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维新思想与大同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一)
康有为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比较_曾勇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 2005年5月Journal of Sichuan No 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 n)Supplement M ay,2005康有为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比较曾 勇(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 近代以来,面对中国要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在这期间,他们试图将社会化大生产与传统大同理想相结合,建设一个人间天堂。
康有为和孙中山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他们大同思想的差异,以回顾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最初历程。
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他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既保留中国古代儒家学者所设想的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又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这样,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再是对古代儒家大同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体现了近代中国时代特征的社会理想。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所创立和发展的三民主义学说是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民生主义是其中最显示阶级特征、最体现时代特色的内容,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1] (第九卷,355页)“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1](第八卷,324页)他真诚地希望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幸福的乐园。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既是他的终极社会理想,又是民生主义的集中体现。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大同书》中,而孙中山没有描述大同社会的专著,他的构想散见于他对民生主义的一系列论述之中。
本文就对他们的大同思想内容作如下四个方面的比较。
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康有为主张实行彻底的公有制:“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
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
”[2](282页)“太平世人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
康有为大同思想探析--------贵州师范大学 黄娟
康有为大同思想探析摘要：大同思想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其著作《大同书》中。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对未来的大同社会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作了精心的设计，给人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远景。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集中地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对人权民主的要求，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革命斗志，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思想大同社会康有为（1858年—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
他是中国第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袖。
其思想丰厚博大，最有影响力的是他在《大同书》中倡导的大同思想。
他的这一思想给人类社会的未来描绘了一幅无私产、无阶级、无家庭、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画面，给灾难深重的近代国人以奋斗的信心和美妙的憧憬，起到了振奋人心的进步作用，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一、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在19世纪末期形成的，是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反映，也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表现。
（一）大同思想产生的背景康有为出身于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受到严格而系统的儒家传统教育。
他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结果却惨遭到失败。
他曾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考察西方各国情况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千孔百疮，弊病很多。
既然封建社会已腐败不堪，资本主义社会也并不理想，这就促使他去寻求另一个更理想、更美好的社会，大同思想应运而生。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汲取了中西方文化的精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大同”的思想源远流长。
随着西学传入中国，康有为开始接触西学，广泛涉猎西书，阅读西书译本，特别是反映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和进化论的思想材料，使他大开眼界。
浅析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浅析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作者：王昭颖崔宇来源：《法制与社会》2020年第02期关键词康有为大同思想理论价值现实意义作者简介：王昭颖、崔宇，河北大学政法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2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 ; DOI：10.19387/ki.1009-0592.2020.01.234（一）时代背景——内忧外患和救亡图存作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在它生命即将终结时，也曾尝试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拯救最后的自己，从而掀起了一系列社会改良运动。
