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的随意性和非随意性

语言符号的随意性和非随意性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非任意性蒲河九年制学校郑娅摘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

它是语言表达形式和内在意义的统一体，因其施指形象和受指概念没有必然联系，故而具有较强的任意性，并主要表现为文中所列五个方面。

但作为人类传承历史文明和进行交际沟通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语言符号又因具备被约定俗成的社会性全民性、其自身规律法则的系统性和文字表达上的理据性而表现出非任意和相对稳定的特点。

关键字：语言符号任意性非任意性符号就是记号，是一种物质的、可感知的对象，它在认识和交际的过程中充当另一个对象的代表，其作用是被用来获知、储存和传达关于它所代表的对象的信息。

语言无疑是一种符号，它靠声音形式和意义内容的结合表示客观外界、社会生活和精神领域中的事物、现象、性质、关系等。

语言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即符号受指与符号施指的结合。

符号受指是指概念，符号施指则是指印象形象。

两者即彼此分离，又相互对立；即互为条件，有互为依存，共同构成语言符号统一体。

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结合的统一体。

从语言的本质来看，什么样的声音与什么样的意义结合并没有逻辑基础和内在的规律。

在声音和意义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决定了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指语言符号的两个方面，即概念与音响形象之间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因果关联。

符号施指的物质形式不取决于符号受指的物质形式，反之亦然。

瑞士“现代语言之父”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这样界定“还需要注意（语言符号）任意性。

不应该让人以为符号施指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者；我们想说：它是无理据的，也就是说，相对于符号受指，即在现实中与它没有任何天然联系的符号受指而言，它是任意的。

”符号的任意性可以通过以下五方面来说明。

第一，语言符号施指与语言符号受指之间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就语言符号施指和语言符号受指之间的联系而言，只有任意性的存在。

例如，“有语言，有抽象思维，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这一意义内容在汉语中用语言符号“人”表示，然而“人”这个符号和它所表示的意义并无必然联系，可以用“人”这个符号，也同样可以用“大”“六”等符号。

同样的概念，在英语中用“human”表示，其中五个字母及其组合形式也并不与“人”的意义有任何关联。

第二，即便是语言中的拟声词，其概念与声响形式也不是一致的。

人们习惯的认为自己听到的是自然物原本的声音因此其符号形式与物质意义之间应就有某种确定的、必然的联系，而其实拟声词表达的是人们听到的自然物之声在人大脑里的反应，即概念或心里再现。

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的心理构成不同，拟声词的符号表达也不同。

例如：狗叫这一语言符号受指，在汉语中的语言符号施指为“汪汪”，在英语中为“bowwow”，在德语中为“wauwau”，在日语中为“wanwan”等，说明即便是特殊如拟声词，也存在同一语言符号受指对应不同的语言符号施指的现象。

第三，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双向的。

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仅存在于语言符号施指与语言受指之间，同样存在于语言符号施指的一方或受指的一方。

及相同的声音或符号形式在同一种语言中表示不同的受指的概念或物质对象。

例如：在汉语中“人”这个词，在表示“直立行走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这一概念时，还表示“人的品质、姓名或荣誉|”或“人才、劳动力”等概念，我们说“这件事真叫他丢人”就是指“伤害了某人的人格荣誉等”，说“我们厂正缺人”就偏向指“缺少人才或劳动力”。

在英语中“man”这一词指男人，女人用词“woman”，但“man”同时具有泛指“人类”的一般意义，如一个女人从船上落水，人们会喊“Man overboard！”而不是“Woman overboard！”。

而且不同的声音形式普遍存在用来施指同一概念的现象。

例如“小孩”这一概念，在汉语中表达为“xiaohai”（上声），在英语中为“kid”，在法语中为“enfant”在日语中为“ko”等，说明同一概念也被表达为不同的语言符号。

第四，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有空符号和语言规律例外，这正是语言符号任意性的一种必然表现和根本基础。

事物先于语言符号而存在，语言符号则先于规律而出现，所谓的语法规律、语言规律、可论证性等等都是人们对语言事实发生概率的滞后总结与归纳，所以，我们才会遭遇语言零符号现象和语法规律的例外，即因为符号施指与符号受指之间不存在任何天然的或必然的联系，语言空符号才可能合法地存在。

反过来，如果不存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命题，语言零符号和语言规律的例外就不可能合法存在。

例如：中国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会上使用的“不折腾”一词就无法在不丢失意义和信息的情况下翻译成英语。

语言规律的例外也大量存在着，某些语句完全符合语言规律却是不可接受的语言现象。

例如：我吃了一个苹果，我吃了一碗米饭，却不能说我吃了一张桌子。

第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仅存在于物质的音响形象与概念之间，而且单方面影响到语言符号受指，有反过来影响到语言符号施指与语言符号受指结合体的横向组合和线性语符列。

例如：表示人类一生成长阶段的语言符号。

汉语中有“婴儿”“幼儿”：“儿童”“少年”“青年”“成年”“壮年”“中年”“老年”等，英语中有baby，infant，kid，child，teens，youngster，youth，adult，等等。

