生的环境。
例如，他在《佳人奇遇》中译出“酒保”的时候，为了还原原著中的法国酒馆文化，他选择了“掌柜”。
这一选择不仅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意思，还使得读者更容易与故事情节产生共鸣。
其次，梁启超的翻译风格在《佳人奇遇》中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
他注重运用简洁明了、富有音韵感的表达方式。
例如，他在描述主人公的外貌时写道：“少年的身材姣好，面色红润，皮肤白里透红”。
这样的表达方式既准确地描绘了人物形象，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梁启超在翻译中也注重在形式上的创新。
他采用了各种修辞手法和格律，以增强适应性和艺术效果。
比如，在描写周围环境时，他使用了象征手法，将“绮丽”、“鲜丽”等形容词与“云雾飞舞”等动作词进行搭配，使得译文更具有美感和艺术性。
最后，梁启超在翻译策略方面运用多种方法，以实现对原著的准确传译。
他善于运用释义法、意译法等手段，保持了适宜性和可读性。
例如，在译文的某些句子中，他可以将原著的简洁句式适当拓展，使译文更加准确且符合口语表达习惯。
总之，梁启超的翻译《佳人奇遇》是他的翻译才能的杰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史上的一部重要翻译作品。
他通过忠实于原著、独特的翻译风格和多样的翻译策略，使得汉译版能够传达出原著的精髓和魅力。
梁启超君子的演讲及译文
梁启超君子的演讲及译文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
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在1914年的11月5日，应当时清华学校的校长周诒春的邀请，著名的学者梁启超先生在“同方部”为清华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君子》的演讲。
梁先生开头便阐述了“君子”的含义，指出这个词语的含义广泛，很难给出确切的解释。
在对英美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功能差异进行了简要比较后，他引述了《易经》中的“乾坤”二卦来解析他认为的“君子”。
他解释说，“乾”象征着天的运行不息，所以君子应该自强不息；“坤”象征着地的宽厚包容，所以君子应该厚德载物。
接着，梁启超先生对清华学子提出了期望，认为他们应该成为君子。
他指出，清华学子集合了中西方的优秀人才，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他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吸收新的文明，改良社会，促进政治进步。
这篇演说词后来被刊登在1914年11月10日的《清华周刊》上，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被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
原文如下：君子梁启超君子二字其意甚广，欲为之诠注，颇难得其确解。
惟英人所称劲德尔门包罗众义与我国君子之意差相吻合。
证之古史，君子每与小人对待，学善则为君子，学不善则为小人。
君子小人之分，似无定衡。
顾习尚沿传类以君子为人格之标准。
望治者，每以人人有士君子之心相勖。
《论语》云：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明乎君子品高，未易几及也。
英美教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
国家犹机器也，国民犹轮轴也。
转移盘旋，端在国民，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即我国所谓君子者。
莽莽神州，需用君子人，於今益极，本英美教育大意而更张之。
国民之人格，骎骎日上乎。
梁启超为何要选择翻译《佳人之奇遇》
梁启超为何要选择翻译《佳人之奇遇》三个原因吧。
第一，就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的文章来看，受康南海影响，其早年即对日本文化有借镜之意，一个鲜明的例子就在他1896年起发表的《变法通议》中。
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时，他曾有与日本人志贺重昂的笔谈，言及中日唇亡齿寒，希望日本可以出兵帮助勤王。
东渡以后，在同行人罗普的指导下，快速学习日语，发表《和文汉读法》（尽管其可用的范围很窄），发表《学日本文之益》。
总体来看，梁启超还是比较认可日本文化的。
第二，梁启超接触到《佳人奇遇》是在1898年东渡日本的大岛号军舰上，当时的船长随手拿给他《佳人奇遇》，显然也是经过思索的，截止到那时，梁启超还不会日语，而《佳人奇遇》使用汉文体日语写成的，如果你看过日文本就会发现，完全不通日语的人，仅仅依靠“颠倒读之”的口诀就能理解八成，这显然也是对梁启超日语水平的考虑。
第三，1898年底，梁启超正式创办《清议报》，将其译的《佳人奇遇》列至政治小说一栏，那时候梁启超已经进入日本社会了，他多半是知道当时政治小说已经不在其潮流的高峰期，日本文学界也开始有新的小说问世，但是他依然选择政治小说，这显然要与《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结合来看。
总结来说，梁启超所期待的“小说”就是“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的。
试析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
试析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他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首先介绍了梁启超的重要性及研究背景，随后分析了他的政治思想及其影响，以及他的翻译理论及其贡献。
在最后一部分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说明了梁启超在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领域的综合影响。
结论部分总结了梁启超的思想对中国思想史的意义，同时展望了未来对他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
本文旨在全面理解和探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启发。
【关键词】梁启超、政治思想、翻译理论、影响、贡献、关系、综合影响、研究方向1. 引言1.1 梁启超的重要性梁启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理论观点。
梁启超强调人民的力量和民主制度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他主张适度改良现行制度，为中国推进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翻译理论方面，梁启超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他提出了“信与达”的翻译原则，倡导对外国文明进行传播和交流。