经济上，1861年的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上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但是，当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列强一次次的侵略时，所做的只能是签署更多的丧权辱国条约，更多的割地赔款，使原本就虚弱不堪的它又一次受到冲击。
政治上，无数仁人志士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开展百日维新运动，却以戊戌政变的失败告终。
一次的失败并没有让康有为放弃，随后他便又重新寻找另一条救亡图存之路。
思想上，伴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许多自然文化科学技术等思想一拥而入，极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制度和思想文化，新的思想文化在中国快速传播。
由于传统儒家思想在近代的无力表现，康有为也注重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
（二）理论来源自鸦片战争始，清朝内忧外患，国将不国。
在此大的时代背景下，浅析康有为大同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儒家传统文化——民本思想和《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康有为成长在一个“世以理学传家”（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在“圣贤正道”的严格教诲下以“经世致用”的态度忧国忧民。
儒家传统文化对其大同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本思想，他坚持以民为本，批判压迫和剥削最底层劳动人民的封建专制制度。
略论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
略论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摘要作为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产物扔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可略分为必变大变速变论、君权变法论、变于下论和兴民权论。
它们回答了变法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基本方式和最终目的等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关键词康有为维新变法指导思想一、康有为维新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日战争更加深了半殖民地化，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这时，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阶层中逐渐分化出一批比较开明的有识之士，康有为就是其代表之一。
民族矛盾的尖锐加速了他们政治上的觉醒，战争失败刺激了位们去求索。
他们逐渐认识到形势的危急与局面的严峻，感觉到“国势危蹙，祖陵奇变”，“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
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占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乱匪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1。
正是这种“外患内乱”从根本上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
整个社会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局势。
所有这一切，都使封建统治者面对这民族危亡，社会危机感到无能为力。
洋务派从事的“自强”、“求富”事业，徒耗巨资而未见卓效，甲午战争使更多有识之士在事实面前认识到单靠办洋务并不能拯救民族危亡。
要拯救“大清”，只有先拯救民族危亡；要拯救民族危亡，则必须从政治上改革内政；不改革国内现状，就无以生存，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泰西之国，一姓累败而累兴，盖善变以应天也，中国一姓不再兴者，不变而逆天也。
夫新朝必变前朝之法，与民更始”。
○2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使爱新觉罗氏继续维持其统治，为使地主阶级政权不至于被资产阶级政权所替代，封建统治阶级只有采用一种新的统治手段，通过一条新的途径来改革现存的腐朽的官僚机构，给暮气沉沉的封建政权增添一点生机。
是“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以致于“内溃外侵，朝不夕保”，还是奋发维新，“以图自强”呢？○3康有为鉴于形势的紧迫，国家的危亡和现实的刺激，痛切感到:大清王朝再也不能照原样生存下去了，必须立即实行改革。
对康有为《大同书》的细读分析
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同”社会构想----对康有为《大同书》的细读分析一、康有为与《大同书》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
作为康有为代表作的《大同书》，可以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学人，首次尝试设计理想中世界的状态。
在这个世界性的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种族、没有阶级、没有家庭、私有制消失、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人类过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文明生活，这就是康有为设想中的大同社会。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 太平世大同之道也。
”“公者, 人人如一之谓, 无贵贱之分, 无贫富之等, 无人种之殊, 无男女之异。
分等殊异, 此狭隘之小道也。
平等公同, 此广大之道也。
无所谓君, 无所谓国, 人人皆教养于公产, 而不恃私产, 一内外为一, 无所防虞, 故外户不闭, 不知兵革,此太平之道、大同之世”，康有为在1884年撰写的《礼运注》中, 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的基书轮廓。
对于生活在封建社会三纲五常中的人而言，大同社会表征着希望和美好。
虽然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社会的路”，但其大同设想是康有为早期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其中的很多设想都很先进也很具体，不仅在当代具有进步意义，对现代执政者设计未来发展道路也仍旧有很大的启发性，集中表达了先进的中国人对平等民主的要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同时也代表着以康有为为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智慧和胸怀，就像康有为本人所说的“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因而这本书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思想价值上都有被仔细研究的必要，篇幅关系，本文着重选择个人觉得重要且有兴趣的几个关键点进行分析。
