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治制度

百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主发展史。陈独秀曾指出：“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致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事实求是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承认，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历史。实现国家民主化是近代中国的主题。在百年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中国人付出了巨大艰辛，留下了鲜明足迹。

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历史。实现国家民主化是近代中国的主题之一。

一．关于民主问题在思想认识上的变化。

1．19世纪40到60年代，鸦片战争后，国门渐开，中国人对民主政治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

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议会。书中写道：“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魏源是中国称赞民主制度的第一人。他指出，美国“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

2．19世纪70——80年代，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有识之士对民主的认识越发深入。

第一，明确民主是立国的根本。郭嵩焘最先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1875年清廷关于海防的讨论中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他在出使英国后进一步认识到民主的决定性，他在1877年12

月22日写道：“计英国之强……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此其立国之本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

第二，倡导“君民共主”。用君主立宪制取代中国专制制度，是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民主思想的主流。郑观应在成书于1875年的《易言》中介绍了泰西列国的两院制，建议朝廷“仿泰西之良法”，实行君主立宪。第三，主张“开设议院”。1883年，翰林院编修崔国因在《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中，向清廷强调“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他主张由王公大臣组成上议院，由“各省民间公举之人士”组成下议院。

二．关于民主政治在实践上的探索。

1.清朝片面的改革：洋务运动

专制国家的特权阶层极少有人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了维护专制统治，他们往往拒绝或拖延政治改革。

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在外国的坚船利炮和太平天国的打击下，对中国器物技艺的落后体会深刻；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特权受到减损和制约。于是，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一方面固守专制制度，一方面努力“师夷长技”，发动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取得了辉煌成就。从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崛起了一批现代军事工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经济改革运动，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开端。然而，1895年甲午战争，大清国却被曾是自己学生的“蕞尔岛国”日本打败，显然，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自强

来。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即只变“用”而不变“体”。其实，不管中学还是西学，其“体”与“用”，即制度与技术，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正在于其“脱亚入欧”，即摆脱中国儒家文化和社会体制的影响，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既变“体”又变“用”。

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固守“中学为体”，拒绝民主体制，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

2.戊戌变法――中国民主化的首次尝试

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延续和发展。甲午战败的事实昭示中国先进人士：强国的根本在先进的制度。要救国必须抛弃片面的经济改革模式，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有鉴于此，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先进人士掀起了一场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的领袖是光绪皇帝。重要推动力量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知识分子维新派。他们接受了民主的观念和价值，严厉批判专制制度，以激昂的姿态力倡走明治维新之路，实现中国的“全变”、“速变”。维新派从“中国风气未开”的国情出发，创办报刊，建立学会，传播民主自由思想，团结民主力量，为戊戌变法扩大了社会基础。他们的言行，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向全国宣告变法。戊戌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它是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年专制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体制创新活动，可谓“系中国数千年政治之变”。

戊戌变法是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推动中国进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首次实践。光绪皇帝为变法舍身被囚的精神，使他不愧为开创中国数千年政治之变的首位皇帝。“戊戌六君子”则是中国为民主牺牲的第一批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国民主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激励后人为民主奋斗的永恒动力!

3.预备立宪――中国呈现民主社会的雏型

从1905-1911年，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预备立宪。

清末预备立宪是中国两千年“秦政”走向“宪政”的开端。它承认了代议制、民众的基本权利、地方自治等，使中国单纯的专制制度不复存在。不论清廷主观动机如何，预备立宪在客观上使舆论监督、分权制衡日益发展，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日益扩大。这些使中国整个社会制度向着民主化方向迈进，中国社会成为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完全的民主社会。

4.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

辛亥革命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旗帜，结束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其民主程度虽比不上今天的台湾，但却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公民所享有了较为充分的结社自由。至1913年底仅政治类的党团就达312个。言论自由得到一定保障。公民可以自由发表政见，报纸可以刊登抨击政府的文章。北洋军阀混战”是事实，应予否定，但其次数和规模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可比性。事实上，倒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民主的进步，推动了社会全面发展。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近代史著都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

5.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启蒙运动，其初衷是向中国人灌输现代公民和自由、法治、宪政、理性等基本观念，为建立真正民主国家奠定牢固思想基础。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比较宽松的统治，则是新文化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为了实现民主思想的启蒙，新文化运动高擎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强调，专制是民主的对立物，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除了指普及科学常识外，其核心内涵是指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指现成的理论学说。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科学的思维方法是从以圣贤、经典和尊长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性逻辑”中解放出来，不盲从一切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凭借理性和良知自由地思考。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使中国人从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使民主和科学成为国人永恒的话题和追求。

6.联省自治运动――中国联邦主义的实践

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志士仁人依据大国实行民主的普世性原则在中国进行的联邦主义实践。

联邦制是限制权力保护个人自由的制度。按照民主宪政的理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权力进行横向制衡，即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一是对权力进行纵向制衡，即实行地方自治制度。联邦制的根本价值是通过纵向制衡，约束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民主的贯彻。联邦制把权力合理分布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使社会形成多个政治中心，从而消除了绝对的权力并降低了权力滥用的可能性。

中华民国建立后，联省自治运动生机勃发，终于在1920－1925年间形成声势浩大的联省自治运动。北京政府支持联省自治运动。1920年11月17日北京政府宣布筹备地方自治，此后颁布了一系列地方自治的细则和条例。

7.三三制政府――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三三制”原则是毛泽东在1940年3月6日写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即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

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虽处领导地位，但不是一党控制和包办。

中国共产党并不局限于“三三制”政权，其领袖要求全党要为实现“自由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的中国”，是普选产生的，以三民主义和民有、民治、民享为原则的，以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为特征的新中国，她包容了今天所言的民主的一切“普世价值”!

8.“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的召开

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达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等共识。1943年9月8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宣布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

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极大推动了制宪和行宪的进程。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普选，是中国人自由行使神圣选举权的标志。行宪后的国民政府虽仍由中国国民党执政，但其性质是经过民选的执政党，已非先前训政意义的党。 60余年过去，《中华民国宪法》已在台湾生根发芽，台湾终于实现了民主政治。

9.共同纲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普选产生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其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这一条如能贯彻，将保证新中国成为真正民主国家。

百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主发展史。陈独秀在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指出：“民主是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1940年11月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重申：“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致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事实求是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承认，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在百年中国近代史中，国人在民主威力远不如今天明朗、国内外环境危机四伏的条件下，抓住民主这一立国之本，努力推动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在他们的推动下，用民主取代专制成为国人的迫切愿望，中国终于踏上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大道。

我们感谢历史为中国树立起民主化进程的参照坐标，给了后人鉴往知来的机会。只是努力追求民主的近代先贤们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不仅自由民主之花未能在中国大陆盛开，甚至连民主的普世价值都遭到了排斥！面对近代先贤，今之官员、学者是否应感羞愧?！