梁启超的思想既注重理论体系构建，又关注实践应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过深入研究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发展轨迹，为今后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1.2 研究背景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和翻译理论家，对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于政治动荡和文化变革之中，人们对于国家前途和民族复兴的探讨日益增加。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成为了当时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也可以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对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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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翻译思想On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Zhang Cuiling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张翠玲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100192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和学者，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其翻译思想。
一是翻译与救国，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强国之路。
二是翻译的方法，梁启超针对当时社会上的翻译弊端提出了翻译方法和策略。
三是翻译与佛典，主要讨论梁启超对翻译文体、佛典翻译与一般文学的关系等的看法。
关键词：梁启超；翻译思想、佛典翻译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Liang Qichao, one of the greatest revolutionaries and scholars in modern China.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a strong China.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In the third par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utra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ve literature in terms of style and vocabulary.Key words: Liang Qichao; translation theory; Sutra translation1. 引言提起梁启超，多数人会首先想到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其次会想到梁启超丰厚的学术著作。
他出色的才华，超人的精力和勤奋精神都值得后辈汗颜。
他一生著述多达1400多万字①，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史学、文学、经学、法学等领域。
梁启超在翻译领域的论述也颇有见地，很多见解和看法堪称翻译理论之滥觞。
梁氏的翻译思想集中在《论译书》（收于《变法通议》）和《翻译文学与佛典》之中，细读之后，深感他对翻译本质认识的深刻，实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之瑰宝，现将其翻译思想分三部分总结如下。
2.翻译与救国梁启超（1873-1929）生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腐败没落的年代，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全国一片颓败，国破民哀。
而此时，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时期。
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发起了维新运动，他们上书朝廷、痛陈改革之必要和迫在眉睫，并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扬变法。
梁启超把翻译看作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强国第一义”，并把翻译事业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把翻译西方之书看作救国之道，看作开启民智的途径。
他在起草的由李瑞棻上奏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见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其中“开译书局”写道：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今与西人交流而不能尽知其情伪，此见弱之道也。
欲求知彼，首在译书。
近年以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译出刻成已百余种，可谓知所务也；然所译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
至于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诸事，今日所亟宜讲求者，一切章程调理，彼国咸有专书，详哉言之；今此等书，悉无译本。
又泰西格致新学、制造新法，月异岁殊，后来居上；今所已译出者，率十年以前之书，且数亦甚少，未能尽其所长。
今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论时局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不厌详博，随时刻布，廉值发售，则可以增益见闻、广开才智矣！梁启超在这里强调，想要了解西方，首要之选是翻译西方的书籍。
近年来，中国的同文馆、制造局等部门已经翻译了一百多种西方书籍，但多数都是关于艺术的，关于政治和管理的书太少，这对于中国的政体改革益处不大。
中国的教育、农业、商业、铁路、邮政等诸事的管理，西方都有专门的书籍，我们应该全部翻译过来为我所用。
而西方社会发展迅速，我们所翻译的书跟不上西方书籍更新的速度，所以他倡议设立译书馆，将西方之书分门别类进行翻译，并廉价销售，以扩大国人见闻，启迪民智。
但这篇奏章没有引起当局重视，1897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义》，在第七章《论译书》里又对翻译的作用进行了强调：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谅哉言乎！中国见败之道二，始焉不知敌之强而败，继焉不知敌之所以强而败，始焉之败，犹可言也，彼直未知耳，一旦情见势迫，幡然而悟，愤然而兴，不难也，昔日本是也。