二、重点问题研读1、康有为大同思想与儒家传统思想的关系是什么？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大同书》“混合公羊家三世说、礼运篇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说、卢骚天赋人权说、耶稣教博爱平等自由说，还耳食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学说，幻想出一个‘大同之世’。
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摘要】《大同书》是康有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作，闪耀着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异彩和奋进。
求索的战斗精神，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系统的政治哲学论著之一，《大同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认识水平。
以《大同书》为代表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为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人建构出一种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为寻求现代转型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精神家园，并尝试着将中国文化价值世界化。
而这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和谐思想、素质教育、价值观的选择等各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大同思想西方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平等观教育思想价值观一、历史背景（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剧19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是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
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进程，同时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的统治也摇摇欲坠，社会危机日益加剧，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二）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是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一些有见识的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和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也逐渐接受了近代的政治价值观念。
戊戌维新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过程，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系统的政治哲学论著之一，《大同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认识水平。
（三）中国人自立自强近代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在抗争中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
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主要由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他们企图采取不留些的和平手段自上而下进行改革，通过君主立宪的道路，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浅析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浅析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摘要：康有为大同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未来的构想，长期以来人们对康有为的研究集中在对《大同书》的研究，忽视了他大同思想的形成过程，由此很难对其大同思想做出科学的评价。
为此，文章在阐述康有为大同思想产生时代背景的基础上，从人无私产，经济公有；人人平等，政治民主；无家无国，社会和谐几个方面具体分析康有为所描绘的大同世界，并分析康有为大同思想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思想；影响引言康有为是中国清朝末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是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并组织编写了《大同书》，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和中国文化思想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大同书》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资料，其中所体现的大同思想是康有为思想体系最具特色的组成内容。
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产生拥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且和他个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等存在密切的关联。
为了能够更好的深入理解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基本内容，文章现就康有为大同思想形成的具体内容、形成过程、发展等进行探究。
1.大同思想和《大同书》产生的时代背景1.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剧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加剧，特别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朝政府部门在日本的逼迫下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一不平等条款的签订加剧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激发了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野心和欲望。
面对强烈的民族危机，清朝政府通知也变得岌岌可危，社会危机加剧，人们的生活十分困苦，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思想来摆脱残酷社会对自己的侵害。