人的一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这些阶段之间原本是混沌的，没有清晰的界限，以清晰的符号施指对应不清晰的符号受指，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由此可知。

以上五个方面，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论说“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主要针对于语言符号的施指与受指即语言符号的声音与意义间的关系而言。

但语言符号作为反映人类思维和帮助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它本身具有非任意性即稳定性的特点要求。

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世世代代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它作用于每个社会成员生活的每一方面，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人类对语言的依赖性远比我们想象中重要得多。

离开语言符号，我们甚至无法进行工作学习和生活。

这就决定着语言符号在作为人类历史传承和现实沟通的重要工具中具有无可替代和无法任意变更和革命的特点。

这也使得我们研究语言符号的问题，必须将它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

而在社会环境之中语言符号并不享有其他制度的自由性或者说语言符号的在制度的自由度上并不比其他制度高。

这点关系到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间的平衡问题，索绪尔这样解答到“比方说语言的变化同世代的交替没有联系，因为世代并不像家具的抽屉那样一层叠着一层，而是相互混杂，相互渗透，而且每一世代都包含着各种年龄的人。

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一个人学会自己的母语需要花多大的力气，从而断定全面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即语言符号制度和社会其他制度不同于语言符号具有更强的传承性和现实性。

而且，要整个社会全面停止使用语言而对其进行修改也是不可能的，首先，正如前面所说，既然语言符号的声音与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说“人”为“人”和说“人”为“大”对于符号的使用者来说并无本质差别，及变更语言符号是不必要的。

索绪尔这样表达“语言的实践并不需要深思熟虑，说话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意识到语言的规律，他们既然不知道，又怎能改变呢？即使意识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语言事实差不多不致引起批评，因为任何民族一般都满意于它所接受的语言”。

其次，变更语言符号也是不可能的。

正如索绪尔所说“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

这点超出了其他的任何考虑。

语言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每个人的事情；它流行于大众之中，为大众所运用，所有的人整天都在使用它。

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法把它跟其他制度作比较。

法典的条款，宗教的仪式，以及航海信号等等，在一定的时间内，每次只跟一定数目的人打交道，相反，语言却是每个人每个人每时都在里面参与其事的，因为它不停地受大伙儿的影响。

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

”其次，语言符号的非任意性还表现在语言符号的系统性上，即语言符号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并形成一个系统的。

系统，是指由若干有关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语言就是一个由各种要素和单位构成的十分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系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秩序，体现在内部各符号的关系与规则上即组合和聚合。

语言的组合关系是一种现实的、有顺序的、可数的横向关系，在语音系统中，音素间、音位间、音节间、语流间都有一定的组合关系。

某一语言符号总要与其他符号联结，可以相互联结的语言符号之间存在着组合关系。

如“名词+们”是一种组合，“数词+量词+名词”是一种组合。

就具体的词而言，又有其特定的词与之形成组合关系，可以说“同学们”但不能说“石头们”，可以说“一头牛”但不能说“一头马”。

聚合关系是一种联想的、无顺序的、不易精确数出来的纵向关系，在语义系统中，义素和义项之间也有一定的聚合关系。

语言符号可以根据共同特点和其他成分形成聚合关系，如在语音中“a”“o”“e”可形成原音聚合体，“和”“合”“盒”“河”等可形成同音词素的聚合体。

语言符号的组合和聚合关系是对语言符号随意性的制约。

我们在组合符号时，不但要求每个符号都符合强制不变性，而且符号和符号之间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律和法则。

一个符号进入符号系统以后，它就要受到该系统其他成员的制约，语言符号也是如此，按照某一语言的结构体系组成的话语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最后，而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也具有非任意性的特点。

索绪尔把世界的文字分为两种体系，“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

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

文字符号的创造旨在表意涉事，以某符号指某事，必不会毫无规律。

符号本身也有其法则。

从构造上说，我国文字符号的六种造字法为象形、指事、转注、假借、会意、形胜。

象形是使用笔画去描刻物象，如日月水火山土石口门宫等；指事，许慎说“视而可识，察而见意。

上下是也”；会意造字法中，人言为信日月为明两手为友等；形声造字法中，街坊的坊就是一个地方，土旁就是这个意思，方字表音……如此看来，汉字符号在构造上具有较强的依据性，并非任意而为，而是因事而造。

并且，人们创造了文字并用它把语言记录下来，就形成了一种书面语言。

这种书面语言和口语一样具有社会性和全民性。

因此，文字这种书写符号也要有社会约定俗成，为社会公认和使用。

文字符号一旦被社会公认后就具有稳定性即非任意性。

文字符号不能经常变动，否则，就不能发挥它辅助语言进行交际的作用。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非任意性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正因为语言符号具有施指和受指即语言所表达的概念和意义上的任意性，才导致其必定被社会约定俗成并形成其内在的规律法则而且固化其文字表达构造，最终具备非任意即稳定的特点；又正因为语言符号具备了社会的系统的和文字表达上的非任意性，才使语言符号作为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的本质意义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