尊攘论起，闭关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遂有今日也。
在这篇《论译书》里，梁启超开篇仍然强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强，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外国的强大，二是不知道外国为什么强大。
他用日本国的例子说明，中国要想强大，首先要了解西方，要想了解西方，应效法日本，学习西方：“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
中国人不知彼，而西方却对中国很了解。
自明朝互市以来，西人已经将中国经史记载译成了拉丁、英、法各文。
康熙年间，法国人还在巴黎设汉文馆，专译汉书。
西人比中国人自己还要更了解中国，以至于中国人还要借助于西人的著作，重新翻译过来去了解中国。
面对这种了解的不对称，这种彼知我而我不知彼的情况，梁启超指出两个解决的方法：欲救斯弊，厥有二义：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斯二者不可缺一。
”这其中，第一义让儿童自小就习西文，效果较慢，须十年以后才可见效。
而第二义，则能在数年之间见效。
第一种方法是从小就让儿童学习西文，以便长大后掌握西方的先进知识，但这种方法效果较慢，须等到十年以后，儿童长大才能实施。
第二种方法就是将西方有用之书全部翻译成中文，这种方法数年之内就能见效。
他列举中国明清强盛时期的皇帝，太祖高皇帝、太祖文皇帝、高宗纯皇帝、宣宗成皇帝等，都特别重视翻译外族文献，并说这些皇帝如果生活在当今中国，肯定也会非常重视翻译，“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
”②梁氏认为世界各文明强国莫不是受益于翻译：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
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
俄罗斯崎岖穷北，受辖蒙古，垂数百年，典章荡尽，大彼得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
日本自彬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洎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
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
梁启超认为欧洲各国，都将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翻译成本国的文字，全民学习，才有今日之发达的文明。
俄罗斯、日本也都是因为大量翻译了外国的书籍，而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3. 翻译的方法梁启超指出当今的翻译质量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当今的译者，要么西文不精通，不能将原文的深奥微妙的本义译出，要么汉文不精通，译出来的东西诘屈聱牙，粗俗鄙陋，读起来让人生厌。
要改变这些毛病，梁启超认为需从三个方面入手，那就是译本的选择、译名的统一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③“择当译之本”指的是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
外国书籍林林总总，数量繁多，译什么，不译什么，先译什么，后译什么，总要做出选择，中国翻译外国的书籍并不算少，但相对于外国书籍数量，只是九牛一毛，我们的翻译速度远远跟不上西书更新之速度。
中国官局译的书籍，多是有关兵学之书。
因为官方认为中国屡败于西方是因为西方兵法强大，所以如果能将西方的兵学学为我用，必能反败为胜。
梁启超认为这是错误的思想，西方军队强大，但强大只是果，而不是因。
“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④。
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的是其强大的原因，而不是强大的后果。
所以在选择所译之书时，应该选择其“所以强”的书，梁启超将西方这些书分成分成八大类，一一列出。
首先是西方章程之书。
因为中国的例律往往一成而不变，可行与否、奉行与否，一概不管。
而西方各种章程，都经过了几百年几代人的不断修订，所以，中国要想施行新政，应当将西方的章程，全部翻译过来，为我所用，这是第一要紧的书籍。
其次是西方学校的教材，各个科目，各个年级，都应翻译过来，让各级学校使用。
第三类是法律，因为中国新政的当务之急是修改宪法，应将西方各国的宪法、民法、商法、刑法等书，全部译出。
第四类是历史书籍，应将西方诸国的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书，选择重要的几本进行翻译，以借鉴他人的经验。
第五类是农学之书，包括种植方法、灌溉方法、畜牧方法、渔泽方法，以及各种农具的书，这些书更新速度极快，都是当务之急应该翻译的书。
第六类是矿学之书，即关于炼矿和察矿方法的书，也应补充翻译。
第七类是工业书籍，如果能广译，也是多多益善。
第八类是西方哲学，主要是古希腊哲学，为近代哲学鼻祖，应选精要部分译出。
翻译伊始，如果范围太广不能一下子同时都译出，则应当按照急需程度列出顺序。
“定公译之例”讨论的是译名统一问题。
梁启超认为翻过来的书之所以难读，是因为名称不统一。
同一样东西，书与书不一致，同一书中前后不一致，让读者眼花缭乱、不知所从。
所以梁启超认为当务之急就是编写一本统一译名的专书，把所有译名统一，让译者共同来遵守。
他对西方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度量衡、纪年的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翻译方法一一进行了探讨，并给出翻译建议，他的这些关于译名统一的理论大多为后来的译界所遵循。
具体而言，梁启超主张将佛教的内典作为当今翻译的标准进行模仿，即意译的方法，只要保存了原文本的意义，“茍其义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则可以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增减和颠倒。
“养能译之才”讨论的是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
梁启超认为好的译者应该三通：通母语、通外语、通所译之书的专门知识。
“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
”而译者的这三项才能中，又以专门知识最为重要，其次才是语言才能。
《几何原理》译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译者也都精于数学。
他引用马建忠的话，指出当今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比须自设翻译学堂，培养翻译人才。
将学堂里的学生分为两班，一班是已通晓西文的，让其每日边译书边读汉文。
一班是天资好、擅长汉文的，让其每日习读西文，入学堂一二年后以译书为其功课，这样学堂出来译成的书也很可观了，是翻译人才培养的最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