1.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是在西方先进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伴随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开始认同思想的思想，也逐渐接受了近代的思想政治理念。
明治维新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化发展和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大同书》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政治论著，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民主思想的认识。
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哲学浅析
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哲学浅析作者：司永慧来源：《消费导刊》2018年第01期摘要：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在19世纪末期形成的，他所著的《大同书》，主要体现了他愤世嫉俗的社会现实批判思想和空灵玄妙的“大同”世界理想。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思想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但又是超越时代的文化晶体，其中不乏合理成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思想哲学意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突出的理想重镇，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试图建立一个雄伟广阔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在彻底和激进的社会原则上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斗争完全无关，是一种悬在空中的单纯的相信和展望。
虽是空想，但仍具有哲学意义值得探讨。
一、大同思想的哲学基础康有为早期的大同思想是在中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当时的陆王心学是影响他的一个方面，还有佛教哲学的传入都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也影响着康有为的思想进程，使他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现实背景下写作了《人类公理》这本书，在学界，很多人认为《人类公理》就是康有为《大同书》的最初版本，然而这并不是十分贴切，可以说《人类公理》反应了康有为的某些大同思想，但是很不成熟，还不全面，只是他思想的一个阶段。
继《人类公理》后康有为提出“三世”说，这一时期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今文经学，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
而这两种思想根源是基于康有为所处的历史时代及环境而决定的。
一方面，康有为自幼接受封建传统道德教育，形成坚固的封建道德观念；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内忧外患的客观社会环境，救亡图存思想正在积极唤起民众意识，西方一些先进思想也随之传到中国。
正是这两方面的影响下，康有为把传统儒家的“三世”学说进行加工改造，形成具有社会进化学说的新的“三世”说。
这一学说具有浓郁的道德色彩，而“三世”学说也正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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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有为维新思想与大同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一)
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中，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关系尚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而这一问题却直接涉关到对康有为思想体系的总体把握和他一生政治行为的评价。
无论是维新思想的研究还是大同思想的研究，学界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充分肯定了变法时期康有为政治和学术思想的进步性，高度评价了大同思想的价值，同时也批判了康有为在变法后保皇保教反对革命的思想和活动，并由此认为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渐趋复古与保守。
显然，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上存在着隔裂其思想发展的一贯性、理论基础一致性的倾向。
正确理解康有为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共同哲学基础和逻辑关系，把其现实政治主张和未来理想看作是他自身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正确评价康有为后半生的政治行为和思想发展无疑是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
一、价值心态与学术思想的发展
康有为早期的经历表明，从启蒙到思想的形成，康有为都是在“经世”思想的指导下积累知识、寻求救国之道的。
“经世致用”和“微言大义”是康有为儒学思想的鲜明特点，严格的说在这一传统思想中所经的“世”、所营的“天下”就是现实存在的社会和世界。
在表达对现世积极投入的背后隐含着康有为个人价值心态的形成及其变化，这又促使康有为把探求解脱之路的眼光从现世延伸到了未来。
应当说，康有为“经营天下”的大志，在他的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他的著述中也有着充分的表达。
然而，这一“大志”在价值心态的引导下继续发展，以至变成了“经营全球”的境界。
因此，康有为的未来理想与现实中的政治主张是密切相关、互为一体的，反映了他思考人生和社会由浅及深的思维轨迹。
康有为自称“吾家自九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
”①意即他把自己看作是传统精英集团——士人的一分子。
“士”在古人心目中是以知识和才智著称的知识阶层，孔子使用士、君子和圣人不仅表示地位、等级、出身、智慧，而且还赋予了他们以道德精神典范的内容，他描述的“士”都是肩负重任，不以物质享受为意而以经营天下、显现大道、追求高尚情怀为目的的人物。
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因此，孔子把士的社会责任看得沉重而艰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孔子对社会知识阶层的规定和描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历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怀，渴望和积极参预治理天下的活动，自觉地用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完善其外在形象。
而所谓士大夫主要是指由儒士而官员的社会精英集团，他们通过从政的实践把儒家的思想贯彻于社会。
由士到士大夫，由研读思考到决策治国，士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是成为“君子”。
事实上先秦诸子无不崇尚圣贤，诸子心目中的圣贤是人中之杰，大致指两类人，一是具体的圣人，即历史上存在过的圣人或虚拟的圣人；二是指理论化的圣人，即原则的人格化，表现为一种抽象的道德人。
在宋明理学中，圣人渐渐失去了其现实和历史品格，积淀为一堆抽象的政治伦理原则。
在理学家的笔下，“圣人”成了“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象”的天道的显现者和实践者。
①显然，圣人是超然于世的人，体现天道的人，忧苦难而解民倒悬的人。
总之，文化传统中崇尚圣贤的传统，由士人向士大夫、君子、圣人转移、升华、抽象的实践轨迹，无不对以研究经典、专好宋明理学的康有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应该说，士大夫情调乃是康氏学术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从自编年谱中可以看到，四十年间，他所读、所注、所著之书以儒家经典、正史、历代会典、圣训及儒学各代名家之书为大宗。
特别是从朱次琦习儒后，进一步促进了他自视“圣贤”心态的形成。
他自称：“于时捧手授教，……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
从此谢绝科举之文，士芥富贵之事，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
......于是倜然自负于众以不朽之业。
”②早年的读书生活使天资聪慧的康有为学贯古今，超然于众人之上，确立了经营天下的大志。
可以说从九江先生游，使他明确了自己的价值目标，并
自以为已近乎实现了“圣贤化”的追求。
总之，康有为自视圣贤的价值心态，一方面表现为对历代圣贤的崇拜、向往和追随，另一方面又具体化为他个人的现实行为和思想表现。
这是他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动力源泉，也是他探求未来的出发点之一。
他以圣贤的眼光看待中国，试图效法古代圣贤，在时代巨变的历史条件下寻求一个使世人“至公无私，大同无我”的境界，以此来解民于倒悬，解世人于倒悬，应当说，圣贤心态是康有为经营天下和构筑大同蓝图的共同动机。
在康有为圣贤心态的酝酿成熟过程中，由于他对佛道经典及西方科技知识的涉猎，又使他进一步萌发了具有宗教意味的“救世主”式的价值心态。
宋明以来，在文化思想上长期对峙的儒释道三家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的“心学”，皆不同程度地融合了佛教禅宗的“心性之学”，它不仅建立了“心性一理”的道德本体论，而且精心设计出一整套通过“知礼成性”或“穷理尽性”的道德实践修养，而达到“心统性惰”、“成圣诚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格理想境界，为现实社会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个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
三教合一的趋势，必然会影响到理学家对圣人的理解，应当说这时的“圣人”已包含着“佛”、“仙”的意蕴。
因此，宗承程朱陆王之学的康有为，在佛道典籍的诱使下很自然地会发生价值心态的转移。
儒释老毕竟是通过不同的图径干预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无论儒家圣贤、释家佛祖，还是道家神仙，普遍都有匡世济人、渡救众生、为人类指点迷津的作用，从这一点而言，三教志趣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化传统中浓郁的“救世主”企盼对康有为具有深刻的影响，使他自觉地靠向这种超时空的理想人格，并在自己的实践中树立了更高的价值追求。
求学中康有为曾潜心研读佛道典籍，竟至“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
”③苦闷游思中的康有为逐渐认识到“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于是他“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始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概。
”①佛教的世尊自然是普渡众生的救世主，康有为对宗教典籍的研究，不但没有厌弃尘世，反而进一步坚定了“经营天下”的志向，并由向古代圣贤看齐，转向与“世尊”比肩，这不能不看作是他的价值心态的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被康有为大量涉猎的西学并没有改变他的士大夫情调，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救世心态。
在他所接触的西学西器中，给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西方传入的显微镜，它的功能使康有为对世界万物的生生灭灭有了一种新的宏观思考，他曾说：“吾二十七岁时，曾观一佳显微镜……，夫血轮与微生物，吾所不能见者，其大已如是不可测。
然则小者之不可谓小也。
然则吾所见为大者，其果可信为真大乎！”②显微镜使他领悟到世界万物都是相对存在的，大小并无绝对的界限，“今之以天为大者，安知不更有巨物以吾天为血轮，为其微生物乎？巨物之外天，又以巨物为其血轮或微生物”，鉴于他认定万物均“大小若一”，“盖知大小之无定而无尽也。
”③对于时间的相对性也渐有领悟，“日光之来照吾也，已阅二十年，电力之行也，一瞬已二十八万里，乃悟所谓亿万年者，真顷刻也，而吾之顷刻，乃他物以为亿年者也，乃悟长短久暂之无定而无尽也，”④自然科学的知识使他的胸襟为之一开，超然于人世天地之上，仿佛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尽在股掌之间，“故观天地甚小而中国益小，视一劫甚短也。
于是轻万物，玩天地，而人世间所谓帝王将相富贵穷通寿夭得失，益锁细不足计矣。
”⑤可见，科学知识使他产生了某种虚无的倾向，强化了他的救世主心态，他曾说：“天地生于世极之中，至渺小也，人生于天地之中，又渺小之至也。
以为身则七尺，以为时则数十年，而又疾病困之，境遇限之，少嬉老衰，蚀之蠹之，中间有为之日亦几矣。
”⑥对人生苦短的体认，使他更加确信芸芸众生处于“苦难”之中，促使他自觉地以牺牲个人的尘世功利为代价救众生出苦海为已任。
对康有为而言，由圣人心态向救世主心态的转移并没有完全背离“士大夫”的价值追求，作为康氏学术基调的儒学实际上也隐含着隐居避世的意识。
儒家强调入世，但是有条件的，即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因此儒家思想也含纳着劝人出世隐居的思想，孔子就主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由此我们发现，康有为对儒学之外的佛学、道学和西学的探讨与
他的“圣贤”目标并不矛盾，而是在新的基点上融合发展为救世心态，各种知识融于一炉，沿着“士大夫”传统基调扩衍，从而形成了源于士大夫又不完全等同于士大夫的学术特点和思想特征。
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他积极地上书言事，参预变法；同时又穷思极想地构筑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
康有为学贯东西，这才使他产生了超然于古今中外的名哲先贤之上的心态，诚所谓：“荟东西诸哲之心肝精英而酣沃之，神游于诸天之外，想入于血轮之中，于是登白云山摩星岭之巅，荡荡乎其鹜于八极也。
”①由追求圣贤化到救世主心态的形成，使康有为不但要“治国平天下”，而且还要“救众生脱苦海”。
未来构想是现实政治思想的延伸；而现实政治思想又是通往“极乐”的必由之路。
在这种价值心态和取向指导下，两者互为表里，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解决人类苦难的不同方案，圣贤心态指向治国平天下，可以看作是积极从事现实政治改革；救世主心态指向未来大同社会，是根本解决人类苦难的归宿，两者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